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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创作特色

2019-03-11夏天

文学教育 2019年2期
关键词:人文精神

内容摘要:汪曾祺的散文大多是在他晚年写成,在经历了解放时期、文革岁月后的沉淀和发酵后,汪曾祺的散文以一种“闲话”的方式缓缓铺展,流溢着诗性和谐:汪曾祺散文有着个人化的题材、平实的叙述以及极具生命力的语言风格,从而构成平淡闲适中的诗意盎然;汪曾祺对于民间风俗有着浓厚的兴趣,排以大量笔墨记述和描写,他的散文甚至可以做为“风物志”;基于民间立场下的汪曾祺散文中又有着浓厚的人文精神。本文将用事实论证、道理论证、比喻论证等方法,旨在通过对汪曾祺散文之诗性、风俗、人文等的研究来分析其散文的创作特色及其对现代文学的意义。

关键词:汪曾祺散文 诗性和谐 人文精神 民间风俗

一.平和闲适的诗性魅力

诗是一种用凝练的语言表达作者感情的文学体裁。作为中国传统的文学类型,诗的核心在于内在涵韵的丰富以及由此引发的多样解读。而诗性在《诗学史》中定义为“产生美感的东西及来自审美满足的印象”,“是无法描述,无法界定的”[1]可见诗和诗性间相联的就是美而内涵丰富。

汪曾祺被称“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的散文创作中“一边承接新变了古雅悠然、闲适温情的士大夫传统,一边以沉潜之笔描摹着民间的湖光山色与人性之光”[2],由此在九十年代繁盛的散文热潮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他的散文中有着个人话语式的诗性表达,没有外在结构的复杂编制,如话家常,如浅唱低吟,缓缓而至;也不追求题旨的深奥晦涩,他自己曾说“我写散文,使搂草打兔子,捎带脚”[3],他眼中一花一木,细致勾勒便是风景。这样的平和特质,使散文如诗如画,同时充满生活的灵动,风俗的雅趣,景观的和谐。

1.语言的丰富含蕴

不论是小说或是散文,汪曾祺对于语言的运用从来都是极其重视的。好的语言需要具备“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流动性”①四种要素。汪曾祺的文字,无论是题材还是内容都很“平”。题材上记花鸟、赏山水、谈民俗、忆亲友,将街头巷尾的平凡事、左邻右舍的家常味像画卷一般展现在读者眼前;文字内容上平实易懂,多口语化文字,即便是小孩子读起来也没有阅读上的困难。但在用字取舍间可见其功底,紫薇花一个“繁”字、桂花一个“叠”字,秋葵淡、鸡冠野、秋海棠则是寄托了母亲忧思的怜。通过几个字便轻易地区分了花卉间的特点,其对于文字语言的运用已然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样的取舍又是和语言所承寄的内容相关的。汪曾祺把语言认为是“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橘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4]在汪曾祺看来语言的美是和其内容息息相关的,语言艺术性不在于表达了多少而在于蕴含了多少。在《果园杂记》中“果园一冬天埋在雪里。”[5]此处果园之意不仅在于果蔬园林,更代表一年的疲倦和辛劳终于画上句号。可如若单看这一句实在是平淡无奇,只有联系上文才能读出这句话其中的意思。语言的丰富内涵并非是一句一句拆开来看的,只有通过话与话间的关系才能品出语言之美。即便是简单的话语,却似化百炼钢为绕指柔一般,被汪曾祺赋予了内在涵义和精神。

2.“闲话式”的艺术风格

汪曾祺的散文大多是几百字左右的小记,如同平常人说的一小段话。同样的抒情艺术散文,周涛写以边陲之力,融议论抒情叙事,充满阳刚野性的生命力;唐敏则带着象征和隐喻,细腻温婉,表达女性复杂的世界。而汪曾祺闲话式的风格没有周涛的震撼力攻击力,也没有唐敏的婉转复杂,一纸闲谈,谈尽人间草木,聊遍人间滋味,他更像是个蔼然的诗人。这种闲话式亦代表作品的平白,就像两人聊天,没有什么晦涩的话深刻的意义,像白水,喝过就过了。同是喜欢写童年故乡往事的张洁,《拣麦穗》、《挖荠菜》表达的是感伤;同是追求“闲适”风格的贾平凹,《丑石》、《文竹》表达的是哲理故事,都是散文却不是“闲话”。由着是故事的平白,文字的易懂,透着汪曾祺对于世界本真的还原,使散文内在流动着诗性和谐。

