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涛

(滁州学院 图书馆，安徽 滁州 239000)

一、区域文化及其形成条件

“文化”这个我们每时每刻使用的概念，在不同视角、不同价值观的关照下有不同的理解，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在中国语言系统中，“文”与“化”最早并联使用在《周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文”指的是人伦思想等精神领域的成果，“化”是动词，教化的意思，“文化”是指用人伦、道德思想来教育、教化和治理普通民众。在西方语系中“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语cultura，有耕作、居住、动植物培育等和人类物质劳动相关的意思，从16世纪开始延伸到神明祭拜、品德教化等涵义。广义上“文化”是跟“自然”相对应的概念，着眼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以及由此实践所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即自然的人化，是“人类为了生存，将自然人化、人类化、对象化的过程及其产生的物质精神文明的总和”[1]。人类正是在认识、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也创造了自身。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塑造了人类，一切文化都是属于人的，是自然向人的转化，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创造活动及其结晶[2]。

文化是有层次的，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如“两分说”“三分说”“四分说”等[3]81。主流观点认为文化可分为精神文化、规则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四个层次。精神文化是指文化的核心部分，由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情感、宗教情感、民族性格等因素构成。规则文化是人们将自然、社会的理解理性化、条理化的产物，既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需要遵守的制度规则，也是人们理解自然、改造自然得到的系统知识体系。行为文化是特定人群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及其结果，是人们头脑中特定价值观、思维方式在行动、行为上的彰显，集中体现为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物质文化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构成整个文化的基础，是观念、思想和制度文化的浓缩物，体现着观念形态的文化[3]81。

文化形成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人和环境。人生活、活动的结果产生文化，人群在不同的环境中产生不同的文化。

人是社会性存在，以群体的方式生存和发展，以群体的方式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因此，一个群体长时间在一起生活，他们对自然的理解和认知就会大致相同，形成特定的、有别于其他人群的世界观、价值观，有别于其他人群的生产、生活方式。这种世界观、人生观、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就是文化。拥有不同文化的人群称为民族，不同民族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和结果的结晶就是民族文化，如中华文化、俄罗斯文化等。

人必须从自然环境里获取资源来生存和发展，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不断认识、适应、利用和改造特定的自然环境。由于自然环境千变万化，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和认知就会多种多样，人们对沙漠环境与海洋环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沙漠里和在海洋里的生活方式也截然不同，这就形成沙漠文化和海洋文化。世界上很多文化的定义都是以地域来命名，如沙漠文化、海洋文化、草原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大汶口文化、二里头文化等。

在广泛意义上，在所有不同特色的地域上，只要有人长期固定生活，这个地域就可以形成特定的地域文化。但一个地域是否能够形成特定的地域文化与所在地域的大小、承载的资源多寡和地域的封闭性有关。地理环境越是封闭，人们跟外界交流越少，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理解就会越趋同，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就越趋同，并具有某种独特性，这个地域内就越有可能形成地域文化。如果此块地域太小或者自然条件太恶劣，承载的资源不足以养活足够多的人，则此地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不具备代表性，就不能产生独特的文化，如南极洲虽然地域很大，也足够特别，虽然也有人如科学家和少数探险家在那里长期生活，但也不能形成南极洲文化。因此，判断一个地域是否形成某种独特的文化，至少有两个条件：第一，该地域是否具有某种独特性。如果某地域具备某种统一性、封闭性，则在该地域生活的人们在长时间内会形成某种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特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具备形成地域文化的条件。如果该地域没有某种封闭性和独特性，则该地域难以形成某种地域文化。第二，该地域承载的资源能够养活足够数量的人群。如果地域太小或者自然条件太恶劣，无法承载足够数量的人群长期生活，也难以产生地域文化。

