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明史纪事本末》是谷应泰网罗一批明史专家在两年时间内所编成的清初最早一部明史著作，长期以来颇受重视，近年来学界对其史源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价值受到质疑。本文以卷六二《援朝鲜》为具体考察对象，其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采取贬斥、否定、反讽的手法，否定明朝军队的战绩，这符合清初政治的需要，并为王鸿绪《明史稿》所抄录、继承，并最终被清官修殿本《明史》所沿袭，构成了清朝官方对这场战争的基本认识。因此，只有深入全面考察此书对清官修《明史》等史书的学术影响，方能更进一步认识其学术价值。

关键词： 《明史纪事本末》;万历朝鲜之役;殿本《明史》;清官方意识

谷应泰（1620-1690）的《明史纪事本末》成书于清官修《明史》之前，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力，其对于明史许多问题的历史书写，对清官修《明史》产生过直接影响。此书按专题对明史进行叙述，使读者较易形成比较系统的认识，甚至成为明史初学者的入门书籍。唯其重要，对于此书的研究，一直颇为人关注。台湾明史学会曾由徐泓教授等组织明代典籍研读会，逐卷研读《明史纪事本末》，对于各卷史源进行细致探讨，刊出了一系列成果，①

影响很大。他们发现《明史纪事本末》各卷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如史实遗漏、史料剪裁粗疏、故意曲解、论赞评价与史实叙述矛盾等等问题，不一而足，加深了对此书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神话，其学术价值受到了很大挑战。笔者完全认同前人的研究，对于其史源的探讨及所取得的成就，深表敬佩。如果再考察其对后世的学术影响，也就会更为全面。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上，从历史书写的角度，借助卷六二《援朝鲜》的分析，试图解剖这个文本形成的各种因素，并就其对清官修《明史》的影响，略加探讨，希望能够丰富对《明史纪事本末》的认识。

一、《明史纪事本末》之成书

《明史纪事本末》共80卷，60多万字，起自元至正十二年（1352），止于崇祯十七年（1644），乃有明一代重要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署名谷应泰撰。顺治十五年（1658）傅以渐序：“谷子霖苍夙有网罗百代之志，既膺简书，督学于浙，以其衡文之暇，搜辑明世全史，分纪其事，得八十篇，复各列为论断，次见于后。”

傅以渐：《明史纪事本末序》，（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页。此前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多是依据现存史书改编而成，如《通鉴纪事本末》，乃依《资治通鉴》改编成书，因而史料价值不高，此书则不同，乃是创制。在此之前，无论是纪传体的官修明史，还是编年体的明史，都尚未问世，故而无论从体裁体例上，还是史料上，都属首创，因而自从刊行以来，就一直颇受重视;同时，亦颇受质疑，首先被质疑的就是作者到底是谁。

《郑天挺明史讲义》指出：“《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撰。成于顺治十五年（1658），用张岱稿本。朱彝尊谓出于徐倬，姚际恒谓出于谈迁，后论出于陆圻。”

郑天挺著，孙卫国等整理：《郑天挺明史讲义》，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140页。可见，有关《明史纪事本末》稿本从何而来，清代就已成为学人关注的问题，而出现了几种不同说法。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不同的说法，原因在于此书从开编到成书，仅仅两年即告完工。此书八十卷，数十万字，以一人之力，两年之内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顺治十三年（1656）谷应泰任浙江提学佥事，遂于此间召集学者，如张岱、陆圻、徐倬、张子坛等等，纂成《明史纪事本末》，顺治十五年（1658），全书即编成刊印。郑天挺指出：“谷氏未尝经过长期资料积累，而忽然在两三年之间，作出一部六十万字的有系统有裁断的历史巨著，而这两三（年）中，他还要全省十一府去按试，不能住在杭州。” 郑天挺：《对〈明史纪事本末·前言〉之意见（1963）》，《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92页。这不合常理，其被质疑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有关《明史纪事本末》作者问题，林丽月指出一直有两种说法：“请人代作”与“攘人之善以为己有”，而多人以为是“请人代作”，“因而谷书是在谷氏主持之下，由众人协力完成，最后由谷氏一人署名”，林丽月：《读〈明史纪事本末·江陵柄政〉：兼论明末清初几种张居正传中的史论》，《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6年第24期，第56-57页。这样的论断已成为学林共识。