3.非功利性的文学旨趣

20世纪30年代是战事吃紧的年代,大多文人以国家存亡为主题振臂高呼,汪曾祺伴随着这样的环境成长。中年经历文革,被划为“右派”,晚年开始大量创作散文。他的一生其实都在经历国家和政治上的变革,那些大而厚重的题材并没有成为汪曾祺的关注点。相反他看画看草,他曾说是一种左看看、右看看的习惯使他成为一个作家。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几乎是由兴趣出发,习惯使然,比如汪曾祺研究马铃薯,甚至发现了科研工作者都没有发现的“麻土豆”的花香。很难去说非科研人员研究马铃薯的每一个种类每一个样式是出于什么目的,相信细致的观察更多是始于汪曾祺本人的兴趣而成。汪曾祺从战火中成长,在政治灾难中一路走来,他听过数不清的政治呼吁,亲身体会过几种政治体制,耳闻目染了不尽的政治思想。但这些在汪曾祺的散文创作中却很难捕捉一二,晚年他留下的只是一颗诗意旷达的心。一生披挂这个社会的苦难紧张不公,他的文学却形成了宁静、平白的心理定势。

二.细致入微的风俗描写

汪曾祺在《谈谈风俗画》中说到“所谓风俗,主要指仪式和节日。”[6]“事实上风俗包涵了节日、仪式在内的一方水土的生存环境和历史文化在人们行为习惯上的全部表现的,包括全部的风土人情。一方面节日、仪式与风土人情、一般习俗不可分割,互相依托、衬托,节日、仪式只是日常存在中的典型化、强烈化、诗意化、兴奋化的很小部分……另一方面,就自然和生存的展示、显示或存在方式、存在居所来看,节日、仪式与习俗、习惯也是相通的。”[7]风俗以仪式节日为代表典型,指的是典型区域下的人民生活习惯。

1.表现与再现

汪曾祺的散文多是晚年写成,文学创作其实对他而言更多是一种回忆,是选择回忆还原回忆的过程。“有人背了一面大筛子,手执长柄的铁铲,大街小巷地走”写故乡炒米手艺;“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8]细致表现了故乡高邮鸭蛋的红而油多;“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因为想念昆明,而描摹了昆明的透明雨季;“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9]游学时期的西南联大生活是汪曾祺创作的又一大素材。作为世风民俗的写作大家,汪曾祺很多时候是把埋藏在记忆里的风俗习惯或是特色记忆重新恢复起来。他觉得文学就是写回忆的,是在亲身经历和精细观察后的一种再现。一生历经动乱,披挂一身荊棘后汪曾祺的回忆书写是冷却沉淀成为一地温柔的风土,一桩温情的人情。

2.描写与抒情

汪曾祺先生作为民俗大家,对于风土民俗的描写相当细致精确,常常小事物分类别分地域分做法细细地给你讲上一遍,拿豆腐举例,北京拌豆腐,湖南煎豆腐,昆明小炒豆腐,苏州汪豆腐,四川豆花等等。汪曾祺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愉”[10]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汪曾祺的平民意识,向人们描绘了一个纯真的本原的民间生活。通过民俗视角的传统文化展现,可以看出汪曾祺对于民间文学的重视和浓厚喜爱。汪曾祺自己也曾说到过,他渡过上万篇民间文作品,由此他的作品语言总带有口语的神情,在叙事结构上也更注重内在的韵律感。

三.民间立场下的人文追求

“民间在内涵上主要包括两种含义,一种是作为现实文化空间,一种是作为审美文化空间。民间作为文化是以底层的形态样式来表现生活,与精英文化和上层的文化相对立,它是来自民间生活,包括民间的生活习惯、礼仪民俗、语言方式、风土人情等等的集合……从文学的角度是以研究审美文化空间为主,表现为自由自在的生命形式,这是以‘原始的生命活力来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11]这里所说的民间立场是指汪曾祺站在平民立场下,表现底层文化和生活,实现了在当时政治宏伟叙事的解构,对平凡小事日常生活的重建。

