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晓文

【摘 要】“一扇桃花佳人血，半本辛酸亡国泪。”《桃花扇》既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戏，又是体现朝代更替的历史戏，更是孔尚任历经宦海沉浮、时代波澜之后的沉重思索。随着人生经历的变化，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主旨也发生着改变，最终由真入幻;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拟之间的徘徊，无不体现出巨大的时代冲突。面对时代体制变换的孔尚任，无法解释自己产生的疑问，只能空叹一声“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然而，深思过后，在那冲突时代，《桃花扇》体现的只能是回头对面皆幻景而已。

【关键词】桃花扇;创作阶段;人物形象;时代冲突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07-0007-03

“一扇桃花佳人血，半本辛酸亡国泪。”写作于明末清初的传奇《桃花扇》，是一本“以悲欢之情，写离合之感”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品。作者孔尚任通过侯方域、李香君爱情悲欢离合的故事线，引出明廷和南明小朝廷走向覆亡的时代大背景，“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实地，全无假借。”由才子佳人的爱情戏引申体现朝代更替，通过合理处置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拟的关系，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桃花扇》一经面世，“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有纸贵之誉”，以至“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争唱孔洪词”，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但是，《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提出，“借讀者虽多，竟无一句一字着眼看毕之人，每抚胸浩叹，几欲付之一火。”此语表明，孔尚任想借《桃花扇》所表现的，不仅仅只是兴亡和离合悲欢，更是对封建制度里士人前途做出的政治思考。

一、孔尚任与《桃花扇》创作

孔尚任，字聘之，号东塘，别号岸堂、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出身于一个传统的儒学家族，他本人也是一位标准的士大夫。

《桃花扇》的初步创作阶段是在孔尚任出仕之前，闲居读书的时期。虽然青年时期的孔尚任曾有隐居石门的生活，但他仍“典田捐纳”为国子监生，可见青年时期的孔尚任并没有放弃进取功名，仍抱有一定政治理想。随着乡试落第，孔尚任开始萌生隐居著述的念头。《桃花扇本末》中写道：“族兄方训公，崇祯末为南部曹。予舅秦光仪先生，其姻娅也。避乱依之，羁栖三载，得弘光遗事甚悉，旋里后数为予言之。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者，盖实录也。”这说明他初步产生了以传奇记述兴亡的想法，开始接触遗民，搜集素材，进行构思和试笔，但“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彩也。”可见，《桃花扇》最初的创作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民族性与斗争性，而这时的孔尚任也抱有通过仕途实现人生抱负的愿望。

《桃花扇》的第二创作阶段是孔尚任因接驾康熙而出仕、治河淮扬的时期。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幸鲁，孔尚任参与接驾和讲经，获得康熙赏识，破格提拔为国子监博士。这时的孔尚任对康熙的赏识充满了感激，如《出山异数记》所述：“随路感泣，逢人称述。”陶醉于初入仕途的喜悦。但随着初入京城的热情消散，又经历淮阳疏浚黄河河口，孔尚任看到了官场腐败黑暗、人民疾苦不堪的真实面貌。尽管孔尚任竭力工作，然仍受到多方掣肘制约和党派争斗牵连，贫病宦旅，困居萧寺，这一时期孔尚任在淮扬结交了许多著名遗老，考察了扬州、金陵等地的景物风俗。通过遗民切身陈述，旧迹的亲身踏访，这些真实的体验陶染无疑使他兴亡观念开始成熟起来，《桃花扇》的创作主旨也发生了改变[1]。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南巡淮扬，再次接见孔尚任并赐宴，但这时的孔尚任“绝无矜张之容”，对仕途也没有了青年时的渴望，专心于传奇写作。

《桃花扇》的第三创作阶段是康熙二十八年回京后。此时的清朝统治虽说较为清明，但贪腐、党争仍存在于整个制度体系之中。“朝市争先后，杀人只须喙”，南北党争、权力倾轧处处存在，郁郁不得志的孔尚任重新萌生了归隐石门的想法。在康熙三十八年六月，《桃花扇》完成了最终创作。

