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印功

我在微信里收到两张农村人选定墓穴的照片。发微信的是我的朋友、富平县退休多年的资深记者郭建军。我正看着照片发愣时，郭建军的电话来了：“这是我给我和老婆选定墓穴哩……明年开春在穴墓周围栽一圈树，活着自己栽树死后自己乘凉……”

电话没有接完，我的头就“轰”一下，郭建军是怎么了，尽管比我大两岁，也不过是68岁，没病没恙的，儿孝女贤，家庭和睦幸福，咋突然想起来给自己和老婆定墓穴？“趁自己精精神神，把自己后事中能办的事办了，尽量不给娃留麻烦……”我在惊讶不解的状态中，听完了郭建军的解释，一时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回复他。

（一）

郭建军和我相处相交几十年，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我十分熟悉，但他的这次定墓穴举动，还是有些让我大跌眼镜。

之后的几天里，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子里，思绪万千，觉得他既熟悉又陌生，既陌生又熟悉，一会儿熟悉，一会儿陌生，惊叹他的观念境界，在退休后的岁月里悄然升华得如此厉害。在他给我解释定墓穴的轻描淡写的口气里，仿佛死不再是恐惧的事。事实上，谁都明白，花无百日红，人无永世生，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余年，死是人生的必然归宿，最终化为泥土和尘埃。人死了，一把骨灰，或被带上卫星遨游太空，或被撒向碧蓝无垠的大海，或被深埋土地，甚或被仇者抛洒猪圈狗舍，看起来似有高低贵贱荣华屈辱之分，其实对死者来说，都是一样的。他们再不会怒发冲冠，也不会受宠若惊，都是麻木无语。不一样的，是包括死者生前在内的所有芸芸众生对死的看法不同，才有了三六九等。说实话，芸芸众生对死要做到坦然面对，许多人还做不到，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小的时候，我看见坟墓就害怕，害怕的首因是我七岁正需要母亲抚养的时候，母亲得病去世，眼看着被一群人挥锨卷土，把我母亲埋进了坟墓里，我哭哑了嗓子，哭干了眼泪，不顾一切扑向坟墓，躺在坟墓里的母亲始终没有理我。从此后，我由害怕坟墓到记恨坟墓，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是坟墓吞噬了我的母亲。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明白了坟墓是人生的终结地和出发地，凡是个人，没有能不和它打交道的，再也不那么害怕坟墓、记恨坟墓了。但像郭建军这样在自己和老婆还活得欢的跟驴一样的时候，给自己定墓穴，我倒有吸口冷气的感觉。毕竟一个地方一个习俗，在富平，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我难以想象，作为坟墓未来的主人的人假如是我自己，会是怎样一种心境。

细细思量过后，我郁闷的心情有所轻松，试图给郭建军的做法寻找答案。这也许是郭建军和故乡的关系使然。人都有走出故乡、拥抱世界的冲动，也有回归故乡、落叶归根的本能。你走出故乡，走得再远，纵然是威扬雪域北疆，驰马红绿江南，活得有春兰秋菊冬梅夏荷的风采和优雅，你的根始终在故乡，你跳不出你的家谱，改变不了你的祖传基因。故乡不惦记你的名利，不惦记你的财富，不在乎你的功成名就，即就是你混得贫困潦倒、人生失意，故乡属于你的那块地方给你留着，惦记着你。你在外面折腾了一辈子，生命终结后回来长眠在故乡，让故乡的炊烟给你送滋传味，让故乡的风吹拂你的坟头，让故乡的雨滋润你坟头的花草，让故乡的鸟儿站在你的坟头报告世事的风云变幻，你足也。

