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慧，丁 放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古典诗学发展流变至明代，已经完成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对于前代诗学成就，清代学者整理总结并做出了历史和现实的选择与阐发。他们对确定的诗学主张，进一步地论证与剖析；对存疑的诗学观点，进一步地讨论与探究，可以说，以往不同路向的诗学观念，在清人的文学活动中得到回应与扩展。蒋寅说：“清代诗学的贡献主要是在内容的专门化、细节的充实与深描，其成就不是基于一种创造性的冲动，而是一种征实的学术精神。”[1]19沿袭明人“尊唐崇古”风气，清代学者纷纷以评点、笔记及诗话专著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诗歌见解。有关诗法、诗体、诗格、诗美等基本问题的讨论，引起学界普遍关注。据蒋寅《清诗话考》粗略估计，已知存世清诗话967种，待访清诗话504种。诗话具有“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2]797等多种功能，因此成为清人热衷的表达形式。

王国维论清代学术，点明三个阶段的变化：“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3]卷十九明清易代，风云际会，亡国亡天下的悲哀与沉痛，化为文化与文学的反思与自省。而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赤子之心与“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的悲剧命运，使更多文人产生精神共鸣并寻求到精神慰藉。“杜诗学”也在经历唐、宋、元、明几代的积累与酝酿后，盛况空前，甚至“可以说清代杜诗学的主要成就基本集中在清初”[4]3。同时，针对明末空疏清谈的学风，清初学者开始崇尚考据，提出“返经”，讲究学问。因此对杜诗的艺术批评也多集中在“学力”这个基本命题。

一、清初诗论家关注“学力”之命题

蒋寅在《清代诗学史》中讨论了“学力说”。他认为清代诗论家出于明代空疏学风的反拨，无不主张博学多读书：钱谦益《顾鳞士诗集序》提出诗有“诗人之诗”与“儒者之诗”；黄宗羲《后苇碧轩诗序》提出“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徐乾学《南芝堂杂诗序》将“才”与“学”重新定义；边连宝《病余长语》论诗主学力，认为学力胜过天分；王元文《邱昆奇诗序》明确指出“学”是作诗的根本①。

清初注杜评杜之风盛行。仇兆鳌《杜诗详注》成为明末清初注杜的资料汇编，可见“杜诗学”之兴盛。众多学者对于杜诗的研讨、争论，形成了广泛深入的学术氛围。金圣叹《唱经堂杜诗解》运用“分解法”批解杜诗，意图在结构上证明诗歌产生的过程是有迹可循的，从情思兴起到字句安置，由内而外的分解使得诗歌陷入人人皆可模仿的格套之中②。李重华称其“于诗道甚深”[5]60，虽用心良苦，却为后人所诟病。显然，金圣叹点评唐诗，关注诗人的后天修习，《鱼庭闻贯·与许升年》：“独有唐律诗，是一片心地，一段学问。前四句多出自心地，后四句却出自学问。学问非用几个字句谓而已。”[6]107“学问”并非只是寻章摘句，而是需要博古通今、真才实学。“唐人思厚力大，故律诗本前后分解。而彼字字悉以万卷之气行之，于是人之读之者，更不睹其有出入起伏之迹也。”[6]110将唐人律诗分解为前后，借用文章的起承转合来作结构上的呼应，起伏跌宕，纵横捭阖，表达的精妙纯熟与才学深厚积淀紧密相关。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中提出诗之根柢乃出学问：“夫诗之道，有根柢焉……本之风雅，以导其源；诉之楚骚、汉魏乐府诗，以达其流；博之九经、三史、诸子以穷其变。此根柢也，根柢原于学问。”[7]78王渔洋一生钟爱杜甫，曾两次入秦蜀，追寻杜甫踪迹。杜诗出神入化，“无一字无来历”，渔洋论诗主张古雅，对其化用汉乐府大加赞赏。学古而新变，正是杜甫“以学问为诗”的创新。

