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月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在中国古代“诗言志”的传统下，诗人们往往将由自身遭际生发的感想诉诸笔端，中国诗歌浓厚的抒情性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充分重视，但正如谢思炜指出，“与西方诗歌比较，中国(文人)诗歌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特征，不在于它的意象性、神韵、格调等等，而是它进入社会、进入历史的一种特殊方式，即自传方式”[1]。而所谓“自传方式”，是指中国古代诗歌作为文人与社会互动的产物，具有有意识回顾或记录自身生活状态的“自传性”特点。

中国古代诗歌的自传性在屈原诗中初见端倪，至东汉末年蔡琰的《悲愤诗》更为典型。唐代是自传传统形成的关键时期，除了崔湜《景龙二年，余自门下平章事削阶，授江州员外司马，寻拜襄州刺史，春日赴襄阳，途中言志》、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之类对个人经历详细叙述的诗作，更重要的是出现了杜甫的一系列自传作品，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壮游》《北征》《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等，“兵戈乱离，饥寒老病，皆其实历，而所阅苦楚，都于诗中写出。故读少陵诗，即当得少陵年谱看”[2]。杜甫在时代的大动荡中对人生积极的自我审视为后世自传诗歌的发展指引了方向。中唐后自传性浓厚的作品逐渐增多，如韩愈《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将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元稹《元和五年，予官不了，罚俸西归，三月六日至陕府，与吴十一兄端公、崔二十二院长，思怆曩游，因投五十韵》等作品，都以长篇的自我叙事凸显了自传性。到了宋代，王禹偁《谪居感事》对自己读书、应举、为官、升迁、贬谪的完整人生经历的讲述，李纲《建炎行》对靖康事变大背景下个人所作所为的呈现，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自传传统的成熟[注]周剑之《自我叙事：中国古代诗歌自传传统的形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1月第6期)探讨了中国古代诗歌自传传统的形成过程，认为该传统在宋代基本成熟，且形成了以个人经历为主要线索、逐事写感的叙事模式。。陆游诗歌以85卷之巨，对个人生活不遗余力的记录、对重要人生经历的不断回顾以及对自我持续的审视，集中体现出自传性的特点，且与前代自传作品相比，无论在体制、内容、表现方式上都带着个人特色。

一、陆游自传诗歌体制的创新

诗型自传或自传诗由于要呈现诗人在相对较长时间内的人生经历，往往采用长篇纪事诗的形式，例如古体、排律等，通过增加篇幅的方式扩大诗歌的容量。前文所举自传性诗歌，包括杜甫晚年总结其一生的作品《壮游》《昔游》等，无一例外。陆游集中有一部分作品有意识地对自己一生的经历进行总结，也同样使用了五古的形式，例如创作于淳熙六年(1179)的《鹅湖夜坐书怀》(卷十一)：

士生始堕地，弧矢志四方。岂若彼妇女，龊龊藏闺房。我行环万里，险阻真备尝。昔者戍南郑，秦山郁苍苍。铁衣卧枕戈，睡觉身满霜。官虽备幕府，气实先颜行。拥马涉沮水，飞鹰上中梁。劲酒举数斗，壮士不能当。马鞍挂狐兔，燔炙百步香。拔剑切大肉，哆然如饿狼。时时登高望，指顾无咸阳。一朝去军中，十载客道傍。看花身落魄，对酒色凄凉。去年忝号召，五月触瞿唐。青衫暗欲尽，入对衰涕滂。今年复诏下，鸿雁初南翔。俯仰未阅岁，上恩实非常。夜宿鹅湖寺，槁叶投客床。寒灯照不寐，抚枕慨以慷。李靖闻征辽，病惫更激昂。裴度请讨蔡，奏事犹衷创。我亦思报国，梦绕古战场。[3]916

这首诗是陆游自传性诗歌中创作相对较早的一篇，从出生开始写起，回顾了自己南郑从军、客居蜀中、被召东归、任职建安然后北返夜宿鹅湖的经历，时间跨越了诗人的一生，对不同人生阶段的叙述有详有略，结构完整而内容精当。全诗共220字，相比前文动辄百韵的诗歌，显得篇幅很短，然而诗歌本身涵盖的时间跨度和重要事件却并不逊色。再如《上书乞祠辄述鄙怀》(卷二十)一诗，从“早遇高皇帝，九品对宣室”“旋属绍兴末……便殿首造膝”，到“远游客穷塞”“蹉跎又十载，忧患岂易述”，基本容纳了诗人一生的重要经历，篇幅同样仅200余字。此外，《书感》(卷五一)和《忆昔》(卷七一)都是以古体诗讲述人生经历的例子。

