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当代著名女诗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舒婷，自1979年发表《致橡树》后，走上中国当代诗坛。在《致橡树》发表两个月后，《诗刊》再次发表了舒婷的现代抒情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后来该诗被人教版新编初中语文（九年级上册）和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等教科书收录。

不得不说，除该诗外，舒婷在此之前或之后的诗歌创作或者说诗歌文本是极具个人风格的，或者说是极具女性诗歌风格的，虽然我不愿意承认“女性诗歌”这一概念。作为一位1969年就“插队”的女诗人，舒婷的诗歌文本中的女性意识极为突出和明显。之后，她的诗歌也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女性意识的滥觞，后来翟永明等人显然将这一女性诗歌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关于这一点，大家知之甚多，在此笔者不再赘述。（个人认为：其实这也是女性诗歌的一大硬伤）。

一、诗歌中女性意识的建立是无奈的抗争

自舒婷以降，女性诗歌中呈现的女性意识成为滥觞。无论是后来的翟永明，进入新世纪的蓝蓝、路也、娜夜、鲁西西、苏若兮，还是当红农民女诗人余秀华等等，其实这一名单可以开列很长很长。

归根结底，这与诗歌文本创作者的性别密切相关。中国自进入男权社会以来，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尤其是诗歌艺术，女性创作者一直就寥若星辰。屈指可数但却耳熟能详的有李清照、朱淑真、薛涛、上官婉儿，以及李冶、鱼玄机、谢道韫、蔡文姬、左芬、许穆夫人等，此外你还能再找出几个？在男权社会下，这些女诗人的作品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但显然还未上升到女性意识的高度。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女权意识的觉醒，女性书写者开始在作品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感受，女性意识逐渐觉醒。

随着白话运动的兴起，中国新诗歌历经百年，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一些女诗人加入创作的队伍，呈现出一批极具特色、风格多样的诗歌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女性意识被充分表达。

纵观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女性意识成为这些诗歌文本的一个普遍特质，似乎女诗人的诗歌文本都陷入了女性主义的集体无意识。女性诗写者需要表达，但压力重重。这种抗争显然是一种被逼无奈，但显然又极具意义。

舒婷早期的诗写显然落入了这种窠臼。比如对自由爱情的憧憬与向往的《致橡树》。甚至对于舒婷来说极具里程碑意义的诗歌《这也是一切》中依然可以找到女性意识的影子。而在《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你已经完全找不到女性意识。

二、女性意识适时退出诗歌是一种新的突破

女性意识的苏醒可以说是女权主义在诗歌文本中的重要呈现。然而十分诡异的是：当女权主义盛行，男权话语霸权被逐渐消解之后，女性意识却开始从诗歌中悄然退出。

女诗人不再局限于女性主义的乌托邦，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淡化性别意识。当然这可以看做是男女逐渐走向平等的标志，同时这种退出后，最大的意义或许不仅仅在于诗写者拥有了更多写作可能或是给读者呈现了更多诗歌文本的阅读体验。

女性意识从诗歌中退出，诗歌的写作更加多元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词语不再细腻，更加具有力量“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

比如视角的改变，“我”在诗歌中不再仰视“你”，而是走向平等，甚至逐渐走向“上帝”的高度“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这种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一直以来，扮演上帝的角色是男性的专属，从来不会给女性分一杯羹。这一状态被彻底打乱之后，才真正意味着女性诗歌已经褪去“女性”的伪装，让诗歌回归诗歌本身。

比如意向的拓展更加广博和多元“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诗人的胸襟不再局限于母性、爱情、自怨自艾、孤芳自赏，也不再置身事外，而是让一切可能的成为可能。

一直以来，我固执地认为“女性诗歌”（包括“女性文学”）是一个伪命题。将诗歌贴上性别标签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非诗歌因素催生的怪胎，确与诗歌本身无关，这不应该是诗歌的本来面目。女性意识从诗歌中退出，让诗歌回归诗歌本源，这种突破，意义空前。

三、女性意识的离场是诗歌新秩序的重建

女性意识的离场不是退场，而是诗歌新秩序的重建。这一新秩序的重建过程虽然可能会很漫长，但显然已经开始。

诗歌新秩序的重建有几种可能。

一是趋向男性写作。诗写者在刻意淡化女性写作性别特征的同时，发生一百八十度反转，加入男性写作的阵营。这一现象需要特别警惕。在笔者看来，这种秩序的重建只是实现了性别转换，女性意识退场后重新披上了一件男性写作的外衣重新登场，并没有真正实现性别意识的消解，因此这种重建毫无意义可言。

二是实现无性别诗写。即：从诗歌文本中无法确定诗写者的性别，或者性别定位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当诗歌回到诗歌，写作回到写作，诗写者呈现的诗歌文本会更加干净纯粹，读者的阅读体验也将上下通透、毫无负担。很显然，这时的文本解读更加考验读者的勇气、也更加耗费读者的耐心。“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这种取得显然谁都可以完成，你无法确定献祭者的性别，他可能是男人、可能是女人、也可能是神。从《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文本的角度来看，舒婷的写作显然已经抛弃了“献祭者”的性别。

三是不再谄媚阅读者的独立写作。好多时候读者的耐心是有限的，读者的眼光是有偏见的，而且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已经严重影响了阅读者的公正心。在阅读之前，先验式地性别验证已经失去公正，这对诗写者是不公平的。而诗写者在写作之前刻意揣测读者心理就显得十分谄媚（因此，一个优秀的阅读者毫无偏见显得多么重要。）保持独立精神，无需刻意讨好谁，应该是诗歌写作的一条重生之路。

四、几句不得不说的废话

归根结底，性别标签主要来源于男权社会的强行标注，虽然这一话题现在被刻意回避甚至遮掩，但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部分女性写作者在这一过程中不再抗争，甚至转而妥协，无论是被逼无奈或是心甘情愿地标榜女性意识，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对诗歌本身是不公平的。所有写作者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回到《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诗歌文本本身，并不是说这首诗毫无瑕疵，只是在舒婷众多诗歌文本中在关于“女性意识的离场”这一点上，显然极具代表性。其他女诗人的部分诗歌文本当然也具有“女性意识离场”的特征。

笔者还注意到一点，舒婷在《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之后，一些诗歌文本又重新呈现“女性意识”，并最终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女性意识的滥觞。显然，舒婷对于这一新秩序的重建还未完成。也由此可见，诗歌新秩序的重新前途多艰，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舒婷.致橡树[J].诗刊，1979，（4）.

[2]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J].诗刊，1979，（6）.

[3]舒婷.双桅船[D].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4]马丽娜.关于当代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探析[J].戏剧之家，2018，（22）.

[5]倪若男.女性意识的觉醒[J].汉字文化（教育科研卷），2018，（6）.

邢红英，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