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婉莹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一、何为现代性

（一）现代性探源

“现代性”这一概念产生于16世纪的西方国家，17世纪时在英语中通用，到了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步确立。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西方学者从没有停止过对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如马歇尔·伯曼认为：“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1]伯曼的观点指出了现代性的两面性，它既能使人们获得由新知带来的便捷，又不可避免地会由于现代性进程的不断加速而产生一系列破坏性的后果；韦伯认为:“所谓现代性，就是着重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发出的一套关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理论”[2]，在这里他提出了现代性对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影响；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在韦伯的理论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现代化潮流不可避免，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由于环境、语言、个体的不同，对“现代性”的呈现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对于中国来说，“现代性”一词虽是舶来品，但对这个概念并不是不分时地的全盘接收，而是带着中国环境、中国文化及个人影响后的印记。

（二）现代性与中国

中国的现代性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现其雏形，封建时代末期的“闭关锁国”终究在西方殖民侵略者的猛攻之下变得“门洞大开”。从那时起，西方先进的器物、思想开始不断地传入中国。20世纪初，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使中国社会的现代性特征更加凸显出来。西方的现代性分化成“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经由中国社会环境以及社会群体的改造，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但在中国，现代性与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并不是同步进行的，对于现代性这个概念的讨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空白状态。正如周新顺先生所说：“既清晰又模糊，既简单且复杂，使得‘现代’一词本‘性’难明，未能作为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纳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中。”[3]直到20世纪80年代，海外汉学家们的著作开始被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地区慢慢流行起来，这为国内学者提供了很多新的研究视角。如第二代海外汉学家李欧梵先生，他对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探索就一直在进行中，在吸收了泰勒、韦伯、卡林内斯库、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观点之后，他发现在中国，不论是“晚清”还是“五四”，不论是现代还是当代，许多问题都是由现代性引起的，而在其著作《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 （以下简称《上海摩登》）中，他将现代性与都市文化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为学者们研究现代性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方向。李欧梵先生将现代性的讨论环境定位在了上海，诚然，在中国，能与纽约、伦敦、巴黎等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相比拟的，非上海莫属。这个曾经不起眼的小渔村因为自己独特的地理优势一跃成为中国最“摩登”的城市，现代性于此地也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正如前文所说，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体现，而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发展，报社、杂志社的陆续创办，纸质媒体的日益发达，在报刊杂志中，我们看到了当时人们对于现代性的一系列想象。李欧梵先生在《上海摩登》这本书中专门开辟了一章讨论印刷文化与现代性的建构，其中有两小节都在讨论《良友》画报中所体现的现代性。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普及，在一幅幅图片中，我们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到现代性对于人们生活以及思想的改变。

二、《良友》画报中的女性形象与现代性

（一） 《良友》画报简介

《良友》画报由广东人伍联德于上海一手创办，第一期于1926年2月正式发行，一直到1945年10月最终停刊。在这二十年中，先后经历了五任主编：伍联德（第1-4期）、周瘦鹃（第5-12期）、梁所得（第13-78期）、马国亮（第80-138期）、张沅恒（第139-172期），从月刊到半月刊，以及战争所导致的停刊、复刊，这份画报可以说是几经曲折、历尽沧桑。在172期的画报中，主编们用3万余幅图画以及穿插其中的文字，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娱乐等多方面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的一段黄金岁月。而《良友》画报由于受众人数众多、发行范围广泛，在当时成了“仅次于《生活》周刊，位居沪上杂志销量第二位的期刊”[4]。《良友》画报并不是中国的第一份画报，在此之前，不乏如《点石斋画报》等以图画为主要内容的期刊，但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普及，图片显然比图画能更加真实、生动地反映现实生活，且《良友》画报呈现的内容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其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第一份大型综合性画报。可以说，《良友》画报的出现，是印刷技术、摄影技术不断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体现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符号，而《良友》画报中与时俱进的内容，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在不断呈现出人们对“现代性”更新的追求和想象。

（二） 《良友》画报中女性形象的现代性表达

《良友》画报从1926年首次出版到1945年停刊，这期间除了有11期是为了配合抗战宣传采用男性作为封面人物外，其余的百余期都是用女性形象作为封面，不论是出于吸引读者还是展现新时代女性风采的目的，这样的做法在当时都是一大创举。不仅仅是封面，画报的内容甚至是广告在很大程度上都和女性相关，足见《良友》画报对女性的重视。在这二十年的时光里，通过女性形象的演变，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其对于现代性的表达。

