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剑波，张顺军

（1.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2.勉县仁德中学，陕西 勉县 724200）

李汉荣先生所著的《家园与乡愁》一书是由各主流报纸副刊文丛上的文章汇总而成，全书分为植物、动物和地名三大辑。书中那些为贫苦时期陕南人们提供给养的草木、活跃于陕南大地的各色动物以及基于生活便利而约定俗成的地名，在作者干净优美的语言叙述中让读者迅速产生身临其境、安宁平静的阅读体验。而论及引发如此阅读体验的诱因，我们就不得不提及奠定全书整体格调的美学基石——优美感。

一、诱发优美感的动植物

自然之美，也就是自然景物之美，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花鸟虫鱼等。陕南是汉中、安康、商洛三市地域范畴的总称，由于地处亚热带气候区，特别是汉中、安康的自然环境具有明显的南方地区特征，水、热资源十分丰富，这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极具优势的自然环境。植被丰茂、草木繁多、土特产品丰富是陕南相较于陕西其他地域的优势之处，陕南因此被誉为“生物基因库”和“天然药库”。可以说，从陕西自北向南，视野体验和心理感受会经历粗犷——辽阔——温婉这一复杂变化，如果说粗犷和辽阔给人以崇高之感，那么陕南之温婉便予人以优美感。

最早论述美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此学派认为美在于形式的比例对称、和谐统一；柏拉图认为，美在于和谐和完善；亚里士多德对前人的理论进行了发展，认为“美与不美、艺术作品与现实事物，分别就在于美的东西和艺术品里，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统一体”[1]；荷迦兹提出了美的六条原则，即“适宜、变化、一致、单纯、错杂和量——所有这一切彼此矫正、彼此偶然也约束，共同合作而产生了美”[2]。从本质上说，以上有关美的论述中的适宜、一致、和谐和完善都属于优美的范畴。

在《家园与乡愁》一书中，作者高度关注陕南居民和自然界及生态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人和一些可食用或药用植物的关系，这既是陕南居民朴素的实用主义的生动体现，也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充分使然。从一定意义上说，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优美的一种表现形式。“优美，又称秀美、柔美、纤丽美、阴柔之美。如自然界的春风细雨、娇莺嫩柳、青山绿水……”[3]37作者通过细腻的笔墨，为读者展现了一方秀美、静谧的山水田园般的陕南特有生存环境。作品第一辑的主要内容是展现陕南地区种类繁多的植物，共计写出了车前草、鹅儿肠、石头菜、苦瓜和鱼腥草等34种植物，而且这些植物都有菩萨般的心肠，正如作者在《苦瓜》篇收束时所写：“苦瓜，苦瓜，亲爱的菩萨”[4]59。这些植物因自身有益于人类的实用价值，给读者以美妙且温暖的生命感。更可贵的是，作者将这些植物置于浓厚的仪式之中，启人心智、发人深省，也正是在这样的仪式中，读者生起了阅读的优美感。

在《到蔬菜地看看》中，作者写到了因高兴而红脸的西红柿、农家大嫂窗口的胖葫芦、向死而生的韭菜、养人也养虫且心肠如菩萨的包包菜、搂抱着娃娃的玉米等，它们共同勾勒出了一幅闲适、富足、祥和的乡土田园风光，也营造出了浓郁的生活仪式感，俨然间便强化了读者想置身其间以便一睹为快的欲望。在蕨草篇中，作者又这样写道：“我轻轻推开劳务的木门，在门外小路，我低下头，就看见父亲的菜园旁，路边石缝里……长满了柴胡、灯芯草、麦冬、鱼腥草，还有深蓝色、锯齿形的蕨草……”[4]127“那蕨草，从我家老屋门前的小路旁、菜园边、溪流畔，一直向远处葱茏着，汹涌着，蔓延着，漫向大野，漫向远山，漫向苍穹，漫向时间尽头……”[4]130这些特写的镜头，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写出了陕南地区特有的风情，进一步加强了阅读的优美感。

陕南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优渥的生态资源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展现，花红柳绿、姹紫嫣红、景物芳菲都是优美的外在表现形式，都极易让读者升腾起陶醉之感，而这却发生于不经意间，因为美之所以为美，关键在于它是“无所为而为”。可以说，这是陕南自然环境的重要形态，印证了康德对于优美或美的理性阐释，即优美使人迷恋。

