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皓

七七事变是日本在与欧洲局势相呼应的情况下制造的全面侵华事件。从1936年至1937年，一方面日本与德国、意大利先后签订反共协定；另一方面，西班牙“内战方兴未艾”，希特勒“复建立了一支强劲的军队，造成举世不安”，德国与意大利“正进行轴心合作计划”，意大利侵入埃塞俄比亚。这样“从国际形势来看，日本进犯中国时机也已成熟”[注][德]墨尔：《蒋介石的功过：德使墨尔驻华回忆录》，张采欣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4年，第173页。。德国“和中国与日本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国民政府“对德国的态度非常注意”[注]程天放：《抗战初期之中德关系——使德回忆之十四》，(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1期，1965年7月，第16页。，负责情报工作的戴笠就曾电示驻德大使馆武官唐纵“注意德国态度”[注]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59页。。尽管学术界研究了中国全面抗战初期的中德关系[注]学术界的探讨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全面抗战初期德国对华关系破裂及原因(马骏：《日本侵华后的中德关系及其变化》，《世界历史》1989年第3期；梁星亮：《简论全面抗战爆发后德国的对华政策》，《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方世敏：《中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德关系走向述评》，《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曾巍：《国民政府与德国断交原因浅析》，《复旦学报》1994年第4期；John P. Fox,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 Oxford：Clarenden Press, 1982；张北根：《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1912—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2)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争端的情况及原因(蔡德金、杨立宪：《陶德曼“调停”初探》，《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杨玉文、杨玉生：《中日战争初期纳粹德国“调停”活动内幕及其结局》，《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李广起：《1937 年底德国调停中日战争的利益所在》，《南开学报》1992年第3期)。(3)德国撤走驻华顾问的基本情况(张水木：《抗战初期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团之撤离》，《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3期，1974年6月；周惠民：《德国军事顾问撤出中国始末》，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编《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6年)。，但未系统分析德国是如何对待七七事变的。本文综合当事人回忆、外交档案、报纸报道等材料，考察七七事变发生后的头4个月，德国对日本侵华的态度。

一、从关注事变责任到严守“中立”：所谓听任东亚民族“自决”

七七事变发生后，德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对待七七事变本身，其态度经历了从清楚七七事变的责任到所谓听任东亚民族“自决”的演变。

(一)制造七七事变之责任谁属？

围绕责任问题，中日双方都争取德国的支持。7月14日，程天放拜访德国外长牛赖特(Von Neurath)，一方面“说明卢沟桥在北平南部，照辛丑和约，日亦无权驻兵”；一方面指出“我方对七日起事变经过，中央始终抱定和平解决之态度，但如日方坚持无理要求，及意图以武力压迫，决抵抗到底，一切责任应归日方”。牛赖特回答：“已了然”责任问题，“对卢沟桥非和约规定驻兵及演习范围更为明了”[注]《程天放致外交部》(1937年7月14日)，《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224～225页。。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也拜访牛赖特，“诿过于中国”。牛赖特回答：“中日纠纷扩大延长均不利，恐徒为共党造机会。”[注]《程天放致外交部》(1937年7月16日)，《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225页。对比来看，牛赖特对程天放表示责任在于日本，对武者小路则竭力避免刺激。德国清楚日本制造了七七事变，要求不扩大事态。日本政府则宣称：德国、意大利同美国、英国等国一样，“均已承认今次事变发生，皆属华侧之非法所致，对日本似表示好意的态度”[注]《对事变之列国态度，英德意表示好意》，《盛京时报》1937年7月16日，第1版。。显然，日本间接承认其制造七七事变的原因是中国“非法”不满足其侵略要求，无论是美英法等国一方还是德意一方，均认识到这一点。

(二)“中立”立场与要求和平解决

在弄清责任问题后，德国宣布持“中立”立场，要求中日双方和平解决。7月10日左右，德国驻中日两国大使同时行动，驻华大使陶德曼(Trautman)对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强调了媾和的必要性”[注]郭恒钰主编：《德国外交档案 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91页。；驻日大使狄克逊(Dirksem)向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转告一情报，说南京政府的方针是避免局面扩大”[注]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东京：株式会社朝云新闻社，1975年，第183页。。陶德曼认为：“德国必须——像他向中国外交部长所已经解释的那样——明确表示，德国在中日冲突中不站在日本一方。”[注]郭恒钰主编：《德国外交档案 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第58～59页。接着在上述分别与程天放、武者小路的谈话中，牛赖特一面强调“对中日争案现守中立态度”[注]《德国现守中立态度》，《中央日报》1937年7月15日，第1张第4版。，一面表示对“中日间有此冲突，深为不幸”，因此“甚盼能和平解决，否则非世界之福”[注]《程天放致外交部》(1937年7月14日)，《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225页。。7月15日，德国驻华大使馆参事飞师尔拜访中国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李迪俊，“探询北平最近情势”[注]《德使馆参事昨访李迪俊》，《中央日报》1937年7月16日，第1张第4版。，也就是询问能否和平解决。

对于德国的态度，程天放对牛赖特表示：“如日方改变侵略政策，我国仍愿与之协商，以外交方式解决，但能否办到则在日方。”他询问：“万一事变扩大，德方见解如何？”牛赖特回答：“德国政府必抱定平允态度。”[注]《程天放致外交部》(1937年7月14日)，《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225页。程天放强调：“中国亦愿和平，但此事系于日本。如日本在华北继续有军事行动，则中国不得不力拒之。”[注]《我国分别以备忘录致九国公约签字国》，《中央日报》1937年7月18日，第1张第3版。中方强调愿意和平解决，但指出能否和平解决的关键在于日方是否停止侵略步伐。而日方则欢迎德国的“平允态度”。7月15日，东京电称：“德国一般舆论，大部为极东问题应归极东人自行处理之论调，表示好意的静观态度。”[注]《对事变之列国态度，英德意表示好意》，《盛京时报》1937年7月16日，第1版。日伪报纸《盛京时报》登载德国报纸7月12日文章，宣称“亚细亚之问题，须使亚细亚人考虑，此乃现在最贤明之方策也”[注]《亚细亚问题须由亚细亚人处理！！！》，《盛京时报》1937年7月15日，第1版。。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于7月16日向九国公约签字国(日本除外)提出备忘录，同时递交给德国和苏联。备忘录明确反对德国的“中立”，指出：“卢沟桥之突被袭击，与日军之侵入华北，显然破坏中国主权，而与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相抵触。此种事态如听其自己进展，不独即将扰乱东亚和平，且将使世界其他各处受不可逆料之影响。”备忘录重复程天放对德国政府的回答，指出：如果日本执意扩大事态，“中国不得已将用其全力以保卫疆土与国家尊荣”；如果日本愿意和平解决，中国“亦准备以国际公约与条约所有之和平方法，与日本解决争端”[注]《我国分别以备忘录致九国公约签字国》，《中央日报》1937年7月18日，第1张第3版。。