毛先舒认为学古才能创新。《诗辩坻》：“若乃借旨酿蜜，取喻镕金，因变成化，理自非诬。然乃采取炊冶，功必先之，自然之效，罕能坐获。要亦始于稽古，终于日新而已。”[8]13“稽古”是手段，目的是“日新”，“子美诗：‘别离已昨日，因见古人情。’是因我而获古人心，自《绿衣》篇末句化出，而稍变其意，意味便长。”[8]14杜诗《送远》的尾联“别离已昨日，因见古人情”，化用《诗经•邶风•绿衣》结句“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博采众长而独辟蹊径，杜甫正是“稽古日新”的典范。

《秋星阁诗话》：“读书非为诗也，而学诗不可不读书。诗须识高，而非读书则识不高；诗须力厚，而非读书则力不厚；诗须学富，而非读书则学不富。昔人谓子美诗无一字无来处，由读书多也。故其诗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老自言其得力处。”[9]949与明七子有着相同复古立场的李沂，对学力自然很是看重。“识高”“力厚”“学富”都需要读书来积淀涵养。

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凡多读书为诗家最要事，而胸有万卷，徒欲助我神与气耳。”[9]956多读书而不为书籍所困，胸中万卷融会贯通，才能诗思宏远，诗歌自然浑成。“诗至淳古境地，必自读破万卷后含蕴出来；若袭取之，终成浅薄家数。”[9]968读书，是成为诗人的首要条件，强调学力对诗人养成的基础作用。

薛雪《一瓢诗话》云：“学诗须有才思，有学力，尤要有志气，方能卓然自立，与古人抗衡。”[9]700认为诗者应该博学涵养，才思、学力、志气是诗人必备的基本素质。“杜浣花云：‘晚岁渐于声律细’，又云‘语不惊人死不休’……如此者不一而足，可见古人作诗不易。何以今人摇笔便成？”[9]716苦思苦吟，深度思考的呕心沥血之作，才能名垂千古，“一部浣花集，字字白虹，声声碧血”[9]703。薛雪以杜诗化用典故为例，说明“学力”的重要性，如：“杜诗‘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沈枪’，薛氏补遗引解太凿，周少隐非之极是；而自解则云：‘甲抛金雨，为今所锁；枪卧于苔，为绿所沈。’夫枪为苔所埋，为绿所沉犹可；若甲抛于雨，为金所锁，荒谬甚矣。锁子甲、绿沈枪，原是上将之物。浣花所用现成器名，何必扭捏？总之不谙武备，自呈败缺，又且造语不精。故云：不破万卷书，不行万里路，读不得杜诗。”[9]702“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沈枪”出自杜诗《重过何氏五首》，“金锁甲”“绿沉枪”如何解释，历来莫衷一是。周紫芝认为“甲抛金雨，为今所锁；枪卧于苔，为绿所沈”。而薛雪则用简单的一句“锁子甲、绿沈枪，原是上将之物。浣花所用现成器名，何必扭捏”作出解释。再如：“少陵诗：‘初生紫塞外，已隐莫云端。’昌黎诗：‘煌煌东方星，奈此众客醉。’一意肃宗，一意顺宗，前人善作，后人善看；诗遇善看人，亦是一大快事。”[9]723可见，无论是从事诗歌创作还是鉴赏诗歌作品，都需要广泛涉猎，丰富自身学养与气蕴，学问已经成为清代知识分子基本素质之一。

二、学力与天资的关系

自严羽《沧浪诗话》提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10]26关于学力与天资的讨论就从未停止。

