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学院 政法学院，贵州 安顺 561000）

近年来各地展开了对农村留守儿童全面的系列活动和特殊照顾举措，这些对特殊处境下儿童生存现状的关爱行动值得肯定。然而，一些重点强调留守儿童问题及社会性发展障碍等的关爱保护行动，多是从成人视角进行思考和衍生，符合大众媒体的预设性，却忽略了儿童的个体优势、群体特点和全面需求。

一、问题的提出与界定

（一）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行动的背景

农村儿童的留守问题一直存在，随着各种因监管不到位引起的留守儿童事件的曝光，“留守儿童”这个词开始受到各大媒体广泛关注。2005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座谈会和“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援行动研讨会”召开。近几年，毕节“四兄妹服毒”、留守儿童纵火、留守儿童取暖死亡等案件陆续发生，各种新闻报道和媒体措辞触目惊心，其中各种受伤害与伤害他人案件的叠加发生和个案的极端性特点，推动了对这一群体及其问题研究的关注升温和研讨增加。不良心理、暴力行为、学习障碍、关爱缺失等均有涉及，也产生了诸多对其背景、现状、存在问题、原因和应对的分析，其中认为父母外出务工导致这一群体问题频发是焦点，父母的监管缺位是最直接原因也成为研究共识。这也与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带来的“附属产物”这一观点相呼应[1]177。农村留守儿童的群体镜像与问题化紧密相连，由此，各地展开了程度不同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行动。

（二）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行动的进路逻辑

段成荣等人4份权威报告[2]80中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庞大的数量给了人们理性的认知，各类新闻事件报道则根据各种来源的数据推断农村留守儿童存在严重的行为心理问题，以及生存状况堪忧，给了人们感性的冲击。基于此，公众普遍认为，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形成给学校、家庭和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也给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儿童这个在人们眼中的天使成为了重大的社会问题，这是个让人既难过又不解的事情。关爱保护行动理念依此展开，希望避免这一群体的问题频出。

农村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群体印象与问题紧紧相随，其保护与解决措施围绕“问题”也大致遵循着这样一个进路：“问题频发——关注增加——留守之殇——政府应对+政策支持+社会帮扶——特殊群体特殊照顾”，用自己的爱遵循着伦理和本心为留守儿童付出，这是初衷，也是行动，但问题的解决却并不彻底。留守儿童社会支持行动体系的内在矛盾表现为真实性与意识建构之间的偏差，由此带来了行动与政策之间的两难处境[3]46。

罗国芬认为是部分学者、媒体的观点形塑了留守儿童的基本印象，并不能将问题归咎于留守儿童本身[2]79。程序化、非专业化的关爱保护活动，掩盖了真正静心和走心的爱心之举。如，在关爱保护行动中政府大力倡导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介入，在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薄弱和专业人才稀缺，但儿童留守问题频发的西部地区，这种“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抱负与无奈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大多仅停留在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实习生和地方政府的非专业农村社区工作人员的努力层面，其专业性、有效性、针对性都与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不相匹配。

（三）农村留守儿童视角

留守儿童对自我的认知与评价往往与周围人和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和评价有密切的联系。当前对于“留守儿童”的偏见认知可怕且有害，它诱导我们把留守儿童视为一个被旁观的群体，是有待解读的镜像符号，而不是有待解决的具体问题，这些预设深嵌在我们的思考与行动之中。我们需要超越刻板认知层面，深入了解留守儿童，思考“作为社会问题的农村留守儿童”与“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社会问题”这两个主题的差异和关注核心，前者将社会问题与留守儿童相连，后者将留守儿童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剥离出来。目前国内大部分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和关爱行动的实践都是从问题视角来描述、分析和展开，强调他们成长中的不利因素与危险境况，并从理论层面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但我们却很少听到更多儿童的声音。

“穷”“留守儿童”似乎成了贵州绑定的关键词，总是相携跃入人们的视线，贫穷的确让我们的孩子承受了太多童年不该有的不公平，成为他们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屏障。调查点选择留守儿童问题广受关注且近年关爱保护行动紧锣密鼓的贵州省，在没有系统保护模式指导下，贵州做了大量探索工作，努力和成绩也让很多留守儿童受益。“留守儿童”是一个对身份强调的刻意称谓，须知留守不是他们的特征，而是一种现状，是他们所处的家庭结构变化导致了自身的留守现状。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更愿意使用“农村儿童的留守问题”来表述当前备受关注的各类相关事件。这种认识不是刻意玩文字游戏，正确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从这种视角出发，考虑同样的事件时我们会更多关注两个核心主题：一是留守儿童本身及其需求；二是留守儿童产生问题的原因及其解决突破点。

