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宝琪

【摘 要】澳大利亚作家劳森关于早期澳大利亚华人移民的作品中，华人大多以边缘人的形象呈现。在种族歧视的背景下，劳森作品中的离散华人面临着生存困境、话语困境和身份认同困境，他们游离于两种文化和两个民族之间。第一、二代移民都表现出难以发声和难以决绝的境况，体现了早期澳大利亚移民在客居国的苦楚与无奈。

【关键词】亨利·劳森;离散;华人;困境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07-0234-02

“离散”一词最初指由于战争和宗教迫害等原因，犹太人被驱逐出家园，流散到世界各地。而当今的“离散”，“更具体地说，‘离散的侨民社区似乎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几个类别的人的隐喻性称呼——侨民、被驱逐者、政治难民、外来居民、移民，或是普普通通的少数民族。”（Safran 83）第一批华人移民于19世纪50年代抵达澳大利亚，他们飘泊于故乡与客居国之间，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种族歧视的受害人、没有发言权的被动的他者和无法完全融入澳大利亚社会又无法回到祖国的寄居者。劳森正处于早期华人来到澳大利亚淘金的年代，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劳森用真实的笔触展示了该时期离散华人面临的生存困境、话语困境和身份认同困境。

一、生存困境

萨义德在《流亡的反思》中表示：“它（流亡）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转引自王宁 20）在劳森作品中，离散华人到达澳大利亚首先面临的便是无法克服的生存困境。背井离乡的他们由于语言不通，在与当地人交往间存在隔阂，他们说着受澳大利亚人歧视性嘲讽的英语，如“wiart”（white heart）和“vegerbuls”（vegetables）（Cronin 500）。“《公报》（Bulletin）对中国男人和白人女人交往的描述，反映了人们对边缘人和他们与白人女人跨越界限进行交流的恐惧：这种交往威胁到白人家庭、白人男子的权威，最终威胁到社会秩序。”（Safran 92）由此看来，华人男性还面临着与白人女性自由婚恋的困境，当地人对他们的偏见使他们生活的障碍只增不减。

早在20世纪初的《移民控制法》通过之前，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出台一系列限制中国移民的法案。根据当时土地法案，中国人禁止拥有土地。另外，华人从事的职业也有所限制，正如“客居国把离散的侨民社区当成‘家里的陌生人轮番欺压，也可能为了国内和外交利益而欢迎或剥削他们。”（Bagnall 16）早期的澳大利亚华人受到的显然是欺压和剥削，他们中虽有商人、制造商、商店店主等生活较殷实的阶层，但大多从事薪资低的工作，成为廉价劳动力的代表，生活困难，朝不保夕，如《他的错误》中的“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替代刚去世的牧羊人的华人临时工，他“身穿一套粗棉布工装服……看起来像昨晚刚从中国跑过来，被沙尘暴刮了一整晚似的……”（Cronin 501）和《阿宋》中努力叫卖蔬菜的菜贩阿宋，他称自己种植的农作物为“令人无望的作物”（Cronin 500），表面上指收成不佳，实际上他是在述说生活的艰辛，言语中流露着无尽的哀伤和无奈。虽然华人成为廉价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华人吃苦耐劳，愿意接受低廉薪资，但终究其中，澳大利亚政府出台的具有种族歧视意味的政策是决定性因素。

二、话语困境

早期华人怀揣着淘金致富的梦想不远万里来到澳大利亚，而等待他们的却是西方主流文化的歧视和沦为被边缘化的“他者”这一事实。在劳森所处的时代，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的离散华人便呈现出失语的状态、沉默的形象，澳大利亚人始终掌握着话语主导权。劳森作品中的华人尤为如此，如在具有歧视倾向的诗歌《好玩》中，华人遭受澳大利亚人荒唐至极的嘲弄时，处于沉默被动的状态：“孩子们从基督教的小道上/跑掉之时，觉得朝一个无助的中国人身上/扔石头倒挺来劲。”（Cronin 270）另一位无名中国牧人被当地牧人误杀，牧场主仅仅责骂了当地牧人一番，甚至到故事的最后劳森都未提及他的姓名。（见《他的错误》）

