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杰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许寿裳回忆说：“民三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1]46尤其是“民三”当年，即1914年，从鲁迅的书账中可以发现，161种书籍里有89种是关于佛教的，比例高达55.28%。当然，纵观鲁迅的一生，他所阅读过的佛书[注]佛教典籍通常称为佛书，主要包括古印度佛教的经、律、论三部分典籍，以及印度以外中国、朝鲜、日本等国佛教学者的撰述。(参见方立天著《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远不止这个数目，仅以其1912年—1936年的书账[注]本文中关于鲁迅书账的记录均按时间顺序排列，出自《鲁迅日记》(1-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为例，就有共计116种。通过对这些记录的整理、分类、归纳，笔者发现鲁迅选购佛书时呈现出显著的偏好，即“三藏”中重“经论”，“经藏”中尚“小乘”，“论藏”中好“三宗”。分析这些偏好，或有助于进一步理解鲁迅对佛教的认识和判断。

一、“三藏”中重“经论”

首先，笔者查阅了鲁迅1912年—1936年的书账，将其中的佛书一一找出。接着，参照明代蕅益大师《阅藏知津》的划分标准[注]蕅益大师在《阅藏知津》的凡例中阐述了分设经、律、论、杂四藏的缘由，他说：“从古判法，多分菩萨、声闻两藏，就两藏中各具经律论三。若据《智度论》说，则凡后代撰述合佛法者，总可论藏所收。若据《出曜经》说，则于经律论外，复有第四杂藏。今谓两土著作，不论释经、宗经，果是专阐大乘，则应摄入大论，专阐小道，则应摄入小论。其或理兼大小，事涉世间，二论既不可收，故应别立杂藏。”(释智旭撰，杨之峰点校：《阅藏知津》，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页。)它直接影响了后来《大藏经》的编排，日本明治年间的《缩刷藏》、中国民国初年(1911)的《频伽藏》，以及杨仁山刊定的《大藏辑要及藏要目录》等也都采取了这种编排方式。，在经、律、论三藏之外，又添加“杂”藏一类，再把鲁迅书账中的佛书分门别类整理，具体如下：

经藏(共25种[注]计算时，数经同本者，按一种算；重复出现者，仅列出，不计数。下同。):

观无量寿佛经图赞、华严眷属三种、思益梵天所问经、金刚般若经六种译、心经二种译(实相、文殊)般若经、贤愚因缘经、过去现在因果经、楼炭经、四谛等七经同本、阿难问事佛等二经同本、十二因缘四经同本、佛说般泥洹经、佛说大方广泥洹经[注]《佛说般泥洹经》和《佛说大方广泥洹经》的内容大致相同，但译者不同。另外，鲁迅在1914年9月6日同时买入这两种典籍，9月8日即持《佛说大方广泥洹经》赠许季上。基于此，仅列出，合算一种。、长阿含经、大安般守意经、中阿含经、中心经等十四经同本、五苦章句经等十经同本、大萨遮尼乾子授记经、维摩诘所说经、胜鬘经宋唐二译、弥勒菩萨三经、妙法莲华经、无量义观普贤行法二经、楞伽经三种译本、雷峰塔砖中陀罗尼翻刻本

律藏[注]这里列举的两种律藏典籍并未出现在鲁迅的书账中，但据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韦力撰的《鲁迅藏书志·古籍之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55-656页)记录，鲁迅藏有这两种佛书，且它们都是弘一法师校补或辑录的版本。现列出，不计数。：《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笺要》《有部毗奈耶犯相摘记》