孔尚任创作《桃花扇》，在《桃花扇小引》中提出：“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矣。于以警世易俗，赞圣道而辅王化，最近且切。”认为南明的兴亡故事“亦可逞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遗憾的是，孔尚任并没有等来“识焦桐者”，孔尚任的仕途便如《桃花扇》的情节，开场热闹，盛极而衰，凄凄惨惨之中臆造一个桃源，将理想尽数埋藏。在封建体制之中，一个官员的清正廉明固然重要，可是对于整体又能有多大补益呢？孔尚任一生所致力实践的儒学理论，在时代冲突里陷入困境。儒学仅成为统治者拉拢控制知识分子的工具，潜心实践者寥寥无几;官场的党争夺权、贪腐牟利，在统治者看来，不危及统治就可以“难得糊涂”。孔尚任踏上仕途时，陶醉于康熙对儒学的“识赏”;在官场之中，孔尚任坚持着儒学的操守，却只能贫病宦旅，苦苦挣扎;当他意识到了思想与政治的危局，尝试着用传奇发声之时，他的仕途也宣告终结，因为统治者不会允许有人打破这制度上与思想上的粉饰太平。

二、《桃花扇》中侯方域与复社文人反映士子的时代命运

《桃花扇》中的士大夫形象主要分士子和官员，他们构成了剧情的主要部分。复社文人多无官职，借清议参与政事，如用《留都防乱揭帖》攻击下野阉党。但是复社文人的无官职与政治经验的不足，使清议斗争并不能上升到朝政得失，等到对方势力稍有得势，清议士子就只能是东躲西藏、坐而待毙，无法对政治形势产生根本的影响。

侯方域是剧中的男主人公，身为复社领袖，侯方域是带有一定斗争精神的，比如在听到吴应箕介绍柳敬亭时的反应，第一出《听稗》里原文写的，从“那柳麻子新做了阉儿阮鬍子的门客，这样人说书，不听也罢了！”到听了介绍后变为 “阿呀！竟不知此辈中也有豪傑，该去物色的！”生动体现出复社领袖的清名自许。侯方域所在的复社是继承东林旗帜、反对阉党余孽的主力军，侯方域因其父侯恂东林党御史的身份而加入复社，对于阮大铖这样的阉党势力有本能的规避反感，因此对柳敬亭的身份提出质疑和不满，态度因而前后大迥。

孔尚任是支持復社的，但对于这位“先祖太常，家父司徒，久树东林之帜;选诗云间，徵文白下，新登复社之坛”的侯方域，人物塑造却是极为复杂，并不完全称颂。比如对阮大铖的态度，侯方域的反感中却有些苛人宽己的味道，比如《却奁》中，侯方域起初是“阮圆老原是敝年伯，小弟鄙其为人，绝之已久。他今日无故用情，令人不解。”到“原来如此，俺看圆海情辞迫切，亦觉可怜。就便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定生、次尾，皆我至交，明日相见，即为分解。”分明是有些被金钱腐化，眼界倒不如李香君一介女流：“官人是何等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於何等也？”当时的阮大铖到底有无悔改态度暂且不论，侯方域态度的摇摆不定已经体现出他并不是全心全意在斗争。

纵观全剧，侯方域的形象一方面是支持清议，排斥阉党的复社人士，却又时常有些立场动摇;另一方面，侯方域被塑造成有才学、心系家国的士子形象，参与军政机要。《阻奸》里跟随史可法的时候也提出过反对迎立福王，《争位》里参与处理过四镇争位，随同高杰移防。然而每一次的斗争都得来一个“戛然而止”的结局：反对迎立福王没有结果，同史可法一起左迁江北;四镇争位闹到不可收拾，中途溜走。孔尚任不曾将复社文人设置成文武兼备、平整天下的英雄人物，却也不把他们设计成风花雪月的风流公子，而是让他们具有双面的特性：固然坚持清流、有才学有能力，又沉迷声色、对国家大事持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这样的前后设置，从旁观者的角度“冷眼”相看，分明是体现明末清议士人尽管对清议已成潮流，可是党派相争之时，只能是如《会狱》中“囹圄里，竟是瀛洲翰苑”，面对政治迫害毫无还手之力，参与军政时，往往能力与经验不足，又或者别有牵挂，不能胜任。他们虽然有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却缺乏实践的政治地位与魄力;他们固然有作为文人的气节理念，却对大的政治与国家环境全无认识，难以实践，到头来只能是走向“虚无”，只能“向南山之南，修真学道去”。而即使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历史中也不曾得到：侯方域为了保全父亲而参加乡试，仅中副榜;吴应箕抗清死义，陈贞慧避世不出;黄宗羲、顾炎武反思明的倾覆，痛陈兴亡教训，可是明清易代已定，知识分子们的斗争也好、抱负也罢，终究成为泡影。即使是孔尚任本人生活在称得上盛世的时期，也只能是艰难的独善其身，最终黯然离开“满眼浮云幻莫窥”的官场。当体制走向衰亡，单个官员洁身自好并不可能影响整个制度与国家，就好像一个遗民的命运影响不了朝代更替一样。《桃花扇》里士人的命运写照，未尝不是作者对同时代儒家士人前途命运的迷茫。

