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星，张 见

（1.宿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安徽宿州234000；2.淮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安徽淮北235000）

包世臣（公元1775年—公元1885年），字慎伯，号倦翁。安徽泾县人。嘉庆年间举人，曾担任新喻知县，后遭弹劾去官，寓居江宁。代表作《艺舟双揖》——一部兼具书学理论性质的文学批评著作。包世臣在阮元基础上，对碑派理论进行具体化、系列化、学理化的总结。其书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其书学思想的创造性实践是对“碑”与“帖”的融进探索。

1 书学思想——以古法和碑派为主

讨论包世臣学书思想的前提是先了解其丰富的知识结构。包世臣“少工词章，有经济大略，喜言兵。”“精悍有口辩，以布衣遨游公卿间”[1]。《清史稿》对他的记载更近乎一个经略实务的能臣，其为文持论，翰墨之能只略有一句提及：“世臣能爲大言。其論書法尤精，行草隸書，皆爲世所珍貴。著有小倦遊閣文集，別編爲安吳四種。”包世臣《艺舟双楫》收录在《清史稿·子部·艺术类》，然其学书思想是建立在更为宏阔的学术蓝图中。

包世臣《艺舟双楫》之自叙当视为其书学思想之总纲与其对书学地位认识之剖白，在包世臣的观念当中，书学，包含“文”“书”两部分，长于这两部分的在史书中会被收录进不同的传录，但是有所得者方能达成“不朽”。典自魏晋的“不朽”观，以孙虔礼之旨趣与西晋陆机《文赋》相参照，《论文》谈及文章风格则视《文心雕龙》为圭臬，将诗人书法分五品九等，其品评措辞也多来自《二十四诗品》，可见从持论方面，包世臣对魏晋的作品及观念是相当推崇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书论与古人对标。而他特意将文本向后人敞开，以书学立言以传后世的意图得以清晰呈现。

包世臣的书学思想极重视师法家法，“治经必守家法，专法一家，以立其基，则诸家渐通”[2]。专一家而通群经的思想直接引申到了他的书学思想当中。对于前人的书学创作，包世臣力图以事实风格为依据梳理出笔意传习之源流，而不拘泥于同代异代，同样的书学观念还体现在《艺舟双楫·历下笔谭》，这一篇则明确梳理了包世臣对于自古笔意之师法传习，可以视为《论书》篇之发挥，实乃对汉晋至清笔法流变史之总结。再加上包世臣对有清一代书人五品九等之划分，其书学理论基本落成，也为自身的书学理论与实践传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书学实践——溯碑求“新”帖

包世臣晚清书学思想与实践都体现着显著的碑帖融合趋势，但不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落实到具体的书法创作碑帖融合难度很大，面临着这种困境，包世臣强调了北碑在追溯古法、学习古法的过程中不可取代的地位，“欲见古人面目，断不可舍断碑而求汇帖已”[3]。由此可见，单单依靠思想层面对碑帖融合的认识并不能有效指导其完成具体实践。需将更深入的研究集中在碑派和帖派书法实践的融合。以包世臣的学书经历和书学思想为研究基础，从其书法实践如取法对象、点画笔法、结体章法、风格等方面仔细辨析，挖掘碑帖二派书法的融合和区别。

包世臣自少年学书就辗转多家，其经历在《艺舟双楫述书上》中有记载：年十五，从应试书入手，又依照家族传授《书法通解》仿其七字之势，习怀素草书以改变旧习，不成放弃。又借鉴乡人翟同甫笔势，时隔一年又从商丘陈懋本研习古帖《画赞》《洛神》《神龙》《兰亭》等十余种再与先前同甫笔势相激发，颇有心得。嘉庆年间在镇江得遇邓石如，对其书法非常推崇。继而感到自己书法颇伤婉丽，遂改习欧、颜碑版。嘉庆二十四年，包世臣客居济南，期间接触到许多北碑，始用心实践。引发对帖派新的认识和思考，主要对二王和孙过庭书法进行研究。包世臣的书学理论研究与书学创作实践双线并行，但是，通过对他书法作品的分析与鉴赏，其实践的能力与理论的高度相去甚远。从包世臣流传的作品来看，书法特色既有近乎碑派的，又有近乎帖派的，还有碑帖融合式的。如对王羲之手札和孙过庭《书谱》之类的作品的临摹，留有其对碑派笔意的理解基础上改造的痕迹。其行草作品则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完全帖派风格，作为日常手札，无刻意改造之意，作品本身艺术水平高；另一类便是有探索性质的北碑式作品，但因其并非深得北碑神髓，也未曾致力于篆隶。故其在碑派书法实践与其理论存在差距。包世臣用笔多用侧锋，在笔锋锥面的转换上，与晋人笔法有相通之处。为体现“中实”的笔法思想，其书起笔较轻，在线条当中时有用力倾向。这样的书写习惯，易使线条拖沓迟缓，有过分扭捏做作的弊病。从整体上看，包氏书法风格仍是帖派面目。其碑帖融合实践并不成功，可见溯碑求“新”帖这一书学实践具有较高难度，但探索之功不可抹杀。

