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珍

摘 要：晋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商帮，它不同于以徽商为代表的传统儒商，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商人。他们在一定的自认地理环境，以及一些非主流的思想的影响下产生。在一定的信仰和一些必备的品质的熏陶下成长，又在一些历史的暗角中注定走向衰亡。

关键词：人文思想 官本位 信仰 主文化与反文化

人类学主要回答人自我及其社会群体生存与发展的种种问题，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的研究的学科群。简言之，人类学就是一门研究人的行为方式的科学。这个定义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研究人的起源及体质特征；二是研究人的行为方式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1]

商帮是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有的现象，是一个以地域为纽带形成的松散的商业联盟。[2]在中国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有十大商帮，其中以晋商为首。

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晋商，就是要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晋商的发夹，兴盛以及衰亡。不同于经济学的研究，人类学的角度会让我们有一种更深入、更本质的收获。

一 历史上的晋商

在茫茫黄土高原，有一块地方，至今仍是人们目光聚集的焦点，那里自古经济发达，文化昌盛。那里有五千年华夏文明，那里有五百年晋商。产生于商朝的晋商凭着独特的优势，创造了无尽的财富，并且在明清时达到了鼎盛，尤其在汾河谷地以祁县、太谷、平遥为代表的晋中商人向世界诠释了什么是“汇通天下”。晋商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数不尽的财富，更是一个群体缔造的神话。

一代大师梁启超曾说：“逼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言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夸于世界人之前”。

山西的太谷曾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现在看似贫瘠的黄土地上的确曾今拥有中国最繁华的商业，以至于山西票号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二 晋商的产生

这里所谓的“产生”不是五百年晋商的产生，而是明清时期处于鼎盛时期的晋商的发家史。是他们将中国商业和金融腿上顶峰的那种气魄的开端。

（一）地理环境

山西位于黄河中游，全部土地属于贫瘠的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地表千沟万壑，支离破碎。山西北靠古长城，西濒吕梁山，东靠太行山，两座大山挡住了本应拥有的大部分水汽。这样的地理环境，注定不能满足大量农业人口的生存需要，人们只能利用非常少的农业资源去开展有限的农业活动，即使是在地理条件相对较好的汾河谷底，当地人也很难解决突出的人地矛盾。当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帮人时，人们便开始寻求另外一种谋生的方式，他们在生存问题日益显现的情况下，在中国社会士农工商的阶层中，选择了最容易也最不容易的生存方式。

（二）人文思想

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三晋大地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学而优则商”的非主流思想。在山西人的观念里，官场上能得到的，商场上也能得到，官场上得不到的，商场上却能得到。在对官与商乃至中国社会阶层的认识方面，山西人是独特的。山西人是纯粹的商人。在他们的思想里，他们把“商”放在比“农”更为受人推崇的地位，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山西人对出仕为官有一种固有的恐惧心理。据《明史》记载，明代有记载的山西为官者有111人，其中被诛杀、抄家、灭族者10人，自杀者17人，战死者17人，下狱流放者20人，削职为民者23人，贬官者14人，只有11人善始善终，仅占10%而已。这种极低的比例，让山西人对做官产生了排斥心理。

其次，晋商有一套完整的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激励人才的机制。现如今各企业都希望实现的政企分开，就是晋商管理机制的一种首创。这样先进的管理机制以及晋商们给自己员工丰厚的报酬，都使精英群体在高官厚禄面前无动于衷，他们无需离家很远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满足自己和家庭的需要，这样的留住人才的方法不得不令我们感到叹为观止。

三 晋商的兴盛

晋商在明清时期足迹遍布天下，山西商人经营地域广，“凡是有麻雀飞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创造了十八世纪商业的神话，在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富可敌国，他们运用他们的财富，让几代中国人为之骄傲。这些财富不是来自强取豪夺，不是来自土匪式的抢掠，不是以千百万人的灾难为代价，而是源于他们本身固有的一些东西。晋商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山西商人很会处理各种关系，不仅包括自己内部组织成员的关系，也包括处理好与顾客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还包括和官府的关系，即为自己经商寻找合适的后台，作为自己经商成败的筹码。

山西商人在处理组织内部关系的过程中，拥有自己独特的方式。现代社会中很提倡的股份制，晋商是首创。股份制一個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关于晋商中的票号业有史料记载，“财东紫将债金全权委诸经理，系负无限责任，静候经理年终报告。平素营业方针，一切措施毫不过问。每到立定账期，由经理谒请，约日聚会，办理决算，凡扩充业务，赏罚同仁，处置红利，全由财东裁定执行。经理为建议首席，听其咨询。”这样的一种制度，考得是东家和经理之间充分的信任。

