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甜甜， 常亦晨

（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随着沉浸传播时代的到来，互联网、AR、VR、全息投影、仿真模拟等新兴技术的出现，媒介如水和空气，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虚拟现实技术给我们提供了模拟身体在场的交流方式，形成一种虚拟在场的新型在场方式，这种在场方式给传播过程带来了新的革命。

虚拟在场让身体在传播中的重要性急剧下降，我们可以通过媒介“去”一些到不了的地方，和不能见面的人聊天，看很多新鲜有趣的新闻事件。这种身体的缺席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又常常令我们感到空虚和焦虑，传播学者们开始频频发出关于身体与技术的伦理反思。正如约翰·彼得斯所质问的：在人类交流中人体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缺席？[1]于是我们需要深入地思考关于沉浸传播时代虚拟在场的意义和问题，以及该如何以全新的立场面对身体缺席的交流方式。

一、沉浸传播时代的到来及其特征

根据马克·波斯对大众传播时代的划分标准，以精英阶层掌控绝对话语权受众被动接受信息的时代为第一媒介时代；而互联网出现后受众地位提高、反馈增强的传播时代，是第二媒介时代。[2]基于该理论及李沁的论断，目前人类一定程度上已经迎来了“第三媒介时代”，沉浸传播时代。[3]在沉浸传播时代，只要技术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持，人类可以完全浸入媒介形成的拟态环境，媒介技术与真实社会环境融为一体，媒介与人融为一体，我们可以冲破原有的物理肉体局限而依靠技术设备实现“亲身经历”的传播活动。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即人的延伸”。文字和印刷物品是人视觉的延伸，广播是人的听觉系统的延伸，电视是人视觉、听觉、触觉的综合延伸，沉浸传播时代趋于真实的虚拟现实技术就是人的一切感官系统的延伸。沉浸传播说明人们生活在一个被媒介包围的环境中，这里处处是中心、无处有边缘，我们接受和发布一些信息活动都要通过媒介，成为沉浸传播中的“沉浸人”。

但是，麦克卢汉的这个著名语录还有后半句，“延伸意味着截除”。当我们在使用媒介时，媒介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身体原有的装置就赋闲了。如果虚拟现实让人人拥有自己的阿凡达，我们只需要有意识就可以做到想要做到的一切，那么原有的身体就被“闲置”了，或许为了降低负担，我们只需要把大脑泡在容器里永存，任由身体的腐烂。所以沉浸传播时代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便利，还有更多难以预见的伦理问题。

人与媒介的边界慢慢被消融，人即是媒介，媒介即是人。“沉浸人”既是沉浸传播时代受众的集体名词，又是沉浸传播时代的传播主体。“沉浸人”融合了虚拟与现实，统一了媒介与人，媒介创造的拟态环境开始和真实世界全面渗透以至于虚拟和现实难以分辨，原始的以肉体面对面为特征的在场传播的意义变得扑朔迷离。

二、虚拟在场的意义

在场与缺席是哲学本体论的两个基本概念，在场是此时此刻存在的自我呈现，而缺席则是存在的缺失状态。[4]在传统的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等过程中，只有在场才能参与传播活动，与周围的人和事物产生互动。在沉浸传播时代，虚拟技术对身体的复制拓宽了身体原来的范畴，使“在场”和“缺席”彻底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因此延伸出了在场和缺席之间的一个新的概念——虚拟在场。

虚拟在场指的是通过虚拟技术把人用符号、影像等方法展现出来，即使我们的肉体不在时，也能让我们和传播者或受传者产生一种全真模拟在场感。虚拟现实技术创造的拟真环境场使我们的身体还在固定的时间和空间里，然而意识却可以游离出现实的束缚对另外一个“场”产生作用。[5]就像《头号玩家》描绘的场景，人们可以在家借助各种设备把意识投放在游戏中让虚拟身体代替自己出门，这种足以给感官产生全面刺激的场景，可以产生强劲的传播效果。

