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晋梅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让雕龙成为飞龙”[1]5，这是黄维樑在其《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论断，意在促使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学理论广泛传播且应用于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他在书中指出：“中西文化基本论断上是相同的；换言之并引伸之：中西文化、中外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是大同的。”[2]这也就是其在书中多次强调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取向，即中西文化具有共同之处的“大同诗学”。在《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中，黄维樑结合古今中西文论，将《文心雕龙》中的文学理论运用于对古今中外作品的实际批评，试图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体现出了他志存高远的学术态度和广阔的学术视野。

一、新颖别致的学术视角

《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一书主要围绕《文心雕龙》的体系和应用展开论述，凡五部分十七章，分别为“有中国特色文论体系的构建”“《文心雕龙》理论的现代意义”“《文心雕龙》理论应用于文学作品的实际批评”以及“余论”和“附录”，五部分之前还有作者自序和学术界对此书的评论选录，结构合理匀称。黄维樑先生此书不仅对《文心雕龙》中某些理论作出了现代意义的阐释，而且突破了之前主要以中国古代文论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的惯常模式，转而用《文心雕龙》中涉及的文学思想分析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打破了时空局限，体现了黄维樑先生新颖别致的现代学术视角。

黄维樑的《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一书中，在对《文心雕龙》中的一些词语和篇章的解释上，不仅踵武前贤，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情采”一词，出自《文心雕龙·情采》篇，刘勰对此道：“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3]288，“繁采寡情，味之必厌”[3]291。后人对此处“情采”的理解并无异议，“情”被理解为情理，即内容，“采”是文采、辞藻，可引申为形式，“情采”即是指内容和形式。黄维樑继承此说，又别出机杼，认为“情”与书名的“文心”相应，“采”则与书名的“雕龙”相应，“情”与“采”合起来，就成为《文心雕龙》书名的含义[1]27。作者的这个说法不仅很好地诠释了“情采”的内涵，而且将其与书名联系，浑然一体，这也印证了《序志》中对书名的解释：“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3]452。对“情采”这个具有新意的解释体现了作者对《文心雕龙》细致精微的思考，这样“文心”与“雕龙”二者就成了一种内容决定形式的主从关系。李庆甲先生对《文心雕龙》这个书名解释时，曾明确提出“文心”与“雕龙”是主从关系的论断[4]，黄维樑先生在此基础上，又将其与“情采”的内涵结合，也间接地证明了这一提法。另外，黄维樑论述《文心雕龙·时序》的现代意义时，称“它是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至少是一篇中国文学史纲”[1]93。关于《时序》的文学史观，张文勋在其《刘勰的文学史论》一书中虽有过相关论述，认为除《时序》篇，文体论各篇以及其他论及各时代作家作品的篇章中也体现出刘勰的文学史观[5]，但没有像黄维樑那般大胆声称《时序》是最早的中国文学史。黄维樑犹如刘勰的知音，不因为通常意义上卷帙浩繁的文学史著作限制思维视野，打破了《时序》篇1700字的短小篇幅的局限，对其文学史地位加以重视，这是非常具有开创意义的。

在当今穿越风潮大盛的情势下，黄维樑《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一书让南北朝时期的文论家刘勰也上演了一次穿越式评论，书中刘勰从天上的文心阁下来评论德国汉学家顾彬。作者运用魔幻的手法，假借刘勰的语气，对信伪迷真、褒贬任声的顾彬大加讽刺一番，也多次提到莎士比亚、歌德等外国大家，形式新颖，自由活泼，戏谑之意充斥笔墨。不过，笔者窃以为此处若可以六朝骈文作之，当更显才情，更符合刘勰之口吻，也更具真实性。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黄维樑广泛运用《文心雕龙·知音》中提出的“六观法”文学批评理论，不囿于时空局限，分析古今中外的诗歌、散文、小说甚至电视剧，以古法议论新篇，使刘勰的文学思想几乎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批评典范，这也恰恰证明了《文心雕龙》的“体大虑周，高明而中庸”[1]24。黄维樑用“六观法”分析范仲淹的词《渔家傲》、余光中的诗歌《听听那冷雨》、白先勇的小说《骨灰》，甚至韩国的电视剧《大长今》和莎士比亚的悲剧。他以“六观法”中的“位体”“事义”“置辞”和“宫商”分析作品的主题、题材、用字修辞、音乐性等内在特征，用“奇正”和“通变”评价作品本身。“奇正”是与同代作品相较而言的，着重于作品采用的手法、思想的正统性或者主流性；“通变”是与历代作品相较而言的，着力于作品的继承性与创新性，这后两观是采用类似文学史的角度来剖析作品。

