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利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所谓家训，是指家庭或家族中长辈对于晚辈的训诫，其目的是规范家庭、家族成员言行，教化子弟，延续家族文化传统。家训的出现几乎和家庭、家族的形成是同步的①关于家训产生于何时，学界有不同观点。马玉山认为家训一类起源于东汉，盛行于南北朝。参阅其《“家训”“家诫”的盛行与儒学的普及传播》，孔子研究，1993年第4期，第62-69页；刘剑康认为起源于上古时期普通百姓父子相传、口耳相授的生产生活实践，是伴随着家庭的形成而产生的。参阅其《论中国家训的起源——兼论儒学与传统家训的关系》，求索，2000年第2期，第107-112页；欧阳祯人认为家训起源于原始歌舞。参阅其《中国古代家训的起源、思想及现代价值》，理论月刊，2012年第4期，第36-40页。。家训的形式有韵文、散文之分，载体有纸本、石刻和木刻等之别，其内容也因为家庭、家族因素以及时代特征而不同。晚唐柳玭的家训，是唐代士族家训的代表，体现着士族的家训理念，也和六朝士族家训以及宋代的新型士族家训有所区别。本文对此略加探讨，以俟方家教正。

一、唐代士族与晚唐河东柳氏

一般认为，士族作为一种家族形态，萌生于东汉，兴盛于魏晋南北朝。作为政治和文化高门的士族，以门阀制度为保障，形成社会的特殊阶层和特权阶层。六朝的高门著姓在家族绵延的进程中，重视家风家教，树立世代相传的家训家规，构成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堪称六朝士族家训的集大成者，也被认为是后世家训的鼻祖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曰：“古今家训，以此为祖。”。

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实行，为寒素阶层打开了通往仕进的大门，虽然也并未堵塞士族的仕宦通途，但是世家大族的政治、文化垄断优势却受到冲击。然而即便如此，有唐一代，门阀士族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李唐王室所属的陇西李氏本非六朝传统士族，其政治虽臻于至高无上之位，但在士族观念里，其门第族望仍不能与旧家大族相抗衡。唐太宗时期，尝令编纂《氏族志》，山东崔氏被列为第一，陇西李氏位于第三。太宗极为不满，下令重修之，明确诏令“崇树今朝冠冕”，其目的就是抑制旧家大族，抬高陇西李氏等新兴权贵的门第。唐文宗亦尝感叹说：“民间修昏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1]卷172，5206唐玄宗时期重修谱牒，其修撰原则是：“取其高名盛德，素业门风，国籍相传，士林标准；次复勋庸克懋，荣绝当朝，中外相辉，誉兼时望者，各为等列。其诸蕃酋长，晓袭冠带者，亦别为一品”[2]卷560。这个既定原则，不仅抬高了“今朝冠冕”的家族门第，而且把“诸蕃酋长”也列入士族行列，这对传统士族显然是个很大的冲击，昭示着传统士族政治地位的衰落。柳芳《姓系论》曾对唐代的士族姓望有一番梳理，说：

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3]卷372，3778-3779

在这番描述中，传统的旧家大族、新兴的关陇李氏和诸蕃虏姓一起，构成唐代社会的政治高门。社会阶层的新格局，带来士族生存环境的显著变化，政治、经济上的垄断性和优越感逐渐丧失。陈寅恪认为：“所谓士族者，起先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4]传统士族在政治、经济上已经不再保有优势，为了保持姓望、巩固门第，唯有大力发扬家族文化优势，整肃门风，教化子弟，以图光耀门楣，延续家族。因此，“对于士族而言，只要维护好家庭的家法、家风，文化传统不衰，其社会声望也便不会衰败，家世便会得以延绵”[5]。传统士族要保持家族文化优势，良好的家庭家族教育是必由之径。家训，作为家庭家族教育中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受到士族的关注和重视也就在情理之中。