（二）

郭建军把老俩口的墓穴选定在了祖坟里、还是选定在了我熟悉的那块西瓜地里？如果选定在了祖坟里，他俩口在百年之后，绝对有脸面见郭家的列宗列祖。

我和郭建军在富平报社同一个办公室里，整整工作了十多年，是推心置腹、无话不说的朋友。他曾多次向我提到过他家祖坟，是渭北高原千千万万条沟道中一块普通的台地。听他父亲说，他爷爷在民国十八年年谨时饿死就埋葬在这里。后来父亲在爷爷的坟堆旁栽了一棵柏樹，柏树像是得了阳气地脉，一个劲的猛长。寒往署来，栉风沐雨，十年光阴，就长成了有碗口粗、三丈多高的参天大树，笔直壮硕的树身托举着郁郁葱葱的树冠，直刺苍穹，成为一景。一日，父亲正在这块地里劳作，一个浑身透着道风仙骨气息的白胡子老头从地头经过，向父亲讨水喝后，端详着柏树问父亲：“这树像个啥？”父亲说：“柏树么能像个啥？”白胡子老汉说：“你看像不像倒立在地上的毛笔？”没等父亲回答，白胡子老汉口里喃喃自语：“好穴道，好穴道，你家后人要出笔杆子了。”边说边走了。自那以后，祖坟在父亲的眼里，成了风水宝地，他每次到了祖坟，都要摸摸柏树，看着柏树出神，也许是他在心里说：家里再穷，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娃们念书。

父亲的期盼，化成殷殷家教，陶冶着郭建军幼小的心灵。他早年求学时非常用功，一有时间就拿着掉了皮的小人书，看得忘了吃饭。写起作文来，像变成了话唠子，没完没了。父亲看到儿子这这么喜欢看书，越发相信了白胡子老汉的吉言，郭家真的要出笔杆子了。不料郭建军正上初中，文化大革命的歪风斜雨刮进宁静的校园，教室蒙灰尘，课桌落鸟屎，上大学的梦被撕碎。后来，他当了兵，埋在他心底深处的喜欢看书、爱好写作的种子，又发芽了，部队首长慧眼识珠，他的写作特长有了用武之地，在部队新闻报道组的三年时间里，笔下生花，妙文不断，出类拔萃，正准备被提干时，遇上了部队大裁军。命运之神像是跟郭建军过不去似的，两次临门一脚，把改变命运的机会踢跑了。但天无绝人之路，郭建军复原回家后，利用农闲时节甚至把家里的农活耽搁了到处跑着写新闻报道，成了远近闻名的“土记者”。硬是凭手中的一支笔跨进了富平报的大门，当上了正儿八经的记者。他写的“富平有个卖大粪专业户”“一片红云出山来”“复垦碑醒后人”等获奖的新闻作品，声名远播，最后评上了中级职称。

退休后又花开一枝，当编剧当导演，连编带导又演的六十部《百家碎戏》在陕西电视台播出，用方言剧讲述农民的喜怒哀乐，演绎农民的恩怨情仇，拍摄的“瓜农和小偷”“猪到底该吃啥”“娜娜寻亲”等百家碎戏，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他组织富平一批文艺爱好者成立了富平军剑影视公司，着实火了一把。

他收获了成功，成功改变了家庭命运，全家人的户口“农转非”，儿子上了大学，女儿招了工，老婆办了养老统筹，全家人住进了自己在县城盖的两层独院小楼，享受着农村人变成城里人的荣耀，被村堡的父老乡亲津津乐道，同事送他外号“郭成功”。没有成功过的人体会不到成功的滋味，好比一个人没有吃过好东西，没有穿过好衣服，也就不知道那好东西是什么滋味，也不知道穿上好衣服是什么感觉。郭建军吃过了，穿过了，他绝对算得上光宗耀祖的郭家的争气后人。

