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的诗常常带给人一种异样的愉悦。耿占春的文学批评以“隐喻”“象征”“卜辞”“幻象”等为思想基石，既赋予了诗学在研究上的普遍深刻，同时也建构了一種极具灵性的解诗学方式。由此及彼，他的诗歌与批评相互映衬，也具有一种暧昧的能量，并且表现出了一种“出境”的格调与“出神”的精神。

在古老的中国，占卜与诗歌的关系并不隐秘。耿占春对于卜辞曾有过偶然的兴致，在《沙上的卜辞》一书前言中，他曾经阐释过“为什么是‘沙上的卜辞”而不是其他。《沙上的卜辞》中很多优美而具又有思想性的片段，就是诗。我们有时候会在他的随笔中发现与其诗歌相同的一些主题，比如他有两首诗《论晚期风格》《论神秘》，而我们在其随笔集《退藏于密》中也发现了他对“晚期”和“神秘性”的论述。这即反映出，在耿占春心目中，“诗”与“卜辞”有一种共通性。

一如诗人所认知的那样，“卜辞的艺术”首先是一种具有“诡秘感”的艺术。这种神秘的感觉根源于人对外在的灵性体验，所谓“恰当地注意到事物存在于其中的瞬间状态”，这本身就具有一种玄秘的性质。玄秘的东西很容易引起质疑。但在耿占春这里，这种“诡秘感”/“神秘感”却并非故弄玄虚。这与他一直强调诗歌与隐喻/比喻存在着密切关系大有关联。在《世界荒诞如诗》中，他说：“活下去不需要寻找真理而诗歌/寻找的是隐喻。”并且申明：“写诗/不需要引语，也无需逻辑”。在《论诗》中，诗人的思理与此如出一辙：“写诗寻找的既非真理/也不是思想，而是意外的比喻”，并且他对于这其中的“愉悦”和“正确”带着一种暗暗的欣喜：“为什么一个事物必须不是它自己/而是别的东西，才让人愉悦/就像在恰当的比喻之后//才突然变得正确？”其实，将诗与隐喻或比喻联系起来，并非一种罕见的观点。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他人那里，这也许只是关涉到诗或者诗本质的问题。然而对于耿占春而言，这却绝非肤浅的知识类比，这仿佛构成了他的世界观。在他的内心当中，“人间的事务”也应该向诗靠拢，也应该与比喻建立起一种美妙的关系：“人间的事务/如果与诗有关，是不是也要/穿过比喻而不是逻辑//才能令人心诚悦服？”如此一来，这看起来非常世俗的东西，竟最终也可以与“卜辞”沾染上关系了。我们应当领会到，诗人是并不否认和排斥世俗的。

“卜辞的艺术”所呼应出的诗歌的第二个特征是“寻求启示”。耿占春将诗人比喻为“最后一个祭祀”，认为诗人是神之话语释读者以及祭司、先知、巫师和占星者的后裔。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将这一“启示”仅仅理解为高高在上的“神示”。在诗人那里，有时它还代表着“真实”。耿占春曾指出窥视诗歌的另一个“路径”：“诗是一种令人惊愕的语言”。耿占春的诗歌中，有很多都是这样一种有关于“真实事件”的叙述，哪怕是从自然观察中带出的一点零星感悟，仿佛也都是一种“启示”。如其《寒冬》一诗，此诗从“苍山顶上飘落一层新雪”写起，然后从宏观视野逐步转向对细节的铺叙。作为学者型、思想型的诗人，耿占春当然不甘于只是客观性地描述眼中的所见，于是从第二节起，他就开始动用他不安的意志了。以至于到诗的最后，一个代表着“真实”的“启示”便出现了——“在我们正确的地方，花朵/不会永远在春天生长”。如果说这还是一种由自然生发而来的“启示”的话，那么其“论说体”诗歌中对某些类似于“咒语或预言”之“真实”的揭橥，则更加令人震颤。以《论消极自由》为例来看，此诗的主题无疑是鲜明的。诗人以“闲散的人”点题，然后由之引出“闲散的物”，最后再经由此二者对“消极自由”做出一种既痛苦又隐秘的体认：“一切有用之物，一切无用之物/如匿名人民的临时集合//如众生平等，如闲散之物/抵达一种快意而虚假的自由”。在一种习以为常的环境中，麻木的人早已失去了角色意识，或者因为生存的卑微而难以表现出对正义之物的正当寻求。所以，闲散的并非都是真消极的，这其中有谦卑，有无奈，甚至还藏着至为复杂的“诚惶诚恐”。故而《论消极自由》这首诗中的启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耿占春曾明确指出：“一首诗曾带我逃离现实，但半道上突然改变了方向：诗培养了内心的敏感，以致不再能够忍受粗暴的现实。”从“神示”到对“真实”“事件”的“批注”，是否也可以简易地看做是诗人诗歌写作方向的转换呢？尽管这种方向带有明显的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痕迹。

赵目珍，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