五言古体便于纪事，而陆游的创新之处在于使用组诗形式来写自传[注]关于“组诗”的定义学界讨论较多。司全胜在《关于中国古典组诗的界定》(《语文学刊》1998年第1期)中将中国古典组诗定义为“在同一诗题下，作者集中创作的、形式一致的，共同表现同一思想的若干首诗歌的集合”。杨国荣《唐代组诗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3年)在辨析了这一定义的不符之处后，认为在实际的研究中应对“组诗”的内涵与外延采取更宽容的态度，即指一题数首的诗歌集合。本文所引陆游的组诗，如《岁暮感怀以余年谅无几休日怆已迫为韵十首》等，均符合司全胜之定义。。组诗的源头最早可追溯到屈原的《九歌》，经过缓慢发展，至唐代时，组诗形式在诗歌创作中才得到广泛应用。杜甫在用组诗形式扩大诗歌表现力方面有至伟之功，最主要体现在五律、七律的创作上，而这一开拓主要解决了抒情诗的中心问题：“既能充分展开题目，又不破坏短篇的简洁、密度及强度”[4],所以杜甫之组诗中的名篇，如《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主要着意于意境与情感的浑然。杜甫的五七言近体组诗有时同样承担叙事功能，但叙述事件仍然主要为表达感情服务，如《喜达行在所三首》中，杜甫诉说自己从沦陷的都城逃到肃宗所在地凤翔之过程的艰险和对结果的欣喜，虽然三首诗都提及“逃窜”和“到达”，但叙述重心逐步转移，比回顾具体事件更重要的是呈现出了诗人在事件中的微妙心理。组诗的回环往复、宏章大制看似不擅长于线性的记叙，陆游却进行了以组诗形式来回顾人生经历的尝试，例如《三山杜门作歌五首》(卷三八)：

我生学步逢丧乱，家在中原厌奔窜。淮边夜闻贼马嘶，跳去不待鸡号旦。人怀一饼草间伏，往往经旬不炊爨。呜呼！乱定百口俱得全，孰为此者宁非天。

高宗下诏传神器，嗣皇御殿犹挥涕。当时获缀鹓鹭行，百寮拜舞皆歔欷。小臣疏贱亦何取，即日趋召登丹陛。呜呼！桥山岁晚松柏寒，杀身从死岂所难。

中岁远游逾剑阁，青衫误入征西幕。南沮水边秋射虎，大散关头夜闻角。画策虽工不见用，悲吒那复从军乐。呜呼！人生难料老更穷，麦野桑村白发翁。

晚入南宫典笺奏，滥陪太史牛马走。忽然名在白简中，一棹还家倾腊酒。十年光阴如电雹，绿蓑黄犊从邻叟。呜呼！古来肮脏例倚门，况我本自安丘园。

宽恩四赋仙祠禄，每忍惭颜救枵腹。五秉初辞官粟红，一瓢自酌岩泉绿。天公乘除不负汝，宿疾微平岁中熟。呜呼！字字细读逍遥篇，此去八十有几年。[3]2455-2458

诗人在这组诗中回顾了自己整个的人生经历，每首诗的开篇均有明确的时间标识，五首诗分别记叙自己幼年奔窜、青年入对、中岁远游、晚为史官、奉祠岁满的历程，对应诗人人生中各个重要阶段，每段回忆各自为独立的诗篇，呈现出不同经历下诗人的情感体验，通篇共同构成完整的人生版图。尽管回顾的人生阶段不同，但每首诗的末尾均为诗人此刻，也即处于74岁高龄时的人生感怀之语，漫长渺远、层层累叠而逐渐缩小的时间跨度使得诗人不断在过去与当下之间往返，这组诗因而涵盖了更广阔的时空境界和更多层次的情感内涵。

