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博

2016年11月，《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确定为当年的年度词汇。2017年9月，两年一度的“未来新闻业大会”(Future of Journalism Conference)将“后真相时代”设置为会议主旨，后真相话语从媒体界蔓延到学术界。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等政治事件中的舆论现象，让人们开始相信新闻的生产与传播已步入后真相语境——即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比客观事实更能有效影响公众舆论的情形。反转新闻、“信息茧房”和公众舆论的情绪化在后真相时代被前所未有地放大，进一步加剧了专业新闻业的危机。诉诸情感的人们恣意选择他们愿意看到的事实，诉诸理性的人们则焦虑地发问什么才是真相。

所幸，后真相不是“真相”的对立面，它崇尚的并不是假象和谎言。总的来说，后真相时代公众怀疑的不是真相存在的可能性，而是事实性信息的价值和提供者的动机。“思考一下唐纳德·特朗普与事实已经多么疏远。”——这是《经济学人》批判后真相的开场白。“特朗普先生正在引领一股对后真相政治的倡导——一种依赖于感觉真实而没有任何事实基础的断言。”——这是该篇评论对“后真相”一词的首次导入[注]Post-truth Politics: Art of the Lie, The Economist, 2016, Retrieved from http://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016/09/10/art-of-the-lie.。可见，对后真相的诠释始终围绕“事实”与“情感”的二元对立展开。人们更关心的不是作为某个事件结论的单一事实，而是建构真相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谁提供真相？又对谁言说？因此，要想透彻理解后真相时代的真相建构，我们不妨从新闻生产的社会学着手，先对何为真相和新闻真相加以辨析和讨论。

一、何为真相？何为新闻真相？

英语中的“真相”(即“Truth”)一词可以追溯到原始日耳曼语中的“Trewwj”，意为“拥有正确的信念”。在海德格尔看来，在场经验赋予人们发现原本屏蔽在感官之外的现实要素的能力，即“解蔽”(unhidden)的能力。通过“解蔽”的做法，人们可以最大化地建立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一致性”(correspondence)。“真相的本质是一种共识，它根植于正确性，建立在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之间”[注]Martin Heidegger, On the Essence of Truth: On Plato’s Cave Allegory and Theaetetus， London: Bloomsbury Press. 1943.。因此，达到“真相”至少需要包含两个条件：一方面是真诚、信念等主观道德因素，另一方面是对事实因素的一致认可。这意味着对事实的认可和倚仗是构成真相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真相既不等同于单一事实，也不等同于任何事实性的存在。这正如维柯的名言所示，真相本身是被建构的(Truth itself is constructed)。

新闻记者无疑是“真相”最大的拥趸。但记者所宣称的真相就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真相吗？从历史角度看，新闻界对于何为“真相”的认知是曲折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新闻生产实践的千差万别，不同时期记者所标榜的“真相”在内涵和外延上并非一致。确切地说，新闻界所谓的“真相”更应该被叫作“新闻真相”——一种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建构出来的产物。人们对何为新闻真相最大的误解就是把它当作是一种“存在”(being)，一种绝对客观的文本。这导致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记者的一切实践都围绕事实性要素展开，以记者捕捉到的“事实”替换了“真相”。到了19世纪，科学实证主义席卷了西方新闻界的意识形态，记者们普遍认为新闻工作就是如监视器一般地观察事实，甚至连采访都不太重要[注]Sandrine Boudana, A Definition of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as a Performanc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1, vol. 33, no.3, p.388.。当时的新闻界普遍认为新闻话语应该且能够纯粹反映客观物质世界。他们甚至一度抛弃了中立性原则，仅仅形而上地强调在新闻采集和报道过程中采取了“科学的方法”。

