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明，李 帅

一、引 言

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伴随着思想的转型，如何处置中西思想成为一个迫切的时代问题。在新文化运动中，民间知识精英通过引进西方思想观念，将传统价值观念作为批判对象，进而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新旧杂糅的北洋政府。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北洋政府不得不借用民间的思想资源，以因应时代变迁的大趋势。这种情况，正是孔子所言的“礼失而求诸野”[注](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40页。。官方在借助民间力量时，对新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加以区分，采用其形式却排斥其内容。五四时期虽呈现出民间资源活跃的表象，但实际上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却发挥着不可小觑的杠杆作用，尤其是在撬动一些尾大不掉的宏文大略上。而民间知识精英对于政府亦期待有所依赖与借助，这就使民间与官方在新文化资源方面的互动成为可能。关于北洋政府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已有学者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进行讨论，但缺乏更为系统深入的挖掘，尤其缺少对民间与官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做系统的探讨，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空间[注]相关研究参见邓亦武的《北京政府的文化政策与新文化运动》，《民国春秋》2000年第2期；谷银波、郑师渠的《北洋政府与新文化运动》，《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两篇文章从不同视角对北洋政府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前者着重对“文化政策”这一事实进行梳理，并未深入展开探讨；而后者，则是选取“新旧伦理道德”与“国语运动”两个点说明北洋政府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论述稍显简单，对于其中复杂问题未展开。二文都未对政府与民间之间复杂的人与事的互动进行探讨，为本文进一步研究留下了空间。此外，王达敏的《徐世昌与桐城派》(《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一文，肯定了徐世昌个人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值得借鉴。。本文尝试以官民之间的互动为切入点，考察北洋政府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以期为更全面地理解新文化运动提供更丰富的面相。

二、旧思想与新国体的颉颃

1912年南北议和后，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共和政体之下，袁世凯政府不得不顺应时代潮流，建立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如设议会、行选举等。袁世凯也清楚“欲缔造新国家，举国民之思想、能力、道德、习惯，不能不根本刷新，以奠新国之基础，而应世界之大势”[注]《阅视各小学校学生祝贺国庆训词》(1914年10月13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9卷，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0页。。而对于“笃志兴学者”，袁世凯期望其能“通而不泥，实而不华”[注]《大总统令》(1914年5月23日)，《教育公报》第1期，1914年6月28日。。所谓“通而不泥”，是不局限于传统的教育及观念，对教育，政府显然采取了一种较为开放的态度。但是在“新政府”的建设过程中，袁世凯又不得不乞灵于“旧思想”。袁世凯认为，“自古开国之初，未有诪张为幻而可以长治久安者。诚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谁与立”。因此，袁世凯要“申儆全国，宜崇质直之风，毋蹈诡谲之习”[注]袁世凯：《申儆国人崇质直之风令》(1912年7月12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0卷，第183页。。而“崇质直之风”的要求本身就充满了旧思想的气味。以此，袁世凯于1912年9月20日发表《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一文。在文中袁世凯指出：“本大总统深惟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注]徐有明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二，新中国图书局，1931年，第17页。官方的态度及政策，在民间激起了强烈的回应[注]这一时期，与官方主张相呼应，在民间开展各种形式的尊孔活动，主要有：王锡蕃于1912年6月在山东人创建孔道会；陈焕章于1912年10月在上海组织成立的孔教会；1913年3月，孔社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其中尤以孔教会势力及影响最大。。但是在共和时代，“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内容，就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帝制时期。因此，袁世凯进一步解释道：“古人以上思利民，朋友善道为忠，原非局于君臣之际。自余七德，虽广狭有殊，而人群大纪，包举无遗。”[注]徐有明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二，第17页。显然，袁世凯已经意识到将传统思想与专制政体加以区分，以适应新生的共和体制的必要性。

事实上，官方对于民间倡导的“尊孔读经”“孔教”等主张，并不完全赞同。由于经书有深浅难易之分，“尊孔读经”若是“强以难知”，则会导致“贻误学童”。“孔教”是将儒学比附宗教之说，非但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情，而且会“致失孔道之真，而起教争之渐”[注]《教育总长汤化龙上大总统中小学修身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以孔子之言为旨归说帖并批》，《教育公报》第1期，1914年6月28日。。由此，教育总长汤化龙也认为“一则尊孔与国教不能并为一谈，一则读经与尊孔不能牵为一事”，因为“以立教为尊孔于史无征”，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将孔子作为教主，将儒学作为宗教的先例。显然将孔子宗教化，有悖于历史及民众的习俗；而“以读经为尊孔，经籍浩繁，义旨渊博，儿童脑力有限”，难免会有“诸多扞格之虞”[注]《饬京内外各学校中小学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文》，《教育公报》第1期，1914年6月28日。。从政府层面而言，北洋政府也意识到读经与教育尤其是初等教育的规律相悖，因此，教育总长汤化龙提出了“经训”的折中方案。所谓“经训”，就是“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即将散于群经之中的记录孔子言行的经文摘出作为中小学生修身的根本依据。这一主张在袁世凯看来是“卓识伟论”，并批准实行[注]《教育总长汤化龙上大总统中小学修身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以孔子之言为旨归说帖并批》，《教育公报》第1期，1914年6月28日。。