（三）

郭建军把墓穴选定在那块西瓜地里，可能性也很大。因为在西瓜地里的瓜庵子里诞生过用宏大场面反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电影剧本。他白天顶着烈日务弄西瓜，累的腰酸背困。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像蒸笼一样的瓜园被如银的月色笼罩，郭建军本应和树上的倦鸟儿一样进瓜庵子歇息。鸟儿们进了窝，就做开了它们自己的美梦。郭建军进瓜庵子了，还要用拿瓜铲的粗笨的手握纤纤之笔，爬在咯吱吱的床板上，照着手电筒，像古代穷酸文人面对青灯黄卷一样，穿越时空，排兵布阵，弹飞枪鸣，血流成河。瓜庵子外，地里的瓜蔓和西瓜，悄无声息的扯长长大;瓜庵子内，字码在纸上跳跃。西瓜地里奔跑打闹的一对情侣野兔，被瓜庵子里忽明忽暗的光亮所吸引，在瓜庵子不远处，停止了追逐，抬起前爪，好奇观望，可笑瓜庵子里主人用手抓耳挠腮的动作和它们用爪子抚脸的动作毫无二致。此时此刻，在郭建军的专注意识里，不见了苦和累两个字，他沉浸在物质生产和精神创造的双重喜悦之中。热爱让他忘我，痴迷使他发狂。最后剧本尽管没有走向银幕，但却凝结着他的梦想和心血，至今把剧本底稿和银行存单放在同一个地方。

在那块西瓜地发生的“两个生瓜”的事，在我的记忆里一直抹不去。那年瓜月，郭建军约我和同事刘东阳去他家吃瓜。我两个精神大很，骑着摩托，跑了三十多里路，来到西瓜地的地头，看见郭建军俩口在火辣辣太阳的炙烤下，正用架子车装着大水桶子拉水，说是久旱无雨，西瓜蔓正午发蔫歇晌，西瓜生长受到影响，只能拉水浇。我看见伏在地上的一条条瓜蔓，叶子没有精神，连着一个到两个大小不等的西瓜，很像一个个嗓子眼冒烟的母亲手牵讨水喝的幼儿稚女，悲从心生，顿感甜从苦中来的不易！郭建军停下手里的活，擦擦脸上横七竖八到处乱流的汗水珠子，说：“来，吃瓜，”摆摆手示意老婆从瓜庵子拿来杀瓜刀。我至今指责自己，不知那天啥毛病犯了，不等郭建军挑选，我摘了一个最大的西瓜，结果杀开一看，是生的。又摘了一个，杀开一看，还是生的。我不好意思住了手，看着郭建军。郭建军说，要挑熟瓜，一是看，看瓜皮的颜色;二是敲，听声音;颜色深了，声音沉了，说明瓜熟了;不是拿瓜的大小判断熟不熟。他走到一个西瓜跟前，弯下腰，一手托起，一手拍拍，说，熟了，摘了，切开，果然薄皮，红瓤，黑籽。我吃着瓜，我的脸隐隐发烧，都因我的随性，两个西瓜，二十多斤，经过郭建军俩口多日的辛苦作务，在我的手里变宝为废，多可惜的！

更重要的，那块西瓜地还是郭建军由农村向县城进发的“财源地”。郭建军当过兵。走时的身份是农民，复原回来的身份依然是农民，不，确切的说，复原回来的郭建军已经是一个不安分的农民了。在当地靠种西瓜发家致富的人名单中，就有郭建军的名字。西瓜成熟季节，在富平县城的街道，总能看到一个身体壮硕、满脸黝黑、精神饱满的青年农民，推着自行车，自行车后架上挎着两个大草笼，草笼里装满绿里透亮的西瓜。他那狡黠的目光转溜个不停，扑捉每一个从身旁走过的行人对草笼里西瓜的反应。这人就是郭建军。每隔几天，他就把两草笼西瓜提进富平报社办公室。早已和郭建军成了朋友的记者编辑们见西瓜来了，乐呵呵一片，心说“用西瓜降温”（报社社长语）的好事又来了，放下手里的笔，做好咥一顿的架势。只见郭建军从草笼里抱出一个又大又圆的西瓜，拿出自带的杀瓜刀，咔嚓，咔嚓。一时三刻，几个西瓜命丧刀下，成了腹中之物，有人肚皮撑的弯不下腰。记者编辑们满口生津，甜到五脏六腑里头去了。社长问今天带来的西瓜是多少斤，郭建军和往日一样，报个数，瓜就算卖完了。郭建军把瓜卖给了报社，也把自己“卖”给了报社。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他是凭本事当上记者的。