在今天看来，19世纪这股“唯事实论”的新闻观无疑是不切实际的。舒德森就直言不讳地批评这种思想是“幼稚的经验主义”(naïve empiricism)。在舒德森看来，真相不是“浑然天成”的、先在的客体，而是通过一定的建构过程“生产”出来的。新闻价值、工作惯例甚至刻板成见都在这个建构过程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注]Michael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实际上，20世纪初的美国新闻界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比如李普曼就敏锐地提出拟态环境的概念来反对这种思潮。在他看来，新闻媒介营造出的信息环境并非客观环境的完整镜像，而是媒体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向人们展示的一种被结构化了的话语。广泛运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以及战后公关行业的崛起都证实了李普曼的担忧：对某些事实的专注和操控恰恰是歪曲真相最好的手段。有鉴于此，李普曼在《纽约世界》(NewYorkWorld)担任编辑时极力倡导“平衡性”原则，认为与其专注于有限的事实，不如关注新闻事件各方的态度和表现，为利益涉及各方提供表达的空间，给读者总结孰是孰非的权利。李普曼的倡导奠定了现代主流媒体对“新闻真相”的理解。通过对新闻事件中利益各方“平衡”的展示，新闻媒体实际上成为了一个判断何为新闻真相的博弈场所。公众最终在报纸上看到的“真相”也不再是某个单一的事实，而是各方在记者主持下的“平衡”博弈的结果。建构主义的真相观取代科学实证主义的真相观成为新闻界的主流观点。

李普曼对何为新闻真相的思考推动了新闻专业理念的重塑。专业机构新闻常规的核心不是关于“新闻的选择性”(selectivity of news)，而是“新闻的创造性”(creation of news)，新闻是被生产出来的[注]李红涛：《黄金年代的“十字路路口”：〈生产新闻〉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崛起》，《中国传媒报告》2013年第4 期。。但即便是“平衡性原则”也始终绕不开一个核心问题，即应由谁来主持“平衡”并裁判何为“真相”的问题。在“后真相时代”来临前，主流新闻媒体通过“客观性原则”建构了自身地位的合法性，将自己放在了既是真相提供者,也是真相判断者的位置。专业新闻业凭借自身优势，制定了新闻事件各利益方的博弈规则，并将“胜出”的真相传播给社会大众。相应地，社会大众接受专业新闻媒体的新闻生产逻辑，相信主流媒体提供的新闻真相，与主流媒体就何为新闻真相达成共识。实际上，人们从未停止质疑主流媒体对真相裁判权的垄断。但是，由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大众对专业新闻机构的信任远远超过政界和商界，人们一时找不到更好的替代方案。主流媒体只要固守“客观性原则”，就能让自己在质疑声中屹立不倒。后真相时代的来临，将原本被专业新闻业压制的信任危机集中暴露出来。事实核查和社交媒体的介入，动摇了主流媒体真相垄断权的根基，将民粹谣言泛滥、虚假新闻盛行等弊病赤裸裸地展现给社会大众，破坏了关于新闻真相原已脆弱的共识。对任何力量的单一归因已不能诠释后真相时代真相建构的逻辑，我们必须把人和技术、专业新闻媒体和非专业新闻媒体统筹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去理解，而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正是解答这一难题的关键。

二、事实核查与社交媒体：挑战专业新闻业的“行动者”

行动者网络理论是社会学巴黎学派的核心理论。它由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和英国学者约翰·劳(John Law)提出，旨在用一种新的纲领分析科学和知识的形成，是对传统社会学的一种颠覆。拉图尔认为社会学存在两种范式，即“社会的社会学”和“联结的社会学”。所谓社会的社会学，即是传统社会学观点的集合。在这个范式里，“社会”和“科学”意味着一种实在的物，是与建构相对立的。社会的社会学认为所有领域都是嵌入在社会中的，一旦某个领域中出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就会求助于“社会因素”。拉图尔批判这种做法从根本上是将社会作为解释的起点，以社会解释社会[注]吴莹、卢雨霞、陈家建、王一鸽：《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 : 行动者网络理论〉》，《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因此，巴黎学派将目光转向联结的社会学。他们批判继承了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一种强调平等探究社会上不同知识但放弃了“自然”因素的解释作用的学说，提出了“广义对称性原则”。拉图尔等人认为，“强纲领”赋予社会因素以优先地位，用社会来解释自然，造成了一种新的不对称。他们呼吁在解释框架中还应坚持人与非人因素、自然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对称性。在广义对称性原则下，社会因素不再具备某种解释的特权。换言之，就是要完全对称地处理自然与社会、宏观与微观、认知与存在等等二分的事物[注]郭俊立：《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其哲学意蕴评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2期。。有鉴于此，拉图尔等人认为社会可以用“网络”来解释：这个网络由“行动者”联结而成，行动者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非人。人和非人行动者被平等看待，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被平等看待，社会不再具有超然的地位。因而，行动者网络是一种动态网络，必须不断进行再定义和转型。