德国则在上述“中立”基础上提出“严格的中立”。7月20日，德国外交部就国民政府的备忘录，指示驻英、美、法、意、比、荷、葡、日、中、苏等国使节：“德国政府将在远东冲突中保持严格的中立。德国外交部长在与中国和日本驻德大使的谈话中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注]《德国外交部致德国各驻外使团》(1937年7月20日)，《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226页。7月23日，德国国防部对唐纵强调：“德国对于中日战事，表示中立。”[注]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59页。对于德国这种“中立”，日伪舆论认为其实质是：“德国政府对于事变，前已以中立主义相标榜。惟日军对华北情势进展，渐次沿近防共之线态度已渐显明，故德国政府之所谓中立主义，愈益予日本以善意。”[注]《德对华北事变标榜中立方针》，《盛京时报》1937年7月23日，第1版。

4.金融支持下第三产业增长效率实证分析。测算结果显示，2000-2015年间，陕西省金融支持第三产业增长效率测度结果可以分为2000-2005年和2006-2017年两个阶段。2000-2008年之间，陕西省金融支持第三产业增长效率经过一段波动调整时期，表现为2002-2005年，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分别都有不同程度的冗余和不足，技术效率均小于1，均无效。金融支持第三产业增长效率低这一现象在2003年前后表现最明显。以2004年为例，该年综合效率指数为0.862，投入指标中第三产业劳动力的松弛变量为101.943，产出指标的松弛变量163.086。

(三)要求英美法等国持“不干涉”立场，主张中国“自力更生”

对于国民政府备忘录中所提中国“准备以国际公约与条约所有之和平方法”同日本解决七七事变，英国政府表示欢迎。7月19日，德国驻日领事询问英国驻日代办杜兹(Dodds)，英国对中日争端采取什么措施，杜兹未予回答[注]793.94/8842: Telegram， “The Ambassador in Japan(Grew)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kyo, July 19, 193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7, Volume III,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4，p.207.。但在7月20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Eden)对美国驻英大使宾厄姆(Bingham)指出：“远东局势已经到了严重的转折关头”，尽管德国、意大利对“远东局势都不会采取直接的兴趣”，但还是对它们指出了这一点[注]793.94/8875: Telegram， “The Ambassador in the United Kingdom(B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London, July 20, 193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7,Volume III, the Far East: China, p.225.。7月21日，艾登对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表示“愿斡旋中日时局”[注]《艾登向吉田表示愿斡旋中日时局》，《中央日报》1937年7月22日，第1张第3版。，遭到吉田茂反对。同日，日本驻美大使齐藤拜访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要求美国不要介入中日争端。德国驻美大使狄考夫也拜会赫尔，支持齐藤的要求，“保证德决不干预远东方面之争端，且希望他国亦能如此，因恐远东之战事或引起世界战争”。至于赫尔的回答，《中央日报》称他“对德‘不干涉’政策殊为欢迎，盖近年来德对国际危机能与美采相同态度，犹为第一次”[注]《德大使访美当局商谈远东时局》，《中央日报》1937年7月23日，第1张第3版。。但是据艾登7月28日对宾厄姆所说，意大利外长齐亚诺(Ciano)称：“意大利和德国均同意英国关于向日本抗议的提议，要求缓和局势。”[注]793.94/9043: Telegram， “The Ambassador in the United Kingdom(B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London, July 28, 193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7,Volume III, the Far East: China, p.287.《盛京时报》7月23日登载“柏林二十一日电”，列举“德国政府方面对于华北情势”之几点“观测”，宣称：日军作战区域限于华北，“日华两国在华北一战殆难避免，而交战区域纵扩大至北平南方，结局亦止于华北耳”；如果英美苏等国介入，就会“作成国际纷争祸根”，德国必然反对[注]《德对华北事变标榜中立方针》，《盛京时报》1937年7月23日，第1版。。

在日本对平津地区发动总攻时，德国舆论7月31日大篇幅地讨论远东问题，提出中国只能“自力更生”，表示德国支持中国自力更生，“相信英美对中国绝不致有何袒护，故中国之奋斗，全赖其自力与其固有之智慧”[注]《华北的炮声惊醒了中国》，《中央日报》1937年8月2日，第1张第4版。。日军攻占平津地区后，《德意志总汇报》8月18日讨论“中日冲突之最近发展”，认为远东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欧美列强在华均势已经终结；九国公约寿终正寝，英美须承认远东局势“新”变化，须听任东亚民族“自决”[注]《中华民族自决获得正当途径》，《中央日报》1937年8月20日，第4版。。

二、德日反共协定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反对日本开战与中苏结盟

德国驻华使节指出，七七事变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对峙形势于此时已具雏形”[注][德]墨尔：《蒋介石的功过：德使墨尔驻华回忆录》，张采欣译，第173页。。在这之下如何应对七七事变，是德国面临的又一问题，其核心是如何处理德国与中苏日三国的关系。德国既反对日本对华全面战争，又反对中国与苏联结盟。