按照这个标准来考察江淮分水岭区域，就会发现，这个区域具备形成自己独特的区域文化的基础，可以形成独特的江淮分水岭文化。

二、江淮分水岭：地理、经济与人文概念

(一)江淮分水岭：地理概念

分水岭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分割两个流域的最高的山脊连线称为分水线，是相邻两个流域的分界线。以分水线为中心向两侧自然延伸的区域叫分水岭，即分割两条河流流域的山岭或者高地。江淮分水岭，即分割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丘陵和岗地。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干流流经河南、安徽，在江苏省注入洪泽湖后主要水量经大运河汇入长江，剩下部分水流经苏北灌溉总渠和入海水道汇入黄海，全长1 000公里。长江和淮河之间宽300公里的区域是一片丘陵地带，主体海拔从100米到300米。按照地形特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西段的山地丘陵区、中段的丘陵岗地区和东段的平原缓岗区。西段的山地丘陵区主要包括伏牛山、桐柏山和大别山；中段的丘陵岗地区主要为大别山以东、淮河入江水道以西的江淮丘陵区；东段的平原缓岗区主要是淮河入江水道以东的长江北侧低缓岗地。[4]此地区大致包括安徽省中部和江苏中部部分地区，主体部分在安徽，大致包括长江与淮河之间的六安、合肥、淮南、滁州4个市的部分山地丘陵地带，东西延绵约600公里。和江淮分水岭相关的概念有“江淮丘陵”，江淮丘陵是指长江和淮河之间的低矮山地和岗地，是秦岭和大别山向东自然延伸的部分，是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分界线。江淮分水岭和江淮丘陵的地理涵盖范围大致相同，本文将这两个概念等同对待。

(二)江淮分水岭：区域发展概念

由于江淮分水岭区域是山区丘陵地带，多为低矮的岗地，与淮河以北的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长江以南的山区自然环境都大不相同。该地域历史上农业生产方式跟淮河以北和长江以南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呈现明显的地域特征。淮河以北的华北平原以大麦、玉米等平原旱地作物为主，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以水稻等水田作物为核心作物，而分水岭区域的低矮岗地水稻和小麦等都无法成为核心作物，而是因地制宜种植水稻、小麦、玉米、甘薯等杂粮。因此，江淮分水岭区域农业生产和生活跟北方平原和南方山区都有明显的不同。

本区域夹在中国南北两大政治、经济中心之间，无论从长安、洛阳或北京南下还是南方的杭州、南京北上，江淮之间都是战略通道。长期战乱和农业开发导致该区域森林覆盖率极低，本区域夏秋之际经常有暴雨，暴雨冲刷导致该地域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贫瘠，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为了加快此地区的发展，安徽省政府将江淮分水岭区域作为一个单独的经济单元进行单独规划，综合开发治理。1997年，安徽省委、省政府专门成立江淮分水岭综合治理办公室，并在合肥、六安、淮南、滁州四市及下辖县、市、区成立综合治理办公室，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了《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治理开发规划纲要》。2004年12月24日发布《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治理开发规划纲要(修订版)》，2008年4月11日发布《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综合治理开发2008—2012年规划纲要》，2015年4月，安徽省再次出台《江淮分水岭区域发展规划》[5]。经过20年的发展，江淮分水岭地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现代经济发展区域逐渐为人所熟知。

在2004年文件《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综合治理开发规划纲要的通知(皖政办[2004]96号)》里，将江淮分水岭和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两个概念做了区分。“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主要包括合肥、六安、滁州、淮南4市14个县(市、区)，含308个乡镇、4 818个行政村。“江淮分水岭地区”指我省长江、淮河之间隆起的狭长地带，包括合肥、六安、滁州、巢湖①、蚌埠、淮南等6市22县(市、区)400多个乡镇，国土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 949万亩。显然分水岭区域范围大于易旱区[6]。1997年的易旱区治理目标是：“把水留住、把树种上、把结构调优”，2004年“易旱区”治理路径是：“把水留住、把树种上、把结构调优、把路修通等‘四把’工程”，这两个规划的基本着眼点是植树造林修复自然环境，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2015年“江淮分水岭区域”的发展规划是在前面“4把”的基础上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强调“全面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打造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岭区经济和社会加快发展”。[7]“易旱区”综合治理，着眼点是自然环境的修复和农业开发，“分水岭区域”着眼点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修复，还包括区域综合治理和开发。“江淮分水岭区域”作为社会区域发展概念逐渐被认可和接受。

