(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宋江这个人物形象，在金圣叹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问世之前就褒贬不一，褒者如李卓吾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大赞宋江：“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1]172贬者如徐复祚在《三家村老委谈》中斥宋江为“盗魁也，王法所不赦”。[1]196又如明无名氏在《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中，直言：“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学，真强盗也。”[1]185

崇祯末年刊刻出版的《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以下简称金本《水浒》)甫一出版，就获得了当时读者的喜爱。金本《水浒》相较于其他的百回本、百二十回本《水浒传》，最大的区别是它削去了大聚义以后的文字，同时金圣叹那激进的“独恶宋江”的观点也是金本《水浒》的一大特色，深深加重了一般读者对宋江形象的反感。结合时代背景，对他“独恶宋江”的观点做出进一步阐释。

金圣叹对《水浒传》底本的批评，并非一般的注解，而是包括对书名、作者、文本的全盘修订，每一处的修订都包含着金圣叹浓厚的主观色彩，所以其有别于旧本《水浒》之处，就愈加有了探讨的价值。在对宋江形象的改动与评议中，金圣叹流露出了对晚明这一时代的强烈不满，这也为金本《水浒》注入了社会批判功能。

一、宋江“权诈”与明末伪君子

明末清初的社会环境极为复杂，谢国桢在《增订晚明史籍考》的自序中就曾说：“万历天启之时，客魏擅政，门户纷争，横征加派，水旱荐臻，于是农民群众揭竿而起……”[2]政局混乱，社会出现了两个差距悬殊的阶级，“一个是荒淫无耻的专务享乐的上层阶级，上自皇帝，下至市侩，莫不穷奢极欲，荒淫无度……在另一方面，另一阶级的人，却不能不卖儿鬻女。”[3]431、453上层阶级之所以能“穷奢极欲，荒淫无度”，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和新商品的层出不穷，“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明中期以后，社会风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臣僚士庶之家竞相骄奢淫逸。靡丽奢华之风相率成习。”[4]在这种风气影响下，晚明士人 “读书取科第，做官要贪污，居乡为土豪。”[3]371这是金圣叹所不能忍受的。金圣叹虽然思想激进，性格乖张，骨子里却是个非常传统的文人，他曾在《圣叹尺牍》中将自己与杜甫的关系比之于孔孟，用“代圣贤立言”的观点来阐释杜诗，可见他的赤子之心。他要借批评《水浒传》，来揭开这些自私自利的士大夫的丑陋面目。

金圣叹将宋江视为士大夫之流，与其他的好汉有别，比如，他认为宋江的出场是作者精心安排过的：“一百八人中，独于宋江用此大书者，盖一百七人皆依列传例，于宋江特依世家例，亦所以成一书之纲纪也。”[5]196此后，金圣叹从忠、孝、义三个方面，全面否定宋江，而这三点，恰是小说中宋江赖以成名的根本。譬如说他的绰号之一就是“孝义黑三郎”，而“忠”，更是宋江常在嘴边的说辞，当然，这也是程朱理学浸淫下，当时社会对于“好人”的标准定义。这表明，金圣叹批宋江，实乃批当世冠冕堂皇之辈。比如说，金圣叹将宋江私放晁盖这一行为，视为“必不能忠义者也”，乃“通天大罪”[5]193。后来宋江发配江州，路遇花荣，当花荣要为他开枷之时，宋江一本正经地拒绝：“贤弟，是什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金圣叹于此嘲道：“宋江假！于知己兄弟面前，偏说此话；于李家店、穆家店，偏又不然。写尽宋江丑恶。”[5]409这是对宋江“忠”的驳斥。