（一）虚拟在场突破了物理肉体的束缚

在生活中，因为肉体的局限性，我们常常感到分身乏术，如想游览万水千山，却又没有那么多时间耽搁在来回的行程上；想多回家陪陪父母，却又被工作捆绑。而这一切问题，将有希望依赖于虚拟在场技术来解决。我们可以借助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投射出一个虚拟身体，它像光电一样快，它承载着我们的意识突破物理肉体的束缚，通过统合感官让我们真真切切地体验到自己不能体验的一切，目前旅游、游戏、购物等已经初步使用AR和VR装置，各大商业街也开设了极具趣味的VR虚拟现实体验馆。随着技术的进步，将来人们会逐渐实现“分身有术”，虚拟在场会让人们迎来全新的肉体解放，让精神和意识脱离桎梏。因而可以说，在虚拟现实空间中人是不在场的，但能够借助于虚拟身体这一技术化身，成为一种虚拟的存在，帮助人们感知新的环境、认识新的事物，并且改变身体的意识体验。

（二）虚拟在场重新定义了传播学中身体在场的范畴

沉浸传播时代，身体被虚拟技术复制了，并且这种复刻越来越趋于逼真和完美，人类突然拥有了多个身体，身体形式呈现多元状态。[6]这时我们不能用传统的眼光来探讨传播学中“身体在场”的概念。原有的身体是肉体“在”或者“不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的意义，譬如亲身传播和书信来往，这时肉体和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关系，因为书信、电话、邮件等传统媒介只能承载精神，不能承载肉体。但虚拟在场彻底颠覆了原有的意义，因为经由技术的“化身”“可以说在也可以说不在”，它能全面投影肉体让人真假难分，实时传递信息实现如在场般的信息处理速度。因此传统的在场与不在场之间多了一种新的概念——虚拟在场，它是灵与肉统合的远距离传输。正如海勒所言，“置身计算机模拟的非物质空间，网络空间定义了新的表现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模式才是根本现实，而在场只是视错觉”。由此，身体在场的概念被重新定义了，或说身体的概念有了一个扩展，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肉体，还包括我们的一切思维和意识。

（三）虚拟在场可以产生出身体在场几乎同等的传播效果

在沉浸传播时代，只要技术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持，在传播过程中虚拟在场可以实现与身体在场几乎同等的传播效果。这里指的技术支持是人可以借用虚拟在场把自己的意识投射在一个新场景里的虚拟身体中，对受众来说，其几乎与真实肉体在场无任何差异感；对传播者来说，可以实现几乎同等于肉体在场的传播效果。这将会解决很多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只需技术进一步更新，将可以解决人类很多传播难题，改变整个传播领域。

（四）虚拟在场可以全面激活人的感官系统

人类对外部信息的接收约有65%通过视觉通道，20%通过听觉通道，10%通过触觉通道，2%通过味觉通道，这充分说明了视觉、听觉、触觉和味觉对信息传播的重要性。[7]如果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是通过图、文、声、像等信息组合打通了人们接受信息的视觉和听觉系统，那么虚拟在场将通过虚拟肉体进一步打通触觉和味觉系统，将身体的感官系统全部纳入其所创造的交互空间这个“场”中。如《头号玩家》中的场景，虚拟现实技术超越了现实时空的局限，创造了全新的游戏场景，在这个场景中，人们可以激活所有的身体感知系统与环境进行互动，人的参与性和主动性发挥到了极致。

四、虚拟在场存在的隐患问题

在沉浸传播时代，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实现肉体不在场而虚拟在场的传播，这种传播效应几乎可以等同于以前的在场传播效应。然而，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会给我们带来利益，也会给我们制造新的麻烦。我们不能放松对虚拟在场的警惕，更需要反思其中的隐患。

（一）虚拟在场会让人过度依赖技术而降低自己的传播能力

在沉浸传播时代，技术在人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作为一种客观的工具对人们改造生活、发展社会确实有推动作用，但技术介入力量的过于强大容易令人产生依赖。当我们不得不通过媒介技术进行传播活动时，个体原始本能的传播能力就会减弱，越是适应虚拟在场的传播环境就越难适应实际在场的传播环境。并且基于媒介技术提供的传播支持，我们将疲于提升自身的传播能力，就好比如果精准同声翻译耳麦一旦实现，大多人都不会费力去学习外语了。

这种对技术的过度沉迷和依恋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一旦媒介技术因为故障或其他因素不再运转，我们的传播过程将会充满障碍，从而陷入一片惶恐之中。生活的间接性增强让我们丧失了很多基本生存技能，传播的间接性增强则会让我们丧失基本的表达和理解功能。技术的发展越是飞速，我们就越要警惕因为过度使用技术而导致自身能力的退化。