“经训”与“读经”的差别在于对待孔子的态度。官方认为政府的尊孔与“时流所论者微有不同”，原因在于政府将孔子作为国家的“模范人物”。“凡一国之成立，能维持永久，而无失者，必其国民有特殊之风俗、历史、地理为造成其特性之主因，涵孕濡育笃生，圣哲发挥此特性，以立人伦之极者，是谓国民模范人物”。当然国民教育不同于宗教信仰，教育是“对于模范人物本良知之信仰”[注]《饬京内外各学校中小学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文》，《教育公报》第1期，1914年6月28日。，孔子是道德的楷模，其言行是学生修身的归依。“经训”虽未脱离传统教育思想的窠臼，但从根本上区别于“读经”与“孔教”两种民间思想。直至1915年2月，依据《教育纲要》，袁世凯正式颁定的教育宗旨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注]《中央纪闻：教育宗旨之内容》，《教育周报(杭州)》第70期，1915年1月19日。。教育宗旨中的“法孔孟”延续了“经训”的思想——“吾人去圣既远，舍诵法其言外，殆无以想见其人。孔孟之言，载于《论语》及《七篇》者至赅且备。其于近世治世修身之要，引信致用，亦未尝不与西哲相合”[注]《大总统颁定教育宗旨》，《教育周报(杭州)》第81期，1915年4月15日。。北洋政府依然将孔孟视为“模范人物”，并树立为学生学习的道德榜样[注]“经训”与“孔教”等的“微有不同”在学理层面可以详细区别，但从社会影响方面观察则无本质的差别。 陈独秀对此批评道：“宪法中加入孔道修身之说，较之定孔教为国教，尤为荒谬！因国教虽非良制，而尚有先例可言。至于教育应以何人之说为修身大本，且规定于宪法条文中，可谓为万国所无有之大笑话！”见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袁世凯政府顺应时代的做法除了思想层面的微调，在实际行政中亦有体现。在清代，考试有门生弟子结党营私之弊，其弊“大则起门户之见，掊击各树其党援；小则长奔竞之风，苞苴且行于暮夜”，这种“私情胜于公义，隐患中于人心”的积弊，不仅与共和时代的精神大相径庭，也不符合袁世凯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袁世凯认为在共和时代“主试者为国求士，本非可以市恩；应试者为国效劳，更无用其感德”，因此，政府对于积弊亦采取清除的态度[注]袁世凯：《历禁考试恶习令》(1914年1月31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5卷，第205页。。

在选用人才方面，袁世凯政府也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以延揽人才。这在政府选用留学生的政策中得以体现。由于“近年风气渐开，游学日盛。大抵皆重瀛负笈，学擅专长。倘弃而不用，或用违其才，致使抱璞怀奇，无由表见，将何以扶持士气，激励人心”[注]《大总统申令(令留学生赴政事堂报名考验由)》，《教育周报(杭州)》第59期，1914年11月1日。。袁世凯通过选用留学生的办法“扶持士气”“激励人心”的政策，显然借用了其在清末新政时期的经验[注]袁世凯早在担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时，就曾于1904年8月，依照政府的新规定，并援引“日本明治初年，重用出洋回国学生，遂有今日富强之效”的实例，保举金邦平、富士英、高淑琦、张奎、张锳、沈琨、王宰善等七人赐予出身。见《游日毕业供差北洋学生咨送考验折》(1904年8月29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2卷，第402页。。而这种考试任用留学生的办法几乎等同于清末的赐予出身。这虽是袁世凯本人的经验，但也不可避免地流布出浓厚的传统色彩。

袁世凯政府招考留学生的政策虽是其在清末办理新政时的经验延续，但是在此次选拔的一百多名留学生中，除留中央各部之外，又有留学生分派于各省任用，也对于政府部门人员的构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时仅教育部留用的留学生就有16名[注]《国务卿呈据铨叙局详称考验及第留学生分配各部院缮单呈鉴文并批令(附单)》，《政府公报》第1071号，1915年5月2日。，具体分配情况如下：派在专门司者八人，曹冕、胡文耀、陆懋德、雷通群、张恺、于矿、刘家璠、陈翊忠；派在普通司者五人，张绂、孙炳、张仁辅、牛献周、张青选；派在社会司者二人，李明澈、刘熊[注]《留学生之升官图》，天津《大公报》1915年5月24日，第3版。在教育部选用的留学生中，虞锡进调用至农商部，张远萌被派往南洋望加锡，增补牛献周一人。。这些留学生对于改善政府中人员成分及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教育部任用的留学生，进一步加强了教育界的新力量。这一影响在下文会进一步阐述。

在教育行政上，袁世凯也采取了极为务实的政策。袁世凯提出的爱国三义包括：第一，“注重共同道德”；第二，“注重独立能力”；第三，“注重尚武精神”[注]《阅视各小学校学生祝贺国庆训词》(1914年10月13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9卷，第100页。。其中“注重独立能力”就与其在《教育宗旨》中的自治一项相符合。虽然袁世凯所颁定的《教育宗旨》前四项内容与清代《钦定教育宗旨》极为相似[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规定：“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拒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针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217页。。但在“纲要”中，“自治”一词却为当时新兴的概念，袁世凯将其放入其制定的《教育纲要》之中也算是一种迎合大众与顺应潮流的体现。在具体的教育措施上，袁世凯亦积极支持教育发展，他在全国师范学校校长会议训词中表明其重视师范教育，并强调“本大总统当从政北洋之时，首以广造师范为入手办法，正属此意”[注]袁世凯：《对于全国师范学校校长会议之训词》，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32卷，第323页。。因此，在北京高等师范扩充经费问题上，袁世凯表示“本大总统深以师道立，则善人多，应自行倡捐一万元，以示郑重师资之意”，其余款项则批示财政部分月拨放[注]袁世凯：《批教育部呈遵筹扩充高等师范教育拟请拨给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办费七万元作为该校预支四年度临时经费请鉴核批示文》(1915年2月22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30卷，第477页。。

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北洋政府虽有种种趋新应时的努力，但仍不能避免出现如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等的闹剧。这些闹剧出现的根源在于北洋政府新旧杂糅的状态。这一时期，民国虽具共和政体之形式，但旧人物仍居于政府各部门之要津。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的感情、习惯、思想。……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注][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9页。虽然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最终失败，但并不意味着政府中旧“情感、习惯、思想”也会随之消失。