陆游的自传性组诗并不都如《三山杜门作歌五首》那般线索分明、主题单一，有时他将个人经历、政治见解、历史认识、士风品评等都囊括在内，如《杂兴十首以贫坚志士节病长高人情为韵》，先表明自己“仕宦遍四方，每出归愈贫”(其一)，从而引出对“孟子辟杨墨”“韩愈排佛老”之卫道行为的赞赏(其二)、对今日“道衰朋友散，斯文凛将坠”的痛惜(其三)，紧接着回忆了自己少年英豪、夜宿东林“危不以谗死”的经历(其四、其五)，他在心折于“庆历嘉祐间，人才于斯盛”的同时，怀念旧友“鲁山粹而博，韵美旷且真”的高风雅韵(其六至九)，最后作出“君子尚大节”的总结，诗人在鲁仲连、伯夷、叔齐、周公、陶渊明等古人的勉励下，继续坚持君子的操守(其十)。整组诗看似内容繁杂，但其实是围绕着一条思想主线，也即诗人对君子之道的追溯、理解、感悟与践行，叙述与议论相结合，呈现着诗人一生仕宦的心路历程。陆游的其他自传诗歌，如《岁暮感怀以余年谅无几休日怆已迫为韵十首》(卷三一)、《入秋游山赋诗略无阙日，戏作五字七首识之，以野店山桥送马蹄为韵》(卷五四)、《读王摩诘诗爱其“散发晚未簪，道书行尚把”之句，因用为韵赋古风十首，亦皆物外事也》(卷六三)等，均为限韵组诗，限韵与组诗的出现均有考验诗人才学是否宏博的初衷，后来在宴集交游中逐渐带有竞技娱乐的色彩。这些诗单从诗题看仿佛平常游戏之作，正文却涵盖了诗人的人生经历、家族诗书素业、朝野士风、家风家训等严肃内容，张弛不一，开阖有余，使得诗人自我形象无论在家庭、朝廷、社会的横向层面还是时间流转的纵向层面，都呈现出发展、互动的丰富样态。

二、微观与宏观：诗歌的往事断片与诗集的个人史

中国文人对于“不朽”有着异乎寻常的渴望。曹丕有言：“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5]就是要将自己整个的人生寄托于作品，让手下的笔来绘制一生的版图，并让世人理解、后人铭记，那么从宏观上讲，一个诗人的诗歌集合就是自己一生的最佳自传。每一首诗歌都带着诗人经历的蛛丝马迹，而以系年方式存在的诗集便将这些往事的断片拼接成诗人完整的个人史。

单篇的诗歌聚焦于对具体经历的回顾，或由往事的某个细节触发感想，因此对往事的呈现往往是片段式的，例如陆游东归后对巴蜀生活回忆的众多诗篇，大多截取某些意义非凡、印象深刻的断片，并不着意也不可能完成全景式的呈现，如《癸丑重九登山亭追怀，顷在兴元，常以是日猎中梁山下，乐甚，慨然赋诗，予于是生六十有九年矣》(卷二七)、《偶怀小益南郑之间怅然有赋》(卷二九)、《山中望篱东枫树有怀成都》(卷十三)等，即便是晚年纯粹总结一生的诗作，也只是站在某个时间节点上对人生的回望。记忆的唤醒和诗歌的创作经常需要从具体的创作缘由、时间、地点、背景等方面着手，字数、格律都有严格限制的诗歌文本有时候并不能完全胜任事与情的完美呈现，往往需要诗题、诗序和自注的辅助配合[注]中国古代诗题、诗序的大致发展演变，可参见吴承学《论古诗制题制序史》《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而它们的作用却常常被忽视。宋代诗人非常重视诗歌的纪事性和叙事性，作为副文本的诗题、诗序和自注便大量承担了叙事、说明、抒情的功能，所以宋诗诗题变长、以序补诗和自注增多成为一种趋势。陆游诗歌充满着回忆的情致，他对往事的回忆很多都是借着题、序和注来讲述，诗题如：