（二）虚拟在场会让真实变得更加稀缺

当我们完全用虚拟在场的方式传递和接受信息时，世界将被蠕动的信息团所充斥，我们眼前晃动的在场者原来都是些信息化存在，都是些非物理性的虚幻的存在！[8]

即使虚拟技术做得再逼真，它也无法完全代替真实，并且使真实变得越来越稀缺。正如彼得斯所预言，过去最理想的交流是灵魂的碰撞，未来最理想的交流是身体的碰撞，无论我们接收到的虚拟信息是不是真实的，这种虚拟的交流方式已经脱离了真实的意义。

在真实的世界里，人们尚且往往在社交场合中美化自己，在虚拟在场的交流中这种美化只会更盛行。例如明星往往在荧幕中、节目里为了利益和公众要求等会营造一个人设，人设比真人更完美，而实际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只有真正接触过本人才有可能了解，普通人只能通过媒介接触到这一层虚假的人设。这就是说，在虚拟在场传播中，我们想要辨别真假越来越难。在信息方式中，主体要想辨明虚拟背后的真实存在已经越来越难，甚至可以说毫无意义。[9]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普通人都有机会隐藏真实的自己而展现理想的一面。另外，目前在网络环境中有一些人通过匿名发布不当言论以宣泄内心的不满，那么在虚拟在场交流方式中，很有可能就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匿名虚拟身体，挣脱约束做一些违反道德法律的事情，或者是入侵别人的虚拟身体。可见，信息化在场也为造假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真实将变得更加稀缺。

（三）虚拟在场会扩大信息鸿沟

当虚拟在场成为普遍的、主导的在场方式时，传播的范围会大大拓展，传播的效率也会大大提升。由于社会地位和信息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性，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会有一条深深的信息鸿沟，一部分在场者成为信息聚焦的对象，而另一部分人则成为永恒的接受者。这就极大地扩展了一部分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又极大地削弱了另一部分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造成传播力和影响力的马太效应：强者越强而弱者越弱。并且，在一个追求流量和热度的时代，虚拟在场的频度和覆盖面成为人的身份、地位和权势的象征，吸引人们疯狂追求。当部分人的虚拟在场泛滥成灾时，不仅会造成接受者的信息疲劳，也造成了在场者意义的丧失。因为如果虚拟在场被少数人垄断了，接受者会因为信息的过度饱和而产生厌烦。就如同黑格尔所说的，在绝对的光明里和在绝对的黑暗里一样，是什么也看不见的。而最为重要的是，当一部分人倾向于垄断虚拟在场权时，就剥夺了其他人的虚拟在场权，现代信息技术所构建的信息平台成了少数人活动和牟利的场所，导致信息生态的失衡。

（四）虚拟在场还会催生新的道德、法律、伦理问题

如果虚拟在场变成现实，虚拟技术使得思维客体将自身建构为一个他者，这无疑将会产生更多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也会产生新的法律、政治和道德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厘清虚拟自我和真实自我之间的关系成了一个新的难题。首先，如果我们真实的肉身消逝了，意识被存放在虚拟的身体里，那我们还是原来的我们吗？简单来说就是人可以同等对待机器人吗？可以爱上机器人吗？其次，如果我们的虚拟身体在外奔波时不小心犯错，该由我们的肉身来为此买单吗？再次，如果人类的意识失去肉身的禁锢出入自由，那么该如何关押罪犯？最后，由于信息人可以大量复制，那么它们和母体之间是理一分殊的关系，还是彻底实现了后现代主义所期待的自我的分散和去中心，这是否无异于一种无自我状态？[10]

五、总结

总而言之，在沉浸传播环境下，虚拟在场让媒介成为人本体的延伸，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慢慢被消解，身体与技术的交互将永久地持续下去，并最终融为一体。我们既要理解新技术所带来的变化，抛弃传统在场和缺席观念的干扰，以一种基于未来的全新视角去看待虚拟在场，从新的角度重新定义身体与传播的关系；又不能对虚拟技术持完全的乐观主义的期待态度，要警惕当下的道德、伦理、法律等问题，不要让人类的文明与技术的超前发展步伐产生激烈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