《师友诗传录》记张历友、张萧亭和王渔洋三人答学生问，历友说：“严羽沧浪有云：‘诗别有才，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此得于先天者，才性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贯穿百万众，出入由咫尺’，此得于后天者，学力也。”[9]127根据严羽的说法，王士祯把“妙悟”“天机”解释为先天的才性，把读书、苦思等后天功夫归结为学力。而后又说：“非才无以广学，非学无以运才，两者均不可废。有才而无学，是绝代佳人唱莲花落也；有学而无才，是长安乞儿著宫锦袍也。”[9]127显然，在王渔洋眼中，才气与学问同等重要，一样都不可缺。周容对严羽的观点作出了反驳，《春酒堂诗话》云：“‘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此严沧浪之言，无不奉为心印。不知是言误后人不浅，请看盛唐诸大家，有一字不本于学者否？有一言不深于理者否？严说流弊，遂至竟陵。”[8]99周容认为盛唐诗歌重视学与理，每一字都本于学，每一言都深于理，并以杜甫举例：“须溪指《饮中八仙歌》曰‘古无此体’，非也。此歌自从《柏梁》脱胎。”[8]102周容批评严羽轻视“学”“理”，使得这一流弊从南宋沿袭至明末“竟陵派”。

《野鸿诗的》：“太白以天资胜，下笔敏速，时有神来之句，而粗劣浅率处亦在此。少陵以学力胜，下笔精详，无非情挚之词，晦翁称其诗圣亦在此。学少陵而不成者，不失为伯高之谨饬，学太白而不成者，不免为季良之画虎。常时称誉，李加乎上者，太白天潢贵胄，加之先达，子美杜陵布衣，矧夫后起。若究二公优劣，李不逮多矣。然其歌行乐府，俊逸绝群，未肯向少陵北面。”[9]899黄子云也认为，天资是先天的，学力是后天习成的。诗仙李白自然是天赋异禀，而诗圣杜甫成为后天修习以之集大成的典范。

杜甫自言“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11]370，可见他确有一定的艺术天赋。翁方纲《七言律诗钞凡例》：“有诗人之诗，有才人之诗，有学人之诗。齐梁以降，才人诗也；初盛诸公，诗人诗也；杜则学人诗也。然则至于杜，又未尝不包括诗人、才人矣。”[14]77翁方纲提出“肌理”说，以学问考据入诗，推崇杜甫作为以学为诗。他强调杜诗学力，也肯定杜甫的才华与诗人气质。徐增《而庵诗话》：“夫作诗必须师承，若无师承，必须妙悟。虽然，即有师承，亦须妙悟，盖妙悟、师承，不可偏举者也。是故由师承得者，堂構宛然；由妙悟得者，性灵独至。”[9]438在这里，徐增从作家创作才能角度，认为“师承”与“妙悟”须有之一作为主导。而后又说道：“诗写性灵，必先具清逸流丽之笔，然后锻炼至于苍老。唐惟子美有之，有极娟秀者，有极老成者，天才学力，略无欹头，似天平上兑出来者。”[9]444可见，诗圣杜甫先天有才，后天也颇为努力，才取得瞩目成就。

杜甫成为后天努力的典范,既有家学深厚的因素，也是唐朝科举制推动的结果。《贞一斋诗说》：“子美家学相传，自谓：‘熟精《文选》理’。由唐以诗赋取士，得力《文选》，便典雅宏丽；犹今日习八股业，先须熟复五经耳。昭明虽辞章之学，识力不甚高，所选欲自一律，无俗下文字。子美天才既雄，学力又破万卷，所得岂直文选？”[9]971子美家出生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书香门第，且以“诗是吾家事”“吾祖诗冠古”的文学世家自诩，学力渊源深厚。他曾自豪地说道：“与君陶唐后，盛族多其人。圣贤冠史籍，支派罗源津。在今气磊落，巧伪莫敢亲。”[12]908在《进雕赋表》中陈述：“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照耀于明时。”[12]1040杜氏家族从西汉的杜周、杜延年发迹算起，已有八百年的历史。杜延年之子杜钦，精通儒家经典；东汉杜笃，学问精深；魏晋南北朝杜预虽是武将，但文学功底、史学功底亦十分深厚，先后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左氏经传释例》《春秋长历》《二元乾度历》等。而祖父杜审言诗艺卓绝，为初唐“文章四友”之一。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到：“所谓士族者，期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13]诚如陈先生所言，因袭学业，继承家学，是杜甫青少年时期的主要生活。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14]117很显然，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繁荣。这可能也是杜甫诗艺臻于至善的动力之一。陈寅恪说：“当时汉文化之中心在长安，以诗赋举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13]

