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在“经济宪法”史上，1919年7月31日德国通过的《德意志共和国宪法》即《魏玛宪法》或其条款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其中的“劳动会议制度”和“经济会议制度”堪称“经济宪法”的活水源头。但从“经济宪法”早期的立法实践看，除了德国的《魏玛宪法》外，还有捷克、南斯拉夫和波兰等部分欧洲国家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宪法立法活动。但已有的相关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宪法”很少甚至几乎没有被提及，更少见这些国家“经济宪法”文本状况介绍。本文尝试对欧洲早期“经济宪法”整体的文本状况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经济宪法”的概念，大多认为由德国“弗莱堡学派”于20世纪30年代首次提出，“在30年代开创的‘弗莱堡学派’……引入了‘经济宪法’的概念”（1）[1]，1937年瓦尔特·欧肯、弗兰茨·贝姆和葛斯曼·多尔特在《经济的秩序》丛书首卷《发刊词》中提出“应将经济宪法理解为国民经济生活秩序的整体抉择”，与此同时也要“将法律秩序作为经济宪法来塑造”[2]。吴越也明确提出类似看法[3]（2）。本文的“欧洲早期‘经济宪法’”，是指20世纪10至30年代欧洲部分国家宪法中可以被称为“经济宪法”的条款或条文。这个界定既有“1919年7月31日德国通过《魏玛宪法》”的原由，也有“早在1921年的中文译著《近代社会斗争与社会思想》就出现‘经济宪法’名词”的因素，即“把……范成为一种社会律，这是……经济宪法中之最高的法律”[4]208。

一、欧洲早期“经济宪法”的文本数目

谈及早期“经济宪法”的立法，学界大都追溯到德国的《魏玛宪法》或其中的一些条款，起码是较典型意义的“经济宪法”早期立法。这也几乎是所有法学辞典或词典关于早期“经济宪法”的共识，而且它也有早期文献的根据，“德国的经济宪法（即《魏玛宪法》，笔者注）认为在工业界里有两种冲突的势力:一种是从社会来的，一种是从利益之冲突来的”[5]292。

但从“经济宪法”早期的立法实践看，除了《魏玛宪法》外，还有部分东欧国家的“经济宪法”立法及实践，至少是非典型意义的“经济宪法”早期“模仿”。这也有早期文献依据，在黑德兰莫黎著《欧洲新民主宪法之比较的研究》第十六章“经济的宪法”中，阐述“德国的经济宪法”后，接着介绍了欧洲其它国家可以称之为“经济宪法”的状况，“此外有几个国家想模仿德国的试验”[5]298，这些国家是“捷克”[5]298(3)“育钩斯拉维亚(4)及波兰(5)”[1]299。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捷克“于1918年11月28日建立于勃拉格Prag”[6]796，“于1929年10月3日改……为‘南斯拉夫王国’Kingdom of Yugoslavia”即此处的育钩斯拉维亚，“为战后之新兴国”[6]783，这里的“波兰于1916年11月5日经德皇及奥皇宣布许其为独立国，于1918年11月9日又自行宣布一次，旋为凡尔赛和约所承认”[6]797。但为了与当下的翻译和称呼一致，对于“捷克斯拉夫、育钩斯拉维亚”，本文分别用“捷克、南斯拉夫”，而没有沿用过去的称谓。

也就是说，就“欧洲早期‘经济宪法’的文本数目”而言，不是只有被广泛认可的“德国《魏玛宪法》或其中部分条款”的1个，在一定程度上应包括当时“捷克、南斯拉夫和波兰宪法中部分条款”在内的4个。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经济宪法’文本”，是针对学术研究中或一般称谓中可以作为“经济宪法”的“法律条文”或“法律条款”，甚至可能只是“一个段落（Paragraph）”“一个句子（Sentence）”或“一个句子或多个句子的组合”[7]517，而不一定是系统、完整的“单行版本”。另外，迄今为止，还没有直接命名为《经济宪法》的法律法规，大多只是形象的比喻或相关法律法规中的部分内容或某些条款。