行动者网络理论包含三个核心概念，即行动者、转译和网络。所谓行动者，是指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西，它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动植物、技术，甚至某种观念。同时，任何行动者都是转译者而非中介者，即任何行动者，无论是人还是非人，都被看作具有能动性。转译是指行动者不断把其他行动者感兴趣的问题用自己的语言转换出来的过程。通过转译，行动者才能被联结起来，形成行动者网络。这里的“网络”概念有别于类似互联网等技术意义上的网络，而是一种描述连接的方法[注]姜红、鲁曼：《重塑“媒介”: 行动者网络中的新闻“算法”》，《新闻记者》2017年第4期。。在巴黎学派看来，行动者网络是一种认识世界的工具，而非单纯描述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理论。因此，人们完全可以在认识论层面通过行动者网络理论来诠释后真相时代的新闻生产。

毫无疑问，在真相建构的行动者网络中，主流媒体不再具有超然的地位，事实核查和社交媒体也不再“另类”和“边缘”。“任何信息在行动者这里都会发生转化。”[注]吴莹、卢雨霞、陈家建、王一鸽：《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对于同样的新闻事件，主流媒体报道它们认定的真相，事实核查机构查验媒体与政客所宣称的事实，社交媒体就该选择相信哪些事实进行理性与非理性的讨论和再创作。信息在事实核查与社交媒体这里发生了转化，这种转化随时间的推移而更新，因而是动态的。因此，在真相建构的网络中，事实核查和社交媒体都是“行动者”，与主流媒体享有平等的“转译”权利。

事实核查原本是专业新闻机构的内部业务。新闻稿件正式发表之前，由记者本人或助理编辑对稿件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查验，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虚假新闻的出现。本世纪初，以美国网站“事实核查”(Fact-checking.org)的诞生为标志，通过NGO形式独立运作的事实核查机构开始出现，成为专业新闻业之外的一股新力量。美国新闻协会对“事实核查”的定义为：“针对政治家，以及可以用话语影响他人生活与生计的人物所发表或被记录的言论，事实核查从业者和核查机构重新报道和研究言论中包含的所谓‘事实’，旨在增进(公众对事实的)了解。事实核查从业者致力于调查可被证实的事实，他们的工作中不存在党派立场、观点主张和辩解。”[注]周炜乐、方师师：《从新闻核查到核查新闻——事实核查的美国传统及在欧洲的嬗变》，《新闻记者》2017年第4期。严格来说，以“事实核查”为名的机构可分为三种类型：新闻报道型、社会活动型和专家智库型。第一种属于专业新闻媒体的内部业务部门，如BBC的“真实检验”栏目(Reality Check)。后两种则多以NGO组织的形式存在，以政治人物的言论为主要核查对象，如乌克兰的“停止造假”(StopFake.org)和澳大利亚的“对话”(The Conversation)等网站。