金圣叹为了否定宋江的“孝”，不惜修改文本，如第二十一回写道“(宋江、宋清)……都出草厅前，拜辞了父亲，只见宋太公洒泪不住，又分付道，你两个前程万里，休得烦恼。”[5]244而在容与堂本《水浒传》中，则是“(宋江、宋清)……都出草厅前，拜辞了父亲宋太公，三人洒泪不住，又分付道，你两个前程万里，休得烦恼。”[6]309金本中是宋太公一人洒泪不住，看上去似是宋江弃老父于不顾，而容本中“三人洒泪不住，”则说明宋江父子感情深厚，并未因宋江触犯刑法而受到太大的影响，两相对比，可见金本中的宋江冷面无情，绝难称得上是孝。至于宋江之“义”，金圣叹也是连批带改，将晁盖之死作为否定宋江之“义”的杀手锏，当愤怒的晁盖执意要下山攻打曾头市时，金圣叹删去了宋江对晁盖的一再劝阻。并批到：“上文若干篇，每动大军，便书晁盖要行，宋江力劝。独此行宋江不劝，而晁盖亦遂以死。深文曲笔，不寒而栗。”并不忘提一句：“俗本妄添处，古本悉无，故知古本之可宝也。”[5]688金圣叹还在第五十七回回评中发表长篇大论，历数宋江有十大不可为“忠义”之处，其中不乏“杀官长则无不坐以污盗之名，买百姓则便借其府藏之物”[5]665等诛心之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谓彻底颠覆了李贽所谓的“忠义如宋公明者也”的说法。

吴子林先生在论及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政治批评时，就金圣叹“独恶宋江”这一点发表了这样的见解，他说：“仔细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实际上，金本《水浒传》针对宋江作了大量的‘改写’工作，或是‘订正’了几个字，或是置换了人物，或是大量地删除文字，其目的，显然是要有意识地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区分开来。这些‘改写’再配之以金氏‘言之凿凿’的批语，便把容与堂刻本《水浒传》中的宋江，从忠孝两全，重义轻财的好汉英雄，‘修整’成了一个权诈、虚伪的强盗和阴谋家。”[7]从上面的评述也可以看出，金本《水浒》与容本《水浒》之间的差距，不是简单的版本之间的文字脱漏或者讹误，而是作者处心积虑的修改，两个宋江不啻云泥之别。那么金圣叹这么做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这正与金圣叹本人的性格及其所处的时代相关，前文已述及，金圣叹所处的晚明时代，以吴中为代表的商业发达地区，大兴利己之风，当时的社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出于对商人阶层奢华生活的艳羡，士人们甚至提出了“士商异术而同志”的观点，于是发生了“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个矣”[8]的状况。他们本着“金钱至上”的理念，把读书致仕视为单纯的敛财手段。金圣叹冷眼看这帮人，一面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一面结党营社，以“正人君子”自命。社会的种种乱象刺激着金圣叹这“一介穷酸”的神经，于是他萌生了撕破这些“伪君子”嘴脸的念头，而有“假道学”之称的宋江，自然成为金圣叹不可放过的批评对象，所谓“施耐庵自家许多锦心绣口”[5]1，不过是他金圣叹“一肚皮宿怨要发挥”[5]1罢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金圣叹所言非虚，“易代之际，有意殉国明志者较多，行之者较少。”[9]

而金圣叹痛批宋江的“假”“丑”，并且以李逵的“真”来突出宋江的“伪”，是他对充斥在朝野内外的“伪君子”的怒骂。金圣叹认为，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致使明末社会出现了太阿倒持、礼崩乐坏的局面，其对时局洞见之深刻可见一斑，批判的意义也更为突出。

二、“晁宋之争”与明末义军之内讧

《水浒传》可谓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其中所宣扬的“替天行道”的理念往往成为当时农民军的现成口号。瞿九思在《万历武功录》中描述了一起谋泄事败的造反行为，在缴获的檄文中发现其中有“群英聚会，代天行道”的字句。明末文人查继佐在他的《罪惟录》中，曾记载了天启年间徐鸿儒起义的相关史实，书曰：“徐鸿儒……倡白莲教，巢于梁家楼，直欲亲见梁山泊故事。”可见《水浒传》对起义军影响之深。

金圣叹是传统文人，思想上以“儒家为根底”，向往的是秩序井然的和谐社会，认为：“不好犯上，即是孝弟；不好作乱，即是为仁。”[10]所以，他对当时的起义军，是颇为抵触的，而对农民军的所谓“罪行”，也十分警惕。他将宋江目作“盗魁”厉行声讨，绝非对书中人物的妄加指责，而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现状作出的思考。