《明史纪事本末》系谷氏首创的明史著作。纪事本末体首尾完整，史实发展脉络清楚，较之编年体与纪传体，自然有优势。谷氏虽系官僚，此书仍系私修，《四库全书总目》论之曰：

其书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例，纂次明代典章事迹，凡八十卷，每卷为一目。当应泰成此书时，《明史》尚未刊定，无所折衷。故纪靖难时事，深信《从亡》《致身》诸录，以惠帝逊国为实，于滇黔游迹，载之极详。又不知懿安皇后死节，而称其青衣蒙头，步入成国公第，俱不免沿野史传闻之误。然其排比纂次，详略得中，首尾秩然，于一代事实，极为淹贯。每篇后各附论断，皆仿《晋书》之体。以骈偶行文，而遣词抑扬，隶事亲切，尤为曲折详尽。考邵廷采《思复堂集·明遗民传》，称山阴张岱尝辑明一代遗事，为《石匮藏书》。应泰作《纪事本末》，以五百金购请，岱慨然予之。又称明季稗史，虽多体裁未备，罕见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具有本末，应泰并采之，以成纪事。据此，则应泰是编，取材颇备，集众长以成完本，其用力亦可谓勤矣。（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九《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43页。

可见，《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书评价甚高，尽管对其于建文逊国等，采野史遗闻，表示批评，但总体而言大加称颂：一赞其体例“详略得中，首尾秩然”;二称其史料“取材颇备”;三赞谷氏“用力可谓勤”矣。在以考证学为学术大势的乾嘉时期，能获得四库馆臣如此高的评价，实属不易。

尽管如此，但因为此书属于私修，且是在官修《明史》之前就已成书，其刊行之初，作者即受到过威胁。诚如王崇武所言，《明史纪事本末》成书于清官修《明史》前七十余年，虽有史料搜求方面的困难，但是“时无钦定之正史为准则，故在记事方面可不受拘束”， 王崇武：《董文骥与明史纪事本末》，《“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1948年，第265-273页。因而对于史实的铺排，写什么，如何写，编者有很大自主性。书刊出两年后，曾经受人指摘弹劾，说其“语涉讥讪”， 徐世昌：《清畿辅先哲传》卷一九《谷应泰传》，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95页。顺治皇帝调取阅读后，感觉并无讥刺，故而未禁，所弹劾之人则是董文骥，王崇武在《董文骥与明史纪事本末》一文中，对于此间缘由，進行过细致考证，故不再赘述。可见，谷应泰编纂此书时，并未获得官方首肯，才会有人故意作难。谷应泰混迹于官场甚久，深知朝中忌讳，故修史时极力避免，才使得后来能够平稳过关。或许正因为经过了顺治皇帝御览，后来才成为清官修《明史》大肆参考、甚至直接抄袭的缘由。

考察《明史纪事本末》的编纂原则，在一篇文章中很难做到全面而深入，下面我们以《援朝鲜》这篇为例，考察编者谷应泰是如何揣摩官方意识，尽可能与其保持一致，其所构建的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图景，最终被官方接纳，竟然成为清官修《明史》的直接来源，从中可见此书之学术影响力。