后真相语境下，事实核查经历了从美国兴起到欧洲嬗变的发展历程。在美国，2016年Fact-checking.org的流量较2015年翻了一番。在欧洲，近十年来出现了至少34个长期从事新闻事实核查的机构，相关从业人员数量激增。从机构建立的初衷和网站内容来看，事实核查机构是后真相的批判者；从该类机构近两三年的迅速扩张来看，他们又是后真相的获利者。由于主流媒体陷入了既要防范政客说谎，又要依赖政客提供要闻消息的两难境地，事实核查机构不仅起到了外部监督的作用，而且提供了接近新闻真相的另一种路径。事实核查作为“行动者”的优势有三点：其一，事实核查逐渐偏离其作为抵抗政治经济势力和意识形态、维护新闻生产的策略性仪式的初衷，进化成一种组织结构相对独立、运作逻辑趋于完整的新闻报道机制。《欧洲事实核查网站报告》(TheRiseofFact-checkingSitesinEurope)显示，73%的事实核查工作者视自己为记者。他们用职业记者的价值标准和工作规范构建自身的职业认知，将所从事的事实核查工作视为“数据新闻”或“调查性新闻”一类的工作。比如乌克兰网站StopFake.org就宣称其工作规范是“基于新闻职业标准，保持高度中立”[注]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The Rise of Fact-checking Sites in Europe， Oxford: Oxford Press， 2016, pp.1-38.。事实核查人员向记者职业认知靠拢，反映出专业新闻业边界的消融，意味着专业新闻业垄断优势的打破。其二，后真相时代，公众对政客和主流媒体的失望赋予了事实核查提供“新闻真相”的正当性。随着事实核查进入到行动者网络中，主流媒体自动失去了裁判何为真相的特权——它们已成为被审视的一方。因此，事实核查可以抛开专业新闻业“游戏规则”的束缚，充分享有对信息“转译”的权利。其三，借由“查验”之名，事实核查机构可以宣称自己向受众兜售的就是真相本身，而这是其他“行动者”不具备的便利条件。

与事实核查机构不同，社交媒体上的UGC内容从来就不是“专业”的。这种与互联网伴生的内容形式，在各类媒介平台上的地位甚至不亚于专业媒体。如果说后真相时代是“网络化事实”的时代，那么本就诞生于网络的UGC内容则必定是整个事实网络的一部分。随着后真相的愈演愈烈，社交媒体上的UGC内容至少已凸显出两种独特功能：第一，政治明星的社交媒体账号扮演了独立新闻机构的角色，并与主流新闻媒体展开竞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特朗普的“推特治国”。作为后真相政治“风向标”的特朗普极其善于利用自己的推特账号干扰主流媒体，引领后真相中的公众舆论：一方面，他引领了以羞辱CNN、《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为乐的民粹主义浪潮；另一方面，他将白宫实时动态通过自己的推特账号直接发布，制造网络舆论焦点。特朗普与CNN的对抗，本质是社交媒体上UGC内容与主流媒体上专业报道之间的对抗。第二，算法的推广和科技公司对用户大数据的掌握，实际赋予了社交媒体作为新闻消费渠道的功能。纵然Facebook等公司坚称自己是科技公司而非新闻机构，但越来越多的公众正在把社交媒体作为新闻消费渠道的首选。在算法技术与公众情绪的双重作用下，人们对待新闻事件的态度越来越受到UGC内容的影响和操控。

社交媒体究竟对公众起到多大的作用？根据权威报告，2013年以来人们把社交媒体作为新闻源的做法总体呈上升趋势。这一趋势在2016年达到峰值：英国使用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的人数已与纸媒用户持平，而美国使用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的人数已超过纸媒用户，以46%的统计量居于电视和广义的互联网媒体之下。35岁以下的年轻群体更加依赖社交媒体，51%的美国年轻人和41%的英国年轻人表示每周都要登录Facebook消费新闻资讯[注]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16, Oxford: Oxford Press, 2016, pp.1-120.。2018年的国别数据出现波动，德国公众对社交媒体的依赖仍持续上升，英国和美国则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但英国使用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的人数已超过使用纸媒的人数(分别为39%和36%)[注]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18， Oxford: Oxford Press, 2018，pp.1-142.。考虑到西方社会常年积累的读报和订阅传统，以及这些国家较高的老龄化程度，上述数字所反映的“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对市场的占有更加深刻。在此消彼长的趋势下，纸媒时代所建立起的新闻业规范和准则，有什么理由不因社交媒体的崛起而发生改变？