有关唐代士族的家训资料，传世者并不多，且多数并不是撰写者有意写就的家训专文，而是因其内容关涉家训，被收录到史传文字或者后世的家训汇编之类的著述中。如姚崇、卢承庆、穆宁、皮日休等的家训类文字，收录在《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本传中；董昌龄母亲和李景让母亲的“母训”，朱仁轨、杜牧、李恕、刘禹锡的家训类文字，收录在宋代刘清之编纂的家训汇编著作《戒子通录》中。也有内容关涉家训的诗文，收录于作者的别集，如白居易《狂言示诸侄》、韩愈《符读书城南》、元稹《哭子十首》、柳宗元《送从弟谋归江陵序》等，分别收录在他们个人的诗文集中。

河东柳氏自北朝时就是显赫的门阀士族，是河东三著姓柳、薛、裴之一。柳宗元在叙及自己的家世时曾自豪地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6]卷11入唐以后，柳氏亦是关中的高门望族。除柳宗元一支外，柳公绰、柳公权一支也颇为显赫。柳公绰为循吏，且以文名。其子仲郢，博学好礼，尤重义气。仲郢子柳玭，亦有文学，工楷书。柳氏家族家风优秀，家族成员品行卓杰。如：

公绰天资仁孝，初丁母崔夫人之丧，三年不沐浴。事继亲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绰非薛氏所生。外兄薛宫早卒，一女孤，配张毅夫，资遗甚于己子。[7]卷165，4304

（柳仲郢）母韩，即皋女也，善训子，故仲郢幼嗜学，尝和熊胆丸，使夜咀嚥以助勤。……有父风矩，僧孺叹曰：“非积习名教，安及此邪！”[1]卷163，5023

仲郢以礼法自持，私居未尝不拱手，内斋未尝不束带。三为大镇，厩无名马，衣不熏香。退公布卷，不舍昼夜。……小楷精谨，无一字肆笔。[7]卷165，4307

由上可知，柳氏家族具有优秀的家风家教，这对于家族承传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综观唐代士族，普遍重视家风家教，家族风气醇厚优良。唯唐代家训传世者不多，更显得河东柳氏家训弥足珍贵。“初，公绰理家甚严，子弟克禀诫训，言家法者，世称柳氏云”[7]卷165，4310，可知，柳氏家训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二、唐代士族家训的基本内容

《旧唐书》卷165“柳公绰传”附“柳玭传”中，收有柳玭所著诫训子弟的文字，后世称为《家训》。《新唐书》卷163“柳公绰传”附“柳玭传”中，除与《旧唐书》所收相同的诫训文字外，另收有柳玭诫训子弟的一段文字。《全唐文》收柳玭文共三篇，其一为《大唐万寿寺记》，其二为《戒子孙》，其三为《家训》。《大唐万寿寺记》是一篇记文，与本文论旨无关，故不及；第二篇《戒子孙》即《新唐书》所收另一段文字；第三篇《家训》即《旧唐书》所收诫训文字。由是观之，《全唐文》收录的《戒子孙》和《家训》实则应为一篇，即《新唐书》中所收的柳玭诫训子孙的文字。本文所称的柳玭家训，即以《新唐书》所收文字为基本文本，参以《旧唐书》和《全唐文》中收录的文字。大略来看，以柳玭家训为代表的唐代士族家训，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立身

柳玭家训以立身修己为第一要务，曰：“立身以孝悌为基，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以交结为末事，以弃义为凶人”①《新唐书》卷163中无“以交结为末事，以弃义为凶人”两句，此据《全唐文》。《旧唐书》与此文字略有不同，“弃义”作“气义”。。“孝悌”“恭默”“畏怯”“勤俭”是他提出的做人的四个方面。百善孝为先，孝悌一向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柳氏家训中，“孝悌”受到高度重视，被当作立身之基。柳玭例举崔琯祖母侍奉曾祖母至孝的故事，说明孝悌可以护佑家门昌大。在全文的结尾，更是把“孝慈友悌、忠信笃行”视作“乃食之醯酱，可一日无哉”，强调孝悌友爱之于士族家庭日常生活的必要性。在肯定“孝悌”“恭默”“畏怯”“勤俭”四者外，柳玭还指出应当戒惧的两方面：交结和弃义。在他看来，四处奉迎交结，是不足挂齿的末事；而不讲义气，做人反复无节，更是不吉利的。这两点，是对他所肯定的四个方面的反证，以更加充分地阐发所标举的立身原则。