1.外在形象的演变

通常来说，发型和服装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时尚程度。在《良友》画报中，能够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时代女性时尚潮流的演变。《良友》画报第1期的封面女郎是在1933年被评为“电影皇后”的著名影星胡蝶女士。虽然在当时胡蝶是时尚的弄潮儿，但她的发型还是显得比较简单朴素，其在封面上的发型跟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的女性一样，额前有一撮未覆盖全额的刘海，剩下的头发被整齐光洁地拢至脑后，在下方梳成一个低矮的发髻，显得十分温婉而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三十年代，西方的流行元素开始在上海都市里蔓延，烫发卷发成了一股潮流。在《良友》画报第82期《时装表演》这个栏目里，女明星们穿着各式各样华美的旗袍，与此同时，她们的发型也比以往有了极大的改变：额前的刘海不见了，形态各异的发髻变成了齐耳的短发，大大小小的波浪卷在她们身上呈现出别样的美感。到了后期，齐腰长发、披肩卷发更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在追随欧美女性潮流风尚的道路上，这些摩登女郎始终乐此不疲。

除了发型，服装的演变也不得不提。旗袍，是当时中国女性最时尚的服装，《良友》画报也不止一次地展示了女性穿着旗袍时的曼妙身姿。然而颇为有趣的是，在《良友》画报的第2期，孙传芳还写了一篇希望禁止女性穿着旗袍的短文。在他看来，“女子之衣，长袍大袖，堂堂表表”[5]，而赤胸露臂则有伤风化。但显然，这样的“振臂高呼”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旗袍的样式在时代的变迁中产生出了更多的时尚感。在《良友》画报第4期《妇女衣服时装》组图中可以看到，二十年代的女性旗袍还是比较传统的，长长的袖子遮住了大半部分的手臂，袖口宽而大，裙摆的长度也遮住了脚踝，衣服较为宽松，并没有着重表现女性的身材，显得十分含蓄。而到了三十年代，旗袍从长袖渐渐演化成了无袖，裙摆的高度也在不断提升，高开的裙叉使女性的大腿若隐若现，紧贴身体的剪裁让女性的身体曲线展露无遗。

作为一个时尚女性，化妆品也是身边必不可少的时尚利器。在《良友》画报的广告中，随处可见为满足女性美丽需求的化妆用品。蔻丹美指油、旁氏白玉霜、三花牌香粉、蜜丝佛陀胭脂、百雀香粉、蝶霜、雅霜……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性对于美的追求丝毫不亚于现在的时尚达人。正如《良友》画报自身所阐述的那样，“盘桓起伏于女子膝部与足部之间的那根旗袍高度线，不但配成音乐上一条最美的旋律，并且说明了十五年来中国女子服装显著的变迁，跟了旗袍高度的起伏，袖高边饰领头开叉都发生显著的变化，而头发的式样、面部的化妆也随着时代的巨轮变幻不息”[6]。现代性的不断演进，使女性敢于正视自己对美的追求，这样的变化使中国女性在传统的含蓄优雅之外，更增添了一份自信的魅力。

2.内在心理的变化

外在形象的改变，来自内心现代意识的觉醒，束缚了中国女性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观念，终于在“欧风美雨”的催化之下产生了松动的迹象。在这里，免不了要再次提及《良友》画报的封面女郎们。采用女性形象作为封面，在这之前一直是晚清名妓小报的传统。对于那些小报来说，使用女性形象并不是受到文明开化氛围的影响，而是利用女性的身体达到吸引和诱惑的效果。而《良友》画报在使用女性形象作为封面时，摒弃了过往鄙陋的观念，旨在展现新时代女性自信健康的美。可以看出，在《良友》画报的前几期，不论是服装发型，还是女性的状态，都是符合中国传统女性形象的。她们面对镜头时，大都低眉颔首，面无表情或者笑不露齿，里里外外都透露着难掩的羞涩。而到了中后期，封面女郎们变得越来越开放，例如李安导演电影《色戒》中女主角王佳芝的原型郑苹如女士，就在1937年出版的第130期《良友》中成为了封面女郎。图片上的她，明眸皓齿，双眼深情地望向远方，嘴角露出热情的微笑，黄色碎花旗袍与背后的绿树枝相映生辉，呈现出年轻女性的优雅活泼以及旺盛的生命力。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敢于走出闺阁面向大众，女性现代意识的觉醒功不可没。