晋商在处理经理和职员的关系方面，也是不同凡响的，可以说在防止内部人员败德行为上，现代银行也比不上山西的票号。他们把员工的利益和整个团体的整体利益联系在一起，这是晋商成功的秘密武器。他们还利用传统的儒家观念建立自己的约束机制，这些观念成为晋商企业文化的核心。

山西商人是最纯粹的商人，他们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儒商。但是中国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无论多么有钱的商人在社会上都会比官低一等。所以作为中国人他们的心中不可能没有当官才能光宗耀祖的观念。所以鉴于这两点原因，山西商人需要与官府建立利益相关、荣辱与共的关系，尽力这种关系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一个家庭或家族中有人当官，有人经商，实现以学院为纽带的官商一体；另一种就是与官员结成非常密切的关系。山西商人很会处理和官员的关系。在权力决定一切的官本位社会中，官商结合是必然的，商人利用官府的权利致富，成本是最低的，这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定现象。

（二）山西人有自己的信仰——关公，关公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关公以一介武夫的姿态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是因为他的行为体现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忠和义。晋商对关公的崇拜不仅是一种仪式，而且是把关公作为一个符号，一个代表当地企业文化的符号。以前只知道宗教对一个社会人的意识形态有控制作用，关公在晋商心目中的地位不亚于一种宗教。关公告诉了山西人经商最基本的品质是诚信。晋商的诚信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在企业内部，员工对东家，下级对上级的忠诚，所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就是诚信的中心。二是，在企业外部，企业对客户的忠诚，“重合同，守信用，一诺千金”，以诚对客户。晋商企业的制度和业务的特点决定了诚信的重要性。

四 晋商的衰落

晋商的衰落是中国历史的悲哀，也是中国金融史上的损失，但是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晋商的衰落有某种偶然当中的必然，代表并且象征着整个中国社会的衰落 。

晋商的成功其中有一点得益于其本身所形成的一种“学而优则商”的思想，但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商业文化，而是农耕文化。因此晋商的兴盛在于对这种文化的掘弃与突破。晋商纵使有多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完全突破这种文化思想的影响。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以及封建专制的中央及奖券制度，早已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是中国社会的主文化。

所谓主文化是指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文化。主文化对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影响很大。反文化是指对现存秩序的背离和否定，对现存主文化的地址和对抗，是一种特殊的亚文化。[3]晋商作为封建社会的商人，在自己群体内部受到自身亚文化的影响比较多，但是在整个大地时代背景下，他们无法摆脱当时主文化——儒家思想的束缚，他们特有的文化在主文化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必然不会长久，走向衰亡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鸦片葬送了一代中国人，也葬送了整个晋商。邪恶的东西总是穿得很快，鸦片最早是由葡萄牙人在清朝康熙是传入中国的，而且很快就由沿海传入山西等内部地区。据《山西通史》记载，嘉庆年间，山西太谷、祁县、平遥、介休等县的商人就从广东返回鸦片。道光年初，山西商人又从天津进货，鸦片迅速在山西开始流行，并大面积种植。从这时候起，鸦片就开始危害山西人，危害晋商。中国人都明白“创业难守业更难”的道理，山西商人也不例外。但是他们还是没有经得起时代的诱惑，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他们在鸦片的烟雾中断送了祖上的财富和荣耀。在烟雾缭绕中，辉煌晋商走向了终结。

结束语

从人类学的角度重新梳理有关晋商的發家史和兴盛史，再想想近代中国屈辱的亡国史，我感慨万千，为什么晋商和西方的商人会有如此大的差异，那些商人的盈利是以很多人的痛苦为代价的。但是，晋商是儒家化的纯粹的商人，他们不羡慕当官，不欺压百姓，他们靠得是自己勤勤恳恳的努力，无怨无悔的付出，他们曾经挑起了中国商业金融的脊梁。纵使晋商走向没落，如今新晋商正以新的姿态重新发力。我们不禁感慨：晋商之风，山高水长。

参考文献

[1] 《人类学教程》 徐志腕主编 2005年8月第一版

[2] 《小民话晋商》 梁小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版

[3] 《社会学概论新修》 郑杭生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1月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