(三)江淮分水岭：人文概念

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来自于安徽高校滁州学院成立江淮分水岭研究中心，将“江淮分水岭区域”作为一个包含自然、经济和人文的学术概念进行研究。滁州学院早在2011年即成立校级江淮分水岭生态环境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并于2013年获批安徽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6年成为安徽省高校重点研究智库。该中心以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地理信息与旅游学院为依托，有包括校外专家在内专兼职研究人员30多人。该中心联系安徽省江淮分水岭区域发展办公室和各地市、县区分水岭综合治理办公室，从事江淮分水岭的自然、经济与人文研究。研究方向包括江淮分水岭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江淮分水岭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与循环经济研究，江淮分水岭区域历史文化、生态文化和创意文化产业研究等3个方向，涵盖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和文化创意等3个方面。该中心成立以来，紧紧围绕区域和地方产业结构的调整，合理设置学科专业，加强平台建设。“安徽地理信息集成应用协同创新中心”获批省级“2011协同创新中心”；“江淮分水岭生态环境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获批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该基地每年发布科研课题招标，作为省级重点项目；组建并获批了“滁州市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8个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促进欧阳修研究中心、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研究所、凤阳花鼓音乐研究所等校级科研平台建设；搭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平台框架。中心经常组织专家学者到江淮分水岭实地考察，全面了解江淮分水岭区域发展状况；组织教师和学生到分水岭区域困难的农村进行精准扶贫工作；在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研究论文100余篇。在中国知网学术检索平台，以“江淮分水岭”作为主题词检索得到630个结果；以“江淮分水岭”作为篇名检索，得到文献168篇，其中包括硕士毕业论文3篇、期刊论文118篇、报纸34篇、国际会议论文2篇、国内会议论文11篇。研究主题除了本区域的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农业综合改造等，也包括本区域的历史文化研究[8-11]。通过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这个平台，人们逐渐了解、认可和接受了“江淮分水岭区域”作为一个人文概念的存在。

三、江淮分水岭区域特点

由于大河流域在自然气候、经济和文化形成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世界几大古老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下游，形成大河文明，如尼罗河文明、中亚两河文明、印度的印度河文明和中国的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等。两个大文明之间的分水岭区域往往由于地势较高，雨水缺乏、土地贫瘠等，人口相对稀少，是两个相邻大河文明的中间地带，既起着链接文明的作用，也起着阻隔文明的作用。因此，分水岭区域是个相对特殊的地理单元。

我国由于大部分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和温带季风气候区，降水量丰富，河流众多，大河流域之间的分水岭也比较多，比如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为巴颜喀拉山和秦岭，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分水岭是南岭。和这些分水岭相比，江淮分水岭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较大的面积和人口，决定了它独特的地理、经济和文化特点。

(一)江淮分水岭区域自然与气候特点：过渡性

中国的自然地理中秦岭——淮河是一条特殊重要的分界线。在自然气候方面，它是温带季风气候和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分界线，湿润、半湿润地区的分界线，亚热带与暖温带的分界线、温带落叶阔叶林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分界线、一月份平均气温0°分界线，年降水量800毫米等降水量线。众多的分界线意味着本区域具有典型的过渡地带，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逐渐过渡到典型的温带季风气候；从南方湿润多余地区过渡到北方半湿润少雨地区。

在经济地理方面，它是北方旱作区和南方水田区的分界线，是小麦和水稻的分界线，主要农作物从南方典型的水稻产区逐渐过渡到北方的小麦主产区。本区域既种南方主要品种水稻，也种北方主要品种小麦、玉米，小麦、玉米和水稻在本区域分布相对均匀。而黄河流域水稻逐渐稀少，江南地区玉米和小麦基本找不到大片种植。其他杂粮诸如花生和芝麻等北方作物到本区域以南也逐渐减少，南方主要油料作物油菜在本区域以北也开始减少。因此，此线南北，无论是自然条件、地理风貌、农业生产方式及人们的生活习惯都有明显过渡性质。