由此可以推断，后天的锤炼之功，才是杜甫成就诗学造诣的关键因素。杜甫虚心好学，“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吾师”，且用功非常，“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新诗改罢长自吟”，“颇学阴何苦用心”，“语不惊人死不休”，“熟精文选理”，并琢磨诗艺，“晚节渐于诗律细”，“遣词必中律”，故元稹在他所撰《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云：“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15]中唐元稹首肯杜甫学古之集大成艺术成就。诗至盛唐，诸体大备，杜甫学力为其日后多样性的创作准备了条件。因而冯班《钝吟杂录》卷七云： “诗至贞元、长庆，古今一大变，李杜始重，元白学杜者也。”[9]

三、学力与正变的关系

“风雅”乃诗歌之本源。初唐延续齐梁绮靡诗风，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说：“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16]344遂提出“汉魏风骨”，确立复古诗学。杜甫受陈子昂影响，有感于风雅不作，“位下何足伤，所贵者圣贤。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17]197，继承《诗经》现实主义传统，针砭时政，忧虑民生。故薛雪《一瓢诗话》评：“杜浣花一举一动，无不是忠君爱国、悯时伤乱之心，虽有朋杯酒间，未尝一刻忘之。颠沛不苟，穷约不滥，以稷契自期，公岂妄吟哉。”[9]711杜甫仕途坎坷，十年困守长安，屡次投赠干谒仍旧籍籍无名，往奉先(今陕西蒲城)省家途中写下《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军节节败退，百姓流离失所，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途中写下“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蜀中漂泊，寄人篱下，茅屋为秋风所破却心系天下寒士，写下《狂夫》《蜀相》《登高》等情真意切之作，杜诗上溯“风雅”，诗之形式虽有变化，而诗之精神继承《诗经》传统，故沈德潜道：“苏李《十九首》后，五言最盛。大率优柔善入、婉而多风。少陵才力标举，纵横挥霍，诗品又一变矣。要其感时伤乱，忧黎元，希稷、卨，生平抱负，悉流露于楮墨间。诗之变，情之正也。”[9]548时代的兴衰与诗歌的正变存在正向联系，安史之乱后，诗道沦落，变风变雅。杜甫诗歌或许偏离《诗经》的风神韵致，但精神本质上与古相会。沈德潜以“正变”观尊崇诗经本源，正视诗歌变化的合理性与“变体”自身的杰出成就。

刘诚《中国诗学史》(清代卷)：“‘变’是文学发展的动力，也是文学发展的结果。”[18]198叶燮从天道的角度考察诗道之变：“盖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古云：‘天道十年而一变’，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9]580从变化的观点出发，认为唐诗的继承和发展，须以“变”的概念来突破唐音一统天下的局面。“惟数者一二各得其所，而悉出于天然位置，终无相踵沓出之病，是之谓变化。变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诗人，惟杜甫为能。”[9]588沈德潜师从叶燮，二人对杜诗“变化而不失其正”看法一致。读古人之诗而不囿于古人，正是杜甫高于同时代之人矣。因此，叶燮云：“杜甫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淡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9]584少陵气格高古，多法汉魏，不仅融会历代诗法智慧，也蕴含盛极而变的诸多因素。

赵翼有诗云：“呜呼浣花翁，在唐本别调。时当六朝后，举世炫丽藻。青莲虽不群，余习犹或蹈。惟公起扫除，天门一龙跳。”[19]920在分析诗史发展时，赵翼说：“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20]28杜甫的集大成与对诗艺的创新探索，为后人开无数法门。