二、欧洲早期“经济宪法”文本的产生

欧洲早年宪法或相应条款的形成，可能有多种多样的背景和原因，但“国家和政府的经济责任”和“组织社会化”，也许是其中直接或根本的因素。对于“国家和政府的经济责任”来说，“国家的一种重要权能在于为人民谋社会幸福，为国家谋工业的兴旺”[5]277。德国《魏玛宪法》更是明确规定“经济生活的组织，必须适合正义的原理……应令全体人民的适宜生活都得保障”[5]277，“财产应该保障”[5]279，但“它的性质及限制，应该由法律规定”[5]279；波兰宪法规定“为劳工谋相当的权利”是国家的一个目的；育钩斯拉维亚宪法也规定“政府要为国民设备均等机会，使他们得受他们……有利益的职业之准备”[5]278。埃斯通尼亚、芬兰、拉提维亚、里休安尼亚等其它欧洲国家的宪法也有类似规定或条文[5]277，278，284。就“组织社会化”来说，当时经济、政治、文化、工业、社会等众多方面的组织社会化倾向并有进一步发展趋势，是一战后欧洲经济宪法的另一趋势原因，“把这种原理范成为一种社会律，这是将来经济宪法中之最高的法律”[4]208。由“这种原理”最终转化为“一种社会律”，需要一系列中间的过渡历程或环节，其中“接近、共同工作、相互倚赖、联合”等是“经济宪法”的基本根由[4]207-208。而“社会化”正是《魏玛宪法》的一条原则，“1919年颁布的《魏玛宪法》在奉行‘经济自由’的同时，确立了‘社会化原则’”[8]2。

除了“国家和政府的经济责任”和“组织社会化”这两个共同趋势之外，一战后部分欧洲国家之所以能诞生“经济宪法”，不同国家也有各自的原因。当时德国“不能够成就……经济的和社会的职务”[9]337，因此，“除非能够在宪法里面规定……把实业的需要充分表现出来”[9]337，于是就需要“从政治里面解放实业……成立一个实业的宪法”[9]338。至于一战后新独立或成立的南斯拉夫、波兰和捷克等国家，通过立法及至经济立宪尽快重建经济、“模仿德国的试验”[5]298，也就自然而然了。

三、欧洲早期“经济宪法”文本的内容

对于“经济宪法”，其实也有“先入为主”或“约定俗成”的现象，比如，提及“经济宪法”，人们多会联想到1919年德国的《魏玛宪法》、1947年日本的《禁止垄断法》或其某些条款，当然也有称我国2007年的《反垄断法》为“经济宪法”的。于是，对于“‘经济宪法’文本”，自然而然地就会以这些法律的文本为“蓝本”，或与这些法律的文本相比较。而从实际情形看，称之为“经济宪法”的相关法律文本差别较大，特别是早期的“经济宪法”文本更是如此，直至“各行其是”或“不拘一格”。

德国早期“经济宪法”的文本内容就是通常所说的“劳动或劳工会议制度”和“经济会议制度”，“《魏玛宪法》第165条规定了‘劳工会议制度’和‘经济会议制度’”[10]517，“这两种制度被……称为经济宪法”[10]517。但实际过程和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在多次争论和讨论之后，德国“最后宪法(即1919年的《魏玛宪法》，笔者注）里增设了一个条文，规定设立一种关于组织完密的工人参议会和地方经济参议会”[5]291，也就是《魏玛宪法》第165条的“企业工会”“按照经济区域组织之区工会与联邦工会”和“区经济会议”“联邦经济会议”，即通常所说的“劳动会议（Workers’Councils）制度及地方经济会议（District Economic Councils）制度”[5]291。

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称为“经济的宪法”[5]291的一战后南斯拉夫和波兰的《宪法》，“对于设立经济参议院”，都“已有……规定”[5]299。南斯拉夫的《宪法》第44条明文规定，“为草拟社会的和经济的立法，设立一个经济参议院”，参议院的“规则、义务及职能则由法律制定之”[5]299。波兰《宪法》第68条具体规定：“颁布一种特别的法令”，在这个法令中应体现“除了地方设立自治外，还为各种经济生活设立经济的自治”。何为“各种经济生活”呢？“所谓各种经济生活，即农会、工会、美术会、手工会、雇工会，等等”，并且“把这些种种的会联合为一个全国最高的参议会（即The Supreme Economic Council of the Republic）”，那么参议会与政府如何协调运行？乃至“这个参议会怎样的与国家当局合作，以指导经济生活，则以法令规定之”[5]299。捷克早期“经济的宪法”文本内容要简易得多，只有简单的一句话，被称为“经济的宪法”的一战后捷克《宪法》第90条明确规定，允许元首“有设立国家机关之权以单独处理经济事件的行政”[5]298。