唐代士族家训中的孝悌，不仅指对生者的孝悌友爱，还包括对逝者的祭奠葬敛。姚崇《遗训》和卢承庆《临终诫子》中，都谈到薄葬、节葬的问题，告诫子孙不要流于世俗以厚葬为大孝。恰恰相反，厚葬不仅浪费钱财，还有可能导致最大的不孝，即被盗墓，“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把薄葬、节葬的理由说透，有利于后世子孙领会遵奉。

（二）治家

“肥家以忍顺”。肥家者，犹言治家，使家业丰厚、家门昌盛之谓也。柳玭认为关键在于“忍顺”，即谦卑宽容，不义气用事，以宽柔之法，积累家业，使家庭和家族保持兴盛。唐代家训中涉及治理家业的内容很少，即便论及，也只是笼统地提出一些原则性的要求。苏瑰《中枢龟镜》中谈理财说：“管财无多蓄，计有三年之用。……多蓄甚害义，令人心不宁，不宁理事不当矣。”这是唐代少见的涉及钱财的家训，却提出“多蓄害义”的忠告，其钱财观念与宋代家训有很大不同。宋代士大夫家训中，有不少都谈到具体如何肥家的措施，如理财治生、发展家族产业等。

但实际上，唐代士族不善理财治家者不在少数，只是士族家庭家大业大，些微的经济损失似无足挂齿，也有士族的豪爽洒脱的个性因素在内。《旧唐书》卷165“柳公权传”谓柳公权“志耽书学，不能治生，为勋戚家碑板，问遗岁时巨万，多为主藏竖海鸥、龙安所窃。别贮酒器杯盂一笥，缄縢如故，其器皆亡。讯海鸥，乃曰：‘不测其亡。’公权哂曰：‘银杯羽化耳。’不复更言。所宝唯笔砚图画，自扃之。”[7]卷165，4312柳公权平素对待家资器物态度如此，可以想见，其对治家理财不会太多挂心，更不大可能将之写进家训遗示子孙后代了。

也有唐代士族谈及家产的。李德裕在其《平泉山居戒子孙记》中写道：“鬻吾平泉者，非吾子孙也。以平泉一树一石人与者，非吾佳子弟也。吾百年后，为权势所夺，则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3]卷708，7267以平生之所爱对子弟谆谆教导，以保家产，其情甚为感人。然观其意，其所告诫子孙者，乃因对平泉山庄的深厚感情而不肯轻易舍弃，强调的是情感因素，而非山庄的经济价值。

（三）为官

“莅官则洁已省事，而后可以言家法，家法备，然后可以言养人。直不近祸，廉不沽名。忧与祸不偕，洁与富不并。”《旧唐书》和《全唐文》中此段文字中的“家法”作“守法”，曰“守法而后可以言养人”。三种文本文字稍异，含义基本相同。柳玭认为，做官之要仍在做人，只有自己洁身自好，才能树立规矩，有了规矩，才可以去要求规范别人。做官要“直”、要“廉”，这样才能不近祸，才不是沽名钓誉。

唐中宗朝宰相苏瑰，以子苏颋有宰相器，遂于闲暇时，将自己的为官之道和处世经验，写成二十七条文字，这就是他传世的家训文献《中枢龟镜》。《中枢龟镜》从宰相的职责、处理事务的原则、奏议的风格、与同僚相处之道、亲属子弟如何避嫌、居家宜洁而去华等诸方面，语重心长，谆谆告诫，为置身官场的苏颋提供了实用有效的做官指南。

