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成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药学系，安徽 芜湖 241002）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教育要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这无疑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落实这一根本问题将成为今后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从“培养什么人”到“怎样培养人”，再到“为谁培养人”是教育发展不同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过去的职业教育，更多地关注“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对“为谁培养人”这个问题考虑不多。尤其是当前西方文化对高校青年学生的影响之深可谓是方方面面，因此这个问题更需要重视。被誉为“文化学之父”的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一书中指出，文化是一种强大的外部力量，影响着个人和社会。随着文化的变化，人类行为也将发生变化，文化传统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最终因素。可见，文化对于个人、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此来反思，职业院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除了教授学生基本知识与技能之外，还教会了学生什么？2019年2月13日，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将我国职业教育推向了新一轮改革与发展。而课程是落实人才培养方案的关键环节，是联系教与学最为紧密的中介，很多教育教学的重大改革措施最终将通过课程这个载体来实现。如何推动职业教育课程从知识载体到文化形式的转变，使课程的内涵更加丰富，育人功能更加强大，是广大教师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职业院校课程文化的再认识

（一）职业教育课程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2018年6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首次提出“金课”“水课”。此后，“金课”“水课”成为2018年高等教育领域的两个重要热词。虽然陈宝生部长是针对本科教育提出的把“水课”变成“金课”，但高等职业教育也同样存在这种迫切要求。职业院校课程研究总是要比普通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滞后，这与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发展时间相对较短有关。目前，在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以课程建设为逻辑出发点来解决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课程建设对于职业教育而言，既是筑基工程，也是建瓴工程。筑基工程是指职业教育只有建设高质量的课程，才能建立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也就是说，高水平的职业教育是以无数课程建设为根基；建瓴工程是指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改革措施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课程当中，通过课程引领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过去职业教育课程是以结构性知识建设为重点，这也是课程建设的基础性问题，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各种矛盾正在显现，职业院校的课程已经难以适应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所以，职业院校应抓住职业教育新一轮改革的机遇，加强课程文化建设，打造职业教育的“金课”。

（二）职业院校课程文化的概念

课程文化既是一个经典的教育术语，又是一种常新的概念，它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了不同的任务，也因此对其有不同的论述。课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它总是不能脱离社会的大背景。自20世纪20年代美国将“课程”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以来，人们对课程研究的内涵更加深入，对课程文化的关注也日益增加，直接体现在教育目的的争论上。关于课程文化的概念，美国学者帕梅拉·博洛廷·约瑟夫等在其2000年出版的论著《课程文化》中提出，课程文化旨在培养对实施课堂和学校教学计划的认识与审视，激发关于理论和实践，以及政治、社会和道德之间的联系，拓展个人对课程和实践的批判精神，并将其划分为工作与生存训练、联接经典、发展自我和精神、建构理解、深思民主主义和正视主导秩序六种类型[1]。其后，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定义，我国也有很多学者对课程文化进行了定义。如倪胜利认为课程文化是以课程为载体的文化，是依据教育的根本理念选择文化、传递文化，使个体在组织化的环境中实现文化生命的生成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产生人在特定方向上发展和形成具有相对稳定观念、物质、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各种形态的结果，因此，课程文化是一个不断地化生着新事物的过程[2]。裴娣娜认为课程文化是按照一定社会发展对下一代获得社会生存能力的要求，对人类文化的选择、整理和提炼而形成的一种课程观念和课程活动形态[3]。郑金洲认为课程文化是以学校中群体间的关系和活动为载体，是师生双方互动的产物。他认为课程文化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课程体现的是一定社会群体的文化；二是课程本身的文化特征[4]。刘启迪认为课程是学校育人的媒体和蓝图，课程文化是学校文化的主体和“代言人”，但从概念的产生上来说，学校文化和课程文化都是一种业文化，是文化在学校教育领域中的一种创生[5]。姜新生认为课程文化是一种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的文化形态，是一种教育学化与人学化的文化，是课程在运行过程中所蕴涵并显现出来的文化特质。它包括课程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内在的共同本质，是人们在学校课程实施过程中通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它不仅表现为课程意识、课程思想、课程价值等内隐的意识形态，而且表现为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课程设施、课程制度、课程政策以及课程行为等外显的文化形态，是课程主体在运行过程中所蕴涵并呈现出来的文化特质[6]。张新海等认为课程文化是在课程目标、结构、内容的确立过程与课程研制、开发、评价的实施过程中旨在促进学生主体发展所诞生的一种文化资源。这种文化资源不仅包括既定性的文化，而且包括以文化反思、生成为机制的建构性文化[7]。