二、《明史纪事本末·援朝鲜》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建构

《援朝鲜》是为卷六二，乃谷应泰所作有关万历朝鲜之役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是清初史家对万历朝鲜之役所建构的第一个完整的版本。尽管《明神宗实录》中有丰富的史料，后来清官修《明史》中，也能找到其所构建的图景，但都不如《明史纪事本末》系统，因而这是探究清初史家对于这场战争认识的最好材料。东吴大学历史系数名学生在徐泓先生指导下，对《援朝鲜》的史源进行过探究，并写出了一篇校读报告，全文两万两千余字，较之原稿多出一倍。 此报告并未刊行，承蒙徐泓先生惠赐，笔者得以看到。此报告由徐泓教授指导，东吴大学历史系五位本科同学在2010年6月完成。报告题为“明史专题·东吴大学历史学系期末报告”，副标题为“《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援朝鲜》校读”，全文两万两千余字。其具体做法是，“本组人员将在本报告中逐条校读《援朝鲜》的文本，列出各条文的可能出处与简析”。其以1977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为底本，主要参考史料是谈迁《国榷》、张岱《石匮书》和《明实录》，给我们呈现了《援朝鲜》的主要史源。只是如果在这三种著作中找不到相应史料，大多未做更深入探讨，也就留下了许多尚不知出处的史料，略显遗憾。如果进一步将此书与《朝鲜王朝实录》，以及随后的清官修《明史》进行对照的话，就更能评断此篇的价值，也会加深对于此书的了解。

万历朝鲜之役（1592-1598）作为近世东亚所发生的一场重要战争，史源之外，考察《援朝鲜》篇对这场战争历史书写的基调与情节设置的状况，更是透视编者心态与动机的钥匙，同时亦有助于评价此篇的学术价值。在《明史纪事本末》一书中，在考察其对具体战事的建构之前，至少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考察其地位与影响。

一方面，万历朝鲜之役作为“万历三大征”之一，谷应泰给予了较高的地位。《明史纪事本末》对“万历三大征”，分三卷予以叙述，分别是卷六二《援朝鲜》、卷六三《平哱拜》、卷六四《平杨应龙》。从时间上来说，平哱拜在前，平杨应龙在后，援朝鲜居中，本书并非完全按照时间先后排序。将《援朝鲜》放在首位，表明他对这场战争更为重视。尽管有人说《明史纪事本末》的篇目完全效仿《鸿猷录》，或许这是一个原因，但也不能否定谷应泰采取这种排序的意义。毕竟在这三场战争中，这场战争是唯一国际性的战争，而且持续时间最长，对明朝的影响也最大，几乎可以说是伤筋动骨，给明朝埋下了衰亡的祸根。

另一方面，这场战争发生在藩国朝鲜，而朝鲜号称是明朝最为恭顺的藩国，跟明朝的关系最为密切，进贡甚勤，执礼甚恭。《明史纪事本末》一书中，有关周边藩国的篇章并不多，只有《安南叛服》《沿海倭乱》《援朝鲜》三卷。与朝鲜相关的，只有《援朝鲜》一卷。 有关《明史纪事本末·援朝鲜》的研究，参見张二刚：《〈明史纪事本末〉中外关系史料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师范大学，2015年）。论文探讨了《安南叛服》《沿海倭乱》《援朝鲜》三卷的史料情况，将三卷与《明史·外国传》史料方面进行了比较。在《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毛帅东江》有所涉及。可见，检视此役的书写，也可见明朝与朝鲜王朝宗藩关系的特征。

更为重要的是，书中对于这场战争历程铺排、战事叙述、人物选择与评价，以及对于这场战争整体的评价等等，仔细分析，方能体察作者细密的心思、建构的原则，以及背后深层的思想动机。《援朝鲜》，全文不足一万字，将16世纪末这场搅动东亚三国持续七年的战争，完整呈现出来。某种意义上，可谓言简意赅。从下面几个方面，可以探究出其建构的特色及编纂动机。