1.个人化的题材

根植与民间文化的汪曾祺,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采用的多为个人化的题材,写遛鸟、议童歌、讲酒菜、聊草木、泡茶馆,亦或漫谈责任感、杂述样板戏等。而远离宏大的事件或者当时的政治热点,不提前半生经历过的任何一件重大历史事件。这样的题材下汪曾祺写尽了人间滋味,汪朗提到“老头儿对‘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之类的行径深恶痛绝……各种政治运动让人丧失了美感……他想通过这些文章呈现各种美好的东西,让人们慢慢品味,懂得珍惜。”汪曾祺选择个人化题材原因在这可以窥到一二,一是对政治运动不感兴趣二则是望通过文章,草木也好,小食也罢,让读者能收到些温暖。汪曾祺的散文中草木尤多,它们大多有一恒定主题——生机。在阳台上的芋头,没有土壤没有肥料,竟是长出肥厚的大叶,“使我获得一点生活的勇气”;秦老九随手撒在石头下的一把豆芽,过了谷雨,竟是顶开石头发了芽,“刹那之间,秦老九成了一个哲学家”;即便是冬天的树,很快也会生出新叶,像火焰,“大声地喧嘩”。[12]在着琐碎的生活小事中,汪曾祺总是看到写出许多的新奇,从而使原本的小题材充满着生活的灵性和生活的韧性。这样的个人化题材反而在汪曾祺的笔下带来生活的小新意,甚至是世间万物的生命张力。

2.散文中的内在和谐

汪曾祺的散文中没有设计多么精妙的结构,或者由远看到近,或由时间顺序,讲通事物事情就好。“结构上的平易自然,在叙述方法上致力于内在的节奏感。”[13]这是汪曾祺散文中的“神不散”的部分,即叙事的内在节奏感。在小说中讲求故事的节奏,散文中则是内在的和谐。这种内在和谐表现在其一语言的和谐,汪曾祺散文中多杂糅许多口语化语言,“眉子”、“火食”等。口语化语言的出现非但不会显得文章低龄缺乏文学性,反而应和了汪曾祺闲话式的特点,调配自然。其二,散文中草花随处见,鱼鸟信手拈,以一种“入世”的态度观世界,品人情,体现一种生命内外的和谐。汪曾祺关于遛鸟写了很几篇散文,但结尾却说了一句“画眉本来的鸣声是很好听的。让画眉自由地唱它自己地歌吧”。可见汪曾祺写风俗是一回事,更重的是万事万物本来的自然规律,画眉即便在笼中学出个百变歌,终究不敌一声自然啼。其三,汪曾祺民间立场下的视角达到了作家和读者的和谐,他希望自己的散文以“滋润”的态度为读者带去温暖。“汪曾祺的‘滋润是全方位的一种审美自觉,他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凡人小事,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的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14]汪曾祺用平视的眼光向我们揭示一个平和世界,希望人间送小暖。

3.生存困境后的超然态度

“80年代老作家的作品……回忆旧友和亲朋,处理当代史,特别是‘文革有关伤害、苦难的记忆,是大多数作品涉及的方面……不少文章在语言和结构上,仍可以看出受到‘当代散文僵硬躯壳制约、包裹的痕迹”。[15]和汪曾祺同时代的作家大多重视“反思”文学,而这时汪曾祺却和世界和解。“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暖。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草花随日见,鱼鸟略似真。”[16]汪曾祺一生披挂,晚年没有满腹牢骚,更没有一头怨恨,唯有一颗心,希望可以“人间送小暖”。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创作中承接着很多中国传统的思想,比如中国传统的“和”文化。这样的儒士之气,带给汪曾祺在困境之后的超然态度,进退有矩,创造出一种随和平淡的人文美景。

参考文献

[1][法]让·贝西埃,史忠义译.诗学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533.

[2]刘岩.论汪曾祺散文的诗性建构[D].华侨大学.2016.

[3]汪曾祺.《浦桥集》自序[A].钟敬文、邓九平主编.汪曾祺全集·卷四[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72.

[4]汪曾祺.人生若只如出戏[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226.

[5]汪曾祺.人间草木[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172

[6]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7]张灵.在“风俗画”的世界中诗意共兴——汪曾祺审美意识阐述[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3):30

[8]汪曾祺.人间滋味[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

[9]汪曾祺.人间草木[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10]汪曾祺.晚翠文谈[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108.

[11]胡诗暄.80年代小说风俗书写的民间立场研究[D].辽宁大学.2013.

[12] 汪曾祺.人间草木[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序言-17

[13]汪曾祺.人生若只如出戏[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225

[14]林毓君.和谐之美——汪曾祺散文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9

[15]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6]汪曾祺.人间草木[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序言.

注 释

①汪曾祺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中提出语言的四种特性:语言的内容性、语言的文化性、语言的暗示性、语言的流动性

(作者介绍:夏天,湖北大学文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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