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发展时间较短，关于职业教育的课程文化研究也相对较少。根据上述学者对课程文化的论述，可将职业院校课程文化的定义大致概括为：是以职业教育课程为载体的教育文化，依据职业教育的办学理念，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所凝炼出来的文化特质，体现出职业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能让学生获得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与传统的课程文化相比，职业院校的课程文化内涵更为丰富，不只是聚焦于课程的文化资源，还要关注行业产业文化及其对课程文化的影响。

（三）职业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德国文化教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德国现代教育学的开创者弗兰茨·恩斯特·爱德华·斯普朗格（1882―1963）曾对教育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证。他认为，教育作为一种活动，是与人类文化同时发生和发展的。教育的本质是以爱为根本的文化传递作用，是培养个人人格精神的一种文化活动。他还提出，中职教育中应该增加人文素质教育内容所占的比例，不能只是注重技术的教育，而忽视对学生心灵和文化素质的培养[8]。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各种社会冲突经常使文化发生改变和发展，教育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使文化得到不断延续。教育与文化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难以区分究竟教育是属于文化的一部分，还是文化是属于教育的一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化理念中蕴含着教育规范，也就是说，一个民族教育制度越先进，其学生、儿童和下一代的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价值就越高。文化不是一门课程，文化却是理解很多作品的关键，很多课程的学习不能离开文化的背景，对学生的教育不能是“一个模式”，要塑造学生的个性特征，使其具有独立的文化价值观[9]。在职业教育中选择吸收产业行业文化已成为现今职业教育的普遍做法，在职业教育的同时也再造了产业行业文化。

（四）职业院校课程与文化的关系

英文“文化”（culture）的词根cult=to till，源于拉丁语的动词“colere”，表示“耕种、培养”的意思，而后缀“-ure”表示行为的结果，因此“culture”除了表示“文化”的意思之外，还具有“养殖”“培养”“德育”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在英文的本义中就包含对人教化作用的意思，今天所说的“文化育人”不过是回归“文化”的本义而已。在学校培养人的过程中，“课程”是最为核心的要素，从广义的文化来说，课程是文化的选择结果，文化为课程建立可选择的内容范畴与逻辑关系，文化总是具有价值取向，由此引发的课程也应具有价值取向，没有价值取向的课程必定是混乱的。因此，就职业院校课程与文化的关系可得出三个结论：一是课程不等于文化；二是课程是文化的一种承载方式；三是职业院校的课程应包含行业产业文化。以一个简单的事例来说明职业院校课程与文化的关系，如化学实验课程需要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向学生逐条介绍安全事项，这是一门课程，而所有的师生在实验室中都自觉严格地防范安全问题，这便是一种文化。