本研究通过个案和微观路径，透过一系列的讲述发现孩子们的需求，发掘日常生活场域中呈现的童真、勇敢、尊严和胆怯，并在面对无法改变现状的情景下，他们也努力表达着自身文化再构的能力，他们与其它儿童群体有共性，也有差异性。通过深入留守儿童生活环境，发出儿童的声音，从他们的视角看周围的世界和成人的关爱保护，以及从“去问题化”路径探究如何最大程度地实现保护行动的美好愿景，同时带给孩子最多的成长关爱、最少的伤害。

二、农村留守儿童的群体处境与存在问题

目前，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概念界定还没有统一标准。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划定是借鉴国家[2016]13号文件中的认定，即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者一方外出另一方无监护能力，16周岁以下（不包括16周岁）的农村儿童群体[4]。综合本研究关注点和调查中样本选择等因素，文中农村留守儿童是指那些因父母外出务工等原因导致至少半年及以上时间才能见面一次、在农村居住的、16周岁以下的群体。核心内涵包括：1.父母双方均无法正常有效履行监管照护责任；2.亲子分离时间半年及以上；3.儿童生活居住地在农村。

各方的关爱保护行动改变了不少农村儿童的留守处境，但这一群体的情感倾诉与行为归因是最需要我们走进其内心世界了解的，我们的工作恰恰在鼓励和倾听他们的自主声音上没能深入开展。因此，我们有必要不断反思关爱保护行动除了初衷之外带给孩子的未预期后果。

（一）“农村留守儿童”群体镜像的标签化

当前数量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使得社会、地方政府、教育机构、普通大众把“留守儿童看成社会问题的一部分”，这一误区导致了在关爱保护行为中的刻意化、表面化、数据化，这种标签化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说对留守儿童是种伤害，或纵容或歧视。关爱保护行动使越来越多的农村留守儿童受到帮助，送温暖、节日慰问等，都将他们从同龄人中被挑出来，接受我们所谓的温暖行动。温暖我们的心，感动别人的心，但是孩子呢，“农村留守儿童”的光圈始终笼罩着这群孩子们，“告诉我们自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也告诉别的孩子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农村留守儿童不等于问题儿童，只是儿童的留守问题。他们只是一群在成长道路上遭遇环境变化，需要我们给予一定关注的普通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是否会导致标签化甚至污名化现象呢？只有倾听他们的声音。

案例1

12岁的小美上小学五年级，个子不高的她，即便不刻意躲在人群中，也常常不会被人留意，但是她总是习惯性地低着头。“那天他们来时，班主任在班里大声喊我的名字，后面加了一句，‘还有其他的留守儿童，你们都出来一下，有领导来看你们了’。”之后就是同学们一阵唏嘘，“没爸妈多好，有人送好多东西”。这是小美在跟我第5次聊天时才告诉我的，还没说到最后一句，就抿着嘴让眼泪水直接落在衣襟前。班主任这一句无意而且并没什么错误的话，却使她将自己不断地与同学们划清界限，不断地强化自己的身份——“留守儿童”。这个称呼意味着他们弱势、可怜、穷、没人要、没人管，尤其是没人爱，这让她受不了。12岁孩子的自尊心就这样一次次被挑战。“我只是爸爸妈妈不在家，我想和其他同学一样。”小美的话让我思考“我们爱孩子的方式是不是孩子需要的”这个恒久的教育话题。

案例2

一位已经上大学的女孩子小曾用笔写下了至今自己对留守儿童称谓的感受。“一直以来，我对于这个名称是极其反感的，我身边被称之为留守儿童的朋友们也是如此。因为这两个字，隔开的不仅是我们与父母的距离，还有与世界的正常接触。大概很多人无法理解了，有那么夸张吗？是的，还真有！”“我们对他人的眼光特别在意，我们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又不希望被区别对待，跟别人不一样。”

在研究与行动中，任何不当的情感、态度或价值判断流露，都需要谨慎，始终保持同理心，不要过于强调群体特殊性，更不能过于夸大留守儿童问题严重性。我们不能将转型期中国的社会问题妄加在制度中的受众，更不能随意将事件主题问题化。这种思路往往使我们由个体事件推广到群体处境，产生将个案转嫁到群体的诸多预设性判断和标签化，强化媒体的话语建构，使我们在关爱保护行动中加重对孩子们的伤害。用成年人的需求预设去关爱孩子们的世界，应该永远无法实现预设的期待结果。