论藏(共36种)：

维摩诘所说经注、宝藏论、般若灯论、大乘中观释论、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十住毘婆沙论、金刚经心经略疏、金刚经智者疏心经靖迈疏、大乘起信论梁译、大乘起信论唐译、大乘起信论义记、释摩诃衍论、发菩提心论、显扬圣教论、心经金刚经宗泐注、心经直说金刚决疑、心经释要金刚破空论、金刚经宗通、中论、十二门论宗致义记、肇论略注、瑜伽师地论、起信论二种译[注]即《大乘起信论》(梁译)、《大乘起信论》(唐译)，因重复，仅列出，不计数。、起信论直解、入阿毗达磨论、般若心经五家注、十八空百广百论、菩提资粮论、阿毗昙杂集论、肇论、三论玄义、因明入正理论疏、金刚经嘉祥义疏、净土经论十四种、大乘法苑义林章记、入楞伽心玄义、大乘起信论海东疏、中论[注]因重复，仅列出，不计数。

杂藏(共55种)：

由于“杂藏”中收录的佛书涉及多个方面，包括纂集、传记、护教、音义、目录、序赞、诗歌等，多属通用，所以，暂且搁置不论。现就“三藏”而言，25:0:36，无疑，鲁迅更青睐于“经藏”和“论藏”。

事实上，鲁迅“三藏”中重“经论”的选购偏好特点是偶然中的必然。一方面，佛教有“白衣不得闻律”的规定。《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有云：“比丘经典总有三藏。在家俗侣得闻二藏，谓论及经。毗奈耶教是出家轨式，俗不合闻。”杨仁山居士在《大藏辑要·序例》中也说：“小乘律，声闻调伏藏，非受具戒者，不宜检阅。”对于这项要求，周作人是知道的。在《我的杂学·佛经》中，他说：“经论之外我还读过好些戒律，有大乘的也有小乘的，虽然原来小乘律注明在家人勿看，我未能遵守，违了戒看戒律，这也是颇有意思的事。”[2]871周作人是“老僧”再来，或许有“闻律”的因缘，但对于鲁迅来说，对“律藏”敬而远之，这样的做法可能更合时宜。

另一方面，鲁迅之所以选购佛书，初衷在于看重它们“思想”和“文章”层面上的意义。周作人在《鲁迅的国学与西学》中曾指出：“鲁迅在一个时期很看些佛经，这在了解思想之外，重要还是在看它文章，因为六朝译本的佛经实在即是六朝文，一样值得看。”[3]许寿裳也认为鲁迅“对于佛经只当做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籍以研究其人生观罢了”。他还记得鲁迅曾不无感慨地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1]46对于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按：“释迦”是种族名，“牟尼”是尊称，“释迦牟尼”也就是“释迦族的圣人”的意思)，鲁迅给予他的评价是“大哲”，而非“大神”，这说明比起宗教仪轨，鲁迅更注重探究佛书中的哲学思想。反过来，我们也就可以推论鲁迅“把佛经当作书来看”，“所得的自然也只在文章及思想这两点上而已”[2]870。那么，相较于“律藏”，显然，承载了佛教义理的“经论”二藏更能满足鲁迅的阅读需求。

二、“经藏”中尚“小乘”

鲁迅书账中的“经藏”部分按照大小二乘[注]“乘”，乘载，也有“道路”的意思。公元1世纪，印度佛教史上发生了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历史性分裂。大乘佛教指斥前期佛教只求个人解脱，是“小乘”，标榜自己是普度众生，使众生渡过无边的苦海，到达幸福的彼岸，是“大乘”。前期佛教学者则不承认自己是什么小乘，认为自己是佛教的正统，他们指责大乘佛教的教义是杜撰的，“大乘非佛说”，大乘并不是佛教的正统。(参见方立天著《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的分别，归纳如下：

大乘经藏(共16种[注]因需比较“经藏”中收录的大乘经藏和小乘经藏的数目，故凡数经同本者，均按鲁迅记录的实数算。下同。)：

观无量寿佛经图赞、华严眷属三种、思益梵天所问经、金刚般若经六种译、心经二种译(实相、文殊)般若经、大萨遮尼乾子授记经、维摩诘所说经、胜鬘经宋唐二译、弥勒菩萨三经、妙法莲华经、无量义观普贤行法二经、楞伽经三种译本、雷峰塔砖中陀罗尼翻刻本