曹顺庆称黄维樑对“六观法”的运用，“即是将古代文论运用于当代文学作品评析的范文”[1]6。黄维樑把“六观法”应用于现代文学作品的实际批评，证明了文化大同、没有国界，使《文心雕龙》的“六观法”得以广泛传播应用，正如作者所言六观法“是可以用来衡量古今中外各种作品，极具普遍性实用价值的”[6]21，这也有利于黄维樑使雕龙成为飞龙理想的实现。

二、纵横对比的学术方法

《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一书所涉及的文学批评方法兼容古今中外、跨越时空地域，评析的作品也是贯通古今中外、涉及多种题材，甚至涉足了电视剧本，可见此书的全面性、宏观性和视角的灵活性，也显现了作者学识之渊博。

该书的一大特色是古今及中外不同文论的比较，即黄维樑采用的纵横对比的学术方法。黄维樑对其研究方法曾有云：“我研究中国古典文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欢作横的比较，二是喜欢作纵的继承。横的比较指拿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的文论比较；纵的继承指将中国古典文论应用于现代文学作品的批评，也就是让今人择善而从地继承中国古典文论的遗产。”[6]165-166也就是说，纵向比较是按照历史年代先后追其源流，探其发展，重视以中国古代文论阐释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品；横向比较是跨越国家跨越文明，指出其相同之处。作者在纵横对比中列举古今中西的文学作品，阐释《文心雕龙》的批评方法，涉及西方的批评家有亚里士多德、艾略特、燕卜荪等，东方的有陆机、曹丕、司空图、杜甫、赵翼、钱锺书等；文学作品亦是自由灵活，引用范仲淹、余光中的诗歌、白先勇的短篇小说以及电视剧《大长今》和莎士比亚的悲剧，以证明文学具有同一性，即钱锺书先生所谓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也力证了《文心雕龙》的普遍性及世界性意义。

纵向对比的学术方法不仅可探究某一思想之源与流，也可准确客观地评判这个思想在历史长河中的进步性与局限性。黄维樑在解释《文心雕龙》“情”之内涵时，引述先秦《尚书》中的“诗言志”之说，汉代《毛诗序》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说，西晋陆机《文赋》“诗缘情”说，还有同时代钟嵘《诗品序》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说，凡此种种，都是为了佐证刘勰“人禀七情，感物吟志”的说法，也说明了情志说的源远流长。但是，作者不止笔于此，还在文后继续列举了唐之后历代作家重情之说，如柳宗元、王若虚、李梦阳、袁枚等人的思想，来进一步论述诗抒情言志之说。可见作者论证之充分，视野之宽广，学术之渊博。在谈到《文心雕龙》对俗文学“辞浅会俗”“俗皆爱奇”的论断时，作者也是广征博引，从“齐人一妻一妾”的故事讲起，到六朝志怪、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拟话本小说，再到现代的鸳鸯蝴蝶派、侦探推理小说直至今天的金庸、琼瑶、郭敬明、九把刀等，都是为了证明刘勰对俗文学论断的合理性，其搜罗之富，令人叹服。纵向对比还体现在黄维樑所说的纵的继承上，尤其是“六观法”的广泛应用，不仅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古代诗歌，还可以应用于现当代诗歌、戏剧、电视剧以及西方的文学作品，以证明“六观”的普遍性意义和现代适用性。

横向对比的方法是对中西方文论家思想的对比。论述文学作品以抒情为主时，黄维樑举出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并以退为进，先是肯定其摹仿说，但很快引述悲剧的功能“净化感情”来说明悲剧也是离不开感情的。另外又列举古罗马的朗基努斯、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和俄国作家别林斯基的话作为佐证。不仅如此，中西方文论家对作品审美性的追求、“文人相轻”在中西方的普遍性等问题，作者都不厌其烦，一一旁征博引进行比较。另外作者还谈到，“知音说”与西方的“接受美学”，都是主观因素影响读者对于作品的评价，即“知多偏好，人莫圆该”[3]437，慷慨者、蕴藉者、浮慧者、爱奇者，不同读者的个性偏好导致对作品的解释评价各有不同，作者称其是“读者反应说和接受美学的先声”[1]269。书中作者中西对比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皆是作者欲说明中西文化的同一性，证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也更是为了说明刘勰思想的伟大、《文心雕龙》的体大虑周，以此完成作者想要构建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的宏伟目标，也就是实现让雕龙成为飞龙的文学理想。

以上叙述，显示了黄维樑广阔的视野、比较的思维和渊博的知识。张叹凤先生有言：“黄维樑于龙学方面的贡献是将《文心雕龙》这部古代集大成的文论名著与西方文学新批评流派学说等量齐观、纵横比较、互文研究，揭櫫刘勰的先见之明与睿智之功；学问沿新，贵在创见，视野宏大，自圆其说，且理趣漾然，黄维樑做到了。”[1]9张先生此言甚是。