其实，社交媒体不仅仅作用于普通公众，更深刻影响着新闻从业者。研究表明，即使在坚守专业新闻业边界和传统的欧美新闻界，记者的职业认知也正受到社交媒体的侵蚀。《新闻业世界报告2012—2016》(WorldofJournalismReport2012—2016)显示，98%的英国记者和90.8%的美国记者承认社交媒体对新闻业的影响与日俱增，改变着他们对新闻职业理念的理解。新加坡记者受社交媒体的影响最小，但仍有50.8%的记者认为社交媒体是改变他们职业认知的重要因素[注]World of Journalism Study, WJS Perceived Change Aggregated, 2016, pp.8-9.。

不可否认，社交媒体似乎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混淆真相的恶名。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如此多的“事实”，导致人们几乎丧失了从中总结出“真相”的能力。正如胡泳所总结的：“我们可以随手获得如此多的事实，以至于失去了得出结论的能力，因为总是有其他事实支持其他的说法。”在后真相时代，“信息茧房”效应被放大，固化了公众原本持有的立场，使得他们对接受新的事实持有消极态度。“不论何种观点，网上都有人不赞成。就算有很多人同意，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所有人都同意，除非是在一些最无趣的事实上。”[注]胡泳:《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4期。

我们更应该看到，与把主流媒体作为审视对象的事实核查不同，同样作为“行动者”的社交媒体无意暴露其对“新闻真相”裁判权的争夺。在技术赋权下，它似乎更倾向于隐藏自己真相建构者的身份，却潜移默化地督促着游戏规则的改变。Facebook一再宣称自己是科技企业而非新闻媒体，“今日头条”的总裁也发表相近言论规避人们对其新闻道义责任的监督。主流媒体一面陷入与特朗普的“假新闻”口水战，一面又不得不紧紧追踪那些让他们深恶痛绝的推特信息。实际上，当主流媒体已经陷入上述争论,特别是当他们以客观性原则作为斗争武器的时候，社交媒体已经通过“转译”散布理性和非理性的网络舆论，悄悄地侵蚀主流媒体原有的阵地。主流媒体记者不得不承认自己职业认知的变化，却又强调对客观、中立等原则的坚守，这种抵抗的态势恰恰证明了原有游戏规则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重构。后真相语境下，被互联网技术赋权的公众就更没有理由继续单向度地接受主流媒体对“新闻真相”的“转译”，放弃自身对真相探索和判断的权利。何况，让那些连事实都不再看重的人们去相信他者鼓吹的“客观”无异于天方夜谭。“谁来继承客观性”的疑问笼罩在每一个新闻从业者的头顶，增加新闻生产的曝光度和透明度仿佛成为维护“客观性”最后的手段。这些实践细节上的变化正暗示着真相建构的行动者网络正在急剧重构，而重构的核心就是“行动者”对“代理人”身份的争夺。

三、“代理人”的争夺：重构新闻真相的行动者网络

事实核查和社交媒体怎样重构新闻生产的行动者网络？对于专业新闻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总的来说，重构的本质是行动者对“代理人”(agent)的争夺。“代理人”是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转译”过程的核心概念。与一般行动者相比，“代理人”能够使行动者达成这样的共识：“代理人”是最关键的行动者，能够代表网络中各主要行动者的利益，并对其他行动者行使权力。我们不妨回到卡龙对法国圣布鲁克湾的扇贝驯养这一经典案例，来看“代理人”的确立及其在行动者网络中发挥的作用：在科学家对扇贝驯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主持科研项目的三位科学家、当地渔民、扇贝以及项目外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等都是行动者。三名科学家在经历“问题呈现” “利益赋予” “摄入”和“动员”四个阶段后成为“关键行动者”，并进一步成为整个行动者网络的“代理人”，对该网络中赞同他们的联盟者(渔民、扇贝等)行使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科学家、渔民，还是扇贝等非人行动者，均承担转译的功能，从而使得整个网络联结而成。但是，其他行动者仍保留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动态网络中的代理人并非一成不变。当扇贝驯养实验濒临失败的时候，渔民与科学家之间的共识被打破，渔民不再认同科学家可以代表他们的利益。在寻找新的代理人过程中，扇贝养殖的行动者网络得以重构。卡龙因此总结：“社会与自然的真实是一种对代理人代表属性的概化协商结果。” (The social and natural ‘reality’ is a result of the generalized negotiation about the representativity of the spokesmen.)[注]Michel Callon，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in J. Law,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1986, pp.196-223.