小乘经藏(共44种)：

贤愚因缘经、过去现在因果经、楼炭经、四谛等七经同本、阿难问事佛等二经同本、十二因缘四经同本、佛说般泥洹经(佛说大方广泥洹经)、长阿含经、大安般守意经、中阿含经、中心经等十四经同本、五苦章句经等十经同本

单就“经藏”的种类而言，鲁迅的佛书选购呈现出推崇小乘的特点。1914年7月11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往有正书局买阿含部经典十一种共五册。”[4]查其对应的书账可知，这十一种就是过去现在因果经、楼炭经、四谛等七经同本、阿难问事佛等二经同本;“阿含部”是对《大藏经》内小乘经典的统称。可见，鲁迅是有意识地亲近小乘。

另外，鲁迅这种“经藏”中重视“小乘”的选购习惯与他对佛教大小二乘的评判是相一致的。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鲁迅说：“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5]到了《在钟楼上》，他又重提类似的看法：“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6]后来，在《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里，鲁迅再次发声，他说：“释迦牟尼出世以后，割肉喂鹰，投身饲虎的是小乘，渺渺茫茫地说教的倒算是大乘，总是发达起来，我想，那机微就在此。”[7]

对比这三段话，可以很容易地判别鲁迅对大小二乘的态度。在鲁迅看来，大乘佛教虽然开了方便法门，接引大量世人皈依三宝，更由此获得了大众的好评，不过，当义理成了口头禅，安逸的空谈自然也就比不上小乘佛教坚苦的实修[注]在《彷徨·孤独者》中，鲁迅借申飞之口嘲讽了所谓的“大人先生们”，他们一下野，就吃素、谈禅、看佛经，美其名曰“修身养性”，实则暗中窥测各方势力变化，伺机东山再起。在《集外集拾遗·赠邬其山》中，鲁迅又写道：“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再次表达了类似的批判，指斥部分官僚“无特操”，打着慈悲的幌子，干着杀人的勾当。。加之，中国素来矗立的是集体主义的大纛，任何注重个人主义的见解都会被“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8]而饱受诟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鲁迅就以戏谑的口吻戳穿了这种美丽的谎言：“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9]要而言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乘佛教赢得了鲁迅的好感。返观他生活中的选择，可以说，鲁迅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就以他选购的佛书为例，“经藏”中的小乘经典超了大乘经典175个百分点，以压倒性的优势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

三、“论藏”中好“三宗”

依据汉传佛教十宗(包括大乘的性、相、台、贤、禅、净、律、密等八宗和小乘的成实宗、俱舍宗)的划分标准，结合这些书籍的义理阐释，现将鲁迅书账中的“论藏”部分分门别类，总结如下：