（二）农村家风建设被关爱保护行动忽视

各种送温暖活动在帮助孩子的同时，却忽视了对儿童家庭生活质量即农村家风建设的整体关注。家庭是任何一个儿童都期盼的避风港，而现实中，一些家庭中的矛盾、暴力、愚昧也存在于农村儿童的日常生活中。家庭结构特点与农村留守儿童生活息息相关，但农村家风更是直接影响农村留守儿童日常生活、行为习惯、人品个性的重要因素，家庭容貌、家庭礼仪、家庭教育与家庭关系对一个孩子至关重要。一个孩子的仪表在他的物质生活有基本保障之前被提及和要求似乎是过分的、不合“仓廪实而知礼节”的道理，但物质水平提升后，这个就能改变吗？似乎不是顺理成章的。如同今天即便有些农村的经济水平和家庭收入水平提高了，农民富裕了，但是人居环境和文化文明程度还是未能呈现同步改善的效果。

在对儿童祖辈及其家庭养育过程的观察了解中，我们看到留守儿童家风建设的关爱工作是需要我们深层次关注的。关爱保护行动中的家庭随访工作不仅要注意任务的完成，更需要将这种工作变成日常走亲访友，变成生活中自然亲密的帮助关心，而不是程序化、表面化、季节性、逢年过节的一项政府工作。少一些如警车“鸣笛”似的宣传帮扶行为，多一些如亲人般温暖的走街串巷，将家风宣传和建设融入儿童家庭与社区的日常活动中。

留守儿童的父母虽然不能双双陪在他们身边，但距离并未隔断家庭关系尤其是亲子关系的纽带与联结。我们在关注父母陪伴的同时，却忽视了有效陪伴和家庭关系的正常氛围给孩子带来的家风影响。陪伴不是一种形式上的相守，更关键的是有效陪伴。家庭关系不是静止的、不变的、单向发生的，家庭成员在与儿童互动中，孩子会受其语言、行为等各种表达方式的影响，同时，孩子的互动表现与反馈也会影响到父母的关爱情感表达，这一互动对延续家庭情感，完善整体家风建设至关重要。但调查中，我们发现留守儿童与父母普遍缺乏正确的认知和表达能力。

案例3

“有啥管的吗？我们又看不懂，问了也白问，还让孩子烦。” 农村老人普遍文化水平低，平时不过问学习，也管不了，监督不了孩子写作业，只管吃饭穿衣。调查中，一个叫大力的男孩，父母在上海打工，给公交公司洗车，各种收入在一起每月4000元，两口子一共8000元，经常给孩子的爷爷寄钱，孩子的衣服、玩具比其他孩子都多。“我都这么大了，根本不玩，也不喜欢这些。”大力从床底下扒出来一个遥控机器人。“我想拿去卖钱，又不知谁会要。再说，我也不缺钱。我们村里没有什么花大钱的地方，爷爷奶奶没事就给我点钱，也不会问我怎么花。我就拿着上上网啊，请同学吃饭啊，买个东西什么的。同学都说我大方够义气，我特别有成就感。觉得爸妈在外打工真好，不然在家哪有这么多钱给我花。”

在对这一个案的分析中，我们捕捉到，收入条件较可观的留守儿童家庭由于担心孩子与同学的消费差异会让孩子低人一等，大多都表示会对孩子的消费要求有求必应。一些父母在外打工的儿童其物质条件并不比同龄的父母在身边的孩子差，甚至有些要优越得多。要什么给什么，喜欢什么买什么，“咱也有！”成为父母对孩子说的最有底气的承诺。其中，电子产品、玩具等各类消费文化在孩子们中间蔓延。“我也有！”成为了这些孩子在同学面前最骄傲的炫耀，潜意识里是身份平等、我们都一样的显示。父母往往会屈从于孩子的“消费文化”需求，“你要我给”的需求满足方式往往仅限于物质层面，这种消费行为成为留守儿童家庭亲子互动系统中的主要模式。缺乏互动以及错误的互动行为都无法实现良好家风的延续，这种畸形的、不均衡的“需求与满足”回应模式导致了比物质缺乏更可怕的成长发展和个性塑造后果，是我们关爱保护行动中忽视的针对性帮助层面。