（四）

特立独行的人，干啥都能显示出他特立独行的性格。郭建军当记者，写出获奖的新闻稿件如上所述，确实不少，但我始终认为，值得说的倒是惹出事的一篇稿件。那年华阴遭受有史以来最大的洪灾，渭南市委从各县报社抽掉一名记者，参与抗洪救灾报道。其他记者都写的是正面稿件，什么领导重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灾民感谢政府，林林总总，唯独郭建军写了一篇“反面”稿件“愛心月饼喂了猪，到底寒了谁的心？”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郭建军在华阴市民政局采访时，了解到这样一件事：中秋节前夕，全省各界人士为华阴灾区捐赠了一批月饼，可就是和发给灾民的具体数字对不上号，一查才知是华阴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不作为，把部分月饼没有及时发放给灾民，而放在办公室里让月饼发霉变质，吃不成了。人吃不成了，猪能吃。局领导便悄悄让司机把变坏了的月饼拉回家喂了猪。这事让郭建军发现了，当晚就把“爱心月饼喂了猪，到底寒了谁的心？”的内参稿件传到了渭南市委办公室。时任渭南市委书记的刘新文看后非常生气，第二天专程赴华阴处理此事，暂停了华阴市民政局长的职务，处理了几个干部。巧的是，被处理的干部中，有一位是富平人，这位富平人散布说郭建军不仅给华阴市抗洪救灾抹黑，还干了富平人砸了富平人的饭碗的事。至今说起这事，郭建军仍不服指责，他说，表面看是一个灾民用变坏的糕点喂猪，但实际折射出在社会捐赠中存在的干部作风漂浮、懒政、不作为的问题。记者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写出了那篇给自己惹了麻烦的稿件。

社会的变迁，世事的纷繁，命运的坎坷，心灵的美丑，最终都会在一个人的行踪中刻下烙印，成为生命价值的一部分。和定墓穴可以相提并论的是郭建军这几年带着老婆到处旅游。定墓穴让我诧异，旅游让我羡慕。旅游变成了郭建军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他老俩口在旅行中看美景，玩时尚，享美食，亲近祖国的大好河山，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让自己的“夕阳红”变得绚丽多彩。尤其是老俩口在旅游景点的留影，或是站，或是坐，或是依山傍水，或是高楼花海，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和满足。和很多“死守老巢、不出远门”的老人孤独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

通过和郭建军的交往，我发现一个人独有的心气和精神生活的底色，与他的性格有关。性格决定人的命运。人没特点会变得平庸或者乏味，有特点会招来非议甚至打击。在非议和打击面前，郭建军似有“将军赶路不打野兔”的气质，从不把热言冷语放在心里，他说，只要不违法乱纪，不背逆社会道德，不伤害别人，自己想咋样活就咋样活，活得越精彩越好;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既追求最后的成功，也享受过程中的快乐。活出自己的模样来！

因我少问一句郭建军把墓穴选定在哪儿了，就有了以上的文字。其实郭建军定墓穴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也是事出有因。他家所在的留古镇郭乔村委会，要将他家祖坟那块地辟为村陵园占地，村干部找郭建军商量，说你百年之后如若想回老家祖坟，最好现在就在祖坟旁边定墓穴。既入了祖坟，又进了村陵园。如今政府的丧葬政策是提倡火化但不反对土葬，火化后仍可土葬。免得而后没有了位置。郭建军听明白了村干部的一片好意，加上父母在世时自己忙于生计奔波、对父母没有尽孝的愧疚，百年之后和父母葬在一起，在天堂里照顾父母。于是就有了自己生前给自己选定墓穴之事。至于郭建军洒过汗水的那块西瓜园的地，在几十年前家属户口“农转非”的时候，就交给当时的生产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