四、欧洲早期“经济宪法”的文本比较

由于南斯拉夫、波兰和捷克等其他欧洲国家早期的“经济宪法”是“想模仿德国的试验”，于是，南斯拉夫、波兰和捷克等国家的早期“经济宪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鉴于此，也为了更好地对比，本文主要比较德国与南斯拉夫、波兰、捷克等欧洲国家的早期“经济宪法”，当然在行文过程中也会不同程度地涉及南斯拉夫、波兰和捷克等国家之间的早期“经济宪法”比较。

（一）文本结构比较

1.德国早期“经济宪法”文本结构严密

总体上看，德国早期的“经济宪法”文本结构严密。对于“严密”，即德国“经济宪法”对于“劳动者及受雇者”与企业家的权利，对于“区经济会议及联邦经济会议”的代表构成、组织、关系，对于“区工会联邦工会”的“经济任务”及“为执行社会法律之协助”，对于“区经济会议及联邦经济会议”的构成、组织和关系，对于“联邦经济会议”的职责、职权、运行，对于“劳动会议及经济会议”的监督及管理权，对于“劳动会议及联邦会议”的组织及任务，对于“劳动会议及联邦会议”其它自治团体之关系（由联邦规定之），等等，都有较严密的规定[11]。这在早期“经济宪法”文本中是极其罕见的。当然，这既可能与德国当时的经济发展要求有关，也可能与德国人的严谨相关。

2.欧洲其他国家早期“经济宪法”文本结构单一

总体上看，欧洲其他国家早期的“经济宪法”文本结构单一。南斯拉夫的早期“经济宪法”只有“经济参议院的设立”，经济参议院的“规则、义务、及职能”宪法没有规定，只是由宪法规定“由法律制定之”。类似地，波兰早期“经济宪法”也只是“设立经济参议会”，而且是“全国最高的经济参议会”，虽然对经济的自治、经济生活涉及的方面、全国最高的经济参议会的构成进行了相关规定，但对于“全国最高的参议会与国家当局的关系”，却也是“另外它定”。严格地说，一战后捷克《宪法》没有直接的“经济宪法”文本条款，“捷克的宪法并没有含有关于设立经济参议院的规定”[5]298。

（二）文本特点比较

1.德国早期“经济宪法”文本是原创经典

对于“经典”，即德国“经济宪法”明确规定了“工人参议会和地方经济参议会”制度，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劳动会议制度及地方经济会议制度”。当然就德国早期“经济宪法”的“经典”而言，也另有原因，因为德国1919年的《魏玛宪法》或其中条文是“经济宪法”的“活水源头”，“经济宪法”的产生无论如何也“无法绕开《魏玛宪法》”。从这个角度上，“经济宪法”特别其早期文本，“劳动会议制度及地方经济会议制度”几乎就是早期“经济宪法”的样本了。

2.欧洲其他国家早期的“经济宪法”文本是模仿衍生

相对地说，南斯拉夫、波兰和捷克等国家早期的“经济宪法”文本则为衍生，而且多是“模仿德国的试验”[5]298。既然是“模仿”，其名称、组织，方式就大致相似，少有创新，有的还是“选择性模仿”，如南斯拉夫的早期“经济宪法”只有“经济参议院的设立”，有的还没有直接的“经济宪法”文本条款，如“捷克的宪法并没有含有关于设立经济参议院的规定”[5]298。特别地，这里似乎存在明显的疑虑，既然捷克斯洛伐克《宪法》没有“工人参议会和地方经济参议会”或其它相近内容的规定，又怎能被称为“经济宪法”呢？并且20世纪20至30年代学者还把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南斯拉夫和波兰一起归为“经济的宪法”的“立宪国”呢？其原因是：捷克斯洛伐克《宪法》虽然没有关于经济参议院的直接条文规定，但正如上文所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宪法“许元首‘有设立国家机关之权以单独处理经济事件’”[5]298，并且正是根据宪法的这个规定，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设立了一个经济事务顾问院（An Advisory Council for Economic Affairs）”[5]298。一定程度上，这里的“元首有设立国家机关之权以单独处理经济事件”大致相当于“经济宪法”的文本条款，这里的“经济事务顾问院”，明显是“经济宪法”的直接成果或直接效果。

