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冰冰 文学武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4.012

自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诸期上发表连载文章《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系统地将康德哲学引入中国近代学人的视野，发展至今已逾百年。对此，李泽厚先生曾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总结道：“对待康德哲学，向来就有两种派别、两种方向。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揭露和批判康德哲学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在辩证的否定中来估计和肯定康德哲学中的合理成分。而资产阶级学者和修正主义者则大多坚持康德的唯心主义路线，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或歪曲、或抹杀、或夸张这个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1]这一观点显示出自20世纪初就已存在的、交织着历史变革的两种不同研究传统，但它也表明研究者将康德哲学简单化的倾向。宗白华先生可以说是对康德哲学进行学理研究与批评的首批美学家之一，在哲学研究的起步阶段就抓住了包括康德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在后期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对康德哲学中的美学思想进行了理论反思，以科学的辩证眼光肯定了康德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对其唯心主义部分进行了批判。

起于康德：承认“物自体”与“客观实在”

早在五四时期，宗白华便从伦理哲学出发，开始了对叔本华、康德哲学思想的研究。在第一篇哲学文章《萧彭浩哲学大意》中，宗白华首先确立了康德在欧洲哲学传统中的地位，认为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哲学观，超越了自希腊时期就已存在的唯物与唯心之争。在1919年连续发表的两篇关于康德哲学的文章中宗白华则明确指出，“德国近世实证学派诸家，皆出于康德，承康德之旨也”。无论是唯心派强调“以身心外之世界为空华水月，全无实际，而执内心，思想实有，且长存不灭”[2]，还是唯物派所主张的外在物质现象乃是真实的，宗白华认为，它们实际上皆是唯心假相，世界真相乃是指“色相后不可直觉之物质运动”[3]。而康德的“形而上心相”便相当于中国的这一哲学概念“以太阿屯”，“无色声香味诸性，而具形体，含方分，占据于空间，运动于时间”[4]，但这种物质运动世界是实有的，而非幻梦。它超越内外心相之上，不能通过想象来获得，但我们可以通过“谟知”（出自庄子，即思想推度）知觉它。“形而下心相”则是我们可以凭直觉获得的感官色相界。这意味着宗白华抓住了康德哲学的两个关键之处：一是作为宇宙真境的“自在之物”的存在;二是先验的认识论观念。

宗白华从叔本华、康德入，开启自身的学术研究，一方面无疑是受到时代学术思潮的影响，如贺麟先生所指出的，“这情况大概是和‘五四运动开创的民主和科学精神相联系的，因为康德的知识论是和科学相关的，要讲科学的认识论，就要涉及康德的知识论。另外康德讲意志自由，讲实践理论，这就必然同民主自由相关联。因此，这时期传播和介绍康德哲学是学术理论界的中心内容”[5]。另一方面则与宗白华在早期表现出来的“救世情怀”这一美学理想有关。与当时其他社会团体的政治救国方略不同，宗白华坚信不必使用武力，通过培养国民具有“同情力”的伦理观与科学的哲学观，便可以实现主体间的人格平等与全体团结，达到建立美好新社会的救世目标。康德哲学的严密的知识论体系所体现的追求科学与真理的精神正是当下新青年必备的重要品質。

宗白华的哲学转向：以批判康德为契机

新中国成立，改造社会的任务发生改变，宗白华的学术目光转向了马克思。他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马克思的全部天才就在于回答了他的先行者们提出却无法解决的种种问题，并且最重要的本质在于，它的目标是“改变世界”，而不是如传统哲学那样只是“解释世界”。在这一时期，宗白华对康德学说进行了辩证处理。仔细对照宗白华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瓦·斯卡尔仁斯卡娅关于康德美学思想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宗白华的观点主要受她的影响。他们接受了列宁“可以从右面来批判康德，也可以从左面来批判康德”[6]的观点，从而认为康德哲学具有着明显的两重性。也就是说，当康德承认客观的“自在之物”存在，并与外在事物发生联系时，他就是唯物主义者;反之，当他声称“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先验的，那么他便是唯心主义者。宗白华对康德哲学的批判便由此出发，认为这种矛盾性是贯穿在康德全部哲学中的基本问题所在，而且康德企图在他的先验唯心主义基础之上调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在宗白华1960年所写的《康德美学思想述评》中，他从美学角度出发，进一步论证了康德哲学先验唯心主义思想的伟大贡献，指出康德首次将“审美”这一人类心意的特殊状态划分出来，独自占据哲学的一部分领域。作为审美的“鉴赏判断”与单纯的快适感、对善的道德感有着根本的差别，它在认识与意志间起着桥梁作用。这显示出宗白华对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已经了然于胸。朱光潜曾评论道，这个发现很有价值，也不同于一般常见。然而，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宗白华转向了对康德哲学的批评，主要表现为对康德美学中“鉴赏判断”这一概念的主观性与唯心性批评。