在《田埂上的野花芳草》中，作者记叙了自己曾经郊游的经历。时值盛夏时节，原野郁郁葱葱，清香扑鼻。不难看出，这是视觉感官和触觉感官交织的一种双重享受，清新、高雅，让人顿生宁静之感，因为“优美给人独特的精神享受”[5]155。当然，优美感还主要表现在植物对生命个体所引发的心理感受，正如有些学者所言：“优美的研究，不能脱离优美的美感特征和心理功用，这是优美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所在”[5]157。因此，作者都会在每一植物篇的叙述中穿插或是在后半部分抒发自我之感，这体现了作者跳出了就事论事的范畴，十分明确论事的终极目的，也深刻理解了优美感的真正价值和教化功能。

在描述野花芳草时，作者遥想到了《诗经》三百篇，也遥想到了陶渊明、李白和孟浩然等闲适豪放的古人。不难看出，这既是作者心境的展现，也是自我追求的表达，因为“优美的全部魔力就包含在‘悠闲自若里’”[5]156。在记叙葫芦的时候，想到了纷争的化解和仇恨的消失，想到了乐天的胸怀；在记叙菠菜的时候，想到了庄子的“道在屎尿”；在看到韭菜的时候，想到了绝处逢生、向死而生，也想到了生与死的辩证关系；看到四季豆的时候，便触景生情，对友谊有了进一步的思考；看到空心菜的时候，想到了家乡的智者，想到了做人必须持有谦虚等品德。总之，对植物的描写只是形式，美感体验才是内容，而由美感生发出的诸如引导和教化功能才是本质。

当然，植物的药用价值和食用功能，也是展现优美感的关键所在。如饥荒年代拯救性命的鹅儿肠、水芹菜、地软和鱼腥草，消解苦痛的大地湾药草、灯芯草、柴胡、麦冬和前胡等，这些植物不仅为作者提供了给养，也启发了作者对生活的思考，激发了生活的信心。这正是优美感的另一种重要功能，即“消解灰暗、沉闷、压抑的情绪，调动人的激情、勇气和信心，使生活洋溢乐趣，使身心日益健康”[5]158。

相较于植物而言，作品中的动物也是作者表达陕南自然物优美感的重要一环，其主要是通过人与动物的和谐关系来体现的，如人和牛的关系、人和猪的关系等。以牛为例，牛通常以强壮有力、行动迟缓的形象出现，而作者笔下的牛却十分灵通人性。在《放牛》篇里，作者详细记叙了自己和“老黑”相识相依的经历，甚至在受伤后，也是黑牛自觉将他背回了家。在阅读中，读者感受到的黑牛背负着作者在夜色中徐徐行进就是优美感的动态呈现。此外，作者与黑牛的经历也是优美的重要表现，因为此过程呈现出的最重要的就是人与动物的和谐，而“优美的本质在于‘和’”[3]39。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甚至是个体人自身的平和，都是“和”的体现，都可以展现出与陕南自然人文环境相符合的优美感。

二、诱发优美感的社会生活

“异化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术语，德文为Entfremdung，指主体经过转化，成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6]后来，经过费尔巴哈的发展，“异化”主要指与主体相对立的意思。在《家园与乡愁》中，读者很难发现与个体相对立的事物或关系，而绝大多数都是人与人之间彼此守护相望的关系，这是陕南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所致，也是陕南人们朴实、真诚的写照，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方安静和谐的、与世无争的山水田园式生活场景，是一种其乐融融的、优美的生活方式。也正是在这样的文本氛围下，诱发了读者的向往之情和优美感，因为“优美是一种常态美，普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如社会领域的溶溶亲情、轻歌曼舞、花样滑冰”[3]37。可以说，优美感无处不在。

陕南的人文风情是作者写作的重点，也是展现优美感的重要所在。在《大地湾的药草》中，作者由回忆小时候被母亲使唤到大地湾采药草这一事件，联想到了已经过世的姨婆，并由此展开了详细叙述。由于外婆去世很早，母亲成了无依无靠的人，好心的姨婆便成了母亲的呵护人。即便后来母亲成了家，姨婆还是经常颠着小脚来看母亲，说些宽慰的话、心疼的话和温暖的话，鼓励母亲要坚强过活。总之，姨婆犹如母亲的精神医师、生命护理师，让读者在阅读中如沐温暖，别有感受地体验亲情。在这一篇文章中，作者展现出的优美感是社会生活范畴内的。

