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涛

（安康市发展研究中心/安康市电子政务办公室，陕西 安康 725000）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我们既需检视中国过往的历史，还应畅想中国未来的面貌，否则，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得失成败就缺少历史坐标和实质意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一百年乃至更久远的时空来看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更加凸显。

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意义的再认识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历史真正的古今分野，应该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标志，这是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亿万国人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但心中的“辫子”依然难以剪除。随后无论是袁世凯登基称帝，还是张勋复辟，无不显示出封建帝制在国人头脑中的根深蒂固，事实证明军事、政治变革等手段难以彻底革除国人内心深处的旧观念。全社会新思想新观念新秩序的确立有赖于新的文化启蒙运动，就像百家争鸣之于秦汉一统，文艺复兴之于欧洲工业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继两千年前诸子百家争鸣之后中华民族又一次伟大觉醒，将国人的思想文化观念从古代转变为现代，真正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如果说辛亥革命是石破天惊，但只是把皇帝震下了龙床；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星火燎原，唤醒了千百万民众的民主意识，播撒了科学精神的种子，它所激荡起的滚滚春潮至今推动着中华巨轮浩浩向前。

五四新文化运动着眼于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以及未来中国如何发展，试图从根本上变革，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多有留洋经历，他们往往从当时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视角反视中国的发展，将中国落后的根源归结于旧思想、旧道德、旧伦理、旧礼教、旧制度、旧习俗、旧文化、旧文学，将中国思想文化界占独尊地位的孔子和儒学当作罪魁祸首，进行猛烈抨击，同时也对几千年来的传统公序良俗发起最强烈的质疑和批判。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倡导推动下，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大扫除，为新思想、新理论、新思潮、新文化、新文学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特别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阵地，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思想的动员和人才的准备。

但毋庸讳言，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派们提出“砸烂孔家店”，全面否定儒家学说，甚至欲尽弃传统文明提出“全盘西化”“废除汉字”等主张[1]，这种偏激偏进所导致的历史和文化虚无主义给中国文化本体带来前所未有的倾覆之危，故而受到如学衡派等所谓保守势力尖锐顽强的反击；而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持的决绝态度，及其对社会价值体系的摧毁和颠覆，竟成为后世疾风暴雨式破四旧之肇起。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破旧有余而立新不足，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副产品。为了创建“新文化”，不惜捣毁“旧文化”，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派们看来，抑或是运动必不可少的代价，甚至天崩地裂也在所不惜了。

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遗产的再思考

一个国家和民族要走向现代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以整个国家和国民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为最深的根基。如果仅有精英们的先知先觉，却没有广大民众的真正觉醒和从思想文化观念到知识应用体系及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就难以成功甚至无从起步，这理应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欧美乃至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成功，和中国近代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的失败，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对此有最清醒认识和最深刻洞察的当属鲁迅先生，先生倾其一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与重构，投身于难于上青天的国民性改造而居功甚伟。

放在一个更宏大的视野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不仅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更给国人带来放眼看世界的开放视野，变革救亡图强的改革雄心。开放和改革不仅是中外历史上被屡屡证明的强国之路，也是国家和国民思想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先决条件。这正是在经历了“文革”劫难后，我国决策者毅然决然实施改革开放国策的重要原因。如今，中国在更大更深层面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更大力度推进经济改革，并进行法律、政治层面的社会制度改革，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显而易见的是，全体国人思想文化观念和科学素养及能力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依然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坚中之坚。

正因为如此，在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定位。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文化建设的核心就是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满足精神文化需求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报告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目标，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报告中提到“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2]。报告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之一，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办、国办还专门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经过整整一百年的时间和实践检验，中国文化完成了否定之否定后的再出发——中国现代化文化建设，植根于五千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肥沃土壤，汲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丰厚营养，如老树逢春、生机勃发，使人类世界的现代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瑰丽前景。这不仅是中国文化也是人类文化发展历程中一次伟大的嬗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所理应产生的世纪回响。

三、看中国曾掉队的新视角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产生的最重要标志，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梯和标尺。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发明文字并最早发明造纸术的国家，而且中国的造纸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欧洲仿效中国的方法开始造纸，落后了不止千年。文字和纸张的发明是中华文明曾长期领跑世界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继最早发明造纸术后，中国又领先世界发明了印刷术，“不但是在记录、传播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方面公用非凡，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由于它的出现和兴盛而带来了文化艺术和科学的发达，推动了思想及社会变革，大大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的面貌”。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使全世界图书的生产和人类文明发生了惊天动地变革和进步”[3]，使得人类可以更快捷地生产、保存和大规模传播信息和知识。中国早于西方七八百年发明了雕印技术，早于西方四百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术发明于唐宋时期，也恰恰是唐宋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的两座高峰，历史雄辩地证明了重大科技发明作为第一生产力对人类社会进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然而，从北宋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技术之后，直到鸦片战争的八百年漫长岁月里，祖制不可违的崇古之风和元明以降重农轻商、蔑视科技观念的愈加盛行，加之活字印刷本身的技术缺陷，导致其并未得到广泛普及和应用，使得信息和知识在中国庞大人口中更大规模、更高效率地传播受限，国人的创新和创造精神遭受打压遏制而萎靡不振，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的整体性缺乏导致科技和整个社会的发展长期停滞不前，最终导致了中国发展的全面落后。