（五）职业院校课程文化与学校文化的关系

目前很多职业院校都将学校文化建设作为学校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内容。特色办校是职业院校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资本，通过发掘学校的文化底蕴，选择开设与学校特色发展目标一致的专业，并以此构建特色校园文化。职业院校的学校文化与普通高校的学校文化同样都属于教育文化，课程文化是学校文化的核心部分。学校文化总体上由社会文化所决定，所以学校文化不能脱离社会大背景，但是学校文化又不完全等同于社会文化，因为学校文化还具有选择性。与此类似，课程文化也受学校文化的支配，所以当社会变革时，会直接导致课程价值观的改变，于是要建立一种新的课程文化。职业院校在推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办学模式过程中，职业教育文化吸纳了行业、产业、企业文化，使职业院校的学校文化具有显著的职业特征。而在职业院校课程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学校的特色建设体现在微观的课程中，因为教学活动是学校最主要的活动，其最终是要付诸课程实施过程中。而学校的物质层次所体现的学校特色，更多的是一种浅层特色，且是静态的和易于实现的。另一方面，职业院校课程的开放性也能够直接吸纳行业、产业和企业文化。职业院校课程文化与学校文化的关系如图1所示。

二、职业院校课程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知识性

文化不等于知识，但是知识却是文化最重要的部分，在讨论文化的构成时，不能过于强调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性，而轻视非意识形态性。知识作为文化的非意识形态性，是文化的基本构件，是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性存在形式，所以没有知识也就没有文化。职业院校课程文化知识是指职业院校学生所要学习的知识与技能，作为课程文化，要比其他文化具有更丰富的知识性，这也是课程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所体现出的显著特征。职业院校课程文化的知识性重在解决“怎样培养人”的问题，而职业院校课程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则决定“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而关于职业院校课程知识如何选择的问题，学界已有很多研究，本文不再赘述。

（二）人文性

从图1可以看出，课程文化本质上属于教育文化，所以人文性是课程文化的本质属性。职业院校课程文化首先要以“以人为本”为基本取向，课程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它在培养学生过程中，是要培养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如果将课程等同于知识，那么课程便成为冰冷的培训工具，职业院校课程从强调知识到注重文化的转变，正体现着课程向更丰富的方向转变。行业、产业、企业文化进入职业教育，从而成为教育文化，这其中有个重要的环节，即教育文化的选择性，无论企业文化进入校园，还是直接进入课程，都必须是符合时代核心价值的文化，不能将企业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价值观带入课程。

（三）职业性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再次明确要求，“推动校企全面加强深度合作”“职业院校应当根据自身特点和人才培养需要，主动与具备条件的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就业创业、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开展合作”。其中首次提出了职业教育对企业文化的传承作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教学模式，需要行业、产业、企业文化入校园，进专业、入课程，企业文化与学校文化两者的价值观迥然不同，但是两者在职业教育中却找到了共同点，学校需要吸纳企业文化来培养将来成为企业技术人员的学生，企业需要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毕业生成为自己的员工，二者的职业文化是相通的，尤其是职业教育提出的“以就业为导向”“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办学思路，产业文化引领课程文化，使职业院校课程有明显的职业性，这是职业院校课程改革的一个趋势。因此，在课程中可以引入先进的产业思想、高尚的职业道德、严格的制度规范、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等，良好的企业精神是职业院校学生成为一个高素质的职业人不可或缺的文化营养，也是解决职业院校“怎样培养人”的一剂良方。

职业性是职业院校课程文化与其他教育文化的重要区别，职业院校怎样建设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而职业性正是职业院校课程文化建设的出发点。职业性理应成为职业院校的优势与亮点，职业院校要有文化自信，不能认为职业教育比普通高等教育低一层次，《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开篇便点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过去很多高等职业院校在升格为本科院校后，在校名上去掉了“职业”字样，但今年教育部发文要求，高等职业院校在升格成为本科院校时，校名仍要保留“职业”字样，这体现了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不仅要办好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还要进一步举办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发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将是职业教育“下一盘大棋”的重要一步。