1917年举行的文官考试，作为张勋复辟失败后第一次选拔普通行政人才的大典，受到国人的高度关注。典试官马其昶所出的试题，第一题为“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义”；第二题为“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义”；第三题为“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义”[注]姜素：《时事批评：马其昶》，《通俗周报》第4期，1917年4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段祺瑞认为“所发试题在今日殊不适宜，命以改之为妙”[注]《京兆：试场中之笑话》，天津《大公报》1917年4月5日，第6版。，马其昶更是以“君臣之道，乃天经地义，此头可断，题不能改”回应段祺瑞[注]姜素：《时事批评：马其昶》，《通俗周报》第4期，1917年4月10日。。当时舆论更是将此视为“一场大笑话”，但也不无担忧地评到“正典试官马其昶固尝以硕学通儒之资格充参政院参政者也。……乃仅仅出一题目已闹出尔许笑话，以视昔日头脑冬烘之主司又如何？”[注]《考试场中之趣剧》，天津《大公报》1917年4月5日，第7版。

马其昶作为“硕学通儒”其顽固不化至此，而自诩为“文治总统”的徐世昌即便在清帝逊位之后，也每有年节必有进献于溥仪，更是以得到溥仪的馈赠为荣[注]《韬养斋日记》(1918年3月8日)第43册，《徐世昌日记》第9卷，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306～4307页。。在徐世昌修建祖祠时亦呈请溥仪“为辉县新建先祖祠堂书匾额一方，先母祠堂书匾额一方”[注]《韬养斋日记》 (1921年2月3日)第47册，《徐世昌日记》第10卷，第4756页。。徐世昌成立“晚晴簃”诗社，以“从政之暇，评量风月，饮酒赋诗，一般遗老趋之若鹜”[注]黄山民编著，天海客校订：《徐世昌之秘密》，国华书局，1922年，第22～23页。，又成立“四存学会”与四存中学，发行《四存月刊》等[注]王达敏：《徐世昌与桐城派》，《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徐世昌却要“存性、存学、存治、存人”，“其志则在于开物成务，其效则在于康世济民”[注]徐世昌：《大总统致四存学会河南分会训辞(代论)》，《四存月刊》第7期，1921年10月1日。。这种有悖于时代潮流的行为，是其中学为体思想的反映，却也更多体现出“旧思想”与“新政体”之间的颉颃、胶着。

北洋政府时期新旧杂糅的矛盾状态，如同李大钊当时描述的那样：“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得太多，空间的接触逼的太紧。”[注]李大钊：《新的！旧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一“两两相配、两两对立的奇观”对社会亦产生了双面影响：一方面，北洋政府的“新政”举措，为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产生直接生发于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因为“究竟旧思想，旧社会，谁也不能满意，谁也不能说不要改良，谁也不曾另外想着什么改良法子”[注]王易：《二十年来我国文化之回顾》，《学殖月刊》第1卷第3期，1920年9月1日。。缺少其他改革的手段，又不得不改革，正是这种情境催生了新文化运动的应运而生并一发而不可收。

三、文学革命：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诉求

北洋政府的新旧杂糅，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拥有强大的社会基础。正如陈独秀所言：“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因此，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斯人远去，但是其“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注]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陈独秀对于民众思想状况的判断是符合当时社会现实的。时至1919年，远在山西的刘大鹏对于徐世昌和钱能训还做出了“徐、钱二人均系我清之臣”的评价，而且对于“君臣一伦已不讲”大感惋惜[注]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1919年2月1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70页。。刘大鹏以清遗民自居的心态，以及对旧式人物的认同，在当时社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何以“旧思想，依然如故”？新文化运动发生之时，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地区，“人民稠密，生计维艰。在校诸生急欲求普通知识，以谋生活，本无特别之趋向”，但是由于政体改变，“法政之学，为一时成人所趋赴”[注]王泽澄、孟心违：《文化程度》(京师风俗制度之一)，《京师教育报》第2期，1914年。。由清末延续至新文化运动之前这一时段的法政热，具有很深的社会基础，“如以士居四民之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读书为做官入仕的准备等观念依然深植人心，连乡间也不能免，父母送子女入学，往往以此为唯一进身之阶。影响所及，遂使学校成为官吏的养成所，因而法政学校纷纷成立，学生趋之若鹜”[注]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台北：三民书局,1981年,第100页。。不但国内教育如此，就是留学生亦多倾向于法政，“法政留学生，大都激于科举之失败，别觅阶梯，以作功名捷径，托足外邦三五载，或一二载，但剿取其讲师之口头禅，便满嘴政典，满腹经济，庞然欲据政坛之一席”[注]无妄：《今之所谓政治家》，天津《大公报》1913年6月26日，第6版。。虽然没有了科举制这一形式的存在，但是读书做官的观念依然支配着社会大众的思想，而“法政热”的背后所体现的正是青年对于做官孜孜以求的热情。因此，陈独秀主张“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造就真正的共和国民[注]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造就新国民、培养新青年的愿望，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根本诉求。

作为《新青年》主撰，陈独秀认为“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而“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如此重要之青年，可“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因此，《新青年》杂志宗旨即为启蒙青年，然考察其社会效果却不彰显，正如当时的读者郑振铎所言：“《青年杂志》于一九一五年左右，在上海出版时——那时我已是一个读者——只是无殊于一般杂志用文言写作的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注]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郑振铎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413页。“无殊于一般杂志”的《新青年》在提出文学革命之后，才逐渐从众多杂志中脱颖而出。《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发端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我是不放心你。”思蓉说，“从小就小心眼，有什么事又都在心里憋着，从不肯告诉我和妈。楚墨真要出什么事的话，还不把你气炸了？”