案例4

桂兰的爸爸妈妈在广东打工，他们很爱桂兰，但是却并不孝顺桂兰的爷爷奶奶。过年时，爸爸妈妈会给桂兰带回来很多东西，可从来不给爷爷奶奶买。爷爷在的时候，桂兰常常陪爷爷说话，她越来越不喜欢爸爸妈妈，遇到事情也不会跟他们说，但是却很喜欢把学校里的事情告诉爷爷奶奶，每天像个小喜鹊。但是去年，爷爷走了，奶奶整个人都变了，什么都不爱说，桂兰看着很心疼。爸爸妈妈却很少回来了，电话也不愿意朝家里打，他们说要把桂兰带到打工的地方。桂兰很害怕离开，因为她害怕爸爸妈妈跟爷爷奶奶说话的语气，害怕她如果走了，奶奶可能再也没人管了。于是，她成了这个家的小主人，每天负责照顾奶奶，但是心里有什么苦她不再敢跟奶奶说了，常常一个人憋在心里。她的不听话也让父母很伤心，自己跟父母的感情越来越淡，今年父母又给她添了个弟弟，但是从没有带回来过，桂兰很自卑，有种被抛弃的感觉。

在诸多的关爱保护行动中，大面积的农村地区相对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成为了这场社会行动主要实施标的物，但是在满足物质的同时，我们却忽略了他们随时可能不断变化的家庭关系复杂性和对农村家风建设的关注。

（三）对儿童社会关系网的整体性关照不够充分

贵州省留守儿童大多数是由祖辈隔代监护，小部分是由亲朋代理监护，也有少数的孩子处于没有成年人有效监护的状态。鉴于这种严峻的局面，首要的和主要的精力当然是先把这些表面问题解决，但儿童社会关系网络中重要的关系人却被无意忽视，而这些是关照孩子们的重要主体和贴心人。

学校调查中发现，班级前20名里留守儿童最多占比是20%，而这些孩子的父母普遍对孩子的成绩期望较低，只要在班里不闹事就行，等到了可以出去打工的年纪就外出了，学习只是让他们在农村有个事情做。父母不能陪在身边，真的就直接影响了孩子的各种偏差行为和不良心理的产生吗？研究认为，有着错误教育理念的父母和直接抚养人、缺少同伴友谊的孩子，这些阻止了留守儿童正常诉求的表达，及时发现与引导偏差行为，关爱保护行动需要关照留守儿童社会关系网的整体性，及时发现与引导其可能存在的偏差行为，实施系统的介入策略。一年回家一次，甚至几年不回家一次，面对父母常年在外，孩子已经感受不到父母陪伴和完整家庭的实际样子，但父母、老人、监护人、老师、同伴等这些需要同时给予关照的群体和关爱系统的完整性却被我们忽略，扩充留守儿童社会关系网络的关照范围，最大程度地从多方面环境因素关照他们的处境是极为必要的。

以往功能主义的分析使这一群体的标签化和问题化突显，经济的脱贫与物质的给予对于这些儿童和家庭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的生理、社会、认知、情感需求同样重要，我们更需要同时给予的还有真心、平等、周全的关爱，从整体关注儿童视角，倾听儿童声音，社会行动需要建构更全面的关系网络。贵州省遵义市对外出农民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开展“三关工程”关爱活动，效果良好，得到了一定范围的普及。农村社区可以将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普通家庭、党员家庭联合起来，实施老幼社区共建项目，以共同目标来关照每一个需要关注的留守儿童也许更有效。

三、关爱保护行动的“去问题化”路径

现代化对农村传统家庭模式和留守儿童日常生活各方面产生了影响，确切地说，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社会问题中重要的留守议题，因此，对这一群体恰当的关爱保护行动一定要避免片面性，以下从几个路径全面阐释和探索关爱保护行动中的“去问题化”。

（一）避免全责归咎于家庭结构等不利因素

我们需要在关爱保护行动中始终保持家庭“去问题化”思维，这将避免我们将全责归咎于目前无法立时改变的儿童家庭结构和留守处境，重视直接抚养人、父母陪伴质量、多方抚养人的力量，才能采取更积极全面的社会行动。根据William A.Corsaro的蛛网模型，家庭是儿童互动行为场所的中心，家庭担负着将所有文化机制与儿童相连接的桥梁作用，儿童自出生开始便通过家庭感受文化氛围[5]20。在对10个留守儿童家庭开展深度访谈中发现，留守儿童虽然缺少了亲子间常规生活互动的行为，但是他们大多数依然处于需要与家庭中其他成员（主要是抚养人）互动的现实性诉求中，与家庭成员良好相处方式的引导是我们可以帮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机会。

1.直接抚养人的鼓励和爱有利于儿童的成长

贵州省农民外出务工是以往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重要渠道，当地农民的致富途径少，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因此，集体回乡就业、双亲共同陪伴孩子，并不是解决孩子留守问题的最佳、最有效、更不是唯一必要的途径。外出务工的父母对于“在家陪伴孩子”与“在外挣钱养家”之间的矛盾，无论于情于理都是倾向于后者的，我们不能站在教育制高点，指责这些父母的监护或陪伴缺失。

