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博

摘 要 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地道的审美艺术，它不仅具备了人类艺术所共同拥有的基本的美学品质，而且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以及和文化情怀紧紧相扣，研究书法教育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汉代书法教育作为转折点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为现代书法教育如何从汉代书法教育中吸取营养，发挥其独特的文化传承和德育功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汉代 书法教育 书学

中图分类号：G65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20-0002-02

古代书法教育大致可从官学中的书法教育、家传、师授这三个方面去探讨。而官学中的书法教育是历史正统、时代主流，我们有必要对其有大致的了解、归纳。

一、童蒙教育与字书

汉时学童自小接受识字和书写教育。东汉王充《论衡·自记篇》记叙自己童年的学习经历：“六岁教书……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可见当时的童蒙教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蒙学，当时教育儿童识字和书写的学习场所称为“学馆”“书馆”“书舍”“蒙学”“小学”等，遍布全国的乡村闾里，教师称“书师”，学生学习的目的是识字和书写，使用的教材则是通行的“字书”，如《仓颉篇》《急就篇》等，这些字书又称为“史篇”“篇章”。第二阶段则是在识读书写能力学成之后，辞师离开书馆，进入乡聚庠序，从师学习《孝经》《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成年之后若进一步深造，则可进郡国学、太学，或受学于经师大儒自立的“精舍”“精庐”等私学。

学童识字和书写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所以“或以书丑得鞭”，老师抄写的字书，就是他们临学的字帖或范本。近代以来出土的汉代简牍中，就有一些以隶书抄写的《仓颉篇》《急就篇》等字书的简牍，字迹端庄严谨，点画不苟，完全没有一般简牍常有的率直与急就。当时学童习字，往往是写在“觚”上。觚是在一根木条上削出三面、四面甚至六面、八面，每一面都能写字，唐颜师古注《急就篇》：“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书”。觚上写了字之后，可以用书刀刮掉墨迹重写，或者用幡布将字迹擦掉重写，因此，觚能反复书写，是学童习字的适用工具。

童蒙识字所用的课本，在周宣王时有太史史籀作《史籀篇》，是用大篆体写成，在秦代则有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为小篆体，到西汉初期的文、景以后，闾里书师把《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篇合而为一，断60字为一章，凡55章，分为上、中、下三篇，共3300字，中有重复的字，仍称为《仓颉篇》。西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仿《凡将篇》作《急就篇》，其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介绍自然界事物和日用器物名称；三为“文学理法”，介绍政治典章制度以及民俗伦理道德等。文章体裁多以七言为主，也有少量的三言、四言字句这些字句均合辙押韵，琅琅上口，易于背诵，因此《急就篇》很快就风行全国，成为通行的童蒙字书，直到南北朝时期还被使用，《急就篇》完成了它作为蒙学教材的历史使命。现在我们能看到传为三国时吴书法家皇象写本的《急就篇》拓本，字体为章草，但发掘出土的汉代简牍中的《急就篇》写本，都是端整的隶书体。汉代字书尚有其他几种，但以《仓颉篇》《急就篇》最为流行。

汉代的皇帝、诸王子以及贵族官宦子女，从小都要读字书，学识字和书写。在《汉书》《后汉书》中的人物传记中往往有“善史书”的记载。如《汉书》卷九《元帝纪》：“元帝多才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寸节度，穷极幼妙。”《后汉书》卷十《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可见，“史书”之“史”，本指古代的字书《史籀篇》，汉时则泛指字书。当时儿童由摹写字书开始学习书写，因此“能史书”是指学童文字书写端正，再进一步，“善史书”即是指善书法了。《后汉书》卷十四《齐武王·附北海靖王兴》记北海靖王刘睦：“能瞩文，作《春秋旨义终始论》及赋颂数十篇。又善史书，当时以为楷则。及寝病，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刘睦由于“善史书”，而成为当时人模仿学习的“楷则”，所作草书尺牍被汉明帝收藏，由此可见汉代对书法学习的热衷。

二、汉代的高等学府——太学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始立太学，在此之前，由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诸多原因，对学校教育并不重视，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出现传授学术的学校。及至武帝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加强，在思想领域开始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政策。为了切实贯彻这一政策，当时即迫切需要培养地主阶级的新型知识分子。因此，在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多次建议下，武帝于元朔五年诏置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五十人，同时在长安修筑校舍，标志着太学的正式建立，是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第一所官办大学的诞生，从此，书法教育开始收到重视。