五、欧洲早期“经济宪法”的文本评析

一般而言，作为早期“经济宪法”，德国早期“经济宪法”，几乎是早期及至后来一般意义上“经济宪法”的蓝本，特别是德国宪法中的“工人参议会制度和地方经济参议会制度”（有时也被称为“劳工会议制度和经济会议制度”），一定程度上堪称早期及至后来一般意义上“经济宪法”的典范文本，而且德国早期“经济宪法”组织较为严密，对于“劳工会议和经济会议”的构成、关系、组织、权限、职责多有较为详尽的规定或说明。就是以现在的《宪法》文本组织的标准或眼光看待，1919年的《魏玛宪法》中关于“劳工会议制度和经济会议制度”的组织严密程度[11]，基本上也不逊色当代多数宪法的文本组织构成。

当然，就德国早期“经济宪法”的文本内容和范围而言，也不能无限的夸大或放大，毕竟《魏玛宪法》中只有关于“劳工会议制度和经济会议制度”的内容规定或条文。如果放在当下，即便不被视为“经济宪法”的一些国家《宪法》中关于“经济”及其相关内容，可能也比《魏玛宪法》中“劳工会议制度和经济会议制度”的内容都要多。虽然如此，这绝没有轻忽《魏玛宪法》的意思和成分，更不是降低或否定《魏玛宪法》或其中“劳工会议制度和经济会议制度”在“经济宪法”史中的地位。事实上，除此之外，在由所谓的“政治宪法”到“经济宪法”转向、或由“权利立宪”向“经济立宪”过渡的期间，德国《魏玛宪法》或其中“劳工会议制度和经济会议制度”的“经济宪法”地位及至超越宪法范围外其它方面的地位，也是“史无前例”的，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而南斯拉夫、波兰和捷克等国家早期的“经济宪法”文本构成较为简易，南斯拉夫和波兰的《宪法》只涉及“经济参议院或经济参议会的设立”，捷克斯洛伐克的《宪法》还没有直接可以归属于“经济宪法”的文本，只是规定了“政府有权设立相应机关的权限”。比较而言，南斯拉夫、波兰和捷克等国家早期的“经济宪法”文本内容单薄。因为这些国家属于“经济宪法”的文本内容较少，其“经济宪法”的文本也就根本谈不上“组织严密”了。有的（比如捷克斯洛伐克的早期“经济宪法”）文本内容，虽然不能说“拐弯抹角”，至少是“没有直接陈述”，而且不少是“由它法另行规定”。虽然如此，作为“经济宪法”模仿者，又是些新独立或成立的国家（这不是针对民族或历史而言，而是就国名、地域范围、宪法来说），在《宪法》中有类似“设立经济参议院”的规定或条文，已非常“难能可贵”，实在没有理由过于“苛求”。

六、欧洲早期“经济宪法”的文本影响

20世纪10至30年代的欧洲早期“经济宪法”文本，与当今的“经济宪法”发展成就已不可同日而语。但“经济宪法”的“立宪”或“立法”的基础或因由几无变化，并且，政府或国家经济职能的宪法体现，也可能始终是“经济宪法”的立法主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欧洲早期“经济宪法”文本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或借鉴意义，特别是《魏玛宪法》中“经济宪法”文本的开创性意义，其主要有：一是《魏玛宪法》中“劳动或劳工会议或经济会议制度”这一经典文本的起始性创建，直至后来只要谈到“经济宪法”，人们的第一印象或首要反映多是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中的“两个制度”；二是《魏玛宪法》中关于“基本权利和社会基本经济权利”条款的开创性设立，特别是“对于社会经济权利的关注”和“劳工阶级受到国家特别保护的权利”[12]18；三是《魏玛宪法》“劳动或劳工会议或经济会议制度”中关于“劳动者及受雇者”与企业家的权利和“区经济会议及联邦经济会议”的代表构成、组织、关系、职责、职权、运行都有严密的结构规定[11]；四是《魏玛宪法》及其“经济宪法”条款“较科学地界定了联邦与地方各邦之间的权力分配”及经济权力配置，特别是《魏玛宪法》中“经济宪法”文本在对权力与权利的设置以及二者之间的平衡的价值追求和规定，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虽然《魏玛宪法》中“经济宪法”文本在“经济宪法”及至宪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魏玛宪法》中“经济宪法”以至《魏玛宪法》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魏玛宪法》规定：“有些工人参议会在每个经济区域组织起来，而且这些参议会要加入全国工人参议会。”[5]293但“这些更广大的工人参议会”在开始阶段并“没有设立”[5]293，德国“经济宪法”规定的“经济参议院的整个系统”在起始也“未设立”[5]294。虽然其中的原因众多，比如，“在工业界里有两种冲突的势力”“在欧战之前，工厂里已经设有工人委员会”“设有联合公断委员会”[5]292等等，但部分社会基本经济权利的规定“流于宣言式之效果，无法产生规范之拘束力”[12]25“《魏玛宪法》并没有深厚的民众基础”[12]224也是重要直至根本因素。成功之经验固然可以借鉴，也应从这些不足和原因中汲取教训。