首先，战事之初，日军主动进攻，势如破竹，朝鲜仓促应对，君臣上下毫无办法;明朝也是束手无策，被动应对，从而开启书写的基调。

《援朝鲜》开篇即曰：“平秀吉者，萨摩州人仆也。始以鱼贩卧树下，有山城州倭渠名信长，居关白职位。出猎遇吉，欲杀之。吉善辨，信长收令养马，名曰木下人。”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第963页。首先介绍平秀吉（即丰臣秀吉）的身世及其发迹史，显示日本侵略之主动，点出战事的起因，以及搅动东亚变局的始作俑者。朝鲜则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局面，曰：“时朝鲜王李昖湎于酒，弛备……时朝鲜承平久，怯不谙战，皆望风溃。朝鲜王仓卒弃王京，令次子珲摄国事，奔平壤。已，复走义州，愿内属。倭遂渡大同江，绕出平壤界。是时，倭已入王京，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库，荡然一空，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第963页。字里行间，对于朝鲜国王李昖采取贬抑的描述。朝鲜完全是一副被动挨打的局面，毫无还手之力。在朝鲜八道几尽，请援之使络绎于道之时，明朝却还在争论是否该出兵救援。“廷议以朝鲜属国，为我藩篱，必争之地，遣行人薛潘谕其王以匡复大义，扬言大兵十万，已擐甲至。贼抵平壤，朝鲜君臣势益急，出避爱（义）州”。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第963页。七月，明朝方派游击史儒、副总兵祖承训先后率兵数千救援，仓促出战，大败而归。史儒战死，祖承训仅以身免。得知连败，“朝议震动”，明朝方引起重视。但兵部尚书石星“计无所出，议遣人探之”，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第964页。方以宋应昌为经略，进行筹划。可见，是一副被动应对的局面。所以，《援朝鲜》开篇就呈现了这样的画面：日本侵略朝鲜，十分猖獗，攻入朝鲜，势如破竹;朝鲜国王李昖嗜酒荒政，面对日本侵略束手无策，节节败退，土崩瓦解;明朝则是事出意外，议论纷纷，仓促应对，苦无良策，兵部尚书石星只得病急乱投医，发榜征人，方得“无赖”沈惟敬。这样开篇，就呈现出明朝是一种被动应对的消极画面，也为全篇的历史书写奠定了基调。

其次，考察其对几次关键性战役的书写，可见编者对整个战事的把握。在整个朝鲜之役中，有几次大战役影响整个战事进程。平壤之役，奠定前期明军胜利的基础;碧蹄馆之役则是战争的转折;稷山之役与蔚山之役，乃丁酉再乱前期的重要战役;明四路进攻与南海之役，关涉战争的最终胜利。这几次战争乃明军在朝鲜战场上最为关键性的几场大战。《援朝鲜》篇对此书写的情况如何，是考察其书写心态的关键要素。

在诸多战役之中，平壤大捷写得最为积极乐观，对李如松的形象刻画也最为逼真。战事之初，既述诸路大军之进击，更记监军刘黄裳“此汝曹封侯地也”的豪迈之言，显示出一种慷慨之气。战前准备，也予以较多笔墨，沈惟敬三入平壤，与倭约谈。而战事具体情形，更以十分形象的笔调加以叙述：

方战时，吴惟忠中铅洞胸，犹奋呼督战。而如松坐骑毙于炮，易马驰，堕堑，鼻出火，麾兵愈进。我师无不一当百。前队贸首，后劲已踵，突舞于堞，倭退保风月楼。夜半，行长提兵渡大同江，遁还龙山。是役凡得级千二百八十五，余死于火，及从城东跳溺无算。裨将李宁、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潜伏江东僻路，获级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倭，乘胜追袭。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第966页。

此段文字，读起来大快人心，热烈而欢快，积极而乐观，没有一点悲观消极的感觉。可见，编者对此役是十分欣赏和肯定的，但对其他战役的书写，再也没有这样乐观的情绪，这似乎成了绝唱。

接着叙述碧蹄馆之役，战前即曰“援师既连胜，有轻敌心”;对于具体战事经过，其曰：“倭猝至，围之数里。将士殊死战，自已至午，弇中矢且尽……而我精锐亦多丧失，过桥者尽死。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稻畦，冰解泥深，骑不得骋。倭背山面水，连珠布营，城中广树飞楼，鸟铳自穴中出，应时毙。”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第966页。明军被动挨打，惨不忍睹！失败成为此役描写的基调。