首先，宗白华对鉴赏判断的“先验论”与艺术创造的“天才论”进行了批评。根据康德的观点，“鉴赏没有一客观的原则”，不涉及任何个人主观感受与客观感觉，也就是说，在历史与世界之外，不依赖任何外部因素，我们人类自身本体中便已具备那种先验的鉴赏美的原则。宗白华认为，康德的“审美判断力哲学”的前提是从“自我”到世界而不是从世界到“自我”，这是一种强调人人“应该”具有与先天“必须”的原则，这些美的原则被强加于现实。受斯氏的影响，宗白华强调这种脱离现实的美学观念将是非常危险的。虽然康德指出这些美的原则由“天才”颁布，但宗白华认为，如果按照康德的理解，天才是在脱离社会的情况下天生就有的，而且他一旦产生，对其他人来说，便成为评判或法则的准绳，那么作为一门科学的美学就可以取消了。更糟糕的是，天才自身并不知晓诸观念是如何在他的内心中形成的，这种能力也不受自身控制，那么可以用“特异”来形容这一天赋的产生。因此美的规范的不可传达性与人们鉴赏美的艺术的先验性便互为补充，统一在审美“共通感”（Cemeinsein）中，它意味着每个人都应对我的审美判断同意。无论是在鉴赏中，还是在创作实践中，康德的哲学始终都包含着要求人们应该，或不容置疑的必然服从准则，而这一最高准则也就是“理念”，它对行为和思想起着指导作用，但在经验世界里找不到对应物。宗白华认为，这就是所谓的理性“使自己和自身协和”，是一种任何科学都无法说明和不受任何客观影响的纯粹直觉。

不过，宗白华认为，康德这种抽象的神秘的美学观点主要源于其对审美判断所下的定义，在题为“决定趣味判断的愉快与任何利害无关”一节中，康德指出美与任何利害无关，是无党性的。斯氏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对康德美学进行批判是有巨大意义的，因为康德在这里使用“党性”这一术语特别值得深思。宗白华对康德哲学这一点的分析与批判也主要受到斯氏这一观点的影响。他认为，如果照康德的意见来看，一方面审美若是无私心的，纯是静观的，那么这必然将审美对象中的一切内容抽离出去，“损之又损，纯洁之纯洁”，结果就是只剩下花边图案，陷入纯形式主义、主观主义的泥淖。然而，这种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美学也必然空虚、贫乏到了极点。另一方面，受到马克思与恩格斯观点的影响，宗白华认为这种割裂艺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美学观点，为现代艺术中的最反动的形式主义思想提供了理论源泉。马克思在《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中写道：“可以公正地把康德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7]另一位苏联学者谢·伊·波波夫指出，从这句话来看，马克思认为法国启蒙思想的革命内容被康德阉割了。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更明确讲道：“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8]从这些简明而直接的观点中可见，在他们看来，康德哲学存在着许多与贵族反动派精神相吻合的观点。宗白华据此认为，康德是在狄德罗等人走上历史舞台、启蒙运动者提出艺术必须为人民服务时提出“为艺术而艺术”“艺术无党性”“艺术与任何政治利害无关”这些口号的。也就是说，康德反对艺术的目的性与思想性，其实是对启蒙主义美学家的反动。

由此，宗白华批判康德哲学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它的反动性与反科学性。在这一点上，宗白华所述较简，延续上述对康德哲学的无党性的批评，他强调任何真正的艺术都必然意识到阶级的利益，而且批判康德哲学中的这种反动性应是所有美学家的任务;并指出康德哲学在方法论上的不科学，亦即只重“批评”“分析”，将原来联系着的对象进行切割，不能辩证地把握矛盾的统一。而康德之后，黑格尔所致力于实现的便是将康德所割裂开来的宗教、道德与科学诸领域进行再次融合。宗白华在后期曾多次强调，我们今天迫不及待的工作，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哲学的任务和目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辩证地看待历史发展与解决现存的问题。可见，宗白华对康德哲学的最后一点批判，仍延续其早期的美学目标，希冀国民在新时代下树立新的科学观与人生观，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为行为准则，来指导各个时期的中国人民革命与建设事业。