“新青年派”对于旧文学的批判是由文体到思想的批判，正如时人所总结的：“旧派所欲保存之文学，如辞章考据骈散文体是否可认为国民的文学而有展开文化之能力”；“旧文学所据之壁垒、究以何种为主体而能成一有规则有条理之系统”；“旧文学能否应政治上学术上之应用”[注]遗生：《时势潮流中之新文学》，《每周评论》第19期，1919年4月27日，第2版。？显然这一系列的疑问是对旧文学形式的否定。旧文学本身的形式“词章”“骈散文”等以文言为表达手段，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因为“今日之时，非昔日之时比也。今人之事，非昔人之事比也。时运大开，世务大昌。若硁硁囿于旧文学之见解。必至率国人而尽为木偶陈尸。其国为死国”，而且“中国积弱之原因虽多，而拘重(旧)文学，实为其原因之原因”[注]晦厂：《新文学之趋势》，《广益杂志》第5期，1919年8月。。而旧文学之所以成为中国积弱的“原因之原因”， 是因其所秉持的思想与新时代已不相契合，即时人之疑问如“孔孟学说是否于今日时势相合而能适用？”“礼教是否能养成国民德育？”“纲常伦理、为旧派所视为天经地义。然其说是否能涵盖一切、尽殴国人于轨道之上？”“孔孟学说所主张之政论、是否有与时势伸缩之性质？”[注]遗生：《时势潮流中之新文学》，《每周评论》第19期，1919年4月27日，第2版。时人的这一质疑实质上是对“新青年派”文学革命主张的概括及回应[注]这一篇文章登在陈独秀主办的《每周评论》上，也可以看出主编对于文章观点的认可。关于“新青年派”文学革命主张的相关文章可参阅：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应用文之教授》；傅斯年《文言合一草议》《文学革新申义》《怎样做白话文》，以及在《新青年》杂志上关于文学革命讨论的相关通信等。。

正如胡适在《东方杂志》“三十周年纪念号”上阐释“文学革命”是如何开端时讲到的：“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代替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因此，胡适认为文学革命首先要从改良工具入手，因为“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注]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而这种新文学的工具就是白话文。但是，“有‘工具’，没有方法，也还不能造新文学”，如果“单靠白话便可造新文学，难道把郑孝胥、陈三立的诗翻成了白话，就可算得新文学了吗？难道那些用白话做的《新华春梦记》《九尾龟》也可算作新文学吗？”[注]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期，1918年4月15日。显然，新文学不仅需要新工具，还需要新思想、新观念的加入。因为“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也“只有康有为那种‘圣人’，还想着用他们‘戊戌政策’来救戊午的中国。只有辜鸿铭那班怪物，还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义’来施行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注]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期，1918年6月15日。。旧文学的不适用在于其形式与内容都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从文学革命的发生原点看，文学革命的目的就在于使形式(工具)与内容(思想)实现统一，即用“活的工具”创造出“活的文学”。“活的文学”的核心是要有“主义”，因为没有主义，“元人小说、告示，皆用白话。宋儒底语录，各种章回小说、弹词，也不是文言。吴稚晖先生，十年前的上下古今谈，《新世纪报》，很多语体文章”，都不能说是有主义的文学，而只能算作文学革命的前奏[注]增恺：《“新文学目的”底商榷》，《民国日报·觉悟》第4张，1920年10月31日。。真正有“主义”的文学革命开始于胡适、陈独秀等人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无论是陈、胡在文学上宣传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等流派，还是引入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哲学、政治学思潮，都是要将当时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引入中国思想界。以这些新思想作为创造新文学以及批判旧思想的利器。

这些“主义”进入中国后，“什么新思潮、新文学、科学万能、劳工神圣种种新名词，都发现于沉闷的中国了；而此等名词，皆是新文化的产儿，新文化又是新思潮的产儿，故新文学与新思潮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注]张默君演讲，许延俊、朱以书录：《新文学底研究》，《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5月12日。。这种密切的关系得益于新文学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即由白话书写的文学作品其思想内核是新观念、新思潮。新文学的目的在于改良社会，因此时人在评价文学与社会关系时认为“政治的革新，是枝叶的，文学的革新，是根本的。因为有了德谟克拉西的文学，方才有德谟克拉西的教育。有了德谟克拉西的教育，方才有德谟克拉西的政治”[注]百诲：《新文学的感想旧文学的系恋》，《青年进步》第13期，1920年2月。。但是要实现社会的变革，仅仅依靠知识分子的提倡和呼吁是难以实现的。新文化要想更广泛地产生影响，民间知识精英就需要一个更广阔的舞台。因此，借力而行、顺势而为成为历史的必然。