（四）治学

“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学为根株，正直刚毅为柯叶。有根无叶，或可俟时；有叶无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这里的“文学”，是宽泛地指称“学问”。道德文章，历来是古人评价人物的两个重要指标，犹如今日之德艺双馨。视德行文学为根株，足见柳玭对此二者的重视。“修己不得不至，为学不得不坚”，是说读书要有坚定的意志，要舍得吃苦。柳玭还将“不知儒术，不悦古道，懵前经而不耻，论当世而解颐。身既寡知，恶人有学”列为“坏名灾己，辱先丧家”的“五失”之一，以引起家族子弟的足够警惕。

此外，关于如何处世，柳玭认为要“保交以简恭”。谓与人交往，简捷爽直，恭敬礼让，才能交情长久。柳玭家训谈如何处世的内容不多，或许是因为士族子弟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熏染，于待人处世之法自然心领神会，无须多言。抑或，也有柳玭本人不甚看重处世之道的缘故罢。

三、唐代士族家训的精神内核

柳玭家训是河东柳氏树立家风家法、延续家族文化的有力手段，是唐代士族家训的代表，其所呈现出的唐代士族家训的精神内核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具有自觉的士族意识和门第优越感

河东柳氏源远流长，累世集聚，发展到晚唐，仍然是世家大族。柳玭家训中有自觉的士族观念。其开篇即言：“大凡门第高者，一事坠先训，则异他人，虽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见祖先地下。”他有清醒的门第意识，认为士族子弟比之寻常人家子弟，更要注重言行，谨遵先训，否则如有违逆家训之行为，就特别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如果这样，即便自己可以苟得名爵，却有何面目面对地下的列祖列宗呢？又说：“所以修己不得不至，为学不得不坚。”①《旧唐书》此处文字作“所以承世冑者，修己不得不恳，为学不得不坚。”更明确了“承世冑者”的士族子弟的身份自觉。强调作为世家子弟，一定要修己为学，还把能做到这些的世家子弟称为“上智”。这种自觉的门第意识和门第优越感，既是柳玭作为世家子弟与生俱来的融渗到骨子里的气质，也未尝不是唐季时代环境下，世家子弟对士族优越性逐渐丧失的徒力挽回和自我慰藉的精神挽歌。因此，柳玭在诫训子弟时再三致意：“故世族远长与命位丰约，不假问龟蓍星数，在处心行事而已”[1]卷163，5027，“夫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学识礼法称于士林，比见诸家于吉凶礼制有疑者，多取正焉。丧乱以来，门祚衰落，基构之重，属于后生”[1]卷163，5028。其训导子弟，延续家族统绪的心意殷切可鉴。

（二）以儒治家的基本理念

如果将柳玭家训与以《颜氏家训》为代表的魏晋六朝家训、以司马光《家范》和袁采《袁氏世范》等为代表的宋代家训相比，会看到很多共同的方面，比如对立身做人的强调就是贯穿其中恒久不变的内容。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家庭家族建立在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儒家思想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基，自儒学创立以来，以儒治家治国的理念就得以明确。尽管佛道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也呈现出一定的作用，却始终未能动摇儒学的主导地位。“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礼记·大学》），以儒治家治国的理念几乎伴随着儒学的产生而产生。

不过，以因果报应为表征的佛教思想，在《颜氏家训》和柳玭家训中都有体现。柳玭家训中不惜笔墨，记述王涯因“不知恩权隆赫之妖”而构祸，贾餗因“卑位贪货不能正其家，忠于所事不能保其身”亦招致祸患，舒元舆因挟嫌迫害他人而最终自身也灾祸及身，说明“宿业报应”其实都有因缘。这种记述，旨在警醒家族成员要检点自省，谨言慎行，以绝祸患。虽然有佛教因果报应的思想在内，却是服务于修身立德的儒家用世目的。《颜氏家训》因其颇多的因果报应思想，遭到了学者的批评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其书崇尚释氏，故不列于儒家。”，足以反证士族家训对儒家思想的尊崇。