去年余佐京口，遇王嘉叟从张魏公督师过焉，魏公道免相，嘉叟亦出守莆阳，近辱书报魏公已葬衡山，感叹不已，因用所遗拄颊亭诗韵奉寄。(卷一)[3]90

乾道初予自临川归钟陵，李德远范周士送别于西津，是日宿战平，风雨终夕，今自临川之高安，复以雨中宿战平，怅然感怀二首。(卷十二)[3]1005

诗序如：

予在成都作春愁曲，颇为人所传。偶见旧稿，怅然有感，作后春愁曲。(《后春愁曲并序》，卷十五)[3]1200

乾道庚寅，予始入蜀，上下三峡屡矣。后二十五年，归耕山阴，偶读梁简文巴东三峡歌，感之，拟作九首，实绍熙甲寅十月二日也。(《三峡歌并序九首》，卷三十)[3]2068

自注如：

往时草檄喻西域，飒飒声动中书堂。(自注：余尝草丞相鲁公以下与夏国主书于政事堂。)(《醉后草书歌诗戏作》，卷四)[3]377

草檄北征今二纪，山城仍是老书生。(自注：游尝为丞相陈鲁公、史魏公、枢相张魏公草中原及西夏书檄于都堂。)(《燕堂春夜》，卷十八)[3]1432

中国古典诗歌最讲究的就是情事交融、情韵兼备，这类叙事性的诗题、诗序和自注弥补了诗歌作为韵文不擅长叙事的缺陷，并与诗歌文本的叙事形成互动和呼应，同时又突出了诗歌的抒情性，如此便契合了“事贵详，情贵隐”[6]对诗歌叙事抒情的要求。陆游大量浸淫于回忆的作品纪事详略有法而情感委曲悠长，正是得益于题、序与自注的配合。

从宏观角度上说，依托于系年的诗集组成诗人的个人史。要想称其为“个人史”，首先应关注的是诗歌对诗人生活反映的真实性，在中国古代“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认识哲学和“诗言志”的诗歌传统下，诗歌创作主要建立于日常现实，即使幻想类的诗歌也扎根于诗人现实生活的土壤[注]关于诗歌描写的是现实还是虚构，可参见川合康三《诗歌中的自传》《中国的自传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其次是诗集对诗人生活反映的充分性，表现为集中诗歌的数量和阶段分布，如果一个诗人一生只留下几十篇作品或者其作品全部写于30岁之前，那其诗集显然不足以表现诗人一生的发展变化，因此，只有诗歌数量丰富且较均匀分布于诗人各个人生阶段，才有可能从横纵两个维度展现诗人生活的全貌。陆游《剑南诗稿》有85卷之巨，时间跨度从青年到老年[注]据欧小牧《陆游年谱》统计，陆游36岁之前的诗存世49首，其后每年诗歌具体数量均可考。，并且他对自己的作品有自觉的编选意识，曾集结《京口唱和集》(与韩元吉唱和之作)、《东楼集》(乾道六年入峡至乾道九年六月前的作品，已佚)，在严州任上时就已经删选作品得2500余首集为《剑南诗稿》20卷。诗集纪年和诗歌排序具有无可辩驳的纪实性，属于顺时序的记录，而陆游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总是不自觉地回溯往事，在成都时期回忆南郑生活，东归后回忆巴蜀生活，关于童年生活和绍兴朝士的记忆几乎贯穿其一生，这种起点和指向都不固定的逆时序回溯，使得陆游的一生行迹显得丰富而立体。

三、静态的自我省察

上文中，无论是逆时序追溯往事断片，还是以顺时序纪年推动人生进程，文本潜在的话语都是诉说变化：从往昔到今日已经发生的变化，或者从此刻开始到未来可能发生的转变。诗人对于过去的自我充满同情或骄傲，对未来的自己抱以饱满的热情和希望，那眼下的这一瞬间，诗人该如何认识自己呢？“我是谁”是每位试图剖析自我的诗人一定要面对的迷思，“传记作家的长处与不足在于他与他的描写对象之间保持的距离；而与描写对象的接近则是自传作家的长处和不足”[7]112。因此，与自我拉开距离是诗人塑造自我的必经之路。面对这个问题，优秀的自传诗人杜甫采取的方式是自我嘲弄：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8]

他亲手打破自己心中熠熠生辉的崇高理想，暴露并嘲笑自己的自大、笨拙、失败和脆弱，“他战胜了蓄意分裂的自我，在于从不断生成的距离中矛盾地产生的一致与亲密——最初是有距离的讽刺，然后是在一个更远的距离上以他者的身份关照自己”[7]129。

诗人们拉开与自我距离的另一个方式是观看自己的写真。古代诗歌中常见的揽镜行为与看自画像有相似之处，但是镜子对人是完全实时、动态、客观、短暂的呈现，且看镜行为过于日常，诗人的感受往往止步于叹老嗟衰，而写真由他人创作，虽然画的是诗人本人，却隔着画师的认知与表现、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以白居易《自题写真》为例：

我貌不自识，李放写我真。静观神与骨，合是山中人。蒲柳质易朽，麋鹿心难驯。何事赤墀上，五年为侍臣？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惟非贵相，但恐生祸因。宜当早罢去，收取云泉身。[9]