官民合作的切入点，正如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强调的：“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注]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期，1918年4月15日。胡适这一宣言实际上是将新文化运动与官方主导的国语统一运动进行合流[注]在北洋政府时期，关于“国语统一”的问题主要由教育部主导。1912年8月公布的教育部官制第八条规定专门教育司的职责包括“关于国语统一会事项”，见《法令:参议院议决修正教育部官制》，《教育杂志》第4卷第6期，1913年6月10号，再版。教育部采取了诸多措施推动国语统一运动的发展。例如1913年教育部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审定国音读法；并制定三十九个注音字母。1915年在北京成立“注意字母传习所”。1917年，第三次全国教育联合会在浙江杭州召开，议决请教育部定国音标准，并推行注音字母，以期语言统一。参见《教育部国语教育进行概况》，《国语月刊》第1卷第7期，1922年7月20日。；进而将新文学作为国语运动的内容，即胡适所说的国语的生命与价值。而官方的态度，与胡适等并非完全一致，但也有交叉的共识。张一麟作为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长，其对于白话文的态度大体能代表官方的意见。他认为：“注音字母虽然大有用处，但是这种字母只可以替代白话，不能替代文言。因为文言里的单音字太多了，很难用字母表记出来。况且懂得文言的人很少，就能把文言写成注音字母，也没有什么用处。白话就没有这种缺点。”[注]张一麟：《我之国语教育观》，《新中国》第1卷第4期，1919年8月15日。张一麟对于白话文的肯定在于白话可以作为国语统一的有力工具，这种“白话利于国语的统一”的观点成为官方认可民间知识分子并与之合作互动的重要原因[注]对于国语运动，胡适1922年在教育部国语讲习所同乐会发表演讲时批评其仅关注形式：“国语所以能成为一种运动，不仅是做个统一语言的工具罢了；认识十个注音字母……就算是国语了”；而内容则是“一只手，两只手；左手，右手”。胡适始终强调文学的重要性，“使文学充分地发达，不但可以加增国语运动底势力，帮助国语底统一”。见胡适演讲，郭后觉记录：《国语运动与文学》，《晨报副刊》1922年1月9日。这里胡适所强调的还是形式与内容的问题，白话文只是工具，而新文学是内容，并对国语运动中重形式轻内容的做法表达了一定程度的不满，并希望加以纠正。。而在新文化运动中，民间知识分子是将“白话文”与“新思想”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对此，李大钊的关于“什么是新文学”的剖析一语见的：“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运动的土壤、根基。”[注]守常：《什么是新文学？》，《星期日周刊》“社会问题专号”，1920年1月4日。言下之意，新文学必须是新思潮和新形式的有机完美的统一。而官方所认可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形式——白话文，这种路径的差异，正乃政府与民间之间张力的彰显。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官方与民间对于白话文认知的部分趋同，既成为双方进行合作的基础，但也必然隐含着双方在内在规定性上的势不两立。

四、推动与阻碍：民间与官方的新互动

新文化运动作为思想与文化的变革，运动本身与官方的关系大致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文化层面；一是政治层面。在文化层面上，政府主要通过教育部进行管理，当权者并不直接干涉；只有涉及政治层面时，政府才会采取干涉的态度并使用相应的行政手段。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民间与官方互动的重要渠道是教育部及其下设的一些官方半官方的组织[注]1912年4月北京教育部成立，依照1914年《修正教育部官制》规定教育部职能为“管理教育、学艺及历象事物”。教育部下设总务厅、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社会教育司。见《修正教育部官制》，《政府公报》第783号，1914年7月11日。从教育部职能划分上看与新文化运动相关的具体职能包括教科书审查、学校及教育会管理、国语统一会、社会通俗教育等。。在这一时期，鉴于北洋政府内部各派军阀势力争权夺利，尽管对于教育及社会思想不乏关注和焦虑，但总的来说有一种无暇顾及的相对“放任”。例如在“新旧冲突”激烈的1919年，作为旧派代表人物的林纾希望借助皖系要员徐树铮的力量，因为徐树铮“当时在思想上是接近守旧派”，而林纾“很希望先生(指徐树铮——引者注)能运用政治上的力量来打击新思潮的人物”[注]徐道邻编：《民国徐又铮先生树铮年谱》，见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15辑，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第125页。。虽然林纾的“小说的用意虽然很明白，先生(指徐树铮——引者注)却并没有什么反应”[注]徐道邻编：《民国徐又铮先生树铮年谱》，见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15辑，第127～128页。。“没有什么反应”的徐树铮当时正在为西北筹边之事奔走。显然相较于军国大事，徐树铮不可能分心去管当时思想界争论这样的“小事”[注]直至1922 年徐树铮失势之后，在其所作《建国诠真》一书中对于国语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部定音母，陋恶笨赘，不适于用。仿佛日本假名，又似高丽字，视之令人不快，决难行远而传后。吾谓音母形状，宜采拉丁希腊古文，及英法西意。今文各字母，补其未备，变其复混。既可导他日研读西文译辑书报之源，又可资西人涉览华文之便。”对于白话文他说：“近人文字，倡行白话句式，将欲以代文章之用，其启导后学，为人求出难入易之途径，用心良苦，立志可佩。然吾亦决其不能畅行。吾人思力所至，有极玄极妙，决非言语所能形容者。是时只有粹美之文章，可稍显示其一二，而究之玄妙之义，仍于文章中无文字处，自行流露。此时欲用白话句式，其艰苦始百倍于文章，而终不得当。吾非能文章者，尤非能白话文章者。”见徐树铮《建国诠真》(续)，天津《大公报》1922年8月25日，第7版。该书首先在《大公报》上连载，于1923年出版，出版者不详，第45～46页。。不但徐树铮如此，其他军政领导人大抵态度如此。正如傅增湘所言：“频年政争，干戈屡动，竭国帑以养兵，行省据地自王，而于教育根本之计咸漠视无睹。”[注]傅增湘：《藏园居士六十自述》，转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69页。不必列举更多的例子，事实上教育部在新文化运动的功用至少是双重的或说双向的，自觉不自觉地在扮演半民间与半官方的——合作者与规避者的角色。

在新文化运动中，时任教育总长傅增湘的个人思想主张，则与新文化运动倡导多有契合。早在1904年，傅增湘就认识到白话文在开启民智方面的巨大作用。傅增湘认为，“要开多数的民智第一在看报纸”，但是“报馆文章虽是明畅，不通文字的，仍不能看”，因此，傅增湘认为“白话的功劳，比作文章还大呢”[注]傅增湘：《〈敝帚千金〉第二集序》，天津《大公报》1904年5月25日，第3版。。而在其就任教育总长时抱定的主张也是“私计欲和谐新旧，使平衡渐进，以俟时会之至，且保持教育之尊严，自画鸿沟，不为政潮所推激，以免摧伤侵轶之害”[注]傅增湘：《藏园居士六十自述》，转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69页。。傅增湘“协和新旧”的态度，必然使其对于“新文化”多有包容之行。如1919年3月，傅增湘作为教育总长就《新潮》问题致函蔡元培，虽是奉令行事，实则代表了官方对于学校及学生的管理。但是，傅增湘却是以私人信件的方式致函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这一过程中大大淡化了官方的色彩，突出了私人之间的情谊。正如傅增湘在信末所言：“至于学说流裔，如长江大河，支派洄洑，无可壅阏，利而导之，疏而瀹之，毋使溃溢横决，是在经世之大君子如我公者。”[注]《傅增湘致蔡元培函》，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86页。而蔡元培也表示：“正赖大德如公，为之消弭局外失实之言。”[注]《复傅增湘函》，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85页。傅增湘与蔡元培此种以私人情谊解决官方行政问题的方式，体现了官方与民间之间存在的另一种关系，即私交。教育总长傅增湘开明的态度，无疑给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回旋的余地；而蔡元培的回护，则是北京大学新文化不断发展的重要保障。进一步说，这一所谓的私交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有意无意顺应了历史潮流。