当然，在矛盾中寻求优美感也不失为一种独特路径，这主要展现在个体与社会斗争对立后实现了“和”或者“平和”。

在《田埂上的野花芳草》中，作者是这样描述阡陌上花草植物的，“时间走到现代，文明已经离不开钢筋、塑料、水泥，它们断然拒绝向非诗的生活方式投降，在僵硬的逻辑之外，依旧坚持着温婉的情思和纯真的古典品质。……仍然是陶渊明的种子，仍然是孟浩然的气息”[4]9。在这里，钢筋水泥面前的阡陌花草只是叙述表象，本质上展现的却是个体与社会生活方式之间的不调和、冲突和矛盾。当然，作者在深入思考后，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个体或者主体在不可改变的生存环境中，必将积极地争取或追寻与自我相适应的生存方式，反映了“客体和主体在实践中经由矛盾的对立而达到完满一致，标志着人的本质力量与客体的协调一律在对象世界的感性显现”[5]155。这不是消极地应对，更不是无目的地逃离。因此，也才有了“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我听见，在南山之南，在田园远处，亲爱的陶渊明大哥，正向我招手、吟啸……”[4]10这便是“经由矛盾对立而达到统一、宁静、各部分相协调状态的。”[5]156

在《家园与乡愁》中，最令人感动的描写社会生活关系的篇章莫过于《父亲赶集卖小猪》。父亲挑着猪娃去集上贩卖，一路上，猪娃在父亲自编的歌声中睡得很沉很香。到了集镇，父亲想到了自己的身世，当看到从未出过门的猪娃时，心肠突然就软了下来，便硬着头皮把猪娃担了回来。集市不为心肠标价，集市不流通心肠，集市只贸易货物。在父亲赶集贩卖猪娃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内心善良、人性朴实的父亲形象。尽管叙述的内容主体是人和猪，但实际上是作者极力对人性之真善美的颂扬和肯定，力争让读者沐浴在人性的光辉之中，这是对优美感最高意义上的展现，能使读者在此获得启发，得到灵魂深处的洗涤，正如有学者所言：“优美感对人性具有净化作用。经常地收受优美事物的熏陶感染，人即会脱去一些俗气，减少功利意识，品性由此纯正”[5]158，父亲就是陕南这片优美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典型代表，朴实、真诚和善良。可以说，作者之所以通过猪娃的经历来表达优美，一方面在于激烈冲突矛盾的化解更能净化人的心灵，实现教育人和引导人的目的，这是优美感的重要功用之一，它印证了贺拉斯“寓教于乐”的原则，因为“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7]。另一方面作者笔下的父亲不仅是“父亲”，而是整个陕南人们的缩影和特写，面对一只可怜的猪娃尚且如此，何况人乎？

概言之，作者在作品中对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人与人之间社会活动关系的展现，既能诱发读者阅读的舒适感，又能教化引导人，而读者内心的舒适感本质上就是优美感。

三、诱发优美感的文本氛围

大千世界，当人们置身于丰富多彩的自然或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时，面对五彩斑斓的自然现象或复杂多样的人生现象，必定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审美感受。文本之所以能够诱发读者的优美感，根本上是作者对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和社会之美进行了过滤、净化和熔铸，这才有了神秘的蒙娜丽莎、静谧的摇篮曲、含蓄的婉约词，而这些都是“典型的优美形态”[3]37。它们给予欣赏者或接受者最首要的感受就是放松、舒适，接着便是启发读者对艺术优美的感知，而其前提就是宁谧安静的文本氛围。在《家园与乡愁》中，宁谧安静的文本氛围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娓娓道来的文本叙述，也就是作者叙述状态高度兴奋，而叙述语气却十分平静，即便是在同一文章中叙述多个感人的故事，也能将情感驾驭地恰到好处，决不轻易将情感直白地表达出来，而是选择在情感高潮即刻到来前收束，这是作者创作的高妙之处，作者刻意将更多的空间留给读者。苏联著名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认为：“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且严肃的生活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是作家。”[8]作者在文本叙述中之所以能够一气呵成，根源就在于故乡的山川草木、人情世事早已扎根于脑海，并融合为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作者平静和缓的叙述，意在让外界尽可能地了解陕南的山水、了解陕南的人们、了解陕南的生活百态，最终让读者沉迷于陕南这方土地。此外，作者也写出了陕南“天人合一”的生存状态和农耕时代独特的生态环境，和谐的心灵、灵动的意趣、飞扬的想象和自得的快乐都源于此，也正是这些因素共同凝聚成了安静的文本氛围，并最终促成了阅读优美感的产生。在《柳木拐杖》中，作者的叙述由一根柳木拐杖延伸到对已故爷爷的怀念，并直接表达出自己对人生的思索，但又在对故去亲人思念之情即将喷涌而出时，以“柳树的绿荫，是我留给大地的身影……”[4]24来结束，既能让读者生发出关于生命的思考，又能让读者不经意间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优美的画面。可以说，宁谧安静的文本氛围就来源于平和的叙述方式。