反观西方，在中国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技术启迪和影响下，相传1450年前后德国人谷滕堡（Johannes Gutenberg，1398—1468）采用活字版排印《四十二行圣经》等书，活字印刷书籍开始在欧洲各国普及。在1450年至1500年间印制的各种书籍，残存迄今的就有30000到35000版之多，印行出版的各种书籍数目已然达到2000万册[4]248。其出版书籍种类和数量之多，不仅比欧洲此前几个世纪所有手抄本图书都多，也远胜于当时之中国。与中世纪的作家发表作品并不喜欢具名不同，机械印刷的书籍风行于世后，当时的作家对个人的名声颇有自觉，著作一旦付梓，数以百千字的印刷本都会附上自己的大名，名声遂成为新的原动力，象征着创作者署名、著作权的新时代已翩然降临。为持续增加读者而撰写的新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最得力于早期印刷术的学术领域，或许可以用“叙述性”科学一词名之，内容以当时的自然科学和解剖学为主[4]280。基于“系统的、准确的记录”实现知识的代际传承，科学实验的制度随之建立。此后，在印刷机的推动下，西方资本主义建立起图书馆和文献制度，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风起云涌，近代科学技术依靠实验记录和书籍传播得以快速迭代发展，欧洲完成了由蒙昧到科学的转变。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欧洲各国纷纷以贸易立国，大力兴办工商业，近代工业革命由此奠基。

人类自有史以来，经历了农耕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当中国的发展在几百年前止步于工业文明的门槛而裹足不前时，欧美国家却在工业文明时代快速崛起和迅疾奔跑。从15到19世纪这段时间，正是活字印刷技术在西方产生和发展的时期。当印刷机在欧美大陆出现和普及后，迅速形成了知识社会化记录和传播体系，而中国的知识传承依然沿袭“师徒相授，口耳相传”。信息和知识无法裂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无从更新，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能力无从广泛提高。1819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整整一百年前，英国人在中国用活字印刷术印成《圣经》，这是活字印刷技术第一次返回发源地中国的应用，虽然印行之书无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标志着西方的活字机械印刷技术已后来居上，并取代了我国的雕版和传统活字印刷技术。究其缘故，承前所述，既有社会制度的原因，也有思想文化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因素，而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只注重维护皇权，对印刷术一类科学和工商事业不但不重视，还限制其发展是主要原因；汉字结构复杂，活字版制作困难，印刷技术复杂，也没有充足财力保证，活字印刷技术难以发展和提高，这是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同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相比，西方资产阶级注重商业利润，更看重发展生产，注重科学创造，活字印刷技术得以不断改进和完善，使科学和工商业迅速发展。由此观之，活字印刷术传入西方的境遇与其在发源地的中国竟有天壤之别。当中国从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到近代一步步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况时，就难以避免挨打和遭受列强蹂躏的厄运。

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将导致中国落后的帐过多地算在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头上，其实他们请来的“德先生”“赛先生”，在当时的中国也难免水土不服。他们或不知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5]。马克思这段话揭示出一个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民主与科学，不能等量齐观并驾齐驱，也不能生搬硬套地拿来用。因为科学属生产力范畴，奠定经济基础，民主属生产关系范畴，是上层建筑。先有科学，后有民主，而不是相反。换言之，只能在有了科学作为第一生产力推进工业文明之后且有赖教育文化的全面普及民主才能昌明。这已为中外近现代发展的历史所证实，只不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哲们当时或许并不以为然。尽管他们有关新文化思想观点的传播，已得益于新办的学校和新的印刷技术的流行，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在诸多领域尤其是思想文化及学术界已起革新的端绪，但倘若全面推行，在当时的中国显然还缺少条件。况且救亡的呼声日隆，并渐为举国上下迫不得已之首选。

四、对中国现代化的新呼唤

从人类的重大科技发明对国家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影响这一视角来观察，20世纪中叶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相继发明并不断更新迭代，使得信息和知识的产生、记录和传播以核裂变般的方式与速度，空前地影响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方式正在带来颠覆式改变，人类也因此进入以信息技术革命引领融合发展的数据文明新时代。中国再次走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不管我们是否欢迎，一位新的先生——“数先生”正在向我们走来；不管我们是否适应，一种新的治理方式——“数治”正在前所未有地改变中国及世界的格局和全人类的命运。