在旧本《水浒》中，宋江是一个忠孝两全的农民军领袖。虽然他的某些行径，也常常引来人们的争议，如第四十六回杨雄、石秀投奔梁山，晁盖因他们坏了梁山名声，要斩了二人首级，宋江力阻，一则着眼于梁山的“人才引进”计划，二则正好趁此机会消除梁山的潜在威胁，三则通过洗荡村庄，可以增加梁山的粮食储备，可见宋江做事只计利弊，不计对错，不过编书人将“丛林法则”植入书中，是对世道人心的真实反映，也是要借此表明，只有跟着宋江，才有作为。然而，尽管宋江颇有城府，毕竟是受过封建礼教的浸淫的人，也就是说，在旧本《水浒》中，宋江并非“泼天大盗”，他再怎么有心机，忠和孝依然是他为人处事的终极标准，换言之，他是有敬畏的，同时，他对兄弟是有义气的，只不过由于他思想的局限性，他无法做出超越时代的选择，因此，宋江形象有宿命的一面。

这样的宋江形象显然无法成为金圣叹借以批判农民军的武器，金圣叹有意将宋江塑造成一位彻头彻尾的反贼，即宋江口中的忠孝节义不过是用来收买人心的托辞，他的最终目的是将赵宋王朝取而代之，正如李自成之于朱明，这也是金圣叹腰斩《水浒传》的根本原因。金圣叹既痛恨宋江，又深知宋江这样的权诈之人，往往能够得逞所愿。按他的说法：“一部书七十回，可谓大铺排，此一回(第七十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奇丑也。”[5]796将后数十回视为“横添狗尾”，是因为在他心里，宋江实乃无法无天之徒，绝不会真正走上招安这条路。

前文已述及，金圣叹黑化宋江的一大杀手锏，是“晁盖之死”。金圣叹认为，早在宋江未上梁山之前，就在算计晁盖，在“白龙庙小聚义”时，宋江不听晁盖的劝，执意要打无为军报一己私仇，更可看作是对晁盖的挑衅。而后对晁盖步步架空，金圣叹一一点明，倒也并非偏见。不过最后将“晁盖之死”算在宋江头上，则有点过犹不及了，连他自己也承认“夫今日晁盖之死，即诚非宋江所料”[5]685。

“晁盖之死”，乃一部书之大关目，不能等闲视之，按旧本《水浒》所述，宋江一贯的作为，似不敢动晁盖，马幼垣就说：“平心而论，宋江再跋扈，按他忧谗畏讥、唯形象是图的本性，怎也不会篡位的。”[11]然而，晁盖对宋江上山后的所作所为，颇为不满，不然也不会非得挑段景住献马捅出来的篓子，亲征曾头市，挽回威信。旁人看来，光是“江湖上只闻及及时雨大名，无路可见，欲将此马前来进献头领”这句，就足以使晁盖坐不住了，再这样下去，他这个梁山泊寨主，实在是有名无实。晁盖此番亲征，颇有点气急败坏，他求胜心切，轻信降僧，贸然劫寨，致使中箭身亡。宋江于此自然要负一部分责任，但晁盖自己按不住性子，宋江也不便过于阻拦。至于晁盖之死，是否大遂宋江所愿(这个愿，在旧本中当指招安而言)，则亦不好说。晁盖一死，宋江就不惜本钱，力邀卢俊义上山，宋江深知依卢俊义“第一等长者”的身份，势必是招安的有力支持者，无论他做寨主还是副寨主，对宋江实现招安大梦都是有利的。

而在金本中，围绕晁盖之死，金圣叹大做文章，对宋江加以诋毁，特举两例，一是卢俊义抓住史文恭之后，容本《水浒》中，“仇人相见，分外眼明，心中一喜一怒，喜者得卢员外见功，怒者恨史文恭射杀晁天王，冤仇未曾报得。”[6]1010金本《水浒》中，却将“一喜一怒”改为“一喜一恼”，并删去后面的解释，自批曰：“不善读史者，疏之曰：喜者喜卢员外建功，怒者怒史文恭仇人也。善读史者，疏之曰：喜者喜玉狮子归来，恼者恼玉麒麟有功也。”这不由得使人想得《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高祖见韩信死，“且喜且怜之”的表现，皇上与功臣之间的罅隙，出现在宋江与卢俊义之间，可见，在金圣叹心中，宋江属于有称帝之心的李自成、张献忠之流。二是在宋江坚决不受梁山泊主所引发的争论中，容本《水浒》中李逵大叫道：“你只管让来让去做甚鸟？我便杀将起来，各自散火。”[6]1012而在金本《水浒》中，“做甚鸟”变为“假甚鸟”，要之，李逵乃是宋江最忠诚的拥戴者，连他都认为宋江的“让位”举动是虚心假意的，梁山泊其他人的看法，就可想而知了。