(二)江淮分水岭区域社会发展特点：交融与冲突

江淮分水岭区域位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位于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交汇之处。中国两条大河分别诞生了两大文化：北方的黄河文化和南方的长江文化。黄河文明以黄河中下游河洛区域为中心，我国上古夏、商、周到隋唐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在黄河流域，首都在黄河沿岸，以山东、河南、陕西为中心。南方长江文化以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和中游的楚文化为代表。隋唐以前黄河文化高度发达，到北宋时期，由于黄河流域连年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和战争破坏，经济文化发展受到破坏，而南方长江中下游和钱塘江流域开始高速发展，大量人口南迁到南方，江淮分水岭地区是北方黄河文化向南方转移的第一站。北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首先影响到江淮分水岭区域。到宋朝以后，南方的生产力水平逐渐超过北方，南方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向北方渗透，第一站也是江淮分水岭区域。因此，江淮分水岭区域是南北方生产、生活方式最早的交融地带，北方和南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这里都能很好地保存和发展。如北方人喜欢的馒头、饺子面食和南方人喜欢的汤圆、糍粑等在这里都比较能接受。但馒头、饺子等面食在长江以南就不那么受欢迎，而汤圆、糍粑等面食在黄河流域受众也比较少。北方人多粗犷豪迈，南方人多温柔细腻，江淮分水岭区域既有淮河沿岸勇猛如抗倭名将戚继光，明初朱元璋、徐达等，也有文笔细腻刻画人物入木三分的吴敬梓，精通科学的王贞仪和温良敦厚的孝子朱寿昌弃官寻母等。本区域的凤阳花鼓，就既具有北方大鼓的豪迈和南方花鼓的清丽。

江淮分水岭区域也是南北交通的要冲，是南北方势力相互对冲的缓冲地带，是南方势力抵御北方战争的前沿阵地，也是北方政权向南进攻的咽喉要塞。历史上南北势力多次以长江或者淮河为界据守，如三国时期，江淮流域的合肥地区是魏、吴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前秦和东晋之间爆发的决定性战役淝水之战，有效遏制了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侵扰，促进了自“五胡乱华”后中华文化在南部的发展。南宋时期以淮河为界拒守，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达150年。元末农民大起义和近代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等，江淮分水岭区域都是主战场。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这里发动了著名的中原大战、千里跃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等决定性战役，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解放全中国的决定性胜利。

总之，江淮分水岭区域地处长江和淮河之间，南北宽300多公里，东西长500公里，面积近2万平方公里，人口1 000万。如此众多人口在此地生产和生活、思考和建设，具备成为一个文化圈的基本条件。相对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相对独特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相对独特的文化历史积淀，加上周边强势文化的影响和润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规则体系和价值观体系和方言体系，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圈——江淮分水岭区域文化。这种文化既体现在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语言体系，更体现在本区域人们独特的价值观念体系。下面试图分析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特质。

四、江淮分水岭区域文化特质

前文论及，由于“文化”跟我们人类息息相关，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都无法精确描述。但基本上学者认为文化的内核更多与精神文化有关，区分一个文化的特征有多样，既可以从表面的衣食住行、行为举止来区分，更核心的是该文化的精神内核，即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来区分。江淮分水岭区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具有中华文化的典型特征。同时，她还具有某些明显的有别于中华文化其他分支文化的特质，或者说某些特征更为凸显。因此，本文以下重点论述江淮分水岭区域文化的某些精神特质。

江淮分水岭地区上古居民为“东夷”诸部落，也称“淮夷”，是当时“华夏”部落周边的附属部族。到春秋战国时期此地逐渐跟中原文化交融，前后被吴越和楚国占领，逐渐汉化，最终成为汉族的一部分。本地区地处南北交界之处，本地文化逐渐受到北方黄河文化和南方长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特质。

江淮分水岭区域文化由若干小的区域文化构成。包括六安皋陶法制文化、皖西红军文化、寿县的楚文化、沿淮的淮河文化、滁州琅琊山儒释道交融文化、凤阳的改革文化等。总结这些小的区域文化，得出江淮分水岭文化的精神特质：崇礼尚法，奋斗革新，灵活包容。