历史的发展以不能假设的方式让人们确信，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只有在完成民族救亡和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才显得可亲可敬。如今，中国社会在经历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正在进入“数文明”新时代[6]，因为有了“数先生”的关照，仅用一张二维码就让“德先生”和“赛先生”得以华丽转身，和广大民众实现零距离的最亲密接触；“德治”与“法治”将因“数治”的实施得以完美结合，进而推进并成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谓“数治”，可说是数据治理的一种简称，就是凭借对大数据的有效收集、处理和分析来治理国家和社会，以及对数据标准和规则本身的治理。

“数治”基于精准，而国人却把“大概”“差不多”当口头禅，几乎人人都是“差不多先生”，鲁迅、胡适等新文化学人笔下曾对此有深刻批判。敷衍苟且的马虎哲学之所以盛行不衰，与国人习惯中庸思维、漠视精准精确和数据文化基因匮乏不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在民族文化性格上的投影。中国文化传统中，讲求实证、追求精确、推崇逻辑和注重理性的实证精神相对匮乏，国人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素质普遍偏低。而如今，我们正走进一个全新的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信息和知识的边界核裂变般地无限扩大，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地改变。数据的收集、治理和应用能力，正在成为一个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自1991年美国政府取消了对互联网的限制，近30年来我国牢牢抓住了互联网作为整个社会越来越重要的基础设施所潜藏的历史机遇。中国已拥有世界最大的网民数量、信息市场和数字市场，而信息与数据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国家战略性资源，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据国际数据公司（IDC）和数据存储公司希捷的一项研究报告称，2018年中国约产生了7.6ZB（1ZB约相当于1万亿GB）的数据，中国每年将以超过全球平均值3%的速度产生并复制数据，到2025年将增至48.6ZB。与此同时，美国2018年约产生了6.9ZB数据，并将在2025年增至30.6ZB[7]。目前在基础数据的收集方面，中国已经做出了世界级的创新，但也存在突出的问题，比如数据的真实性、数据标准和共享、数据的安全性问题，等等。世界正在展开以互联网、数联网和数据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战略资源的全面竞争。据《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报告（2018年）》显示，城镇劳动者和农民的科学素质分别从2007年的2.97%、0.97%增长到2018年的10.14%、2.62%。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已进入快速增长阶段，2018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8.47%，缩小了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8]。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日益成为中国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主渠道。在人类进入数据文明时代这一重大历史关口，我们终于有了与世界同步甚至极有可能超越领先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亟须一场崭新的数据文化启蒙。因为虽然时过境迁，但“差不多先生”在我们周围仍然比比皆是，甚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还是“差不多先生”，这显然与“数治”时代的要求格格不入。

随着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互联网+、物联网、量子通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理论、技术和运用在中国突飞猛进地发展，当其架构及运用被不断融合进整个社会，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正在翻开新的篇章。作为世界人口大国、数据大国和政治经济大国，“数字中国”的宏伟蓝图已经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写入各级政府工作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国制造2025》《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一系列政策已经落地实施。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与治理正在从历史上的精英驱动转变为全民参与，依靠科技驱动创新发展，这个正在转变中的动力机制正是中国继续蓬勃发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最根本保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们要大力“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要努力“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二百多年前，中国错过了工业文明导致落后挨打甚至有亡国之危，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痛心疾首。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因我国最高决策层坚持的改革开放雄心，抓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重大机遇，中国现代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从整个人类社会进化的角度看，“数治”将是人类社会治理的常态，大数据逐渐将人类连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数据化管理正在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新常态。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标志着中国正在进入善治时代，而“数治”是实现这一宏伟蓝图最好的抓手。“数治”与“德治”和“法治”的完美结合，将使国家治理方式由平面走向立体，由二维走向多维。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时代，面对许多突出的社会问题，通过“数先生”的能量加持和赋能，就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比如针对诚信缺失问题，若以“数治”的手段，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及征信系统，完善并推行守法诚信联合褒奖和违法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就能为社会个体和企业精准画像，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社会诚信缺失问题。但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公共数据的采集、甄别、梳理和分级开放共享是前提条件。还有正在兴起的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旅游、智慧社区、智慧企业、智慧政府、智慧城市等等，都需要借助“城市大脑”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和交换共享，进行智能化、智慧化处理，这需要对数据、算法和互联网本身进行治理。否则，人工智能社会就面临巨大的未知风险，而“数治”的愿望就难以最终实现。呼吁国家加快“数治”立法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稳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破层级、地域、系统、部门体制壁垒和利益固化的藩篱，建立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开放共享平台，为数据依法依规应用创造有利条件。同时，要不断增强“数治”的国际话语权，积极参与数据应用国际标准及规则的制定，加强对数据通用标准、应用规则等本身的治理。两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大一统时，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而“数治”时代呼唤“数同标”。这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场正在推进的新的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反思历史，开创未来，加速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这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最虔诚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