“学力”为“正变”之前提，“诗至有唐为极盛”[14]168，《诗经》后的新诗体及新的艺术方法到唐代成熟而定型，而杜诗在传统基础的流变中达到新的高度。清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诗至杜陵而圣，亦诗至杜陵而变。顾其力量充满，意境沉郁，嗣后为诗者，举不能出其范围，而古调不复弹矣。故余谓自风骚以迄太白，诗之正也，诗之古也。杜陵而后，诗之变也。自有杜陵，后之学诗者，更不能求风骚之所在，而亦不得不以杜陵为止境。”[22]183

王士禛以“正变”论杜诗五古：“唐五言诗，开元、天宝年间大匠同时并出。王右丞而下，如孟浩然、王昌龄……之数公者，皆与摩诘相颉颃。……杜甫沉郁，多出变调。”[14]395杜甫五古，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历史结合，以“一人之诗”见“一代之史”，在“风雅”“比兴”的诗歌传统中注入忧民疾苦的新内容。其五古行旅诗，继承六朝《文选》“行旅”体作品表现道路艰辛、政治失意的精神旨趣，用铺陈的古题或连章体式繁复叙事，在时事中将自我人生经历细致展开，如“三吏”“三别”、《北征》等。杜甫西南漂泊，入蜀道路上创作24首纪行诗，细叙羁旅漂泊的苦楚，如《赤谷》有“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23]卷八句，《五盘》有“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23]卷九句，《成都府》有“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23]卷九句。

清代学者施补华《岘佣说诗》评杜甫五古：“少陵五言古，千变万化，尽有汉魏以来之长， 而改其面目。叙述身世，眷念友朋，讨论古今，刻画山水，深心寄托，真气坌涌，颂之典则，雅之正大，小雅之哀伤，国风之情深文明，长于讽谕，息息相通，未尝不简直浑厚，而此例不足以尽之。故于唐以前为变体，于唐以后为大宗，于《三百篇》为嫡支正派。”[9]1012诗歌源流正变，少陵学古以创新，变而不失风雅。如《望岳》气格雄浑，音调铿锵，直逼汉魏。而《岘佣说诗》举例：“《奉先咏怀》及《北征》是两篇有韵古文，从文姬《悲愤诗》扩而大之者也。后人无此才气，无此学问，无此境遇，无此襟抱，断断不能作。”[9]1013少陵忠君爱国，忧时忧民，五古气蕴浑厚，沉郁顿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为安史之乱时杜甫探望据京城二百四十里外的奉先县家属，途中亲历之景的记录。作者思深情苦，言浅意远。诗中表达了朝廷昏聩，壮志难酬和十年困守长安的岁月蹉跎、幼子夭折的无限悲痛，对平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表现了无限同情和悲哀。杜甫云：“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24]86与陈子昂的“汉魏兴寄”和“音情顿挫、光阴朗练、有金石声”有异曲同工之妙。

杜甫新乐府同样继承了古诗的“风雅”传统。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提到杜甫新乐府与风雅正变的关系。《序》文有云：“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方宝剑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15]盛唐诗歌诸体大备，杜甫盛极而变，寓意古题，实则新体，美刺讽喻，博该多能。