三、美人形象与纯臣形象反映的时代迷惘

李香君是《桃花扇》的女主人公，史可法、左良玉、黄得功是《桃花扇》中的三个正面人物，他们的形象都取材来自正史，又稍加改动、修整与完善。传奇第三十七出《劫宝》有这样一出总评，评论了传奇中的四次流血，原文如下：“桃花扇，乃香君面血所染。香君之面血，香君之心血也，因香君之心血而传。左宁南之胸血，史阁部之眼血，黄靖南之颈血，所谓血性男子，为明朝出血汗之力者，而无如元气久弱，止成一失血之病，奈何！”

李香君的形象无疑是作者极力塑造的正面人物。孔尚任笔下的秦淮名妓李香君，是一个古往今来都未曾出现的女子形象。痴情的风尘女子形象是传统戏曲中常见的，但是香君不仅仅美丽、痴情、聪慧，更带有往往属于传统士大夫的清浊分辨、刚强义烈。《却奁》中，“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辞院》中，“官人素以豪傑自命，为何学儿女子态”;《骂筵》里：“俺做个女祢衡，挝渔阳，声声骂;看他懂不懂”。通过台词可以看出，孔尚任笔下的香君始终清楚地认识到，阻挠和压迫她与侯郎情感的是这群执掌权柄、迫害忠良的奸佞。香君之血，是内心坚守正直、忠于爱情、不向强权低头的“心中血”，她的每一次奋起斗争，都有相对明确的目标：却奁是斗阮大铖，守楼是斗马士英，骂筵则是直骂尽半边南朝的那些尸位素餐、得过且过之辈。香君美人，却不仅仅是美色、美才或美贞德，更是精神上的不空乏，带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

左良玉、史可法、黄得功被列为《桃花扇》三忠，但这三人，孔尚任都加以双向描写，指出是非。《桃花扇》没有完全依照历史事实，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明末东林对左良玉的回护的影响。回到传奇，左良玉的结局是“呕血而死”：以清君侧名义举兵又被击败，无法约束下属掠夺城池陷入反叛之名，病急吐血身亡。左良玉确实知道自己应做什么、不应做什么吗？并不。《桃花扇》中，左良玉维护和效忠的是崇祯旧主，对于弘光政权拒绝承认，乃至兴兵攻打。他的出发点是“效忠先帝太子”，因为他的身家荣誉都来自崇祯朝，弘光朝确立的新军事贵族让他不满;他的目的是“除马阮，清君侧”，最终左良玉达不成中兴理想，倒落个叛贼骂名，抑郁吐血而亡却也是自食其果。史可法是历史上确确实实的孤忠之臣，在《桃花扇》里也是正面人物形象。《辞院》中史可法维护侯方域，在侯方域受到迫害时收留他;关于福王的迎立上史可法提出了反对意见，驱逐了前来游说的阮大铖，但没能起到实际反对作用;马士英迎立弘光，史可法主动将首辅之位让与马士英，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斗争机会和实力;调停四镇争位时，由于缺乏军事实力支持，调令檄文只能是一张废纸，四镇不从命令，朝政混乱，军心涣散，扬州孤城，史可法只得“哭的俺一腔血，作泪零”。扬州城破，历史上史可法被清军杀害，但《桃花扇》让史可法沉江自尽，这样掩饰处理既是孔尚任对当朝的政治妥协，迫于社会风气或政治压力，不得不对史实进行增删[2]，也是为了借史可法之口倾诉出对南明覆亡的哀叹。黄得功是南明的军事新贵，江北四镇之一，参与迎驾弘光被封为靖南侯，不满农民军出身的高杰而挑起四镇争位，引发江北内讧，又听从阮大铖安排，从江北移师板矶阻击左兵东下，自以为效忠弘光政权，却没虑及阮马保全自身利益的心思，面对同僚反水投降，君主被俘，黄得功除了以死表忠，也并无别的出路。可以说黄得功不过是南明朝廷里的一枚棋子，被以国谋私者玩弄于股掌，纵然一身忠勇也于事无补，只能是自刎尽忠、以死谢罪了。