案例5

13岁的小敏说：“我喜欢跟爷爷奶奶在一起。”“他们特别疼我，总说我是最乖最棒的，在他们眼里，我什么都好。”爸妈是在她3岁时外出打工，10年来，爸妈电话很少，因为他们认为小敏很乖，听话，打电话也没啥说的。“有次他们打电话说需要什么就给我买什么，到时寄回来很方便。”“我想了很久，到下一次打电话时都没想起来缺什么东西，爸妈会寄钱给爷爷奶奶，有些必须的东西家里都有。”但问到是不是想爸爸妈妈回来时，小敏很冷静，说：“我也没有多渴望他们回来，真的回来了，天天见面都没有什么话跟他们说，多别扭。再说，他们出去一定有出去的理由。”小敏在我们的调查中，表现出开朗乐观的性格，并没有所谓留守儿童的孤独性格，“你平时在家也爱闹吗？”我们这样问她，她笑起来：“你怎么知道？我在家总是跟爷爷奶奶撒娇，陪他们聊天，有时还给他们表演学校发生的人和事，一些同学说话的表情和口气。”“他们身体不好，我想让他们开心多一点。”

案例中，虽然小敏的父母不在身边，甚至很少表达对小敏的关心、爱，但是爷爷奶奶对她的赞扬和宠爱暂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些缺憾。在爷爷奶奶离世之前，关爱保护行动和父母所要做的就是给予小敏更多的心灵关爱和亲子良好关系培育，以避免孩子在之后出现情感空缺或是不适。

有观点认为“惟‘共同生活’能解救留守儿童”[6]，然而在实际研究中，我们亦发现并不是所有留在孩子身边一起生活的父母都能尽到监护责任，而有效监护对于孩子们才是关键。从现实来看，我们想要短时间内让所有留守儿童的父母都回到农村，陪伴孩子一起生活和学习，也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美好愿景。毋庸置疑，父母陪伴是孩子最好的成长教育，但这其中我们忽视了在孩子成长中有爱才是最重要的衡量前提，只要抚养人可以给予孩子适时的鼓励和爱，即便是祖辈作为抚养人，也能让孩子健康成长，具备健康的人格特征。因此，父母陪伴缺位并不能成为农村留守儿童出现各种问题的最重要源头。

从现有案例和调查反思看，针对目前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因素的诸多约束，形式上的陪伴不必刻意去努力实现。在城市放手和农村接纳都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无需要求形式上的“在一起”，只要是可以给予儿童鼓励和爱的抚养人，都会对孩子的成长有利。我们将农村留守儿童出现的各种问题首要归因即是父母陪伴的缺位，并就此呼吁与解决问题，无论从父母外出务工需求还是就地就近就业或是返乡创业等现状来看，都不是立即能解决的。因此，转移关注重心，并针对儿童成长中的关键需求进行抚养方式的弥补，是关爱保护行动可以做到并能取得较好成效的工作。

2.提升父母的陪伴质量能弥补远距离带来的负面影响

当前农村留守儿童最需要的是父母抚养方式和陪伴方式的更新，对父母进行如何做家长的培训在目前关爱行动中也是至关重要的。父母外出务工并不代表孩子们跟父母的交流、关联就断了，如何在异地情况下，运用专业（诸如社会工作）方法和技巧实现亲子之间的有效交流和良性互动，也是关爱保护行动同样需要加强的问题之一。

案例6

小蝌蚪（因名字的谐音和个子小被同学起了这个外号）的妈妈刚跟小蝌蚪的爸爸出去打工不到两年，“前几年妈妈都是在家的，可是我不喜欢她，我很害怕她”。说这句话时，小蝌蚪用手抠着红红的小耳朵，“每次她跟爸爸都要在电话里吵架，偶尔我会听到……，有时说爸爸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带孩子，自己在外面享福，钱赚多少都不知道”。“我感觉自己是个多余的人，有时我没按她说的做，她会突然说，你跟你爸一个德性，没良心，我在家还得守着你，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呢？”小蝌蚪胆怯地低着头，不再说话。接下来我们得知，妈妈常常不给小蝌蚪做饭吃，自己有时也不吃。早上他很少吃早饭，中午回来，妈妈有时不在家，他就自己找吃的，妈妈在家，他还得做饭给妈妈吃。妈妈说小蝌蚪中午没作业，闲着也没事干。晚上，妈妈有时做饭，有时到邻居或亲戚家不回来。他就一个人做饭，然后写作业或者跑出去玩。但是如果妈妈回来时发现他不在家，等他到家就是一顿打。“妈妈心里不高兴，因为我的原因，爸爸才让妈妈在家。”现在小蝌蚪的妈妈也跟着去打工了，小蝌蚪被寄养在亲戚家。