3 书学成就——兼采诸家终成一派

通检史书可发现，与之有过交游关系，或师从之，或者书法风格被他推崇的同代人有：李兆洛、吴育、吴熙载、王文治、梅植之，与这些书人的交流不仅丰富了包世臣书学理论，也为他创“明北朝书派，溯源穷流，为一家之学”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而师从包世臣的书人也奉行其书学理论当中“谨遵师法，兼采诸家”的指导思想。

“吴熙载，初名廷飏，以字行，后又字让之，江苏仪征人。熙载为诸生，博学多能，从包世臣学书。其笔法兼采同时黄乙生、王良士、吴育、朱昂之、邓石如诸人之说。执笔，食指高钩，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间，中指内钩，小指贴名指外拒，管向左迤，后稍偃，若指鼻准。运锋，使笔毫平铺纸上，笔笔断而后起”[4]。对比《艺舟双楫·论书一》，可以发现，相对于吴熙载，包世臣对于“九宫”“八法”两个书学术语的总结与评述显然更具有学理化色彩，分“九宫”为“大小九宫之法”，能够使理论与周秦汉魏旧碑之实际转相生发。

（梅）植之，道光十九年举人。通经，以诗鸣，世臣尤称其书。谓其跌宕遒丽，煅炼旧拓，血脉精气，奔赴腕下，熙载未之敢先[4]。其行书被包世臣列为“佳品上”。

（王）文治书名并时与刘墉相埒，人称之曰“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与姚鼐交最深，论最契，当时书名，鼐不及文治之远播；后包世臣极推鼐书，与刘墉并列上品，名转出文治上[5]。

沈用熙最后出，至光绪末始卒，年近八十。毕生守师法，最为包门老弟子。其后包氏之学盛行，咸、同以来，以书名者，何绍基、张裕钊、翁同龢三家最着，并见他传。绍基宗颜平原法，晚复出入汉分；裕钊源出于包氏；同龢规模闳变，不为诸家所囿，为一代后劲云[4]。可见包世臣的书学思想在其倡导的重师法，采众长的书学风气之下蔚为大宗，在一代书家之中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无法笼统地概括包世臣的书学思想的本质，之前对其“崇碑抑帖”或是“碑帖并推”的说法都不够贴切。金丹先生曾用“以碑溯帖”和“由碑证帖”来概括，颇为客观。包世臣学书过程中不但未舍弃帖，且对帖学的代表人物王羲之书法始终奉行。在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下，弘扬碑学的思想旨在用碑来改造帖。具体就是让碑的线条特征、字内（外）空间去弥补帖的不足，赋予帖学以古意，推动帖学发展，即碑帖融和。因其处于帖学为主流，碑学为潜流，同时又有各种文化思潮涌现的时代，并在辗转学书、不断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认识。他的思想中存在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左冲右突，甚至不能很好调和也实属正常。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他对古代人、同代人的评价能够做到不贵古贱今，不党同伐异，实属难得。涉及到一代书学热点问题，就会发觉其书学思想乃至学术思想并非完全属于革新式，而更近乎改良式。对王羲之的看法和对唐书唐碑的看法两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包世臣敏锐意识到碑学与以王羲之代表的帖学并非水火不容，其在提倡北碑的时候，并没有攻击王羲之。他对王羲之的崇尚也没有因某些碑学书法家质疑王羲之的风气。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包世臣心目中的王羲之，已经不是以往意义上的书学形象，而是在他不断反思求索过程中，逐步将其向北碑靠拢。

在书学观念上，包世臣十分崇尚唐碑，但他在和北碑比较时，又提出唐碑不如北碑。这种有了比较的崇尚，并不是包世臣书学思想的逐渐变化，而是他内心无法解决的矛盾。直到晚年，他欣赏唐人和唐碑的态度都没有改变，因此可以认为包世臣是崇唐和贬唐的矛盾结合体，不可简单的将其书学思想归为“崇碑卑帖”。而对北碑古法之体会与总结，让北碑有了明确的笔法内容。总而言之，包世臣对前代书学长期以来经验性的知识进行学理化的总结，加之重师法传承，最终使其书学达成了“如日中天”的成就。

4 结论

本文着手从包世臣的书学思想和具体书法创作实践，展开对清代书家包世臣的碑帖融和书学研究。包世臣具有改良意识的书学思想使其在书学创作中即推崇北碑又崇尚帖学，体现出一位处于帖学与碑学交织时期的书家复杂的思想。其顺应了阮元推崇北碑的潮流，将抽象性、审美性、经验性的书学感悟学理化并加以传承。同时大胆实践，以北碑风格的创作给书坛带来新的思潮，也为书法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但他在北碑的挖掘过程中，并没有避免阮元犯过的错误，异化帖学概念，强行将碑学观念加之与帖，改造以往对帖的认知以证明北碑的优秀，调和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与他帖学代表的身份，将王羲之归于碑的一边，可见包世臣的很多帖学观念已发生改变。包世臣主观上推崇北碑，实际上在推崇的过程当很多观点和论证经不起推敲，但客观上在潮流涌动的时刻，文化融合的年代去冷静地考证书学要素的出处，反复审视看似已成定论的书学观点，已经是对碑学发展难能可贵的推动了。包世臣对“碑”与“帖”的融进探索推动着晚清两大流派互相发展，而我们对这一探索过程的纵向梳理，即从其书学思想指导实践进而取得成就的过程，进一步深化对晚清书学认识，引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