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梅

西非的多哥共和国在2011年为纪念中国辛亥革命100周年，特别发行两张纪念邮票，一张是纪念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身穿总统制服，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就职日作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图一）;另外一张是纪念武昌起义胜利后，黎元洪被推举为中华民国革命政府都督和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这两张纪念邮票正好可以弥补在中华民国成立时，南京临时政府没能发行类似庆祝邮票的遗憾。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完全统一，中国北方还控制在大清帝国政权手中，政局还不稳定，同时中国邮政大权又由外国人掌控，南京临时政府仅能发行一张有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和黄兴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的纪念明信片，这张明信片已经存世不多，笔者收藏的一张，图片已经失去原来的光泽，背面也发黄，但是它的历史价值却非常珍贵。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无疑是一场艰苦的奋斗，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筹款，回国途中经过伦敦和巴黎，以革命政府的名义向金融资本家贷款，都遭到拒绝。因为欧美人士对中国的革命根本没有信心，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时对中外记者说：“我这次回国没有带回革命资金，只有革命精神”。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他知道南京政府实在无力对抗中外反动势力，以及袁世凯在北方的政府对临时政府的重重压力，为了让清帝退位，南北议和与建立共和，孙中山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务，翌年10月10日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1912年，时掌管中国邮政大权的邮政总办是法国人帛黎（1850-1918），他在19岁时来到中国，刚到时在福州船政学校和同文馆教法文;28岁时加入大清海关，协助总税务司赫德（1835-1911）在通商口岸设置邮局。他先后在中国各地设立邮局600余间，1911年5月邮政从海关改隶大清邮政部，帛黎出任邮政总办，全部邮政大权落在帛黎手中。

数月后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大清邮政部应该改为中华民国邮政部，但是当时英、美、日、法、德、俄驻上海领事都对临时政府的成立没有信心，只能对中国政局严守中立，北京邮政总局总办帛黎更是持观望态度，根本就没有准备印制“孙中山先生出任临时大总统纪念邮票”的念头，同时他认为邮政是独立事业不属于任何政权。

“中华民国·临时中立”

1912年1月30日帛黎勉强地在大清邮票上加盖“临时中立”四个字发行出售，希望能够暂时敷衍过去，等待时局变化明朗时再决定下一步。没有想到刚上任的孙中山先生看到新中国的邮票上盖着“中立”字样，立即向帛黎指示禁止出售和使用这种邮票，必须加盖有“中华民国”字样的邮票才能使用。这个法国人在中国已经养尊处优40年，从来未曾听命过中国人的指使，有点不服气和不知所措，于是他决定在“临时中立”的邮票上再加盖“中华民国”四个字，与“临时中立”呈十字型，分发汉口、南京、长沙各邮局售用。

三天后孙中山看到帛黎的敷衍手法不成体统，下令停售，帛黎无奈只有拿出库存的大清蟠龙邮票，从新加盖“中华民国”字样暂时发售使用（全套共15枚），一直到1913年5月5日才正式发行由英国伦敦华德罗公司印制的第一套中华民国帆船、农获、牌坊普通邮票（简称帆船邮票，共19枚）（图二）。

孙中山、袁世凯纪念邮票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准备发行袁世凯肖像纪念邮票，由于革命党人认为这样做对孙中山先生太不公平，表示反对，几经争议，改为发行两套纪念邮票。1912年12月14日发行一套印孙中山先生肖像的《光复纪念邮票》，另一套印袁世凯肖像的《共和纪念邮票》，每套邮票12枚（图三）。

帛黎因为邮票发行事件不能自行决定，感觉上受到中国人的怨气，他于1915年6月借口病假回到法国，1917年6月11日正式由中国政府退休，中国邮政总办由副总办法国人铁士兰（1896年进入大清海关，1929年由中国邮政总局正式退休）继任。

帛黎在1918年7月10日去世，当年中国各地邮局于8月9日降半旗致哀，帛黎的父亲和儿子祖孙三代均曾在中国海关任职，中国各地的邮局沿用绿色，也是帛黎当年采用法国邮局用色引入中国。在法国人掌握中国邮政期间，邮政高级官员清一色由洋人出任，但也因为邮政不受政治和战争干扰，并且管理制度比较严谨和公正，邮局录用人员贯彻考试制度，工作效率极高，也使中国后来的邮政业务得到稳定发展。

英国侵藏 设邮政机构

自从英国有效控制印度以后，英国对中国西藏地区觊觎已久，曾经多次派军队由印度入侵西藏，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英国趁着中国内部矛盾重重，在一片混乱不安的局势下，英国侵略者看到时机的到来，怂恿西藏地方政府独立，驱逐大清邮政驻藏官员，并在拉萨正式成立地方政府邮政机构（札康），自行发行西藏地区普通邮票一套六枚（图四）。英國政府直接出面照会中国政府，不准中国干涉西藏内政和在西藏驻扎中国军队，否则就不承认中华民国。

无理照会被中国政府驳回后，英国于是又扬言在印度北部城市西姆拉和中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举行解决中国和西藏纠纷问题的调停会议，如果中国不愿参与，英国就直接和西藏地方政府商议。当时袁世凯刚上仼不久，害怕英国不承认他的政权，逼着袁世凯派出陈贻范代表中国政府参加西姆拉会议。

陈贻范（1870-1919）留学英国，在英国林肯法学院毕业，曾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和外交部特派员，陈贻范率团赴印度参加于1913年10月13日的西姆拉会议，在英国支持下，会议中西藏代表提出西藏独立要求，被陈贻范当场谴责后，主持会议的英方代表麦克马洪（1862-1949）将挂在墙上的中印地图上画了一条线，武断的将印度和西藏的边界从阿萨姆平原边缘向北推移150公里，将藏南地区约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浙江省面积）划归英属印度，这就是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印度独立后所发行的有关中印东部边界邮票均以此线为国界，中国从来未曾正式承认，1960年代初期在该地区还爆发过中印战争。

1914年6月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俄、德，各国在欧洲战场上忙于厮杀，没有精力顾及在中国的事，日本趁这个机会加紧了对中国侵略。

由于日本宣布对德宣战，逼迫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取代德国在华的一切利益，借口接管德国在山东的青岛和胶济铁路。铁路沿线驻扎日本军队，济南和潍县火车站区域内设立在华邮局，出售日本邮票供日军和日侨使用，并同时非常霸道地通告中国政府，凡由日本邮局收寄贴有日本邮票的邮件，中国邮局应一律接收投递，在胶州湾前德国租界地内不允许出售和贴用中国邮票，日本在胶济铁路沿线和火车上有权利出售日本邮票。

胎死腹中的中华帝国邮票

袁世凯出任正式大总统后，使中华民国面临一场严重的生存危机，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取得军政大权以后，公然做起复辟帝制的美梦。日本老早就看出他的野心，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递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换取日本对帝制的支持，竟不惜变成日本的保护国。

袁世凯在5月7日接受“二十一条”，于12月12日宣布废除民国年号，改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意为洪扬宪法），总统府改为新华宫，自封为中华帝国皇帝，同时准备发行“中华帝国开国纪盛”邮票。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的愤怒，各大城市的人民集会游行，掀起大规模反日爱国运动。

最后袁世凯不得不宣告“二十一条”无效，因此日置益也就知难而退，袁世凯在唾骂声中宣布退位，登基83天便以失败收场，5月下旬恼羞成病，在举国上下声讨中，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在北京辞世，时年57岁，去世后在他的书桌上发现他亲笔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算是结束这场民初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