原创当然可敬，模仿和借鉴也不低俗，早期的借鉴者和模仿者更值得尊重。特别像当时刚成立不久的捷克、南斯拉夫及波兰等国家，在平定战乱和恢复经济的起始阶段，就制定可以称之为“经济宪法”的文本，更是勇气可嘉。虽然谈不上“勇立潮头”，但至少也是“追创逐新”，并且有的还有一定程度上结合自己国情的“创新”，如波兰《宪法》规定“颁布一种特别的法令”中的“为各种经济生活设立经济的自治”的条文。与德国早期“经济宪法”相似，由于种种原因，捷克、南斯拉夫及波兰等国家的早期“经济宪法”并“没有一件实行”[5]300或没有很好地实施过。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今“经济宪法”的理论和实践提供参考价值和不足案例。

结语

综上所述：在欧洲早期制订可以被称为“经济宪法”的国家中，有德国、捷克、南斯拉夫、波兰等；相应地，欧洲早期“经济宪法”的文本数目就有4个，欧洲早期“经济宪法”的文本内容就不是通常理解的“‘劳工会议制度和经济会议制度’”单一版本，而是内容“参差不齐”、甚至是“短斤少两”的“四重奏”；另外，当时的“经济宪法”不是“空穴来风”，“国家和政府的经济责任”和“组织社会化”的共同趋势，是这些国家“经济宪法”得以产生的共同趋势因由，当然不同的国家也有各自的原因。

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历史地位上，捷克、南斯拉夫、波兰“经济宪法”的文本内容可以与德国的“经济宪法”文本内容相提并论。也就是说，虽然一战后德国、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波兰等国家的《宪法》或其中的部分条文都是欧洲早期“经济宪法”的重要构成，但这些国家早期“经济宪法”的文本构成和文本内容相去甚远。其中，德国早期“经济宪法”的文本经典、规范而严密，南斯拉夫、波兰和捷克等国家早期的“经济宪法”文本较为平庸、简易且零星。但这些国家当年《宪法》中关于“劳动会议制度或经济会议制度”的相近或相似条款文本，在“经济宪法”史上都占有各自应有的地位。另外，关于“经济宪法”的理论和实践，当下的“经济宪法”发展成就与20世纪10至30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但现在从历史中走来，而且政府或国家经济职能的宪法体现，并没有过时，也可能是“经济宪法”的立法主线。“虽然中国主流经济法体系中是没有经济宪法，但中国重要的经济法学者已经高度关注这一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13]159而“经济宪法学的缺失导致经济法学脱离形而下，从而导致经济法学研究方向和研究基准的不确定性，导致经济法学研究的泛化现象”[13]158。正是基于这些，考查并探析“欧洲早期‘经济宪法’文本状况”，一定程度上，不仅可以还原欧洲“经济宪法”历史面貌，而且也不乏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注释：

（1）参见《法学大辞典》（邹瑜、顾明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2页）和《简明法制史词典》（华东政法学院《简明法制史词典》编写组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7页）中的“经济宪法”条目；也可参见《外国法制史》（蔡晓荣《外国法制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0页）《外国法制史教程》（尚绪芝、王福蕊等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第82页）；《外国法制史》（曾尔恕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卷第252页）。

（2）译著的原文来自Scinzheimer，Reporter to National Assembly Heiltron，p.4263.参见译著的第十六章注四，译著第302页。

（3）即曾经的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新中国成立前一般将Czechoslovakia翻译为捷克斯拉夫，但在《欧洲新民主宪法之比较的研究》（AGNES HEADLAM-MORLEY著，李铁铮译述，周鲠生校阅。上海太平洋书店印行，1931年版）却译为捷克。新中国成立后，Czechoslovakia翻译为捷克斯洛伐克，不是当今的捷克。捷克斯洛伐克已于1993年1月1日起独立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

（4）即曾经的“南斯拉夫”，新中国成立前多翻译为“育钩斯拉维亚”，“南斯拉夫”于1992年解体。

（5）即1916年成立的波兰，也可以说是一战后的波兰，一战后的波兰与二战的波兰的疆域并不完全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