国民政府多次对德国政府强调反共立场。程天放1936年1月出任驻德大使后，就“备德文本中国反共斗争书籍数百部，分赠德政府要人及在野名流”。他还在各种场合的谈话及公开演讲中，“随时宣传中国反共经过”。德国朝野“对此颇为明了”[注]《程天放致外交部》(1937年7月16日)，《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225页。。在德国与日本谈判并于1936年11月25日签订《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时，在德国“疗养”的前行政院长汪精卫企图加入，中国国内传闻他“和希特勒正就中国加入反共协定以换取德国提供铁路和军用物资进行谈判”。陶德曼要求德国政府证实，德国政府回答“该传闻并不确实”[注]郭恒钰主编：《德国外交档案 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第57页。。

国民政府对德国与日本签署反共协定不满。德国政府强调此协定“全为防御赤化阴谋”[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秘档(1927—1947)》，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0页。，“并非针对中国，也不会导致德日意三国同盟”。因此，在西安督促张学良“剿匪”的蒋介石发表讲话，保证“德日协定不会影响远东政治”。但是，后来蒋对陶德曼强调，正是他的保证导致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和中共指责他“想使中国加入法西斯强权的阵营”。他指出：尽管德国保证反共协定不针对中国，但是“德中关系仍因此而受创，盖中国人民无法谅解德国此举”[注]郭恒钰主编：《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第57页。。为了平息国民政府的不满，德国政府反复称反共协定不会影响对华关系。1937年6月上中旬，德国外交部对来访的孔祥熙、翁文灏“郑重说明，德国虽同日本订有防共协定，但决没有丝毫妨碍中国的意思，相反的，德国方针是极愿与中国增加联系”[注]翁文灏：《一九三七年访问英、德和苏联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0页。。德国外交部副部长麦根生(Von Mackensen)特别强调“德日协约不侵及中国”[注]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翁文灏日记》上，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48页。，希特勒更是亲自对孔祥熙解释：“德、日条约针对的是第三国际。因为中国本来是反共的，英国是反对搞集团的，法国和苏联是结盟的，这样，德国就去跟日本交朋友。不过，这种作法对中国并无恶意，并且德国还愿意增进和中国的友谊。”[注]《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98页。不过，德国空军部长戈林(Goering)“指摘中国共党……颇烈”[注]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翁文灏日记》上，第148页。。

日本在制造七七事变前试探了一下苏联的态度。6月下旬至7月上旬，日苏两国为争夺黑龙江上乾岔子岛、金阿穆河岛发生军事冲突。德国各大报“均支持日本方面之举措，并指摘苏联不遵守协约及不撤回军队等点”[注]《柏林各报支持日方之举措》，《盛京时报》1937年7月3日，第2版。。在断定苏联不会武力介入中日冲突后，日本制造了七七事变，并蛊惑德国，谓此举是基于反共协定，因为国民政府“造成中苏连系”，“与共党妥协友好”[注]《程天放致外交部》(1937年7月16日)，《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225页。。国民政府外交部对陶德曼批评“日本利用反共协定而不正当地对付了所谓共产中国，却不去对付俄国”，陶德曼认为日本“确是如此”[注]郭恒钰主编：《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第58～59页。。德国对于日本蛊惑的反应，《盛京时报》称：“德国政府关于今次华北事变，虽先接到华方公报，但仍对日方情报置于重点，关于事态今后之推移，具有重大关心。按德国政府及德国舆论界，充分谅解日本在华北特殊权益，对于今次事变，对日方表明好意的态度，就中伴同中国抗日战线之扩充，认为今后人民战线势力愈形扩大，对此甚具重大关心，故中国如与莫斯科强化联系关系时，德政府认为有重新检讨对华关系之必要。”[注]《德对日表示好意，注视事态之推移》，《盛京时报》1937年7月14日，第1版。如此，日伪不仅强调德国承认其在华北享有特别权益，还说德国因为国民政府联苏而要改变对华关系。程天放报告国民政府，日本的蛊惑在7月16日前对德国“未生效力”[注]《程天放致外交部》(1937年7月16日)，《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225页。。依此，德国是7月16日转变态度的。

国民政府曾要求德国政府改善对苏关系，缔结中德苏三国互不侵犯协定。在与陶德曼的谈话中，陈立夫批评“德国由于缔结反共协定而给予了日本道义支持”，要求“德国应该通过与俄亲善以改善国际局势”，并说斯大林也曾对其“表明过对此迫切的希望”。他强调：“德俄交战只会使日本和意大利坐收渔利，而对德国只能带来失败和灾难。”他提议：“缔结中俄德三国互不侵犯条约，若有可能，美国也应加入。废除日本从国联得到的对前德国殖民地的权利，并将殖民地归还德国。以三民主义作为‘纽带’使民族社会主义原则与共产主义原则相互修好。”陶德曼予以拒绝：“德国是共产主义无可妥协的敌人，德国或许愿意与苏俄建立正常关系，但却得不到回应。”[注]郭恒钰主编：《德国外交档案 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第91页。国民政府的提议不可能得到采纳，德意驻苏大使7月25日左右均对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强调：“如果苏联站在中国一边进行干涉”，则德意两国“就不得不站在日本一边”[注]793.94/9045:Telegram, “The Ambassador in France(Bullit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London, July 28, 193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7,Volume III, the Far East: China, pp.288-289.。

不过，德国反对日本利用反共协定对付中国。7月20日，德国外交部指示各驻外使团：“为了我们在远东的经济利益并考虑到我们的反共产国际政策，我们对势态的发展极为关注，并真诚地希望这一事件能早日得到和平解决。中日之间的决战将使苏联政府得利，它很乐意看到日本在其它地方受到牵制，并由于军事作战而受到削弱。”指示强调：“根据我驻莫斯科使馆的观察，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正在以各种方式煽动冲突，以转移日本对苏联的压力。”[注]《德国外交部致德国各驻外使团》(1937年7月20日)，《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226页。指示表明反对日本在华扩大事态，要求日本注意反共协定是针对苏联，认为苏联对日本转向中国而感到压力减轻。德国驻日大使馆武官对日本陆军省次官强调：“日本在华北完全出乎意料的行动严重地影响了德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德日条约只是用以应付由俄国所引起的局势的。”[注]《狄克逊致德国外交部》(1937年7月27日)，《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227页。