稷山之役未见叙述，不过把丁酉再乱之时，解汉城之危说成邢玠的功劳，由此奠定《明史》的说法。蔚山之役经过，叙述比较详细。但将其说成是一场几乎被屠戮的大败仗。“朝鲜将李德馨讹报海上倭船扬帆而来，镐不及下令，策马西奔。诸军无统御，皆溃。清正纵兵逐北，军士死者万余，游击卢继忠三千人歼焉。镐、贵奔星州，撤兵还王京，会同邢玠露布，言尉山大捷。诸营上簿书，士卒亡者二万”。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第975页。在此书的叙述中，蔚山之役是明军的滑铁卢，死者两万，惨败而逃！如此说来，几乎是朝鲜之役中明军最惨重的败仗了，损失甚至超过碧蹄馆之役！

战争最后阶段，邢玠分四路进攻，四路皆溃。“陈璘舟师协堵，击毁倭船百余。行长潜山千余骑扼之，纟廷不利退，璘亦弃舟走。麻贵至尉山，据险割其粮稻，颇有斩获。倭伪退诱之，贵入其空垒，伏兵起，旗帜蔽空，遂败”。另一路董一元先破敌三寨，最后攻新寨时，“忽营中破，火药发，烟涨天。倭乘势冲杀，固城援倭亦至，郝三聘、马呈文率骑兵先走，遂大溃，奔还晋州”，亦败。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第977页。

这样，在整个朝鲜之役中，在《援朝鲜》的书写之中，明军似乎只有平壤之役一场胜利，其余皆是败仗！如斯叙述万历朝鲜之役，其意何在？为何会出现这样一种书写的基调？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朝鲜之役持续六年，如果明军只是一场胜仗，日军早就吞并朝鲜了，根本不会等到1910年。朝鲜国王宣祖及其后人也不会将“再造藩邦”之言念念不忘，其如斯书写明军战事，意不在呈现真正客观的历史，确实有许多背后因素，下文再细论。

再次，对于明朝将领的评价，大多是负面和批评的态度，也是值得考察的问题。朝鲜战场上，文臣运筹帷幄，武将冲锋陷阵。壬辰倭乱时期，文臣以经略宋应昌为首，武将以提督李如松为首。相比较而言，因为有平壤大捷，对李如松的评价较为正面积极。而对兵部尚书石星、宋应昌、沈惟敬这一系列人物，大多采取贬斥的态度。战争之初，兵部尚书石星“计无所出”，沈惟敬被招聘，他却是“市井无赖”。朝鲜战争多年，石星别无他策，只得依靠沈惟敬，打探消息，与日方沟通信息。碧蹄馆败后，开始封贡和谈，“经略宋应昌急图成功，于是惟敬之款始用”。和谈过程之中，“应昌师老無成功，亦愿弛责。然策倭多诈，恐兵撤变生。己而命沈惟敬复入倭营，促谢表，急图竣役”。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第967页。一副尽快了结、不愿负责的态度。可是和谈过程中，作为使臣的沈惟敬“益舞智揣摩，玩大司马股掌矣”，致使封贡和谈最终失败，战事再起，石星与沈惟敬都被下狱，石星瘐死狱中，沈惟敬坐大辟。对于武将，如斯论曰：

方李如松平壤大捷，李如柏进拓开城，四道复平，三倭生絷，廓清之功，可旦夕竢。而乃碧蹄轻进，兵气破伤，功亏一篑，良足悼也。又若麻贵尉山之捷，三协度师，势相犄角，砍栅拔寨，锋锐莫当。而割级之令，解散军威，佥都之肉，岂足食乎！况于沈惟敬以市井而衔皇命，李宗城以淫贪而充正使，以至风月侯节之绐，壶殇好会之诈，邢玠飞捷之书，杨镐冒功之举，罔上行私，损威失重。煌煌天朝，举动如此，毋怪荒裔之不宾也。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第979-980页。