(一)崇理尚法

崇理尚法指体现在人们是根据理性精神和规则意识，制定公平的法律来治理社会，规范人们的行为，处理矛盾纠纷。不能因人废法、徇私枉法。崇法尚理体现在六安皋陶文化和庐州文化中。

史籍记载，皋陶是公元前21世纪黄帝之子少昊的后裔，辅佐了尧、舜、禹三代帝王。《春秋·元命里》载：“尧得皋陶，聘为大理，舜时为士师。”《尚书·虞书》载：“帝舜三年。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12]317后辅助大禹治水,管理国家，获得巨大功劳。《大禹谟》记载：“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12]317。《史记·夏本纪》云：“皋陶作士以理民，……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史记正义》引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称：“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地因之而赐姓日偃，尧禅舜。命之作士，舜禅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贤荐之于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12]314皋陶与尧、舜、禹齐名，被后人尊为“上古四圣”，东汉王充在《论衡》里将他和五帝、三王、孔子并称“人之圣”[13]。皋陶死后，葬在六安，大禹将他的子孙分封在六安，永世祭奠，守护墓地。

皋陶主要功绩是创“五刑”。《尚书·虞书》载：“帝舜三年。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淮南子·修务训》中说：“皋陶马喙，是谓至信，决狱明白，察于人情。”《白虎通·圣人》中说：“皋陶鸟喙，是谓至诚，决狱明白。察于人情。”[12]314五刑即“甲兵、斧钺、刀锯、钻笮、鞭扑”。甲兵，即对外来侵犯和内部叛乱的讨伐；斧钺，指军内之刑，属军法；刀锯，系死刑和重肉刑；钻笮，是轻肉刑；鞭扑，是对轻罪所施轻刑[14]。皋陶长期担任司法官员，处理社会纠纷，公正严明。他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制定明确的法律条文，公正执法，被我国历史学家和法学家公认为司法鼻祖。

庐州包公文化是江淮分水岭地区重要的地区文化之一。周武王分封“卢子国”于合肥，隋开皇三年设立庐州，庐州文化包括合肥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庐州文化中核心代表性为包公文化，即公正司法的法制文化。

包拯是出生在合肥的北宋时期著名司法官员。他执掌京师司法部门，敢于得罪权贵，为底层百姓抱打不平，公正执法，留下美好的名声并流传后世。他死后留下奏议十五卷，收入《四库全书》中，历朝都有翻刻本出版。包拯去世后就有各种故事在民间流传，在中国民间传说、习俗和戏曲中，他逐渐演变成为一个表达公平正义、执法严明、为底层百姓服务、崇尚法制的文化符号，他代表着为官清正廉洁，立朝刚毅、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为民请命，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的“包青天”。后世将他逐渐神化，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奎星转世。关于他的各种传说、神话、戏曲、小说、电视剧等题材的文艺作品不胜枚举，且长盛不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包公文化。这些文艺作品集中表达的是民间对公正执法，为百姓服务的公平法制的期盼和渴望，包拯成为一个公平正义的法治文化的象征。

(二)奋斗革新

江淮分水岭地区同时受南北两大势力夹击，使本地区人民饱受战乱之苦，也造就了本地区人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求新、求变的特质。这种文化精神集中体现在六安地区的红军文化和凤阳改革文化之中。

清朝末期，广大爱国青年奋起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局面，发起新文化运动，安徽有为青年学生群体走在全国的前面。安徽青年精英群体有诸如陈独秀和胡适等全国性革命精英，还有大量本省精英，他们在省内传播革命思想，激发民众斗争精神，其中出生于六安的杰出代表有刘希平②、朱蕴山③、高语罕④等，他们在新文化运动和大革命失败后都先后回到六安，以各种形式宣传革命思想。高语罕为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编写的《白话书信》是安徽最早、最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课本。1920年朱蕴山等在六安组建“中国革命小组”，在他们的引领下，六安地区开风气之先。大革命时期，有13人进广州农讲所，87人进黄埔军校1—4期，30多人进上海大学，还有20多人到苏联学习，这在全国都是很多的[15]。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其中皖西革命根据地为核心的鄂豫皖根据地是国内四大根据地之一。皖西人民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坚持斗争到全国解放。仅金寨县就有10万人参加红军，诞生了百名将军，为共和国解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形成了鲜明的抵抗压迫、争取民主解放的革命精神传统和红色文化。这种红色文化在六安地区已经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江淮分水岭东部的凤阳地区历史上也是历来不畏强权，敢于抗争。元朝末年，以朱元璋为首的江淮军事集团赶走了残暴的蒙古统治。明中期戚继光英勇抗击日本倭寇对我国沿海的侵扰。近代刘少奇领导的革命军队在定远县藕塘镇坚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有“东方莫斯科”之称，在天长市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