而日本则要求运用反共协定侵略中国。《盛京时报》7月23日宣称：“日本之进出华北，乃日军对苏作战上，为‘满洲国’右翼援助之必要事。”[注]《德对华北事变标榜中立方针》，《盛京时报》1937年7月23日，第1版。强调侵占华北是对苏作战前提，适用反共协定。在香月清司对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时，日本外相广田弘毅7月27日宣称：“帝国客岁曾与德国订立日德防共协定，刻下政府正专心致志于该协定之有效运用，且将来更欲增进两国之紧密关系。”[注]《关于对外关系，广田外相演说》，《盛京时报》1937年7月28日，第2版。这是宣布要利用反共协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如果德国承认，则日德关系就会增进。日本议员杉浦武雄宣称：“关于日德协定，德国对今次事变之好意的态度，颇感欣快。”[注]《日众议院本会议展开关于华北事变质问》，《盛京时报》1937年7月29日，号外第2版。

在日本决计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关键时刻，德国外交部7月28日分别电示驻中日两国大使表达反对立场。在致陶德曼指示电中，德国外交部强调：“我们已经清楚地使日本人了解到，他们不能在对中国的行动中要求适用反共产国际协定，因为这一协定并没有把在第三国的领土上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战作为其目标。”“你对蒋介石的说明甚为适当”，虽然“我们曾一再劝告日本人应缓和局势”，但是“反共产国际协定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对日本施加影响的基础”[注]《德国外交部致德国驻华大使馆》(1937年7月28日)，《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227页。。德国既反对日本利用反共协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又对国民政府表示不能利用此协定劝说日本停止战争。陶德曼赞成德国外交部的指示，在8月1日的报告中批评日本利用反共协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关于共产党在华北进行反日煽动的报告“是日本人的宣传。日本曾同样地以进行反共斗争的名义作为其建立冀东政权和进行绥远作战的理由，但实际上却毫不相干。这种宣传是日本人的陈词滥调，在远东没有任何人相信它”。他特别指出，由于日本的逼迫，国民政府只能与苏联签订协定：“我认为，中国完全可能正在被日本人的行为推向苏联的怀抱。在国内的政治战线上，中国政府停止了它对左翼力量的斗争。蒋介石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与苏联签订协定，现在他不能再完全拒绝这一想法了，孙科现在可以公开地鼓动联俄。”[注]《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1937年8月1日)，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4卷《外交(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十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15～916页。

在致狄克逊的指示电中，德国外交部更是强调：“日本人把他们在中国的行动解释为履行反共产国际协定而与共产主义作战，这是故意曲解。”“协定的目标不是在第三国的领土上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战”，“相反，我们认为日本的行动是与反共产国际协定背道而驰的，因为它将阻碍中国的团结统一，导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蔓延，其最后结果将驱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蒋介石在与陶德曼大使的会晤中回答这一问题时说，晚些时候俄国对可能出现的战争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是必须考虑的，他长久以来不想与苏俄订立任何协定，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因此，日本人没有任何理由期望我们赞同他们的举动。我们倒是希望他们不要在中国引起任何麻烦。我们认为，所谓的‘造成明确的战略形势’，对日本准备未来与俄国的可能的摊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日本在华北得到的地盘越多，它所激化的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的结果将越多，并将长期延续下去。因此，日本人可能必须面临两线作战。”[注]《德国外交部致狄克逊》(1937年7月28日)，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4卷《外交(上)》，第914页。

这样，德国外交部明确指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仅与反共协定背道而驰，而且迫使国民政府最终决心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将使日本陷于两线作战的境地。它还特别指出，“日本在中国若得寸进尺，中国人对日本之仇恨情绪必将加深”[注][德]墨尔：《蒋介石的功过：德使墨尔驻华回忆录》，张采欣译，第248页。。因此，德国不能赞成日本的举动。大概是因为狄克逊的立场倾向于日本，德国外交部对他电示的口气更为明确而坚定。

随着中苏加快谈判，德国舆论对华“态度渐变”，时登不利于中国之“新闻或言论”[注]《中华民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呈外交部转行政院蒋兼院长中正报告战事愈延长德方态度愈不利于我电》(1937年8月13日)，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革命文献”第106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6年，第358页。。8月10日，德国国防部长布伦堡(Von Blomberg)、经济部长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外交部副部长怀邑克对孔祥熙、程天放表示：“德国希望中日纠纷能和平解决，曾以此意劝告日本，如不幸发生战事，德国必保持绝对的中立。惟如范围扩大，苏联卷入漩涡，则形势复杂，恐影响欧洲。”[注]《中华民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呈外交部报告德希望和平解决及保持中立态度等情电》(1937年8月11日)，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358页。言下之意，如果中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德国就要改变“中立”立场。

8月13日下午，程天放拜访麦根生“谈一小时”，借对德国舆论表示不满，要求德国注意对华关系。麦根生表示“报纸登载失实，允转达宣传部”，强调不会改变对华政策。但是，程天放报告蒋介石：德国舆论的态度“系国社党之政策”，国社党“重要人物向主亲日，订日德防共协定后尤其甚”；“现在世界大势，英、法、俄与日、德、意已形成两大集团”，英法俄对中国“极表同情”，德国“倾向日本之色彩遂益浓厚”，“英、法、俄及德、意两方面之同情，势难兼得”。基于这两点，程天放指出：虽然麦根生表示德国不会改变对华政策，但是随着“战事愈延长，英、法、俄对我愈同情，德方态度将愈不利于我”[注]《中华民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呈外交部转行政院蒋兼院长中正报告战事愈延长德方态度愈不利于我电》(1937年8月13日)，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359～360页。。英法等国要求国民政府明确立场，与法国关系密切的国民党元老李煜瀛即指出：“法国的想法有两个基本点。一、中国必须打定主意，站在德、意一边还是站在美、英、法、苏集团一边。二、中国必须决定并表明其抗战到底的决心。”[注]《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442页。因此，国民政府势难兼得德国的同情。