所论之人无一不被批评，无一人受到称颂。全篇采取一种贬抑、批评、反讽的态度，诸多文臣武将，在谷应泰的笔下，都显得黯然失色，不是偷生怕死之徒，就是贪赃枉法之辈，如斯说来，所谓的援朝鲜之役，焉能取胜！

最后，对于封贡和谈的叙述，在谷应泰笔下成了一场闹剧;他进而对整个战争的评价极为负面，在最后所作评论中，没有一丝一毫肯定，对整场战争的书写，采取的是否定与抹杀的态度。

万历朝鲜之役持续七年（1592-1598），其中有三年多是中日之间的封贡和谈。“东师议款。初，我师捷平壤，锋甚锐。转战开城，势如破竹。及碧蹄之败，久顿师绝域，气益索。经略宋应昌急图成功，于是惟敬之款始用。而倭刍粮并烬，行长亦惩平壤之败，有归志。因而封贡之议起”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第967页。但是明日之间的使臣却互相欺瞒，彼此要求对方都不如实禀告，却对双方的要求满口答应，极不认真，瞒天过海，以致和谈最终破灭。

在谷应泰笔下，明朝所派册封使臣李宗诚，乃是一个纨绔子弟，出使途中，淫欲乱事，几乎被杀，只得落荒而逃，成为一个千古笑话。其曰：“李宗城纨绔子，经行之营，所在索货无厌。次对马岛，太守仪（义）智夜饰美女二三人，更番纳行帷中，宗城安之。倭酋数请渡海，不允。仪（义）智妻，行长女也。宗城闻其美，并欲淫之。智怒，不许。适谢周梓侄隆与宗城争道，宗城欲杀之。

其左右，以倭将行刺，宗城惧，弃玺书夜遁。比明失路，自缢于树，追者解之，遂奔庆州。”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第971页。 这样的叙述版本被清官修《明史》、夏夑《明通鉴》等史书广为转述。可是，查朝鲜王朝史书，则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朝鲜宣祖修正实录》曰：“封倭正使李宗诚逃归。宗诚久留釜营，待沈惟敬未回，方疑虑中，有倭人自日本来，密言于宗诚云：‘关白实无受封意，将诱致诏使，拘囚困辱，要索贿赂，和终不成，徒辱君命也。宗诚大惧，夜半扮作拨报差人状，面纱鸣锣，负黄袱乘马，出票开门，疾驱跳出，尽弃印章、冠服、辎重、仆从人等，只怀龙节，从者三人、一译官而已。”《朝鲜宣祖修正实录》卷三○，宣祖二十九年四月丁酉条，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刊1961-1965年版，第25册第657页。 朝鲜其他史书如《乱中杂录》《再造藩邦志》《壬辰录》所述皆类似。综合诸家朝鲜史料，还原李宗诚逃亡的细节及真正原因：1596年4月3日晚，李宗诚设宴款待宗义智、松浦镇信，责问日军为何推迟撤退，小西行长为何迟迟不归，是否丰臣秀吉和谈有其他条款。宗义智只得如实告知其秀吉关于和平的要求：要朝鲜往日本派人质、与明通商、割让朝鲜领土、明公主下嫁给日本天皇等七项条款。当时，早有传闻丰臣秀吉并不想要明朝册封，但要拘辱渡海到日本的册封使。李宗诚对于日本和谈条款完全不知，获知以后，十分震惊，这和明朝册封条款完全是南辕北辙，又担心赴日之后被拘辱，极其恐惧，当日半夜，他舍弃印章、冠服、辎重，改装从釜山倭营逃亡。如此叙述与《明史纪事本末》所载版本不可同日而语。