太学的教学内容就是经学，均属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则只在民间传授。汉代经学有今文与古文之分。其区别原在于文字上的不同，前者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写，后者是用先秦时期的籀书抄写，因时代不同，故有“今文”与“古文”之称。而主要区别还在于今文经讲究“微言大义”，古文经则强调“训诂”，偏重于史实的解释。由于今文经学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五经》，便于其政治说教，这就使它比古文经学更受汉王朝的青睐，始终被立为学官。尽管为争得官学地位，古文经学也曾多次与今文经学斗争，并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最终也没有被立为博士，仅允许公开传授。这一方面说明博士的设置和变动并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汉代太学实际就是传授今文经学的大学。

至东汉因经学教育的需要，蔡邕受命手书的石碑——《熹平经石》立于太学，它是我国古代由政府颁发的第一部书法范本，它提高了书法在整个文化领域中的地位，并为后世书学的确立起了铺垫作用。

三、鸿都门学

东汉末年的汉灵帝刘宏（156-189年）是一位为政昏庸，但却热衷艺术、富有才气的皇帝，曾自撰《皇羲篇》50章。他引召了一批在太学诸生中能为文赋的人，作为自己的侍从顾问，召集之初还比较注重要与经学相关，到后来把一些尺牍写得好和擅长写鸟虫篆的人也征召进来，并于光和元年（178年）在洛阳鸿都门内设置了鸿都门学，这是太学之外的又一中央官学，从艺术的角度提高了书法在教育中的地位。鸿都门学主要教授、从事辞赋创作与文字书写等内容，而不是儒家经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文学艺术大学。

鸿都门学的设立，固然有汉灵帝热衷艺术的因素，同时也出于政治斗争的动机。汉桓帝、灵帝时期，宦官专权，官僚士大夫联合太学、郡国诸生，在朝野形成一股势力，以“清议”的方式反对宦官，于是宦官集团反击，朝廷迭兴“党锢之祸”。因此，鸿都门学的设立，就带有分化太学势力、笼络士人的目的。由于汉灵帝的好尚，鸿都门学诸生的待遇超过了太学诸生，并能出任中央机构的尚书、侍中以及州郡的刺史、太守等高官，甚至有封侯赐爵者。鸿都门学虽为以蔡邕为首的正统士大夫所激烈反对，以为“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后汉书·蔡邕列传》），但确实收罗、培养了一批书法家，如师宜官、粱鹄、毛弘等，他们在汉魏之际名重一时，为世人所倾慕师法。而且，鸿都门学的设置，使书法教育从童蒙识字书写教育、官员公文书写的实用要求和治经学所需的文字学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而纯粹的艺术教育。这与崔瑗、张芝等热衷草书的潮流一样，都代表着书法艺术的自觉与独立。

当然鸿都门学也有许多混迹其中、以求利禄的不学之徒，所谓“亦有笔不点牍，辞不辩心，假手请字，妖伪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蝉蜕滓浊”。其实不光是鸿都门学如此，一些被贡举的秀才、孝廉往往也名不符实，太学经学也是“章句渐疏”，“浮华相尚”。尤其党锢之祸以后，许多名流、学者被牵连流废，太学生在考试时为了争等第高下，常发生纠纷，相互忿然，还有用贿赂手段，将宫中兰台所藏漆书经文私家篡改，以合自己解说的。所以当时仕途黑暗，争夺利禄不择手段，各方面都一样，不独鸿都门学中一些人寡廉鲜耻。

鸿都门学冲破了太学自建立以来将经学作为唯一教育内容的樊篱，培养了一批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材，这是一个创举。在此后的一千多年封建社会里，其在取士和官方办学方面都有过一定的影响。如唐代以后，有过以诗赋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北宋设立翰林图画院，以才艺之高下，分别授予以袛侯、待诏、艺学、学生等职衔。徽宗朝，立“书画学”，有肄业和考绩等制度。鸿都门学在文学艺术史上应有其一定的位置。

参考文献：

[1]周予同.经今古文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3.

（责任编辑 文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