王士禛评价杜诗“纯以忠君爱国为气骨”，感时纪事，冠古轶今。“纵观载籍，由汉魏以迄于今，大而塞乎无垠，细而入乎无间，集古今之大成，敻万象而独出者，莫先杜陵，尊之曰圣，诚莫与京矣。”[25]他肯定杜甫的创造性天才，不仅称赞其语言技巧的创新，尤为称赞其格调和体裁的创新。“至少陵乃大惩厥弊，以雄辞直写时事，以创格而纾鸿文，而新体立焉。”[9]145新乐府内容以讽时事、伤民痛为主，且采用第三人称视角，创新了形式并赋予其现实主义的内涵，使乐府体裁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杜之《新婚》《无家》诸别，《石壕》《新安》诸吏，《哀江头》《兵车行》诸篇，皆乐府之变也。”[9]130然而“三吏”“三别”是否为乐府诗，学界一直有争议。学界对“新乐府”这一诗体暂时也无法确定区界，田雯认为少陵无乐府诗，《古欢堂集杂著》云：“沦溟云：‘诗自唐以后, 不必立乐府名色。’此论亦当。《青莲集》中乐府累累如贯珠矣，少陵则不作。《哀江头》《哀王孙》，前、后《出塞》，《石壕吏》，《垂老别》等篇……其实皆古诗也。”[8]671施补华则扩大了乐府诗的范围：“前、后《出塞》诗，皆当作乐府读。《前出塞》‘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是讽刺语，‘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是愤惋语，‘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是决绝语，‘军中异苦乐，主将宁尽闻’是感伤语，‘众人贵苟得，欲语羞雷同’是自占身份语。竭情尽态，言人所不能言。”[9]978钱良择同意元稹的说法，肯定杜甫乐府新变的价值意义，却忽视杜诗美刺讽喻的良苦用心，在《唐音审体》中提到：“太原郭氏曰：‘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元微之病后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谓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近代唯杜甫《哀江头》《悲陈陶》《兵车》《丽人行》等，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9]808无论如何，少陵乐府诗，上承古乐府风雅传统，下启元白新乐府运动，为中唐及以后诗歌的现实主义发展开辟新的门径。

冒春荣《葚原说诗》卷一道：“作诗不学古人，则无本；徒学古人，拘之绳尺，不敢少纵，则无以自立。拟议以成变化，乃诗家之要论也。”[8]1503从先秦至清，两千多年的诗学演变，容纳荟萃历代诗歌体制与风格，诗歌艺术积淀深厚，撇弃传统，闭门造车显然不可能。然而一味吸纳古人遗产，不思创新，“又会断送诗歌生命力的延续”②。“唐人古诗，无有不从前人入者：子昂从阮入，王、孟、韦、柳从陶入，李颀、常建、王昌龄诸人从晋宋入，太白从齐梁入，独老杜从汉魏入，而取法乎上，所以卓绝众家。”[8]1538唐代诗人无不学古而成大家，优良的诗歌传统彰显了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杜诗“宪章汉魏”，深得“风骚、乐府遗意”，兼取六朝而自成其妙。

四、结语

清初诗话“学力”论或许只是清代诗学思潮巨流中的微澜，但是它与不同诗学思想的相互碰撞、相互影响与相互渗透，呈现出的融合互补的趋势是清代诗歌批评不断发展与完善的重要体现。清诗话对杜诗“学力”的评价，既是杜诗的研究史，更是杜甫的接受史和影响史。

注释：

①蒋寅《清代诗学史》(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中提到：严羽《沧浪诗话》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原不排斥学问，只是反对堆砌书卷而已。由于“别材”误作“别才”，“非关书也”误作“非关学也”，遂变成一个天分、学力相对立的命题，遭到黄道周、毛奇龄、周容、朱彝尊、汪师韩、边连宝等许多诗论家的批评。

②刘诚《中国诗学史》(鹭江出版社2012年版)“金圣叹的诗歌‘分解’法”一节中提到：分解是在结构上证明诗歌产生的过程是有规律或模式的。这一规律由内而外，从情意的激发到构思，最终落实于字句的安置。

③刘诚《中国诗学史》(鹭江出版社2012年版)中提到：“学古”和“自立”是诗学基本问题的两个对应的方面。千百年的诗歌史已积累了大量艺术创作的规则、经验和技巧，抛弃这一切而求“自立”是绝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一味承受、吸纳古人的遗产而不思创新，则又会断送诗歌生命力的延续。这是一个困扰了一代又一代诗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