新闻真相的建构同样是一个行动者网络。在进入后真相时代之前，主流媒体是这个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和代理人。虽然事实核查、政治人物、社会大众和各种媒介技术等行动者原本就处在该网络中，但主流媒体通过以客观性原则为核心的“专业主义”，与其他行动者达成共识——主流媒体可以为公众提供新闻真相且这种真相可以满足其他行动者的需求。因此，主流媒体被赋予了宣称何为“新闻真相”的权利，公众、技术和其余社会组织倾向于相信主流媒体的报道揭示了真相,这就使得主流媒体某种意义上垄断了对何为真相的解释权。如同卡龙的扇贝驯养案例，由于围绕“新闻真相”的行动者们不断进行“转译”工作，对主流媒体不满的行动者也在寻找成为代理人的机会。特朗普等政客的言行、民众的情绪和主流媒体的反应被不同的行动者转译为不同的指向，导致行动者们面临新的“问题呈现”阶段。此时的主流媒体在“利益赋予”和“摄入”两个阶段中已不能说服其他行动者相信他们的利益一致。比如，同样作为行动者的特朗普不再像传统政客那样至少在表面上还尊重媒体；作为非人行动者的媒介技术突破了在19、20世纪占主导的线性传播逻辑，并对公众和事实核查机构赋权。曾经作为关键行动者的主流媒体失去了对其他行动者行使代理人权力的基石。事实核查网站和社交媒体不仅拒绝被主流媒体代言，甚至希望自己成为新的“代理人”。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技术、公众的新闻阅读习惯、各类内容发布者等行动者均不断通过转译联结成有关新闻真相的新的行动者网络。而随着社会立场的分裂，新闻消费的碎片化和非人行动者(如算法等)越发具备“主观能动性”，新的行动者网络中的代理人愈发难以确立——这正是后真相时代人们难以依据“一家之言”来判定何为新闻真相的原因。

总之，后真相时代的专业新闻业权威性的消解，本质是主流媒体在新闻生产中作为“关键行动者”身份的丧失。介于行动者网络本就是动态的，这个结果几乎不可避免。后真相时代是造成新的“问题呈现”阶段的导火索，而非根源。这种重构挑战的是曾经作为真相提供者的地位，而非真相本身的可能性。“新闻真相”仍遵循着建构主义的基本逻辑，围绕新闻真相的新的行动者网络正在生成与沉淀。无论是谣言、新闻反转还是特朗普的“豪言壮语”，都只是行动者在争夺“代理人”位置时的副作用，它反映了行动者通过对信息地持续“转译”而动态联结，其结果仍指向一个能为更多受众所接纳的“新闻真相”。

四、结 语

后真相时代激发了新闻真相的行动者网络的重构。这种变化的本质是事实核查、社交媒体、专业新闻机构乃至公众等行动者为争夺“代理人”地位的重新洗牌。“代理人”身份的不确定客观上鼓励了公众将兴趣从追求符合事实的真相转为探寻符合自身情感及本社群认知的真相。记者将世界对象化，以“反映—符合”思维偷换“事实”与“真相”概念的传统伴随着主流媒体真相“代理人”身份的丧失而消失。为了获取其他行动者的共识，新闻生产的准绳从强调“客观性”的价值层面下降到强调“透明性”的操作层面。后真相语境下，与其过分担忧“反转新闻” “假新闻”等等结果指向的现象，毋宁以整个真相建构的网络为观察对象，反思我们需要一个怎样产生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