小蝌蚪虽然有母亲陪伴，但是父亲角色是缺失的，父母之间感情的交流与对孩子的亲子互动是无效的，内心无法感受父母的爱，压抑胆怯自卑就会不同程度地出现，这同样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在案例2中，大力对父母给自己玩具进行再分配，建构自身权威，实现自我身份认知。电子产品、玩具等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减少父母在外带来留守儿童的缺失感，也使儿童能够接触到新事物和外面的社会样貌。根据“最近发展区”理论与周晓虹“文化反哺”观念，儿童和父母在互动过程中，是彼此支持、共同提高技能的动态变化过程。提高父母和儿童的互动技巧、沟通能力，形成良性的亲子模式，改变以往要么忽略儿童，要么将儿童归入弱势、被动、次要地位的观点，发挥儿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父母的教育理念和方法，需要我们从一点一滴的关爱努力开始。

3.有效加强多方抚养人的能力

在父母外出带来的家庭收入提升与父母教养子女的角色缺失两者之间，如何衡量是各自家庭的选择，无权做道德的评价和正误分析。父母囿于子女随迁在住房、照料、入学等方面的限制，而孩子在老家有老人照看，既不用考虑住房，读书也较为便利，自认将子女留在家里更合适。同时，出外赚钱又能给孩子提供一定的物质支持，比在家陪伴孩子更“有用”，更“理性”，更“现实”，“守着孩子又守不着钱”。

但是，当所有的监护责任都落在老人身上，能力不足、情绪压抑、健康状况差的老人自身都得不到缓解，监护能力严重不足，给孩子树立健康乐观心态的榜样似乎是一种高要求。监护人一般只负责儿童的吃住，对他们的行为习惯、学习成绩等很少关注，教管儿童的能力和认识极为欠缺。以广受关注的留守儿童学习障碍为例，课后缺乏监督和必要的课业辅导，使得这些孩子在学习上的问题得不到及时帮助，成绩不断退步，最终失去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如果学校和社区能够对他们的学习进行关照和辅导，加强多方抚养人的能力，这种情况一定能得到缓解，但这需要耐心和鼓励，也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

此外，农村儿童出现留守相关问题的根源仍是基于父母陪伴的有效性问题，对比父母在家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的农村儿童可以看到，我们将一部分关爱力量用于农村留守儿童现有家庭环境和家风的创设是较为现实和有效的选择，对家庭的物质帮扶与生活方式引导在服务对象的全面性、系统性上，会更切近关爱保护行动的预期。

（二）学校应综合利用各种正面力量来避免因类施教

除了留守儿童会出现很多问题外，学校里其他孩子也会出现这个年龄段的共性和个性问题，针对孩子的问题，学校和老师只需一对一帮助开导孩子，对于每个孩子的问题给予帮助就可以。坚持一个原则，即加强对乡村学校教育中的个性化思考，因材施教，而非因类施教。

1.利用专业助人手段发掘留守儿童成长中的积极因子

留守儿童走出家庭、走进学校，是其生活改变、行为引导、性格塑造的重大契机，学校从专业性、群体性、义务性上都有责任将这一角色完成得更好。优势视角在这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如学校社会工作的引入，对这些儿童以及留守问题将会有较多针对性的帮助。因为社会工作的研究范式要求我们在研究方法、价值观等方面采取积极、平等的视角，以平常态度对待儿童，而非标签化、污名化的刻意拯救。通过专业技能将积极向上、助人自助的价值观在专业学校社工活动中自然融入与适当使用，可以使儿童在游戏和生活中不知不觉地受益和成长。

2.加强留守儿童再构自身童年文化的能力

在逆境中生存的孩子，往往有超出年龄段的强大再构自身文化的能力，表现出超出同龄人的生活、理解、关怀能力。孩子有能力再构自己的童年文化，积极发挥儿童的主动性作用，只需我们给予鼓励、信任、平等对待，而不是怜悯、施舍与特殊关照。“再构”的核心旨归是：农村留守儿童一方面受所处社会文化制度和家庭结构的影响制约，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同时积极地影响、型塑社会环境、文化再生产和自身家庭生产。他们是积极的社会行动者，而非被动的受体。学校生活中所有的交流互动都可以为农村留守儿童完善他们的文化知识、提升他们的社会技能等提供再构自身童年文化的机会，他们的童年文化将成为一种人生财富和阅历分享，重视这种文化的独立价值是我们关爱行动中的闪光点。