（四）时代性

时代性是文化本身的固有属性，每个时代都在创造着新的文化，同时也淘汰落后的文化。教育不仅选择最先进的文化，还要再造符合时代价值需求的新文化，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职业院校课程文化的时代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课程的价值观要符合当前主流价值观，培养正确的价值观是教育的重要使命，在复杂的社会、多元的价值观中，通过培养主流价值观能为社会进步与国家发展提供精神导向作用；第二，课程建设思想要与职业教育发展同步，如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办学思想都要反映在课程当中，新的教育理念如果不能体现在课程中，那么这个课程就是落后的，而且新的教育理念也无法实现；第三，课程的内容要体现最新技术成果，学生所学知识应是当前行业、企业所使用的技术及最新的技术，尤其是当代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速度空前，课程的内容必需紧跟时代步伐，应当规避学生学习已淘汰的技术。另外，课程文化作为教育文化，还要具有一定的超时代性，课程文化要立足基础、反映现在、面向未来，尽管超时代的文化难以在当时引发普遍的文化自觉，但是高校是新思想、新文化的摇篮，应起到社会发展巨大推动力的作用。高职院校产教融合，不只是单向吸纳产业文化，学校也要通过技术转化，为产业升级贡献新思想与新技术。

（五）民族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创造出来的文化会有非常显著的差异性，无论是物质层面、精神层面，还是行为层面，都体现出不同的特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质，是几千年沉积下来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这种民族精神历来都极具时代价值。新时代要通过批判性地继承传统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我国富国强国的有力支撑。现代职业教育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时间比我国更长，一些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经验的确很值得我们学习，如德国“双元制”模式对我国职业教育领域影响很大，多年以来，我们一直热衷于研究与借鉴这种模式，却一直没能学习到这种模式的精髓，或者说很多的西方模式在我国出现了水土不服问题。过去，我们职业教育的模式过于模仿西方，忽视了自己的潜在优势。事实上，人类自从有了生产劳动，生产经验和技能就需要一代代地传承下来，过去几千年的生产经验和技能主要是靠“学徒制”的方式薪火相传，我国“学徒制”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传承技艺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品德的培养，如“精益求精”“诚实守信”“吃苦耐劳”等都是“学徒制”中传承的品德修养，这些品德也是现在人们所推崇的“工匠精神”，过去品德低下的工匠往往被人不齿，个人品德在从艺过程中被十分看重，因此从古代开始，流传技艺的同时还伴随着流传艺人精神，如华佗的精益求精、患者至上、淡泊名利的高尚医德；鲁班的刻苦钻研技术，敢于创新的精神等。到现代社会，我们的教育过程往往是对学生的知识技能传授重视有余，而对其精神的培养重视不足。从传统“学徒制”到现在的职业教育，无论是在培养模式上，还是在培养内容上，我们从传统“学徒制”汲取的养分远远不够，其很多宝贵经验还没有得到发掘。民族的，才是个性的，我国职业教育需要更多的民族内容支撑，这也是我国职业教育长久发展的根本。

三、职业院校课程文化的构建者

（一）教师

课程的实施主体是教师，因此，课程文化的构建主体也是教师。高职院校教师首先要建立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这是两个层次上的认知，文化自信是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之上的。在职业院校文化自觉的层面上，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至今，办学宗旨正逐渐明晰，其核心在于“职业”，即使当前职业教育已开始向本科层次挺进，“职业”性仍旧不能偏离。所以职业院校教师要立足职业院校的办学宗旨，研究职业教育的规律、解决职业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开展技术创新课题研究。教师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对职业院校课程文化要有清晰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反思，并能够以此作为推动课程改革的内在动力。在职业院校文化自信的层面上，高等职业院校在发展中要突破两个“自卑”：一是认为自身身价低于普通高等教育，是“二流教育”。这既是教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但根本是教育问题。如果仅从职业院校招生门槛低，或一些普通高校作出的“本科生达不到本科毕业标准可转为专科”的规定上去说明职业教育是低价的，显然是片面的，因其仅是从学生“入口”端来评价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的评价，更多地还要看其对学生的培养过程与培养结果，而职业教育文化自信也需要通过为社会培养更多的适用人才来获得。二是认为我国的职业教育较西方国家落后。过去我们在学习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经验的同时，对我们自身的优势利用不够，学习国外先进的经验应是为我所用，而不是机械地模仿。