教育总长如此，教育部职员也多有开明之士。例如任职于教育部通俗教育会的陈懋治在1916年便发长文主张改小学之文科为国语课，但其“所主张者谓改国文为国语科，非改国文为方言科也。谓就今日通行之所谓官话者，整齐而厘定之，定谓国语。亦非欲以一地方之方言，强使全国人习之也，夫今所谓官话最近于文。各地之人，但曾受教育者无不能借是以达意，故定之为国语”[注]陈懋治：《小学改设国语科意见书》，天津《大公报》1916年8月15日，第2版。。在日后推进白话文普及国语运动等方面，陈懋治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也有密切的书信往来。陈懋治对于语言改革的一些问题亦需向“新青年派”同人请教，例如关于“同音字之当改”与白话文是否“经济”等。对于胡先啸的驳难，更是请胡适“辩正一番”。[注]陈懋治：《同音字之当改与白话文之经济》，《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保护人，教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以通俗教育会小说股为例，其对于小说的审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官方的态度。在小说股中负责审查小说的核心成员如陈宝泉、陈懋治、张继煦、周树人、王章祜、冯承钧等都有留学经历。因此，其对于小说的审查较为严谨且多褒奖之语，这从部分小说的审查报告中可以看出端倪。例如《埋石弃石记》“实庸言庸行，可箴可铭，阅之令人神往，文笔亦不俗”；《孤雏感遇记》“诚深得教育之精神者也”；《块肉余生述》“名言警论，美不胜收。颇足匡正社会”；《模范町村》“宗旨纯正，叙述详明，其有功于社会处，尤不在少”；《义黑》“训育儿童，尤与教育原理相合，在译本小说中，洵推尽善之书”；《水雪姻缘》“所载事实足以风世”等[注]《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查小说报告》，《教育公报》第3卷第11期，1916年10月20日。。除此之外，还积极提倡作家创作小说，例如1916年通俗教育研究会致函作家群体：“我国民之勤俭耐劳本乎天性，若经小说家之表，必更足动阅者之观感。窃望编辑小说诸家，本此宗旨，以诚挚之意，述浅近之言，凡社会艰窘之状，人民困悴之情，以及学生、工人刻苦自励之美德，悉为据实抒写，以激励国民，挽回崇俭风气。”[注]《通俗教育研究会关于编写提倡勤朴艰苦美德小说致作家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文化》第3辑，南京：凤凰出版社，1991年，第157页。这种开明态度对于新文学创作的兴起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才会有作为教育部职员的周树人以“鲁迅”为笔名写出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将文学革命由理论推向实践层面。

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白话文运动一日千里之时，浙江督军卢永祥却逆势而上，向北洋政府发电以“近来鼓吹无政府主义之书报，多用白话体裁”为由，要求“官厅对于白话体裁之各种出版物，应否一律禁止，以为预防之处”[注]《卢永祥请禁做白话文》，《晨报》1919年12月5日，第6版。。对于卢永祥的请求，北洋政府将这一问题交由教育部审核，最终教育部认为“以白话书报原为便于读者起见，且部定师范学校及中学校规令，对于白话书籍本无禁止之明文”，因此教育部“诚难照准，业已根据上述理由去电驳复”[注]《教育部许做白话文——卢永祥请禁无效》，《晨报》1919年12月9日，第2版。。教育部的做法对于新文化运动显然起到了一定的“推波”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治对于文化的干预，这为之后继续推进“言文一致”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府对新文化运动者的鼓励。

官方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其作用还体现在利用行政资源建立官方与民间交流合作的平台——国语统一筹备会。国语统一筹备会“为教育部附设之机关，以筹备国语统一事项及推行方法为宗旨”[注]《记国语统一筹备会》，《教育公报》第6卷第9期，1919年9月20日。。筹备会的具体工作内容包括“(一)音韵；(二)词典；(三)语法；(四)各种语体书报”[注]《记国语统一筹备会》，《教育公报》第6卷第9期，1919年9月20日。。在人事组织上，筹备会的会长和副会长由教育总长指定，会员部分由教育部职员出任，具体人选由会长指定。这一安排，体现了教育部对于国语统一筹备会的领导作用，也使筹备会具有了官方性质。但是对于“国语统一”这样专业的问题，北洋政府或者教育部自身难以独自承担。因此在会员的选定上，就给民间的专业人士参与留有空间。筹备会的会员中除了教育部职员外，还有两部分人组成：一种是教育部直属各高校教员，人选由学校决定；第二种是在“国语”方面有专长者，人选由筹备会聘请。在各校推选的会员中，北京大学有钱玄同、胡适、马裕藻、周作人、夏沛丰、刘复等人，主要是由“新青年派”同人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所组成。其他推选或者延聘会员，也都是当时的社会精英人士。正是借助这样的平台，民间知识分子才可以进入政府层面，以自身专业知识影响政府的决策与行政。