3.鼓励同伴群体参与社会文化建构

分析农村留守儿童友情观的访谈内容，发现拥有友情的意义对他们极为重要。朱迪恩·哈里斯认为，在促进儿童发展方面，同伴比父母的影响更为重要[5]97。儿童在伙伴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友情观念，影响了他们的同伴文化形成和伙伴间的互动，对友情的渴望、正确定义是需要我们关注、满足和引导的。

皮亚杰指出，儿童与同伴的互动关系对儿童认知活动的发展大有裨益，其效果远远超过成人权威对他们的影响。然而，当前各方对留守儿童的关照，使他们在重要的同伴关系中出现群体分化与间离现象。调查发现，寄宿学校的留守儿童因其教师资源、生活老师缺乏、学校管理制度不完善等各种原因，导致其重要的同伴群体文化及其影响陷入困境。孩子们普遍在学校寄宿制度、群体生活、日常学习活动中，受到不良的同伴群体文化误导，产生多种学校难以管束的偏差行为，在学校、老师、留守儿童之间形成恶性循环。

在与同伴群体互动的过程中，留守儿童获得了心理调节和社会交往技能，比如认知能力、人际沟通能力、情感表达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引导、建议、形成自身如何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是他们更好完成社会化、更有效培养提升自身能力的绝佳机会。这方面可以采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进行介入。如采用小组社会工作，小组能够创建一种自然的情境，引导留守儿童深入交流。这种以儿童为中心的活动方法，搭配熟悉的学校和教室环境，留守儿童很喜欢，在参与中，他们态度端正，认真投入，让我们惊讶和感动，也改变了我们的刻板印象和大众认知误区。小组谈论话题由孩子自己确定，熟悉环境中的交流，有足够安全感，与他们的对话交流中，把孩子视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主体，会发现他们可以完全配合我们的调研要求，不再仅仅成为被动的研究对象。他们对同伴文化和友谊的需求与满足是他们建构自主性和平等身份认知的重要方面。留守儿童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总是在与他人互动的基础上共同寻找出路，这对于同伴群体占主要文化地位的留守儿童交往更为关键和重要。

（三）努力营造友好平等的关爱留守儿童氛围

留守儿童的身份观念或自我意识的发展是嵌入在集体创设的文化实践中的，赋予他们阳光、爱、行动，而不是关照时的悲悯情怀和同情眼神，创建一个友好的、平等的环境，应是整个社会、农村社区建设的关注点，因为它渗透在儿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因此，它的实现也是助推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根本路径选择。

1.依托农村社区建设实现家庭教育的延伸

社区归属感、社区氛围对留守儿童及其家庭都是极为重要的，相对于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尚存的乡土性、血缘性和结构单一性特点，使得社区归属感和友好社区氛围的营造成为可能。通过探索留守儿童社区抚养模式，依托社区这个大家庭来弥补儿童家庭教育和父母抚养的缺失，是我们在关爱保护行动中应该予以挖掘的。农村社区可以举办“父母课堂”，在平时，对留守儿童的监护人进行一些理念的灌输、生活的帮助、行为的引导。在过年父母返乡集中时期，对留守儿童的父母进行重点课堂学习，通过宣讲、游戏等各种方式，使父母逐渐学会如何跟孩子进行异地的沟通、如何取得孩子的爱和理解。

在对非洲某地的民族志研究中，“一个孩子全村养”的独特的、多人看护孩子的模式也可作为本土化的借鉴。从小生活在共同合作和互相支持的友好社区文化氛围中的儿童往往有更少的家庭负担、更轻松的父母角色期待，所有人都是积极的儿童抚养参与者。我国农村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点形式创建友好社区，使父母在家与不在家的时间里儿童都能够享受到大家庭和小家庭的温暖。

2.营造关爱儿童的社会大环境

儿童通过家庭融入社会和文化，家庭在儿童早期生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但对有着特殊家庭结构的留守儿童来说，在父母陪伴和监管缺位的情况不能有效得到改善之前，这些孩子的抚养和照护责任应该由社区、老师、抚养人、亲人、同伴等共同协助承担，但其中社会大环境的营造是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必不可缺的沃土。儿童有能够进行自我调适和文化再构的能力，我们有责任为他们创造平等、友好的环境。在众多的研究中，也有一些调查显示了留守儿童群体在学业、心理健康、性格等各方面存在比非留守儿童更好的表现[7]109，这是他们生活的环境、经历和个人认知赋予他们成长的力量，我们只有营造更大范围的友好环境，才能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关爱保护成效，才能让更多的留守儿童感受到生于斯的幸福。对于威胁留守儿童安全的任何势力要重点关注，及时发现及时遏制，并在全社会形成一股抑制恶势力发展的潮流，营造关爱儿童的社会大环境。