教师作为构建职业院校课程文化的主体，要融入职业教育，适应职业教育的要求。笔者认为，一名合格的职业院校教师必须经历两次职业化过程：第一次是以取得教师资格证为标志，成为一名法律意义上的教师；第二次是以具备“双师”资格为标志，提升自己实践教学能力，成为一名合格的职业院校教师[10]。职业教育是特色鲜明的教育类型，这要求职业院校教师同样也应具有明显的文化特质。

（二）职业教育管理者

建设课程文化不只是一线教师的工作，还必须得到职业教育管理者的重视与支持，职业教育管理者所制定的政策的导向作用及其对课程文化的支持力度，都对课程文化的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课程建设而言，国家与地方政府都是从宏观上进行管理，虽然宏观管理一般不涉及具体的课程，但是其所提出的职业教育指导思想和制定的职业教育政策决定了课程建设的思路；学校则是从中观层次进行管理，中观层次需要明确学校的定位、树立特色建设目标，策划学校文化建设思路，制定课程文化建设总体要求及评估方法。中观层次对课程文化建设至关重要，学校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的落实情况、学校对课程文化建设的重视与支持程度，都决定着课程文化建设的效果，因为学校的导向作用对师生最为直接；课程教师则是从微观层次进行教育教学，教师作为课程的执行者，是课程文化的直接、主要建设者，其作用在前面已论述，这里仅就教师作为课程的管理者而言，在课程文化建设过程中，教师需要不断总结和提炼建设成果，充实和更新课程文化建设内容，使课程文化能发挥育人作用，而不单是为了建设而建设。

（三）企业技术人员

校企合作是我国职业教育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办学模式，教师进入企业、企业人员进入学校双向流动将更趋于常态化。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应从课程建设做起，包括课程设计、内容及教学都要吸纳企业技术人员参与进来，离开企业参与的课程建设，课程可能会成为学校自娱自乐的文本，与企业的需求各行其道。目前，尽管教师参与企业实践的时间越来越多，对企业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但他们并不能替代企业技术人员在课程建设中的作用。随着校企合作的深入，特别是各种“订单班”的开办，对一些课程的教材，如实践课程或某一课程的实践教学部分，可以尝试以企业为主来设计课程，这更有利于企业将自己的企业文化与技术要求写进课程，企业人员对产业文化、企业文化有更深的感受与理解，这些极有可能就是课程文化的精髓。随着职业教育功能的延伸，职业教育将会承担培训责任，而这种培训不同于学历教育，通常周期短、适用性强，因此在培训课程的建设上，企业人员要比学校教师更有优势。

（四）学生

课程文化的主要作用是育人作用。学生在课程文化建设过程中具有三重身份，既是文化育人的对象，也是文化构建的参与者，同时还是课程文化建设成果的体现者。当课程以文化的形式存在时，学生处于中心位置，课程文化的建设就应突出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学生在文化的氛围中建构自己的价值观念、能力与知识体系。学生既然是文化构建的参与者，就要求所建设的课程文化要符合当代学生的心理特征，不能一味以刻舟求剑的方法来进行课程文化建设。学生的学习活动、专业活动、文体娱乐活动都可以看成是学生参与文化构建的方式，同时，这些活动也是课程文化的一部分。学生在文体娱乐活动中往往能寓教于乐，并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融于活动当中。这样的文体娱乐活动在校内要加以推崇，但同时要避免出现文体娱乐活动低俗化和过于娱乐化。学生要树立文化自信，改被动学习为主动探究，在学习过程中要积极与教师互动。学生作为课程文化的体现者，课程是教育的基本单元，因而对学生的评价也需要从这些基本单元开展，将价值观正确、人格健全、个性鲜明、知识技能符合专业（职业）要求以及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作为课程文化育人的目标和评价学生的指标。