宗白华哲学的美学内涵：“少年中国”理想的文化建构

可见，美学最初在宗白华这里就不仅仅是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而是与不同阶段改造社会的现实任务相结合着的。正是基于此，宗白华无疑洞察了作为意识形态反映的美学的批判性，他始终紧紧围绕着“文化建国”这一核心理念不断调整自身的美学研究方向与策略。在宗白华看来，康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分表代表着前后两种不同时期的建国理想模型——想象的民族共同体与现实的国家共同体。从理论出发的一开始，两者便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前者始终以抽象的人为思考中心，人是普遍的理性的，在它这里，并不是单纯地假设人性的恶或善，而是以更理性的态度来想象人的理想化存在。由此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先验性与强制性，如它将鉴赏判断中的情感设定为一种共同的情感，以区别于私人化的情感，这种假设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同意我们的判断，因为它先于判断之前就已经将情绪中的差异抹杀了。在这里康德明确指出，這些“事实上仅是一种理性要求，是一种要求产生感性形式的一致性”[9]。康德的这些美学思想得到宗白华的共鸣，他对其加以发挥，延伸到社会中的个体之上，建立了以“同情”为核心范畴的伦理哲学观，他假设在理性指导之下的人性情感具有着普遍性。因此，在这一观念之下，宗白华在初期主张通过温和的社会变革方式，培养新的少年中国，那么便可以实现非暴力的美学革命理想。其实，每种美学革命设想都是建基在一种所谓人人应该怎样的假设与强制的前提下，康德只是在它的美学分析中，将它们从心理分析的角度逻辑地指出来而已，而宗白华则是在这种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这种“应该”的情况下，所应有的社会理想模型——一种想象的具有共同感的普遍人性基础上的“少年中国”。

这种理想是基于文化想象基础之上的美好愿景，它是历史发展至最高阶段的可能产物，但现实始终是处于变动之中的，而马克思的伟大之处便在于，他发现了现实中的人存在差异与制约因素。于是，宗白华在指导新时期国家建设方面，转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认为康德将审美的人从他整个人的活动，尤其是斗争生活与政治经济生活中抽象出来，变成了一个纯粹静观着的人。这一转变说明宗白华对于人的理解发生转变，从抽象的个体转变为作为社会存在中的个体，并注意到了社会实践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复杂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投入现实，才能改造人类生存的世界。宗白华指出，著名美学家王国维便是一个例证，由于读康德与叔本华，陷入了学术与政治分离的苦恼，这主要的原因大概是王国维没有读过辩证唯物论，所以他放弃了哲学，转向文学来求“直接之慰藉”，最后选择逃避现实。可见，在宗白华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不仅可以正确地指导新时期的国家建设，而且还是帮助唯心论者解开矛盾困境的一剂良药。但恰恰是这种对现实性的强调，使得宗白华后期美学思想的哲学性大大减弱。

毋庸置疑，宗白华于不同时期分别领会到了康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关键。作为美学家的宗白华，他的哲学观始终建立在科学实证精神之上，反对盲目直觉主义。在美学研究方面，他遵循这一哲学观，并没有对美的本体论进行探索，而是先验地认为现实社会中永远存在着美，但至于什么是美，这取决于我们内心对它的感受力。综观宗白华一生的美学研究，其伟大之处在于，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一是从一而终地对改造世界的渴望。他要求人们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具备艺术化的人生观，希望通过提升国民的鉴赏趣味与探求真理的勇气，来建设一个富有审美精神与科学态度的伟大民族。这也显示了，宗白华并不能完全地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抛弃康德哲学，这两种观念始终交织在宗白华的美学思想中。

注释

[1][2][5][6]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13、443、102页。

[3][4][7]《宗白华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0、16、100页。

[8][俄]瓦·斯卡尔仁斯卡娅：《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潘文学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588页。

[9]《贺麟选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3页。

责 编∕马冰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