三、志存高远的学术态度

“以文化研究而言，我们深受西方各种文学理论——如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学、新批评、神话原型论、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的影响，不少学者一面倒地、一知半解地用西方理论，一切以西方的马首是瞻，而忽视东方的‘龙头’：以《文心雕龙》为高峰、为重镇的中国文学理论。”[1]173这是黄维樑在《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中反复提到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状。早在20世纪，曹顺庆就有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失语症”的论断，“当今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文论失语症！”[7]他还提出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观点。罗宗强先生也多次强调重建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体系，“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而不是用几个现代的概念去套它”[8]。对此，黄维樑在书中不仅提出重建中国古代文论的自身体系，还借用钱锺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提法，主张中西文化的对接，强调其在某些方面的同一性。

黄维樑主张：“以中西文论合璧的方式，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立一具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此体系具有大同性，有普世的价值；尝试把它的理论，用于对古今中外作品的实际批评。”[1]20黄维樑的这种让雕龙成为飞龙的理想体现了他志存高远的学术态度，更可以称之为开辟了一条让中国古代文论走向世界的新道路，开启了一扇新大门。张少康说：“黄维樑的《文心雕龙》论著的确给我们以重新发现中国古代文化作用之深刻启示。”[1]7张文勋对此也说：“其视角新，观点新，引起龙学界的注意”，“力图做到古为今用，向国外宣传此书，都是很有远见的”[1]7。这些学术界的评论都足以证明作者这个伟大理想的开拓性和对中国古代文论发展的启示性，甚至可以说，作者开创了一条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新渠道、新方向——以文学批评方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

另外，《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一书中饱含黄维樑的文人情怀和家国情怀。黄维樑极力推崇《文心雕龙·知音》的“六观法”，认为其可以用来衡量古今中外各种作品，具有普遍性实用价值。作者倡导“重新发现中国古代文化的作用，且向外国介绍，以期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同时治疗一下近代以来饱受摧残的民族自尊。”[1]192这其中深刻体现了作者非常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和爱国之情以及让中国古代文化走出去的高远理想。刘绍瑾说：“黄维樑推崇《文心雕龙》论著，向外国宣扬此书，此拳拳之意殷殷之情，可与我两岸三地及全球华人同仁共勉！”[1]7此言甚是！读罢此书，“的确能感受到一种民族的豪气充盈其中，使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为之一振，让那些动辄海氏（海德格尔）、维氏（维特根斯坦）唯西方文论家马首是瞻的人们为之汗颜”[9]。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虽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其中的精深思想需要我们去传播，重视其实用价值，使中国文论在世界有话语权，让雕龙成为飞龙，不亦宜乎？不亦盛乎？

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文化虽然有其共同性，但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存在极大的差异。论者常说中国文论主抒情言志，是感性的；西方文论主描摹写实，是理性的，这也并非全无道理，故中西文学各自有其独特性，二者并不能完完整整一一对应。如《文心雕龙》中提到的“风骨”“文气”，这些是中国古代文论特有的，与中国古代朴素主义哲学有极大关系，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审美理论，有其异质性。所以，中西文化的比较融合，只可求同存异，不可盲目一一比对、生搬硬套。

此外，笔者窃以为《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一书有些地方的提法有待商榷。黄维樑用《文心雕龙》理论评析韩剧《大长今》时，说大长今是“五美十德”的圣者，身上具有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美德：崇智求真、勇敢、正义、坚韧、发乎情止乎礼等，但这只表明大长今编剧和刘勰的思想有相近之处，而不是《文心雕龙》中“情”的体现，二者相联系是欠妥的。另外，黄维樑把刘勰与钱锺书、余光中等现代作家诗人进行对比，这是一种打破时空界限的创举，但在具体的对比中，难免会有牵强附会之嫌。尤其是把钱锺书与刘勰的生平经历进行对照分析，二人虽有历史境遇的巧合、思想理念的交接，却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从二人的相同人生经历中找依据。有些地方作者也会有赘述，如对西方文论的马首这一形势，几乎在每一章中都会提及，有些重复赘余；对《大长今》中大长今的扮演者李英爱的美貌描述过多，有些喧宾夺主。

黄维樑在《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一书中，凭着新颖别致的学术视角、纵横对比的学术方法再加上他志存高远的学术态度，对《文心雕龙》中的概念内涵作出了新的诠释，并且对其中的批评方法广泛应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书中“让雕龙成为飞龙”的理想，更是彰显了我们前进的新方向。正如黄维樑所言，我们要有范仲淹心怀天下的胸怀，爱苍生也忧文化，“发潜德、‘潜龙’之幽光，在百年的西方文化输入之后，加强自我文化的输出；能如此，则中国文化在国际上必然是‘春来风景异’、风景好了”[1]178，这是一条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新道路、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