8月21日22时，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双方商定“8月29日交报界，以便使条约文字在30日晨揭载报端”[注]《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1937年8月21日)，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4卷《外交(上)》，第766页。。在中苏谈判过程中，德国、日本一直设法了解中苏关系进展情况，《盛京时报》8月26日登载柏林《安格里夫报》8月24日的一篇文章《蔽掩中国之莫斯科阴影》，宣称“德报痛烈加以评论苏联对华援助”[注]《德报痛烈加以评论苏联对华援助》，《盛京时报》1937年8月26日号外，第1版。，反映了德国敏感地注视着苏联的动向。中苏条约签订后，国民政府多方对德国政府解释：蒋介石对陶德曼“重申中国态度”。程天放对德国外交部强调“中苏所签署的文件，系纯粹的互不侵犯协定，并未涉及结盟，旨在全心对抗日本”，“保证中国将尽一切努力，保持中德双方的友好关系”[注][德]墨尔：《蒋介石的功过：德使墨尔驻华回忆录》，张采欣译，第249页、248页、249页。。孔祥熙致函希特勒，就条约性质和中国签订目的作出解释：“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始终为反共产主义而斗争，并作出了很大牺牲，而将来仍将继续反共。与俄国签订条约并不即是向共产主义靠拢或容忍共产主义在中国存在，而毋宁是为了预防苏日同盟，并借由中苏关系来消除可能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宣传所引起的中国西北地区的骚乱，以便能专心致力于全民抗日战争。”[注]郭恒钰主编：《德国外交档案 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第58页。在程天放解释时，德国外交部认为“国际间签署此类条约，其政治用意与背景往往较条约内容更具意义”，因此“对中苏签署互不侵犯协定极感意外，并十分担忧”[注][德]墨尔：《蒋介石的功过：德使墨尔驻华回忆录》，张采欣译，第248页。。日伪报纸《盛京时报》8月31日登载“柏林三十日电”，称德国政府“早经料及将成问题”，“立即召开关系当局者会议”，大体认为：“一、中国侧所主张因日华事变造成之穷局，殊不足为苏华提携之理由。一、中国所谓之联苏，不外默认中国赤化工作。一、苏联即将与对西班牙政府军取同样手段，从事对华援助。”由这几点反对国民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盛京时报》进而宣称：“自日德防共协定成立后即对苏华两国关系抱重大关心之德国政府，将决定如何对策，固难预料，惟其紧急措置，谅当促令英国注意，不使默认苏联之对华干涉，并接近美国，以加强防共之轴心。”[注]《苏联将积极援华，德国政府之见解》，《盛京时报》1937年8月31日，号外第2版。按此，日伪强调德国必然针对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而采取应急的防共措施，轴心国关系必将发展。

国民政府继续争取德国的理解。针对日本所称德国认为国民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就是“赤化”，孔祥熙9月8日在德国发表谈话予以反驳，强调国民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非等于“赤化”[注]《孔祥熙在德谈话》，《中央日报》1937年9月11日，第3版。。不过，德国驻华外交官指出，在两个阵营初步形成之下，“德国外交部的中立政策很显然已行不通”，陶德曼得知中苏两国进一步协商苏联的援助时表示，“中苏若亲密合作，将带来巨大影响”[注][德]墨尔：《蒋介石的功过：德使墨尔驻华回忆录》，张采欣译，第249页。。所谓“亲密合作”，指建立同盟关系，德国强烈反对。如此看来，德国可以理解国民政府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对建立中苏同盟则不以为然。它强调德日并非同盟，亦即强调不会参加日本对华战争；但是，如果中国与苏联结盟，德国就必然改变政策。这样，国民政府暂时放弃了与苏联建立同盟的计划。

三、争霸欧洲与牺牲在华利益：全球战略考虑下对日本的支持

七七事变的发生，对德国争霸欧洲与维护在华战略地位具有重大影响。这是德国应对七七事变的又一出发点。由于相互配合的需要，德国支持日本的行动；由于要维护在华利益，德国反对日本发动对华全面战争，但是最终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而对日本让步。

德国与日本具有相互配合的战略需要。德国与意大利需要利用日本牵制苏联和英法，以便争霸欧洲与地中海地区；日本为了侵占全中国，需要利用德意牵制苏联和英法。在这个角度下，德国支持日本制造七七事变。希特勒在事变发生次日即决定“一面将德国党军集中奥边，迫令奥人承认德国最近要求之四项条件，一面于汉堡运出大批军火接济西班牙国民军，更积极干涉西国之内乱”。就此以观，德国不仅“大有利用远东局势乘机向欧陆进展之嫌”[注]上海《新闻报》1937年7月19日社论《华北事件所予欧洲国际之影响》。，而且有与日本配合共同震动世界之嫌。曾任越南总督的法国社会党众议员范连尼对此有深入分析：“日本虽曾力谋避免堕入德国术中，然今不免落入德国之圈套矣，日本被卷入于三角同盟(按即指德意日三国)，其所担当之任务无他，仅在牵制俄国一部分兵力，使其驻守远东而已。盖此际欧洲政治局势，异常复杂，大战有随时爆发之可能，故德意两国乃欲利用日本以分苏联之兵力，此就最近苏联与满洲边境之事端可以证之。日本既蓄志蚕食中国，乃先在苏联边境，作声东击西之计，苏联倘出而与日本作战，则其在欧洲之地位，将因之而削弱，反之苏联倘不加干预，则日本将益无所忌惮，以征服华北之全部，而日后大战爆发之际，日本可拥有巩固根据地，以对我作战矣。”[注]东序：《华北战争扩展后之国际反响》，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387～388页。