大乘论藏

三论宗(共10种)：

宝藏论、般若灯论、大乘中观释论、释摩诃衍论、中论、十二门论宗致义记、肇论略注、十八空百广百论、肇论、三论玄义

法相宗(共7种)：

发菩提心论、显扬圣教论、瑜伽师地论、阿毗昙杂集论、因明入正理论疏、大乘法苑义林章记、入楞伽心玄义

天台宗：无

华严宗(共5种)：

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十住毘婆沙论、大乘起信论义记、起信论直解、菩提资粮论

禅宗(共9种)：

维摩诘所说经注、金刚经心经略疏、金刚经智者疏心经靖迈疏、心经金刚经宗泐注、心经直说金刚决疑、心经释要金刚破空论、金刚经宗通、般若心经五家注、金刚经嘉祥义疏

净土宗(共1种)：

净土经论十四种

律宗：无

密宗：无

通用：

大乘起信论梁译、大乘起信论唐译、大乘起信论海东疏

小乘论藏

成实宗：无

俱舍宗(共1种)：

入阿毗达磨论

在上述36种论藏中，属于三论宗的有10种，占27.78%；法相宗的有7种，占19.44%；华严宗的有5种，占13.89%；禅宗的有9种，占25%；净土宗和俱舍宗各1种，均占2.78%；其余空缺。也就是说，在“论藏”方面，鲁迅更倾向于三论宗、禅宗、法相宗的经典。结合书账中的“经藏”[注]即加入华严宗的《华严眷属》三种；天台宗的《大萨遮尼乾子授记经》、《妙法莲华经》、《无量义观》《普贤行法》二经；《净土宗的观无量寿佛经图赞》；禅宗的《金刚般若经》六种译、《心经》二种译(实相、文殊)、般若经、维摩诘所说经，再重新计算，进行比较。那么，在共计43种大乘经论(包括“通用”的3种)中，属于禅宗的有12种，三论宗的10种，法相宗的7种，分别占27.91%、23.26%、16.28%，远多于其他各宗。，除去小乘经论，大乘中的禅宗、法相宗、三论宗依旧位列前三。

不过，谭桂林先生认为鲁迅在佛书的阅读方面“明显侧重于华严与唯识二宗的一些典籍”[10]。他的论据是鲁迅购入的华严宗典籍册数较多，加之1914年10月4日，鲁迅又在日记中绝无仅有地提及自己阅读佛书的情况，“午后阅《华严经》竟”[4]136。至于唯识宗(按：法相宗的别名)，“鲁迅所购书籍有《瑜伽师地论》等，晚年徐诗荃曾向鲁迅请教如何入门修习佛法时，鲁迅所荐的书其中就有世亲所著《百法明门论》，此书着重论述瑜伽行派的五位百法学说，是研究佛教宇宙观要素论的重要资料。鲁迅以此书相荐，而反对先习《大乘起信论》，足见他于此典的研习大有心得。”[10]56谭先生还从鲁迅与章太炎的师承关系上，推断他偏好唯识宗是十分自然的[10]57。

笔者以为鲁迅的佛书阅读偏好华严与唯识二宗，这个判断是成立的，但尚未把问题说透。我们不妨以鲁迅书账中的“经论”二藏为例，辅之以“杂藏”中的部分书籍[注]即加入“杂藏”中的《华严经合论》、《华严决疑论》、《大方广华严著述集要》，再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三论宗与禅宗在其选购的佛书书单里依旧占据了很大的分量，甚至可以说，它们的比重并不亚于华严宗和唯识宗，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禅宗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历来为文人骚客所喜爱，它引起鲁迅的关注是正常的。况且，关于禅宗的经典，鲁迅反复研读的主要是《金刚经》《心经》《维摩诘所说经》等三部。不过，三论宗的存在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三论宗，又名法性宗，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为指南，它与唯识宗，即法相宗，是恰好相反的：前者属空宗，强调客观的世界和主观的心象都是人们妄想的结果，如果能加以扫除，那么，精神的本体就显现出来了；后者属有宗，主张阿赖耶识是心的根本，正是它的作用，人才会生起山河大地的客观境界和妄想分别的主观心象[11]。乍一看，它们确实是对立的，然而，把二者统一起来，才算是一枚完整的硬币。只不过关于缘起性空的命题，三论宗详述性空，唯识宗详述缘起，它们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非常契合鲁迅的思维方式，就像他喜欢思考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12]等概念一样。由此，就不难理解“三论宗”和“唯识宗”之所以在鲁迅的佛书书单中并列巨头了。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鲁迅1912年—1936年的书账为依据，借助数据的统计处理，详细分析了他的佛书书单，进而得见其鲜明的选购偏好，即“三藏”中重“经论”，“经藏”中尚“小乘”，“论藏”中好“三宗”。在说明的过程中，又佐之以鲁迅对佛教的认知，互文地解读二者，期冀为深化鲁迅与佛教关系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