1919年，在山西召开的第五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由云南省教育会提议“文言接近案”与北京教育会提议“推行国语案”，于10月22日下午“合组审查会报告推行国语以期文言一致案”经过讨论修改，最终确定施行办法[注]《第五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开会记》，《新中国》第1卷第7期，1919年11月15日。。1920年，北洋政府认为：“吾国以文言分歧，影响所及学校教育，固感受进步迟滞之痛苦，即人事社会亦欠具统一精神之利器，若不急使言文一致，欲图文化之发展，其道无由。本部年来对于筹备统一国语一事，既积极推行，现在全国教育界舆论趋向，又咸以国民学校国文科宜改授国语，为言体察情形，提倡国语教育，实难再缓。兹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注]《教育部咨各省区国民学校一二年级自本年秋季起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为国语教育之预备文》，《政府公报》第1409号，1920年1月15日。与行政命令相一致，相关措施亦规定：“关于实际教授如读音、语法各端，亟须先事讲习，藉资准备。应由各省区在秋季始业前，就地筹办国语讲习所，俾各小学教育陆续入所讲习，以广造就，而利推行。”[注]《教育部训令第二四六号》，《政府公报》第1527号，1920年5月15日。北洋政府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将民间的文化主张贯彻到正规的教育中，并利用行政力量辅助推行“言行一致”。

对于政府在白话文运动中的作用，胡适曾评价道：“政府是指挥大众的公共机关，可使社会上的人减少惰力，而增加社会全体进步底速率；有些个人所不能为的事，一入政府手中，便有绝大的效果。”[注]胡适演讲，甘蛰仙记录：《好政府主义》(续)，《晨报副刊》1921年11月18日，第1版。白话文运动则是一例很好的印证，胡适说：“在1916年开始策动这项运动时，我想总得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会有相当结果]；它成熟得如此之快，倒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们只用了短短的四年时间，要在学校内以白话代替文言，几乎已完全成功了。”[注]胡适口述，〔美〕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64页。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在于“有关教育的一方面，却于1920年，在那个守旧政府教育部明令[支持]之下得到了胜利”[注]胡适口述，〔美〕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64页。。白话文运动“假如只是这样在野建议,不借政府的权力,去催促大众实行,那就必须一二十年后,才能发生影响”，而政府的行政力量则可以“以二三十字之一道好的命令(部令)，而可以缩短二十年三十年的少数人鼓吹的工具之实施期间”[注]胡适演讲，甘蛰仙记录：《好政府主义》(续)，《晨报副刊》1921年11月18日，第1版。。

作为官方的北洋政府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不仅只是合作的一面，也存在冲突的一面。在五四运动之前就有谣传。郑振铎回忆：“当时是安福系当权执政。谣言异常的多。时常有人在散布着有政治势力来干涉北京大学的话，并不时的有陈胡被驱逐出京之说。也许那谣言竟有实现的可能，假如不是‘五四运动’的发生。林纾的热烈的反攻《新青年》同人们乃是一九一九(年)的二三月间的事。而过了几月，便是‘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安福系不久便坍了台，自然更没有力量来对于新文学运动实施压迫了。”[注]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郑振铎文集》第4卷，第419页。不可否认，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势力的确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打压新派人物，正如傅斯年所言：“有位‘文通先生’，惯和北大过不去，非一次了。有一天拿着两本《新潮》、几本《新青年》送把地位最高的一个人看，加了许多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的评语，怂恿这位地位最高的来处治北大和我们。这位地位最高的交给教育总长傅沅叔斟酌办理。”[注]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92页。所谓教育总长的“斟酌办理”便是1919年3月，傅增湘(沅叔)致函蔡元培表示“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对于来自政治最高层的压力，傅增湘担忧“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对于《新潮》的“由批评”而“涉意气”，傅增湘认为，“然而改革救正，自有其道。以积渐整理之功，行平实通利之策，斯乃为适”[注]《傅增湘致蔡元培函》，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86页。。由傅斯年代为撰写的回函，对北大及《新潮》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认为“《新潮》既以介绍新说为旨，自不必专徇末节之流波，而朴实求学之学生杂志，又为元培对于学生所要求者”。但是在信中表示“元培自必勉以敬慎将事”[注]蔡元培：《复傅增湘函》，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85页。。实质上，这些仅限于思想层面的“新旧”冲突并没有能够引起官方更多的注意。而反对者也如傅斯年所言：“谁晓得他们只会暗地里投入几个石子，骂上几声，啰唣几回，再不来了。”[注]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92页。

如果说关于思想层面的冲突，当局尚能置身事外，那么五四之后，随着学生运动的不断发展，及“新青年派”知识群体的分化。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开始谈论甚至直接参与政治，致使思想界与政府的关系变得紧张。尤其是陈独秀转向社会主义之后，由其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也经历了一场关于刊物宗旨的纷争，进而造成了同人的分裂[注]可参看张宝明《“公同担任”:精神股份制打造的“金字招牌”——百年回眸〈新青年〉》，《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8期。。当《新青年》杂志转向社会主义时，在北洋政府的眼中便成了宣传“过激主义”的刊物。1921年2月，《新青年》杂志第8卷第6号在排印将完成的时候，被法租界巡捕房将书稿全部搜去，并禁止在上海印刷，只得迁往广东再行组稿[注]《编辑室杂记》，《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10月份，陈独秀在“法租界”寓所内再次被捕入狱，其罪名是“因编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党主义、劳动主义、《新青年》等书籍，有过激行为”[注]《陈独秀被捕情形》，天津《大公报》1921年10月9日，第6版。。在被政府定为“异类”之后，官方取消了《新青年》杂志全国邮寄的资格。这对于《新青年》杂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杂志由最鼎盛时的“一万五六千份”，骤降到“三千份”。应该说取消全国邮寄也是造成《新青年》杂志衰落的原因之一。