然而，德国在华利益也是巨大的。蒋介石“希望借德国军事顾问之助，加强三军实力，使日本不敢轻易犯华”[注][德]墨尔：《蒋介石的功过：德使墨尔驻华回忆录》，张采欣译，第172页。，他指示孔祥熙、翁文灏到德国“探听对日本的态度，并相机争取资金和军火的支援”[注]《钱昌照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51页。。依据6月28日的一份报告，双方商定“中德合作之主要各点”如下：“(甲)双方一致同意，所有德方供给中国之军器，统由中国军政部，或由其指定机关，接洽办理。(乙)代表德方实施一切货运供给之机关，仍为国营合步楼公司。(丙)德国政府再度说明，愿将军事及技术方面认为必要之专门人员，随时调遣来华服务之诚意。(丁)国防部部长柏龙白上将军已准备遵照委员长意旨，调遣军官来华服务，为首人物当系年事稍长之军官，率领国防组织，连同空军方面及军事技术方面所应有之军事专家。(戊)中国政府再度声明，同意所有德国军器及其他各货之由德政府供给中国者，均由中国以国内农矿产品抵偿。”[注]《克兰代表自柏林上蒋委员长报告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暨所率领之代表团与德国政府洽商军火货物交换及聘用德国军事技术专门人员等事之经过电(译文)》(1937年6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705～706页。派遣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来华、军火贸易，体现了德国在华两大战略利益。

(一)德国在华经济战略利益

艾登曾对宾厄姆指出德国维护在华经济利益与应对七七事变的关系：“德国由于其对华贸易仅次于日本、美国而列第三，对中国局势极为关心。因此，德国对于维持中国现状具有利益上的需要。”[注]793.94/9043: Telegram, “The Ambassador in the United Kingdom(B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London, July 28, 193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7,Volume III, the Far East: China, p.287.

中德双方经济关系因德日反共协定的签订受到影响，至孔祥熙等人访德时得到改善。法国《共和报》的一篇文章清楚地描述了这一变化：“德国曾于一九三五年杪派遣经济考察团赴华，原已有所成就。厥后德日忽成立反共协定，中德两国因而趋于冷淡，直至德政府努力安定中国人心后，始言归于好。迨本年初间，德国对华商务即又大见进展。”孔祥熙访问德国，德国朝野大为欢迎，“德国各报既云中德两国命运相同，双方均抱有复兴国家之意愿。又谓各国能与中国密切合作者，实以德国为最宜”[注]《法国名记者论中德经济关系》，《中央日报》1937年7月19日，第1张第4版。。沙赫特对翁文灏强调“两国联络交谊的重大意义，认为决不只是供给少数枪炮，实需要为经济发展前途争取远大效果”[注]翁文灏：《一九三七年访问英、德和苏联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60页。。在此经济利益下，德国希望七七事变和平解决。希特勒对孔祥熙谈到“德国对华贸易的额度和价值”，强调“德国关心华北要避免敌对冲突”[注]793.94/9043: Telegram, “The Ambassador in the United Kingdom(B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London, July 28, 193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7,Volume III, the Far East: China, p.287.。日伪舆论看到此点，宣称：德国虽然仍然维持“中德贸易关系及其他从来关系”，但是“与日本确保情报之连络不断”[注]《德对华北事变标榜中立方针》，《盛京时报》1937年7月23日，第1版。。这一态度在中国舆论看来就是袒护日本侵略。7月中旬，德国外交部得到一份《广州舆论报告》。报告对德国“明显的亲日态度表示遗憾”，认为“这种亲日态度已给德国在华利益造成诸多不利”。报告强调：“人们不相信，——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借反华态度可以从日本获得在中国失去的东西’。‘对德国将来的出口贸易而言，中国显然比日本重要得多。’”[注]郭恒钰主编：《德国外交档案 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第59页。

在加紧调兵部署对平津地区发起攻击时，日军未采取剧烈行动。德国《政治经济通信》7月23日评论“谓华北形势似已缓和，可庆幸，幸望双方以外交途径解决此事”[注]《中华民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呈外交部报告德官方报对华北事件之评论》(1937年7月24日)，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353页。。德国政府却很清楚日本的部署，一方面针对“法国无线电台所称德意两国，现因西班牙内战关系，极愿中日冲突趋于剧烈之说，以强硬词句提抗议”，一方面要求中日两国“避免敌对冲突”，尊重德国在华经济利益：“德国自始即以深切之关怀注视远东两大国家在政治关系方面之纷扰，诚以德国在该区虽未进行政治目标，但有相当经济利益在是，自不免受此种纷扰之严重影响也，因此德国渴望在东亚文化区内，可获足以保证经济建设与国际货物交换之解决办法。”[注]《德对远东时局再发声明》，《中央日报》1937年7月25日，第1张第4版。这一态度引起程天放的关注，他在给国民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德国强调在华“有经济利益”，而“任何国际纠纷均可影响此利益，故愿东亚能于和平中复兴经济，保障国际贸易”[注]《中华民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呈外交部报告德官方报对华北事件之评论》(1937年7月24日)，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353页。。

日军攻占平津地区后，《柏林交易报》8月5日从经济角度阐述了“德国对华北局势之意见”：“日本在军事方面，目的在设立‘华北自治国’，然此种冒险实得不偿失，盖如‘满洲’在被占领后，原料方面并不如当初预想之丰富也。日本最后目的，固欲树立一亚洲经济集团，垄断东方市场，使其出口工业可不受世界贸易消长之影响，而独自繁荣。故欲在此经济集团中，居于绝对领导统治之地位，而使中国为被动之一员，听其支配。但现在中国经济，已有一度之喘气与恢复，颇欲力图挣扎，以谋独立而脱外国之羁绊，对日本之任意宰割而非合作，自难忍受。”“此次华北事件，无非使中国有进一步之醒觉，为保全其经济命脉而奋斗。”[注]《德报揭发日阀野心》，《中央日报》1937年8月7日，第1张第4版。这一意见谴责日本对华经济侵略，指出中国必然为保全经济命脉而战。显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损害了德国在华利益，《中央日报》8月25日登载8月23日柏林电，称：德国人士“关于中日战事，尤其是出口业人士，深以中日冲突范围扩大为虑。并谓德对华贸易，在德国全部国外贸易中占重要地位，但现已因战事完全停顿，即如中国最近曾向德国订购大批铁路材料，均无法运往中国，乃其一例。若干观察家现以为德国对远东事变日后所采态度，或将以上述经济观点为依归”[注]《德对华贸易已全部停顿》，《中央日报》1937年8月25日，第4版。。