开篇言“我貌自不识”，白居易难道不知道自己的样貌吗？他所不知道的是别人如何看自己。所以观看自我写真时，其实是通过别人眼中的自我来认识自我，并且由于物理时间的流逝，“写真诗的先天条件便被赋予了‘回忆’的特性，每一次观画，便是一次对过去的自我的巡礼”[10]，如此一来写作主体与自我客体便具备了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距离。“静观神与骨，合是山中人”便是透过被画家认可的外在神貌来表达自己的人生追求。白居易从元和五年(810)到会昌二年(842)间，先后作《自题写真》《题旧写真图》《赠写真者》《感旧写真》《香山居士写真诗并序》，既是通过他者的自我探寻之路，也从另一个维度构成自我传记。再如苏轼“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11]，也是借外于身的写真由形及神来自我表白、总结得失。

陆游一生多次被人画像，留下3首自题传神诗和4篇自赞，兹按时间顺序列表如下：

序号标题时间出处内 容1《放翁自赞》淳熙七年(1180)《文集》卷二二遗物以贵吾身,弃智以全吾真。剑外江南,飘然幅巾。野鹤驾九天之风,涧松傲万木之春。或以为跌宕湖海之士,或以为枯槁陇亩之民。二者之论虽不同,而不我知则均也。[12]262《题传神》淳熙十年(1183)《诗稿》卷十六盐车心愧渥洼姿,邂逅风云妄自期。啮雪岂无归汉日,饭牛犹有相齐时。君看短褐琴横膝,谁许峨冠剑拄颐?白发萧萧虽惫矣,时来或将渡辽师。[3]12433《题传神》庆元五年(1195)《诗稿》卷四二雪鬓萧然两颊红,人间随处见神通。半醒半醉常终日,非士非农一老翁。枥骥虽存千里志,云鹏已息九天风。巉巉骨法吾能相,难著凌烟剑佩中。[3]26254《自题传神》嘉泰元年(1201)《诗稿》卷四九识字深村叟,加巾下版僧。檐挑只草屦,壁倚一乌藤。得酒犹能醉,逢山未怯登。莫论明日事,死至亦腾腾。[3]29735《放翁自赞》约为嘉泰三年(1203)①《文集》卷二二名动高皇,语触秦桧。身老空山,文传海外。五十年间,死尽流辈。老子无才,山僧不会。[12]276《放翁自赞》嘉泰四年(1204)《文集》卷二二皮葛其衣,巢穴其居。烹不糁之藜羹,驾秃尾之草驴。闻鸡而起,则和宁戚之牛歌。戴星而耕,则稽汜者之农书。谓之瘁则若腴,谓之泽则若癯。虽不能草泥金之检以纪治功,其亦可挟兔园之册以教乡闾者乎。[12]287《放翁自赞》开禧三年(1207)《文集》卷二二进无以显于时,退不能隐于酒。事刀笔不如小吏,把锄犁不如健妇。或问陈子何取而肖其像,曰:是翁也,腹容王导辈数百,胸吞云梦者八九也。[12]29

这些诗文均作于陆游东归之后，最早的创作于56岁，最晚的创作于83岁，都是陆游在不同阶段对人生的总结。首先，面对写真时，陆游总是自觉地保持与画中人的距离，客观地对画中人外在形象进行描述：“飘然幅巾”“短褐琴横膝”“檐挑只草屦，壁倚一乌藤”“皮葛其衣，巢穴其居。烹不糁之藜羹，驾秃尾之草驴”。或借他人之口对画中形象进行品评：“或以为跌宕湖海之士，或以为枯槁陇亩之民”“或问陈子何取而肖其像，曰：是翁也，腹容王导辈数百，胸吞云梦者八九也”。他着意保持自己的独立立场，不轻易跳出来为画中人的身份下定论。其次，陆游笔下画中自我的形象并不固定，他认为“跌宕湖海之士”与“枯槁陇亩之民”均不足以概括自己的形象，自言“非士非农一老翁”“识字深村叟，加巾下版僧”“谓之瘁则若腴，谓之泽则若癯”，外在的形貌仿佛不足以成为评判标准，加上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表达方式，充满了道家弃智全真、无为自适的意味。其三，陆游通过画像对自己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过程，前期在蛰伏中还充满着对儒家事功的孜孜追求，等待着“时来或将渡辽师”的机会，后期虽念念不忘于“名动高皇，语触秦桧”的豪壮之举，但对于“进”“退”有了更通透的看法，最终落脚于自己腹容王导、胸吞云梦的气韵风流。整个自我鉴定的过程带着一丝并不真诚的嘲讽，实则是斩钉截铁的自我辩护。[注]“名动高皇，语触秦桧”当指陆游29岁时遭秦桧所黜事，根据后文“五十年间”推测，这篇自赞创作时陆游约79岁，即为嘉泰三年(1203)前后。