1978年冬天，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在一份协议上签下生死状，按下红手印，将生产队的集体土地划分到户，提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响亮口号，简明扼要地阐明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凤阳小岗村人敢于打破旧的僵硬体制，改革创新。这种“大包干精神”是“奋斗革新”精神的生动体现。

(三)灵活包容

江淮地区地处南北地理、文化的要冲，其文化最大的亮点是灵活包容，让南北方的文化、习俗都能够在本地区很好地生根发芽、茁长成长。本地区既能生长适应于北方的小麦、大豆，典型的南方作物油菜、水稻也是此地高产品种。本地区的风俗习惯也是南北杂糅，既有北方人的彪悍爽朗，也有南方人的细腻柔情。凤阳“三花”和琅琊山儒释道交融文化是典型的代表。

“凤阳三花”是凤阳花鼓、花鼓灯和花鼓戏的合称。大鼓是典型的北方文化的体现，我国著名的大鼓文化主要有山西大鼓和山东大鼓，其高亢雄浑的音调，极易调动人们的激情和热血，这种豪迈奔放的鼓声在长江以南并不多见。南方多以温柔细腻的曲艺文化见长，如流行于苏州、扬州的评弹、越剧，流行于长江中游安庆地区的黄梅戏，都是曲调优雅清新。而江淮之间的凤阳，创造性地结合北方的大鼓和南方的温柔的戏剧，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鼓种——花鼓和新的戏剧——花鼓戏。

凤阳花鼓不同于传统的北方大鼓，这种花鼓比传统的大鼓小很多，用两个小细棍而不是鼓槌敲击，发出的声音既有北方大鼓的雄壮，也带着江南戏曲的清脆。此地流行的凤阳花鼓戏也是兼具南北交融的特点，表演的演员穿着打扮和唱念做打都兼具北方的爽朗和南方的细腻，既具有南方戏曲的柔美清雅，也有着北方大戏如秦腔高亢嘹亮[16]。

江淮分水岭区域的琅琊山在国内众多名山中非常独特。山脚下醉翁亭前有个二贤祠，供奉著名的儒家文人王禹和欧阳修，是儒家文化的标志[17]，也可以称为“儒教”的道场[18]。山的中部有佛教禅宗寺庙琅琊寺，香火鼎盛。山顶建有道教道场“碧霞宫”，供奉道教大神东岳大帝的女儿碧霞仙姑，每年农历正月初九庙会，热闹非凡，迄今已有一千七百年历史。儒释道三大宗教在这座小山和谐共处千年，是江淮分水岭区域和谐包容文化的生动体现。

总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淮分水岭区域由于地处中国南北要冲，不论自然、气候还是经济、人文都是处于南北过渡地带，且范围广大，孕育出独特的江淮分水岭区域文化，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气质。这里既有崇尚理性、制定法律规则的皋陶文化、包公文化；也有崇尚大义，勇于担当，充满理想和斗争精神的皖西革命文化、小岗改革创新文化；还有灵活包容的琅琊山文化。这些不同气质的文化在这片热土上繁衍生息，体现了一种宏大的理性、包容和创新的精神。

注释：

①此时为地级市，2011年撤销地级市，设县级巢湖市。

②刘希平(1873—1924)，安徽六安人，早年求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宣传革命，安徽著名教育家，爱国知识分子。

③朱蕴山(1887—1981)，安徽六安人，著名政治活动家，参与筹建农工党，民革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④高语罕(1888—1948)，安徽寿县人，中共早期党员，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