（三）对修身、为学的普遍强调

《礼记·大学》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齐治平，兼济天下，是先秦儒家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在以儒治家的基本治家理念指导下，颜氏家训、柳玭家训和宋代家训中都普遍重视修身立世。柳玭指出“坏名灾己、辱先丧家”的五点过失是：安逸自私；不学妒人；心胸狭窄；从俗享乐；贪名逐誉。他认为，“五失”之害，“甚于痤疽。痤疽则砭石可瘳，五失则巫医莫及”。很明显，柳玭家训中为后世屡屡提及的“五失”，都是关乎修身立世的。

重视读书治学，是从孔子的“庭训”开始就树立的教子传统。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唐代士族家训，对于读书普遍都很看重。韩愈的《符读书城南》诗云：“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闾。两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年至十二三，头角稍相疏。二十渐乖张，清沟映污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8]卷9诗先以木材因匠人的绳削斧凿而有规矩成为有用之材，引申出读书之于人成长的重要性。然后，举出两个年齿相若的孩子的例子，因为学与不学的区别，成年以后，“乃一龙一猪”的事实，生动说明读书的必要性，谆谆教诲，勉励儿子符勤奋读书。唐代士族甚至认为，读书治学不仅是科举仕进之法门，更是终身应习之业。李恕在《戒子拾遗》中就告诫子孙“擢第之后，勿弃光阴”[9]卷4，把读书当作终生的事业。

唐代士族也颇以诗书人家而自豪。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云：“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强。尚可与尔读，助尔为贤良。……愿尔一祝后，读书日日忙。一日读十纸，一月读一箱。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10]卷1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位踞唐代高门的杜牧家族，教诲子弟的仍是要读书苦学，以学问立身处世。

（四）治生理财意识的淡薄

自从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说”，此观点历经几代学人的探究，现已成为学界讨论唐宋文化与文学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王水照指出：“宋代以来，以进士及第者为中心的‘士大夫’阶层取代了六朝隋唐的门阀士族，而成为政治、法律、经济决策和文化创造的主体，这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唐宋转型’的一大成果。”[11]魏晋六朝和唐代士族家训中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很少涉及家庭家族的经济问题，这一点应和他们的门阀士族的性质有关。作为世家大族，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成熟的家族经济经营模式，钱财之事既不成为问题，也就不会被放在心上。张兴武认为：“唐代‘士族’阶层不曾有过这种‘聚族而局’的家族组织形态，更不为族人承担太多的经济责任，因而他们对优美之门风的塑造全部集中在精神层面。”[12]87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唐代其他官宦诫训子弟，与传统士族相比，要“接地气”得多，会考虑到子弟后代的衣食住行等诸方面的现实生存问题。李袭誉是陇西人，尝为凉州都督。他留给子孙的遗训是：“吾近京有赐田十顷，耕之可以充食。河内有赐桑千树，蚕之可以充衣。江东所写之书，读之可以立身。吾没之后，尔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羡于人。”[9]卷1这是典型的耕读传家式的家训，与农耕文化的传统相适应，亦可见出，出身陇西李氏的李袭誉以“今朝冠冕”而跻身士族行列，在家训方面与传统士族的不同。

到了宋代，家训中理财治家的经济内容则比较普遍。这个现象的出现，显然和宋代社会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关，也和宋代崛兴的士大夫家族的性质及其经济状况有关。“宋代望族既有‘义田’‘义学’的种种负担，其做法与想法也就有了相应的改变。”[12]87与之相辅相成的是，治生理财的内容堂而皇之出现在宋代的家训中。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另文专论，此不赘及。

要言之，处于转型阶段的唐代士族，政治优势逐渐消衰，文化传统和文化优势则仍持续绵延，家训即是其标异于一般诸姓的家族文化表征之一。柳玭家训是唐代士族家训的代表，凝聚着唐代士族家训的基本精神内核，与六朝士族家训及宋代士大夫家训既有承传，也体现出时代和家族性质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