三忠的命运，均是“自死”。宁南气死，是自气;阁部沉江，是自沉;靖南刎死，是自刎。《桃花扇》中这三个人物均是有才干又忠诚的，但面对时代崩塌，他们无能为力。香君为爱情勇于斗争，她的头破血流让她免于被权奸霸占;可是三忠的流血呢？就如同《劫宝》总评所说，血性男子并不清楚自己是为何斗争，纵使流血身死，却也只是“失血病”，对时代趋势无能为力。孔尚任在仕途之中见惯倾轧与掣肘，《桃花扇》中这一种“元气”与“失血”的评论，有对抗争的颂歌，有对无力改变时代命运的无奈，但更多的则是迷惘徘徊。

四、归隐结局与无解的时代问题

《桃花扇·余韵》曾写：“南朝七人，一武弁，一书贾，一画士，一妓女，一串客，一说书人，一唱曲人，全不见一士大夫，表此七人者，愧天下之士大夫也。”这句评价的含义便是，《桃花扇》真正的主要人物实际上是构建了归隐结局的张瑶星、蔡益所、蓝瑛、卞玉京、丁继之、柳敬亭与苏昆生这七人，而这七人没有一个士大夫，是他们或指引或见证了传奇中士人们的命运和归属，他们对命运的选择应让天下士大夫汗颜。可以说，《桃花扇》是站在历史事实的客观角度上观察了明末清初的士大夫，通过对他们的命运的描绘体现出时代命运，也体现出作者对时代命运的剖析与思考。世事矣以，出世也好，避世也罢，无论活着还是死去，明朝的遗民们都只能顺应着时代更替：“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金陵玉殿莺啼绕，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见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五十年兴亡看饱”。

《桃花扇》里，柳敬亭说“热闹局就是冷淡的根芽，爽快事就是难缠的枝叶”，说的是传奇的开始于结束——但又何尝不是在说正到达巅峰的君主专制政治。向从前的明末看，孔尚任看到先辈贤愚尽被历史洪流推举淹没;向往后的现世看，孔尚任亲历了官场的阴暗和朽败，个人的独善其身对体制并无多少补益。“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面对时代的崩溃，孔尚任认为，《桃花扇》中人物的命运，截止到弘光政权的覆亡就足矣;因为这之后，他们自己前方的命运本也无法自己做主，而是落于历史潮流。这与《邯郸记》、《南柯记》迥异;《邯郸》与《南柯》，是个人看破个人的功名利禄与命运，《桃花扇》则是从一群人在时代更迭中意识到了时代中的个人渺小，无力改变时代，只得避世方外。但孔尚任特别选择了“修真学道”，而不是学佛，便是一种无奈夹带少许愿望的体现：隐逸者不想放弃救世的理想，所以不曾眅依某种信仰，只是通过山林将身躯隐藏。作者孔尚任对自己身处的时代、效忠的体制产生了迷茫与质疑，而他不知如何改变，个人的独善其身也并无大的补益。经历仕途起伏，看到官场黑幕，目睹生民疾苦，忍受贫病宦旅，孔尚任很难不对“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发出疑问。不肯抛弃的理想，无法改变的现实，文化成为统治工具，文字狱与科举制的壓迫，处于清朝初年的孔尚任，面对时代体制，不能解释自己的疑问，尽管在《桃花扇》的结局空叹一声“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了此残局，然而在那个冲突时代，回头对面一切只能皆为幻景而已。

参考文献：

[1]程磊.孔尚任的兴旺意识与《桃花扇》矛盾的悲剧美[J].文艺评论，2013，（08）：108-112.

[2]朱恒宇.论孔尚任《桃花扇》对史可法的历史描绘[J].南大戏曲丛刊第十三卷（2），2017，8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