四、职业教育课程文化的构建方式

（一）建立课程文化保障制度

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课程文化建设必须要有相关的制度保障。教师作为课程文化建设的主体，在建设过程中，要对现有课程进行改革，就可能会和学校现有的制度产生冲突，因此学校也需要适时修订或制定相关制度，保障课程从知识向文化转变。如学生课程考核评价的方法，过去有一整套以分数为核心的评价和管理方法，现在若要以新的方式考核学生，学校则需要建立新的相应配套管理制度。

（二）编写适用的课程教材

教材在课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课程从知识转变到文化，教材将不再是知识的符号，而是文化的符号。当前以知识为核心的课程教材注重于知识内容的选择，在知识的呈现方式上，也明显是对学科知识的直接陈述，缺乏对学生科学思维与创新思维的培养。而以文化为核心的课程教材，应是文化的产物，凸显价值观。尽管基本知识仍作为教材的主要内容，但知识要以适用为限度、够用为标准、易学为指针，教材内容要更加发散、灵活。教材要由校企两方合作编写，还需注重教材的实用性，知识与技能的更新应紧随时代步伐。目前，在职业教育实行“1+X”证书制度下，教材内容还要兼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相关内容，即要打造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等级培训配套的通用教材。

（三）改革教学过程

如果说课程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最后一公里”，那么课堂教学便是“临门一脚”。职业教育教学过程应更加开放，教学过程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使教学成为师生“双向”的互动过程。教学过程中要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尽管提出多年，但现实中并没有太大的突破。以学生为主体，教师首先要主动放弃教学过程中的绝对控制权，改变严肃的教学气氛，强化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文化育人还需要学生自己切身感悟，教师在教学中要营造文化氛围，使教学环境情境化，给学生探究与创新的机会，营造这种氛围，不仅要在课堂上、也要在实验实训室或工厂车间中。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将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教学技术相结合，各取所长，不刻意偏倚任何教学手段。职业教育的教学过程更应该走出课堂，充分挖掘“师徒制”的优点，将“师徒制”与学校教育有机结合，要将工匠精神与技术技艺的培养融合并行，在教学过程中营造创新文化，进行创新创业教育。针对毕业生更愿意去择业而不想去创业的问题，我们可以参考马来西亚教育部制定的“2015年至2025年（高等教育）教育蓝图”中的规定要求来解决，即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在学术课程中增加创业教育，以培养具备创业能力的毕业生[11]。

（四）注重校园文化建设

尽管很少有人将学校文化与校园文化进行区分，但笔者认为这两者还是有所不同的，校园文化是学校文化的一部分，学校文化是组织文化，而校园文化是以校园为空间的物质、精神文化，如学生活动、校园景观、师生的言行等。校园文化为课程教学提供了文化资源，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校园文化属于课程文化的一部分，这种课程文化与学校文化核心是一致的。校园文化的建设一定与学校的专业特色一致，校园文化首先要体现学校的价值定位，职业院校的校园文化要突显出“职业”色彩，不同的校园要有各自的特色。校园文化建设当从校训开始，短短的一句校训是学校精神的高度概括，校园文化建设当以校训为指导，校训与校园文化应匹配。而纵观我国高职院校的校训内容，存在着以下现象：一是雷同点过多，反映不出各自校园文化的特色；二是在语言表述上，高、大、上有余，而职业色彩不明显。建设校园文化，要培育良好的校风，以教风和学风为核心，通过校风建设提升校园文化的品位。

五、结语

课程建设是职业教育的“最后一公里”，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是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落脚点。职业院校课程不能只作为知识的载体，而要将课程转变为文化，发挥文化育人的强大功能。若要达成此目标，需通过建立保障制度、编写适用教材、改革教学过程和建设特色校园文化等方式加强课程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