米歇尔·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提出：“话语是一种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的深层逻辑，暗中支配着各个不同群体的言语表达、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Foucault 206）受东方主义倾向的影响，劳森的言语中流露出澳大利亚白人支配华人的必然性。在《他的错误》中，他的字里行间都表现出揶揄华人的态度，他塑造的无名牧人的形象对白人牧场主恭恭敬敬，对牧场主的回应从头至尾只有“是的（好的）”，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对白人上司点头哈腰。一方面，这一形象体现了劳森作为占领话语主导权的西方作家，带着对华人的臆想，不可避免地对华人加以丑化和抹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彼时华人受西方霸权主义压制导致的失语，在种族歧视的环境下，他们在澳大利亚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备受压迫的他们面临着话语困境。

三、身份认同困境

华人的离散经历必然对他们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澳大利亚第一代离散华人对家园或故国有着浓厚的回归情怀，他们眷恋着家乡的土地和亲人，因而大多倾向于淘金致富后衣锦还乡，但也有不少离散华人在当地结交了朋友，组建了家庭，因而他们或多或少地面临去留的抉择和身份认同问题，但由于第一代离散华人与母国的联系更深，他们回归故土的念头一般难以动摇。然而第二代离散华人面临的离散经历和身份认同问题更为复杂，他们具备更强烈的与生俱来的漂泊感，由于他们长期受本土文化的滋养，加之对祖籍地已略感陌生，但又不被当地社会完全接纳，因而他们受到当地社会与华人的双重疏离，在西化和固守之间徘徊，往往陷入“我是谁”的思考和自觉。

劳森的《阿丹》中主人翁阿丹是名副其实的第二代华人移民，他在悉尼出生。父亲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为阿丹提供了良好的东西方文化教育，也“希望有一天能把孩子带回中国。”Cronin 542）在父亲和母亲去世后，阿丹并没有回到中国，而是留在澳大利亚娶了一位欧亚混血的妻子。抛开劳森用“辫子（pigtail）”一词体现的戏谑语气和歧视态度，小说叙事人说：“他（阿丹）为了老父亲保留了辫子”，以及尽管当地人“以为（阿丹）会因为人口普查和其他（移民）文件方便通过、或有时因为个人原因和商业需要而信仰英国国教，”但阿丹的反映却是：“儒教（才对）”（见《阿宋》）。不论是保留辫子还是保留信仰儒教，阿丹都表现出受父辈影响而作如此选择的被动性和不确定性，他的不确定性在于是因为自己身为中国人还是因为父亲生前的坚持使然，毫无疑问，他陷入了文化和身份认同的矛盾和困境。阿丹走向贩毒深渊实际隐含着身份认同的焦虑、没有父亲的约束后的茫然和自我流放，而他落网的结局意味着他民族身份感的缺失和寻求身份认同的失败。

早期前往澳大利亚的离散华人的初衷是淘金并通过汇款改善家乡的亲人，他们大多只身前往，没有携家带口。在这期间，他們时常回国维持家庭关系，然而，当他们处于往返中澳的离散状态，他们陷入了多重困境。从劳森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早期离散华人面临着生存困境、话语困境和身份认同困境。首先，他们在缺乏资金和备受歧视的情况下寸步难行。其次，他们受西方霸权主义压迫，成为被阴性化的边缘人。最后，他们的离散经历必然影响他们的身份认同，游离于西方价值体系和东方家园想象的第二代移民的身份认同困境尤为直接。

参考文献：

[1]Bagnall，Kate.Across the threshold：White women and Chinese hawkers in the white colonial imaginary[J].Hecate，2002（02）：9-32.

[2]Foucault，Michael.The Order of Discourse[M].Oxford： BasilBlackwell，1984.

[3]Cronin，Leonard （ed.）.A Fantasy of Man： Henry Lawson Complete Works 1885-1900[M].Melbourne：Lansdowne Press，1984.

[4]Safran， William.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J].Diaspora：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1993（1）： 83-99.

[5]王宁.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理论批评[J].文艺研究，2003年第5期，第19页到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