其次是作者对陕南人们安静生活的模仿（描摹）。陕南，由于独特的地域位置和复杂的地理环境，被崇山峻岭所阻隔，与外界交流沟通十分困难。然而，这却为鸡犬相闻的生存方式提供了温床。因此，我们在文本中找不到尔虞我诈和恃强凌弱，只有惺惺相惜和真情扶助。在《四季豆》中，作者写到了自己生活落魄的经历，也写到了朋友和朋友的妻子对自己的无私帮助，“为了让那个光棍汉吃上一顿可口饭，她把手伸进冬天冰冷的水里，刮土豆，洗萝卜，摘四季豆”[4]26。这是作者对朋友妻子的简短描写，却字字显露真情。毋庸置疑，这是陕南特定历史生存环境下人际关系的一种真实再现。然而，当作者多年后走出困境，在叙述这段生活经历时，也完全没有俗套化地表达自我感激之情，甚至见不到情溢于笔端的文字，而是以一个疑问句结束，“朋友，你们都好吗？”尽管叙述高度平静，却饱含真情，远离了俗套，使读者油然生出了优美之感。

最后是语言，语言的优美、凝练、生动也是作者创作的一大特点。文本中没有刻意雕饰的辞藻和粉饰的语句，因为作者选择使用最简单的语句来叙述，特别是适合陕南地区交流习惯的表达方式，这也是文本特色的重要体现。在《茄子》篇中，作者有这样的描写：“有一次与父亲到菜园里摘茄子，看见茄子苗身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茄子，向阳处长得壮实的，结的茄子又大又胖；背阴处的长得不很欢实，也没有少结茄子，只是略微瘦小一点”[4]42。不难发现，具有浓郁陕南意味的词语有“结”和“欢实”，而“结”最具地域特色。植物开花并生长果实，规范的文学用语是“挂”或“长”，但作者却用了“结”，不仅知晓了茄子生长的具体位置，而且也感受到了茄子生长的态势——健康、有力，不易被风雨吹落打落。同时，乡间俗语的运用也别具特色，如“你家今年福气大，抱回这么多金疙瘩”，这既是对北瓜大小的评论，也是人们追求财富朴素且含蓄的表达，十分合乎陕南居民的生活习惯和表达方式。因此，这些极具地域特色的词或字，都是文本诱发优美感的重要因素。此外，作品中古典诗词的使用对文本宁谧安静氛围的形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诱发优美感的创作手法

意境是诱发优美感的重要因素。通俗地说，意境就是主观意识和客观事物深度融合的产物，能够使读者深陷其中的一种存在于精神世界的想象。学界一般将意境分为景中生情、情中含景和情景交融三种，这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产物。李汉荣先生作为长于散文的大家，意境的塑造也是其见长的地方。

景中生情是《家园与乡愁》中十分常见的一种创作手法。如在《蚕豆花》中，作者首先对蚕豆花的颜色进行描述，而后开始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并逐步把自我情感表达引向深入，所以开篇便是“淡紫色的蚕豆花，有一种忧郁的情调，它是典型的平民，骨子里却透出贵族的气质”[4]29，诸如此类，频现于作品之中。