余论：关于诗歌的日常性与自传性

吉川幸次郎在1962年即提出宋代诗歌与日常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13]。从北宋前期的欧阳修、梅尧臣开始，包含日常起居、饮食、读书写字等琐事的日常活动成为诗歌表现的重要内容，这是宋诗对诗歌题材的开拓。这一传统在南宋最著名的继承者之一便是陆游。钱钟书先生将放翁诗歌内容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帖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14]陆游诗歌的日常性首先表现在对日常琐事、耳闻目见全方位的呈现，如昼卧(《饭饱昼卧戏作短歌》，卷五四)、饭后散步(《晚饭后步至门外并溪而归》，卷六四)、劝解乡人打斗(《闻里中有斗者作此示之》，卷七十)等个人生活，其中有农民、卖薪翁、和尚、相面人、医生等人物群像，农事、节令、修路、聚餐等公共生活，俨然一副浙东乡村生活的全景图。其次在于其写日记般进行诗歌创作的努力。陆游集中有许多诗的题目直接写明具体日期、地点、人物等事件的基本要素，如《癸丑重九登山亭追怀，顷在兴元，常以是日猎中梁山下，乐甚，慨然赋诗，予于是生六十有九年矣》(卷二七)、《甲子秋八月丙辰鸡初鸣时梦刘韶美，示诗八篇，高古可爱，明旦作此诗志之》(卷五九)等诗都如日记般对事件进行忠实而详细的记录，连梦境也如实呈现，有时甚至抛弃“日期+内容”的形式，完全以日期命名诗歌，如《五月二十二日》(卷六)、《三月二十一日作》(卷十二)、《甲寅八月二十三日夜》(卷三十)等。陆游这种作诗命题的习惯并不仅仅集中于日课一诗的晚年，而是几乎贯穿其一生，只是晚年乡居生活状态下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诗歌数量大幅增加。这些诗歌体现了诗人赋予每个平凡日子以独特意义的努力。

如上所述，诗歌中的日常性以生活化、琐细化为主要标志，是诗人生活中最不起眼、最不具备影响力的事件的反映，这一性质似乎正好与自传性背道而驰，因为作为自传的诗歌正是要呈现长时间段内诗人的成长历程，即需要诗人一生中意义重大的事件集合。宏大与渺小、长远与短暂正好是相反的两极，然而纵观中国古代诗歌的自传传统，写出重要自传诗歌的诗人如陶渊明、杜甫、白居易、陆游等人，也恰恰是将目光投向了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的那批人。那么，看似矛盾的日常性与自传性如何在诗歌中实现了统一？

诗歌日常化如果仅仅是对琐屑生活的照搬照抄，那么在文学史中将不值一提，细究诗人的日常生活书写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特点，那便是对时间的观照。孔子面对奔腾不息的江水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具有绵延性和不可逆性，于是人们通常以“白驹过隙”的形象思维认识它，以寒来暑往岁月更迭的尺度衡量它，由此产生的伤春悲秋、感时叹逝之作洋溢着强烈的抒情性。日常书写则不然，它是对生活最直接的反映，没有经过时间的累积发酵，以日记体诗为例，在时间的表述上它以日期为单位，以具体事件为触媒，对生活的感悟细致而不激烈，使得诗歌充满平淡蕴藉、理性节制的色彩。当诗人以向外的体悟日常生活之心转而向内省察自我时，必然闪耀出理性的光芒，而这正是自传书写的思维要求。同时，日常书写以其对生活细部的展现，将诗人人生分割成了更小更多的结构单元，以区别于家国天下、宦海浮沉等宏大事件的微观叙事，构建出更隐秘而丰富的个人史，这恰恰与重大经历串联而成的诗歌自传互为表里，相互补充。因此，诗歌的日常性与自传性从题材内容上看似矛盾，但从内涵上来说，都是诗人观乎内外之理性精神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