随着社会革命的不断发展，被北洋政府视为“万恶”的“过激主义”，普遍以白话作为宣传手段。而其内容也突破了单纯思想或学术的范畴，直接将北洋政府作为革命对象，例如“过激党”在上海散发的传单就宣传“(政府万恶) (私产万恶)(平民革命)(无政府革命)”等，而且在“小题以下均用白话文义”[注]《上海有人实行宣传过激思想》，天津《大公报》1920年10月14日，第6版。。此外，“过激党”的宣传还特别针对士兵和学生，如“特用白话文体编纂《目兵须知》及《告少年》两书，四处散发，查《目兵须知》一书，纯系鼓动兵士反抗官长，其《告少年》一书则系鼓吹社会革命”[注]《查禁煽惑书籍》，天津《大公报》1921年3月20日，第9版。。军队是军阀赖以维系统治的基础，而当时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更是政府头疼的社会问题。因此，“过激党”的宣传可谓直接打在了北洋政府的痛处。这种通过白话形式宣传社会革命的行为，使白话成为社会革命的工具而遭到北洋政府的忌惮。北洋政府对于“过激党”通过白话印刷品宣传“过激主义”的行为，采取“严行查禁”的办法，因为他们认为“过激主义”“一经传播贻患无穷”[注]《查禁煽惑书籍》，天津《大公报》1921年3月20日，第9版。。政府对于“过激主义”的恐惧，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白话书写的普及，而章士钊可以借助政府力量反对白话文，亦可以视为北洋政府这种“恐惧”的一种反映。

五、余 论

综上所述，新文化运动的胜利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仅仅是民间知识精英的大力提倡，官方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参与者的官方却被长期塑造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加以批判，这造成了对于新文化运动本身认知的片面。尤其是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教育部在社会文化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其职员又有身为新文化运动者。当时各高校的校长及教授本身也与教育部关系密切。在人员流动上具有较大的重合性，即任职高校与任职教育部是可以随时变动的。这就使得民间知识精英与官方有一种天然的联系。长期以来，大家普遍认为在新文化运动时北洋政府处于“军阀把持”“权威扫地”等负面境地，但当时人就有不一样的看法。例如在讨论人名翻译时，钱玄同即建议“由教育部制定颁行”，陈独秀虽有异议但也认为“由教育部审定强行”也算一种方法[注]钱玄同、陈独秀：《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这表明“政府”的权威始终处于社会包括知识精英认可的范畴之内。虽然袁世凯去世之后中国实际上陷入军阀割据局面，这对于现代政治体制，破坏多于建设，但军阀亦需要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寻求支持。在社会上，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阶层，也在国家的近代化过程中逐渐瓦解。尤其是作为传统统治阶层的“士”，社会地位急剧衰落。他们在新时代，或转型为新的知识阶层，从事专业知识研究；或隐没于社会边缘，继续保持原有的思想与生活。随着新式学堂的不断发展，接受西式教育的学生群体不断扩大，最终他们成为文化市场生产与消费的主力。在中国知识界新旧交替之时，趋新的青年学生，对新知识、新文化抱有强烈的接纳心态。这些变化，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潜在力量。正是在政府式微的情况下，社会出现了相对宽松的氛围，使学术思想的发展获得了空间。而政府趋新的客观需求，也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这些因素，合力促成了官方与民间对于“新文化”的共同需求。

但民间与官方看似友好的互动，背后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与对立。正如前文所言，对于新文化运动民间与官方所达成的共识仅仅停留在形式的层面，即无论是白话文运动还是言文一致，都是官方可以接受的民间提倡的新形式，当民间的主张上升为思想层面的新旧之争时，官方作为保守的一方，其与民间的对立性便体现出来。这种以新文化运动为平台的民间与官方的互动从一开始就因为官民之间的价值及路径取向的差异性而蕴含了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表现在民间与官方互动过程中“权力”不时地出场，这种“出场”实质上代表了被军阀控制的国家权力的核心立场。无论是政府要打击“过激主义”，还是章士钊以教育总长的身份“反白话文”，其所体现的恰恰是政府自身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有限接受，即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形式是政府可以接受的，因为政府本身也需要获得知识精英的认同与社会的支持，但政府对于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却本能地抵制，因为这些思想直接触动了北洋军阀的核心利益，而变成了“危害社会治安”的“过激主义”。

政府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矛盾态度是北洋政府本身“新旧杂糅”本质的体现。例如吴佩孚在反对皖系段祺瑞时可以借助国内的爱国氛围，通电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展现自身的爱国形象，但对于新文化运动则持坚决抵制态度。在吴佩孚看来“语体诗”是“离经叛道”“丧心病狂”“不成文理”，而且对社会风气产生了巨大的危害，致使“风雅沦亡”[注]吴佩孚：《江山万里楼诗序》，见杨圻著，宏祚等辑《江山万里楼诗词钞》，1926年，第1页。。显然吴佩孚这种由“诗”的批评而到“思”的担忧所体现的正是其对白话文所传播的新思想的恐惧。这一点也正好反映了北洋政府只是借助新文化运动为其自身专制服务的根本目的。

在新文化运动中，仅官方与民间进行的形式上的合作，以及对于社会小修小补的改造，已经很难满足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知识阶层对于社会变革的需要。新文化运动使因“废科举”而被边缘化的读书人重新回到了政治社会生活的中心。新文化运动所唤起的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感，使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改革，这也就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由官方主导社会变革的局面，中国社会也由“改良”进入到“革命”阶段。在“新青年派”中最先看到这一点的是陈独秀，正如陈独秀所言：“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作同类的‘人’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使“劳动者觉悟”等，这实际上是要求动员更多的民众，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还要向下看，关注底层民众的需求。当这种关注点成为知识分子新的共识后，中国社会各阶层开始了新的力量的分化与组合，纷纷投入到新的探索之中。而要将更多民众引入政治之中，就需要新的组织形式——一个连接劳工与政治的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便成为一个时代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