情中含景也是必须要提及的创作手法，作品中最经典的篇目当属“地软篇”。地软，又称地耳，生于阴雨连绵的夏季，陕南气候适宜，故盛产地软。作者在叙述伊始便接连使用十余个“拒绝”直抒胸臆：“拒绝去盆景里撒娇；拒绝去塑料大棚或黄金筑起的安乐窝里醉生梦死；拒绝装饰权贵的门庭……”[4]96。尽管作者未对地软进行特别描述，但地软的形象却早已在读者脑海里形成。当然，作者也高度重视在情感抒发中展现动态之景。如在《狗与乡土》中，作者首段便这样写道：“狗是大地上的古典主义者，骨子里最喜欢古老的乡土……”[4]162，这是对狗的定位和评判。接下来，“喜欢白墙青瓦、桃红柳绿、鸡鸣鸟叫的村庄，喜欢传统农业，喜欢四季分明的农事，它虽然不解农事，但它一直试图理解并想加入农事，我们经常看到农人后面跟着一只或数只狗，它们或走在田埂，或卧于地畔，总是用尊敬、羡慕、求教的目光观察农人的耕作……”[4]162这段描述十分经典，展现的是人与自然、狗与自然、人与狗之间的和谐之状，本身就是一种优美的展现。同时，读者很容易被其中动感的场景所吸引，这是一种语中见景、语中绘景和语中有景的个性化创作方法，体现了高妙的创作构思。

情景交融是贯穿作品始终的一种创作手法，其主要体现在第三辑“温暖的地址”中。应该指出的是，作者为叙述重点冠以“温暖”二字，这是真情所致。相较于植物篇和动物篇，作者将不具有鲜活生命的地址列为一辑，足见其情感之浓。此外，这些地址的名字也是极富陕南地域特色的，如连二三弯，单看地名便不难想象此处必是山河相绕、富有活力的地方，这是关中平原不会有的，也是陕北高原不会有的。在《连二三弯》中，作者在描述地理环境时，很圆润地穿插了自己饱含真情的一句话语：“造物主在造山之前，似乎揣着腹稿：料定万物艰辛，众生劳苦，留些平缓处，让众生歇息，得点儿自在，也有个回望和念想之地”[4]226。读者尽管不曾到过连二三弯，也能想象到险峻山弯中的平缓之地，那是造物者的恩赐。可以说，情景交融就是第三辑相较于第一辑、第二辑的最大特色，如《农家坡，农家婆》《懒人坪》和《五泉山》等都是情景交融的佳作。其中，作者还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如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问题、泛物质化问题和社会价值观等，这是作者履行作家职业担当的具体体现。

虚实相生也是作者塑造优美意境的重要手法。所不同的是，这种手法的运用在作品中并不多，而且作者还借助了虚幻的媒介——梦。如在《南沙河》中，作者在对南沙河正式描述之前，首先写自己做了梦，并且梦见了唐朝，后逐渐步入对南沙河描述这一正题。

如果说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情景交融和虚实相生属于传统创作手法，那么化丑为美就更能激发读者的审美追求，这主要因为“现实生活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画面，作家、艺术家对世相百态的体察入微，内心蕴蓄欲吐的激情和出神入化的‘生花之笔’”[9]，而作者都无一例外地具备了上述所有因素。如在《牛的写意》中，作者对牛粪的评价彻底颠覆了世俗的观念，直白地认为牛粪是干净的，不仅一点也不臭，而且还有淡淡的草的清香。作者还回忆了小时候在寒冷的冬季，将双脚踩进牛粪里取暖，并进一步认为，圣人的手接近牛粪会变得更圣洁；国王的手捧起牛粪，也会变得更干净，正如作者所写：“在被遗忘的山路上，去年的牛粪已经变成了黄金”[4]149。陕南山地众多而平地稀少，牛在农业生产中比人还重要。因此，作者在面对现代生活中的污浊之气和浑浊气息时，对牛的感激便进一步升华为了热爱，并在对比之间化丑为美。一言蔽之，作者在用语上不仅可以点石成金，而且思考也足够深沉。

此外，化用或者用典也是作品的一大创作手法，更重要的是，作者不仅根据自己创作氛围的需要使用古语，而且还注意到了所引用诗词尽可能与陕南地域特点、气候和景色相宜，如“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这一引用高度妥当，完全合乎陕南气候和物候的特征。

总之，诗意的追求就是李汉荣先生创作的重要表达之一，对陕南地区优美自然环境的描述，对平静的陕南山区社会生活的展现，还有语言的诗意和诗意的表达，都是诱发优美感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