女性走向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接受现代化的教育，在《良友》画报中不乏这样的报道，在画报的第8期就为我们介绍了香港圣保罗女校学生的风采。照片上的女生服装统一，一排排有序地站立在花坛前，梳着整齐的学生头，双手自然地垂在两边，目光凝望着同一个方向，仿佛在听某人的演讲。照片中的她们充满着朝气，在最美好的年华里接受现代化的知识启蒙，乃是人生之大幸。在同一期里，《良友》画报还为我们展示了坤范女子中学学生跳古装舞的画面。照片上的四个女生直直的长发垂在胸前，每个人的头上都带着一朵硕大的花，她们步调一致，一只脚在后，一只脚向前微微踮起，双手轻轻拉起裙摆，那模样真是“人比花娇”。如此丰富的校园活动，对过往诸如“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谬论进行了最好的回击。其实那个时代女性的入学率远不及现在，但《良友》画报作为一个传播范围十分广泛的媒介，能用极大的篇幅宣传女子学校，展示女子入学的种种好处，撼动了陈腐的封建思想，促进了女性现代意识的觉醒。

有了思想上的现代性意识，人们对于女性的身体状况也有了更加与时俱进的要求。在《良友》画报的第27期有这样一段文字：“自古以来，中国女子的特征是像一条丝，微风也吹得起的……今代的女子……她们以体魄与精神之美为美……她们要站在光天白日之下，以奋斗竞争的场所为背景，对着世界做永久的微笑！”[7]这样的口号，打破了对过往女性“林妹妹”式“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的传统审美价值观，推崇女性拥有强健的体魄，成了时代不可逆的潮流。在《良友》画报中，编者不止一次地报道女性参加运动会的场面，在第6期和第7期中编者就连续介绍了女子学校学生们参加运动会的盛况。在照片中，女性一改往日柔弱的形象，在赛场上恣意挥洒汗水，为荣誉拼尽全力，这时的她们有了更加生动的美和更加鲜活的生命力。

现代意识的觉醒，使社会对女性产生了更多的包容，许多职业向女性敞开了大门，在男女地位问题上也有了更新的认识。在《良友》画报中，女性的职业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有风华绝代的电影明星，有才华横溢的画家，有英姿飒爽的飞行员，有救死扶伤的医生……女性开始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职业道路，她们可以和男性一样，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男女地位问题上，“男尊女卑”的观念逐渐被时代所抛弃，平等互助的迹象开始慢慢显现出来。“宋氏三姐妹”中的二姐宋庆龄，用她的气质与智慧在国际舞台上收获了极高的尊重与声誉，成为了其丈夫孙中山政治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得力干将。而她的妹妹宋美龄，同样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时代女性。在《良友》画报的第27期，刊登了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纱照，不同于传统婚纱照中男尊女卑式的“男坐女站”的照相姿势，照片中的宋美龄一袭洁白的婚纱，手捧一大束鲜花坐在椅子上，身体微微左倾，靠向站立一旁的蒋介石。在这样的画面里，显示了夫妻关系的和谐以及蒋介石的绅士风度，这其中也暗示了女性地位的提升。

现代性的不断演进，使女性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鲜活，摆脱了过往二维式的扁平，时代给了她们享受自由、知识、健康、美丽的权利，从而赋予人们对女性新的认识。

三、结语

作为一个报刊媒介，其传播的内容是力求写实的，而《良友》画报的写实，实际上是一种“选择性”的写实，作为媒体“把关人”的主编在给受众传递信息时所呈现的上海女性形象，其实是一种“局部的真实”。上海这座现代化的都市，灯红酒绿、声色犬马是真实的，女性拥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学习、工作，也是真实的。但在这些光鲜亮丽的生活之外，都市的阴暗角落也一样不可忽视，而《良友》画报在这方面的报道寥寥可数。纵观其百余期的内容，只有少数的篇幅聚焦到了工厂里承受高强度劳动的妇女以及需要救济会接济的妇孺。偏重于女性生活光明面的报道，容易使人们沉浸在美好的幻觉里沾沾自喜。但说到底，《良友》画报在现代性思潮的引领下，作为一个广受大众喜爱的媒体，它承担起了为大众普及新知、新智和新观念的责任，基于此，它也将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