两相对照，《明史纪事本末》所载有关李宗诚逃亡的原因相当荒诞，几不可信;而朝鲜史书的叙述合乎情理，应当是接近事实真相的。从中可以看出《明史纪事本末》有意丑化。

对于战事的结果，《援朝鲜》的编者根本不觉得是因为明军与朝鲜军队共同抵抗的结果，而归之于丰臣秀吉之死，战事才侥幸结束。其曰：

向非关白贯恶病亡，诸倭扬帆解散，则七年之间，丧师十余万，糜金数千镒，善后之策，茫无津涯，律之国宪，其何以辞！而乃贪天之功，倖邀爵赏，衣绯横玉，任子赠官，不亦恧乎！乃马栋、丁应泰之疏能直伸于关白未死之前，而李尧民之章反见抵于关白已死之后者，盖以用兵之初，神宗怒白甚锐，怒则望其速济，故必欲核其真。用兵之久，神宗忧白渐深，忧则幸其成功，故不欲明其伪。卒之忠言者落职，欺君者封爵，而所遭逢异矣。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第980页。

对于这场持续了七年的战争，明朝出兵数十万，可是最终结束则是因为丰臣秀吉之死，《援朝鲜》的编者认为如果不是碰上丰臣秀吉病死，“善后之策，茫无津涯”，也就是说如果完全靠明朝军队抗击日军，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斯论调，实在是让人难以赞同！但这就是谷应泰的结论！或许这正是清初学人的一般论调，但为何会形成这样一种论调？其背后有何因由？值得探究。

可见，《明史纪事本末·援朝鲜》开篇即奠定消极的书写基调，对于战事叙述大多是负面的，对于人物评价基本上是贬斥和反讽的，对于战事最终结果则以为是侥幸的。将明军八年的战事、几十万人的牺牲视若无睹，给人呈现的是一种消极、悲观、被动、徒劳无功的情景。

三、影响《援朝鲜》书写模式的原因及其后果

诚如前面所论，《明史纪事本末·援朝鲜》对万历朝鲜之役，采取否定、贬斥与抹杀的态度，否定明朝军队在朝鲜之役中的战功，对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明朝将领加以贬斥和批评。形成这种历史书写的原因，笔者认为有几点值得重视。

首先，谷应泰是清初一名地方官员，并非一名纯粹史家，迎合当朝政治需要，是其编修史书的前提条件。乔治忠教授指出：“清初至康熙中是私家明史学兴盛而官方刚刚起步的时期，其中包含着私家明史学中反清意识与官方政权的冲突;康熙中至嘉庆末是私家明史学由冷清至沉寂，而官方明史学兴盛发达的时期，其中包括着官方对私家明史学的主动阻扼。” 乔治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诚哉斯言！官私史学的兴替，背后关键就是政治因素。像谷应泰这样的官员，并非专业史家，但又有编史情怀，在编史之时，如何贯彻官方的意志，是他需要认真考虑的事。从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来看，他很好地适应了当朝的需要。“文化霸权的确立，并非来自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单方面压制，而是双方在冲突、协商和妥协下的结果;它亦不是一种单向的灌输，而是统治与反抗之间一种不断变化的动态平衡”。 陈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谷应泰自觉适应了这种官方霸权，在史书编纂中尽可能贯彻官方的意识形态。

满族以边鄙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取代明朝。黄云眉言：“清帝以异族入主中国，满汉之见，横亘胸际，其标榜史事，本以安遗臣之反侧，既入其彀，则深恐予夺进退之间受谤书之实害，而思以钳制之。” 黄云眉：《〈明史〉编纂考略》，《金陵学报》第1卷第2期，1931年。他所指的是清官方修《明史》的情形，谷應泰私人修史，亦自觉贯彻这样的原则。他作为地方上一位重要官员，对于当朝政治极为了解。许多明史问题，书中未曾涉猎，体现他的政治敏感度。即如明清之际的史实，就基本上没有涉及，也是为了防止触犯忌讳。后来才有《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用六卷篇幅专门叙述明清间的战争。彭孙贻（1615-1673）再作《补编》五卷，亦是补充此书。作为此书总编，谷应泰挂名亲撰，一定也想到可能带来的风险，因而他对书中内容评价的标准，乃是以适应当朝的政治意味为准则，而并非按照个人喜好去编辑、评论。适应其所在的时代环境，为当朝政治服务，正是他书写的一个重要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