孔祥熙抓住机会争取德国。8月10日，他同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国防部长布伦堡、外交部副部长麦根生讨论“德国在经济上协助中国”[注]《中德谈判经济合作问题》，《申报》1937年8月12日，第4版。，双方对“谈话经过情形极足满意”[注]《孔与瑞荷银团成立协定》，《中央日报》1937年8月14日，第1张第4版。。在8月下旬致希特勒函中，他提请注意“日本在东亚的强权政策所给德国造成的不利经济后果，德国将在东亚失去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表示“为了进一步发展德中经济关系，中国愿意相对于德国商品供应，而特许德国在华开采重要矿藏并平衡外汇交易逆差”[注]郭恒钰主编：《德国外交档案 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第60页。。孔祥熙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效果，其秘书自柏林致函顾维钧说：“戈林对中国的态度有转变，已下令加速运送去中国的物资。”“孔认为德国这次改变态度部分原因是他在柏林对戈林作的‘宏论’所起的作用。”[注]《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421页。希特勒指示德国政府有关机构：“原则上坚持同日本进行合作的意见，但在目前的中日冲突中，德国仍须保持中立。关于与中国所订合同物资的交货问题，只要中国方面用外汇购买或提供相应的原料，这些物资就应该继续出口，当然对外应尽量加以伪装。中国方面对军事物资的新的订购要求，则尽可能地不予接受。”[注]《牛拉特备忘录》(1937年8月17日)，《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245～246页。

(二)德国在华军事战略利益

七七事变甫一发生，武者小路即拜会牛赖特抗议援华武器，牛赖特回答“他本人‘非常乐意’停止向中国出口武器”。7月15日，武者小路再次交涉，牛赖特“重申了这一允诺”。日本驻德大使馆参赞矢内对德国外交部官员魏泽克抗议：牛赖特允诺停止援助中国武器，然而“根据报告，有一大批战争物资正在运往中国的途中。有7艘船正在海洋航行，3艘以上的船只即将启程”。他要求德国“采取新的措施非常重要和迫切”，并“威胁要扣留任何继续向中国运送武器的船只”。魏泽克回答：“我对他提及的外交部长的允诺毫无所知，我不是军火商人，我不知道在公海上运输战争物资的情况。如果这类物资中有一些正运往中国，人们甚至也不知道谁对此拥有所有权。因此，在作出更为仔细的检察之前，我无法保证德国政府会作出干预。”[注]《魏泽克备忘录》(1937年7月21日)，《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245页。武者小路对此不满，7月19日再次要求德国政府注意在华军事教官及对华武器援助问题[注]《蘆溝橋事件日誌》，《支那事変関係一件第一巻》，A-1-1-0-30_001，所蔵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狄克逊7月27日报告德国外交部说：日本陆军省次官对德国驻日武官声称，日本“对德国政府停止向中国提供武器感到高兴，但是考虑到通过德日条约所建立起来的友谊……对只是在日本提出了抗议之后德国才作出这一决定表示遗憾”。日本陆军省次官将话题转到德国军事顾问上来，指责：“德国军事顾问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协助中国的行动，严重地损害了日本军官们对德国的情感。尽管日本军队的指挥官无法在法律上对德国军事顾问提出反对，但德国的行为极大地危害了德日合作的政策，因为已经存在于一部分军官中的反对意见有扩展到整个军队中去的危险。”德国武官则“列举了一些事情来证明德国军队对日本军官的非常积极的友谊”，表示德国“期望日本的军备计划能够实现的愿望，因此，日本军队实在不能抱怨我们缺乏乐于帮助的诚意”[注]《狄克逊致德国外交部》(1937年7月27日)，《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227页。。

依此，德国政府已决定停止对华提供武器，只是尚未同意撤回军事顾问。但是，德国政府7月28日指示狄克逊：“德国已善意向日方展示最新武器，日方无意购买，不能责怪德国对华军售；从中国撤回军事顾问表示对中国系采敌对态度，德国并不考虑如此作；再者，撤回军事顾问将导致苏联势力再度进入中国，日本亦不乐见有此结局。”[注][德]墨尔：《蒋介石的功过：德使墨尔驻华回忆录》，张采欣译，第248页。按此，德国政府不仅说明不能撤回军事顾问，而且并未同意停止提供武器，同意的可能是狄克逊。的确，德国驻中日两国大使的态度不同，陶德曼认为“撤回德国军官有损中德双边关系”[注][德]墨尔：《蒋介石的功过：德使墨尔驻华回忆录》，张采欣译，第140页。；一些军事顾问、教官也反对撤回，并志愿以个人资格留在中国服务。

日军占领平津地区后，德国政府的立场转变。《盛京时报》8月8日宣称：“现今多数德人，为军事教官充华军指导，德国政府以为德人教官之滞留对日关系，异常不佳。若日华纷争延长时，拟命令撤退，现考虑中。该德人教官，以个人资格而在华，仍为德国国民，毫无变化，故德国政府对日华纷争维持严正中立方针，故传谓命令撤退德国教官为妥当。”[注]《德对在华教官将发出命令撤退》，《盛京时报》1937年8月8日，第1版。《中央日报》8月9日对此否认：“德籍顾问并无撤回之意，前此传说纯属无稽。”[注]《德籍顾问并无撤回之意》，《中央日报》1937年8月9日，第1张第3版。但是，希特勒“迫于日本施加压力”，“以没收财产及刑事责任为要胁，下令召回德国军官”。德国驻华使节统计，“德国军事顾问团前后共为蒋介石工作十年，其中为中国政府服职的军官计一百三十七名”[注][德]墨尔：《蒋介石的功过：德使墨尔驻华回忆录》，张采欣译，第140页。。