结语

为了减少以偏概全的局限判断，研究中所采用的个案研究对象为留守儿童个体及其家庭，所得到的观点并不单独用于对留守儿童这一群体，或是对关爱保护行动进行价值判断，而是旨在与目前现有结论相互印证或是相互补充，以尽可能全面地反映来自不同处境的声音。希望能有更多的视角、更多样的方法增加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更好地为这一群体提供系统性、针对性服务。最后结合调查情况提几点关于留守儿童关爱保护行动中需要关注的基本价值观和原则。

平等与尊重。为了方便突显农村儿童的留守特点及其因留守带来的诸多问题，我们最初使用了“留守儿童”一词，并在研究中沿用，但我们的思路却逐渐被这一概念所掩蔽，更多关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域相对偏僻的农村这一场域，由此，形成了“农村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共享的象征符号，却让我们忘记了“儿童”这一概念的内涵。留守问题只是儿童成长中遇到的一个需要调适与环境关系的社会化过程，同青春期叛逆、中年期困惑、老年期恐惧等情感或行为一样，同儿童其它任何成长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一样。我们与他们平等，儿童与儿童平等，用平等与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彼此是关爱保护的前提。

阳光与天使。国外相关的群体研究发现，民族志研究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观察和问题解决有重要的价值。“权利模式的儿童社会学观点”[9]243-259对出现留守问题的儿童、当地政府、社会服务机构、学者与主流媒体等也有借鉴和反思的意义。我国在农村留守儿童的统计数据与工作开展、研究和社会政策等方面都在努力，这些观点与成果给了本研究重要启发，而实地调研则进一步锐化了现有思考。

我们能理解亲历调查现场的那些人，对农村留守儿童艰辛生活的恻隐与感动，能理解调查者在看到、得知留守儿童遭遇伤害、不幸时的悲愤、无奈与无助。但静下心来想想，是否他们需要我们更多的阳光照耀，更有效的解决方法，更持久针对的政策，这些才是正确理性地帮助孩子走出困境的方法，才能以专业的、系统的、高屋建瓴的力量破开围困留守儿童外面的坚硬外壳。

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和关爱，不应是一种自上而下“帮扶”和“救助”的施舍行为，而应是在儿童教育问题的预防和解决层面上。农村儿童的留守问题，而非农村问题儿童，他们只是一个需要被读懂的儿童群体。真正以欣赏的目光注视孩子以及其本真状态，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和优势，探求他们当下的生活、需求和欲望，这是接下来我们关爱保护行动可以做，更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他们不是独行者，他们是儿童中的一粒粒金子，每颗都有自己不同的闪光点，每一个都是周身闪着光亮的天使，只是我们不用心便不能轻易觉察。关注儿童个体的发展和社会适应性，留守经历并不是直接导致留守儿童不良问题频发的根源，更不应成为问题儿童的标签或刻板印记。与其说他们是被忽视的群体，不如承认他们始终是被边缘化的群体。

想儿童所想。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来看，农村留守儿童处于多种不利的环境中这一现状是不可否认的，缺少父母陪伴和适度适时的家庭管束都是儿童成长中最大的财富流失，从这一点来看，这一群体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爱不足为过。但是关爱需要在正确认知这一群体特点和需求的基础上，需要在理解和感悟他们的内心语言的前提下，才是正确的爱、适合的爱，也是他们所需要的爱的方式，这同时更是我们作为成人、作为教育者的使命和责任。在关爱保护行动开展中，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种方式是不是孩子需要的？是不是有效的？是不是根本性的？”

想儿童所想，我们十分有必要把农村留守儿童纳入正常儿童群体中，去教育、去引导、去对待，而非刻意的群体关照。这种特殊关照的表现或初衷是一种爱的体现，但却产生了爱的绑架。助人自助，需要他们恢复自信、发现优势、提升能力、平等生活。当我们看到一些留守儿童肩上的重担、眼中的坚强、脸上的笑容，我们突然感叹自愧不如，开始反思，我们把怯弱、歧视、自卑、不平等、愤怒等负面情绪带给了孩子。

我们关于留守儿童研究的总体趋势应该从“将留守儿童作为帮扶对象”“研究留守儿童”，转向“与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社区、社会一起成长”“与留守儿童一起合作研究”，再到“为留守儿童的自我成长”“为留守儿童而研究”，将儿童定位为主体，而非客体，希望更多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中听到儿童的声音，最终实现儿童整体全面有效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