三、“金钱至上”的水浒世界与浇薄时风

关于《水浒传》的思想，虽有多种说法，但不能否认的是，水浒世界，是个金钱至上的世界，李时人就曾说过：“将银子与人，就被称为‘仗义疏财’，没有银子‘仗义疏财’，也就做不得好汉，因此《水浒传》中好汉的‘仗义疏财’首先是与银子有关的。”[12]在金本《水浒》第八回回评中，金圣叹用所谓十三叹，来痛批这个“钱能通神”的社会，最后金圣叹说：“只是金多分人，而读者至此遂感林冲恩义，口口传为美谈，信乎名以银成，无别法也。嗟乎！士而贫尚不闭门学道，而尚欲游于世间，多见其为不知时务耳，岂不大哀也哉！”[5]100前文已述及，晚明有“士商异术而同志”的说法，就连士人自己也认为“良贾何负鸿儒”。究其原因，诚如谢景芳、赵洪刚先生所言：“商人阶层的轻裘肥马、锦衣玉食引起人们的嫉妒和羡慕。尤其是那些未第士儒，既渴求厕身仕途，一朝青紫，平步青云，对科举欲罢不能，又羡慕商人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豪奢生活，而又有自愧不如之感。”[6]67士人们率先腐化，普通老百姓又谈何振作，东林党人“经世致用”的口号与他们的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正是李贽在《续焚书》中所描绘的：“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形同狗彘。”[13]

在金本《水浒》中，金圣叹屡屡提到宋江拿钱贿赂上官，笼络下属，将宋江视作“以银子为交游”[5]428如金本《水浒》第三十六回：“(宋江)不时间又请差拨、牌头递杯，管营处常常送礼物与他。宋江身边有的是金银财帛，单把来结识他们。”于此批曰：“写宋江出色，只是金银财帛，更不见有他长，处处皆下特笔。”又如金本《水浒》第三十七回，写道：“宋江听罢，便去身边取出一个十两银子，把与李逵，”金圣叹于此批曰：“以十两银子买一铁牛，宋江一生得意之笔。”圣叹每提到宋江拿钱办事，先一顿冷嘲热讽，又不忘于回前来番切齿之骂，且看他于三十六回回批：“其(宋江)结识天下好汉也，……惟一银子而已。”并痛恨天下人不能识破宋江的嘴脸：“呜呼！天下之人，而至于惟银子是爱，而不觉出其根底，尽为宋江所窥，因而并其性格，亦遂尽为宋江之所提起放倒，阴变阳易，是固天下之人之丑事。然宋江以区区滑吏，而徒以银子一物买遍天下，而遂欲自称于世孝义黑三，以阴图他日晁盖之一席。此其丑事，又曷可耐乎？”接下来又是他一贯的夫子自道：“作者深恶世间每有如是之人，于是旁借宋江，特为立传，而处处写其单以银子结人，盖是诛心之笔也。”[5]416天下人对金钱的迷信，金圣叹予以十足的挖苦。

四、结语

伊格尔顿曾说：“一切文学作品都被阅读它们的社会所改写，即使仅仅是无意识的改写。”[14]金圣叹作为批书人，自然也是阅读者，他所理解的《水浒传》，自然与他所处的时代相关。金圣叹借由批判宋江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反思，使金本《水浒》相较于其他一切旧本，有了不一样的意义，正如周宪所说：“文学乃是通过意识形态的生产来质疑意识形态，或向意识形态挑战，一言以蔽之，伟大的文学乃是一种文化批判。”[15]金圣叹从其自身的性格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对旧本《水浒》中宋江形象做了鲜明的改动和评价，这种伟大的文学批改，也是一种文化批判，使该书具备了一定的批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