德国最终撤回军事顾问，停止对华货物贸易，不仅仅是因为日本施压，还在于：(1)日本对德国许诺，中国产生了顾虑。8月上中旬，国民政府得报“日德之间已有密约，由德籍顾问供给日方关于我国军事之秘密，日方允于事后与德以青岛及山东之权益”[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致军政部密函》(1937年8月12日)，《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237页。。是否存在此密约，需要探讨，但是何应钦8月25日下令军政部所属机关“注意防范”[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秘档(1927—1947)》，第132页。。(2)德国要求中国服务其全球战略，中国不可能同意。德国国防部对翁文灏提出：“中国目前军队要同日本正式作战，条件相差极多，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采取守势；守，又必须能久，必须在工事上和设备上准备十分充足，才能有效。”为此，“中国宜聘用一整批德国军事顾问，包括各部门专门军官，归一个德籍总顾问统率，这个军事总顾问归蒋指挥，对蒋负责。这个德国军事顾问团的任务，是帮助中国政府选定地区，建筑对抗日军进犯的坚固防线。这种防线应当能够固守两年，使日军不能越线内犯。在这个时间内，中国应努力作国际活动，以期转危为安；至于防线以外的地区，只好暂时放弃”。这里透露出极其重要的两点：首先，“防线以外地区”即华北，德国要求中国放弃，日本对德国所称占领华北是对苏作战前提的说法对德国产生了影响。其次，德国要求掌握中国军队指挥权，强调如果“中国要德国帮助抵抗日本”，就“必须相信德国对中国的真正好意，不可怀疑”。陆军元帅赖世瑙(Walter von Reichennau)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这一要求。苏联担心国民政府同意，强调“中国应了解苏联和纳粹德国是不能合在一起的，所以中国军队不能交给德国军官指挥”。蒋介石拒绝德国要求：“德政府推荐优良军官做顾问是可以的，但每个顾问应订立个人愿为中国服务的受聘合同，中国政府有权直接指挥，并有权聘用和解聘，总顾问统筹重大的事情，但不能因此使蒋断绝对其他顾问的直接关系，所有顾问都应对中国负责，不是对德国政府负责。”[注]翁文灏：《一九三七年访问英、德和苏联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60～61页、60页、63页、62页。(3)“当今世界分成两个阵营的事已强加在民主国家头上”，中德两国关系必然变化。就中国来说，蒋介石虽然“对柏林仍有很大信任和信心”，但是认为“中国应该和莫斯科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寻求德国援助的孔祥熙与驻法大使顾维钧、驻英大使郭泰祺也“一致同意，唯一的办法是以争取与苏联的军事合作为第一步，以英、美、法三国的物资援助为中国继续抗战的支柱”[注]《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418页、443页、418页。。就德国来说，《盛京时报》8月12日宣称：孔祥熙“十日午后访见德国经济相沙赫特博士，说明远东状势后，要求德华经济提携之紧密化，互相贸易之增进，及一九三六年德华军械借款之扩充，然沙赫特博士似质问国府容共政策及对日政策。观测孔祥熙于十一日访问外务省，努力德华接近工作。然德国政府注视英美法三国之对华态度，就中国关于华北事变，坚持严正中立之关系上，故对军械借款扩充似反对之”[注]《孔祥熙对德国政府要求扩充军械借款》，《盛京时报》1937年8月12日，号外第1版。。这也是对德国“中立”的注解！对比程天放的回忆，沙赫特的回答的确如此[注]程天放：《抗战初期之中德关系——使德回忆之十四》，《传记文学》第7卷第1期，1965年7月，第18页。。10月10日，日方盛传德国、意大利“均允援助日本”[注]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第52页。。

四、小 结

德国对七七事变的态度基于两个前提：第一，七七事变标志着世界上两个阵营的初步形成，德国作为欧非战场的策源地，日本作为亚太战场的策源地，双方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需要相互配合。第二，虽然与意大利和日本同在一个阵营，但是德国在华利益极大。陶德曼对德国外交部指出：“在远东问题上，把我们的政策和意大利的政策混为一谈是毫无益处的。意大利在中国扮演了一个相当消极的角色，被认作为日本的盟国。他们能够实行这样的政策，而我们却必须保护我们在中国的仅次于英、美、日的重大经济利益。”[注]《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1937年10月30日)，《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230页。

在这两个前提下，德国对七七事变的态度是矛盾的。它虽然清楚事变是日本制造的，却不能谴责日本。国民政府努力争取德国支持，德国则声称持“中立”态度，反对英美法等国介入，要求中国“自力更生”，主张东亚民族“自决”。它虽然反对日本运用反共协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却又利用日本的侵略配合自己在欧洲的行动，同时为维护自己在华利益而与日本讨价还价。随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德国认识到日本不可能征服中国。陶德曼和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团团长法根豪森(Falkenhausen)对德国政府指出：“战争的结局如何，无人能预见，但中国的胜算不小。日本唯有将全国军力全数投入中国战场，才能打败中国。然鉴于苏联的立场，日本不可能如此冒然行动。设若日本只投入部分军队，则无法全盘击溃中国，更遑论轻取中国。中国士兵斗志高昂，奋力抗日，不至最后一兵一卒绝不放弃。”[注][德]墨尔：《蒋介石的功过：德使墨尔驻华回忆录》，张采欣译，第249页。国民政府对陶德曼表示：“中国不会与日本进行直接谈判，但是准备在第三国的调解下，在谈判结果保证兑现的前提下，接受谈判。”[注]郭恒钰主编：《德国外交档案 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第91页。于是，陶德曼在1937年10月29日告诉国民政府：“与日本觅取解决的时机，现在已经到了。我们愿意做联系的途径。”[注]施子愉译：《抗战初期德日法西斯诱降的阴谋》，《近代史资料》总14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69页。这样，德国转到调停中日战争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