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就像一本画册，日子便是每个画页，一日一日地去，又一日一日地来。

某一个日子，我突然停住了，我发现，过去的路，母亲一直陪着，以后的路，母亲还能陪吗？她可是八十三岁的高龄，且多病缠身。

一时，我不知所措，一种恐惧袭上心头。我怕了，怕没有母亲的日子该是如何。

我今年刚满五十岁，母亲大我三十三岁。往前推三十三年，那时我十七岁，刚刚上了中专。巧的是，母亲十七岁出嫁，到现在走完了两个三十三年。处在这样一个人生的驿站，我的心突然沉重而又急迫，一有时间，就陪母亲，听她讲过去的事情，看她眼角溢出的笑纹，并极力地把这些牢牢记住。

一

还是我五六岁的时候。

那个夜晚，人山人海。我们队上正在播放电影《卖花姑娘》。依稀记得，我站在木凳上，母亲在旁扶着我。银幕上一个姑娘，提着花篮，走下山。突然，我的左大腿根，酸痛。一阵嘶哑惨叫，吓坏了母亲。母親急急抱回我，和父亲连夜找大夫。查来查去，什么也没查出，但酸痛不减。一家人慌了。父亲是生产队支书，天天操着队里的心。母亲在家管着八个孩子（九个孩子，大姐出嫁了）和爷爷的吃喝拉撒。那几天，母亲把这些全扔给了爷爷和哥哥姐姐，带着我四处找大夫。模糊记得，母亲骑着毛驴，抱着我，去了十几公里远的公社卫生所，去了翻好几个山梁的水磨沟卫生所，乘我们队的拖拉机（驾驶室只驾驶员一个座位，母亲抱着我只能挤在边上的扶手上），颠簸了三天，去了奇台县医院，但还是没个结果。后来确诊是风湿。到现在，几十年了，还时有微疼。母亲常常挂念，遇到天阴或我外出或我头疼脑热，总要提醒我多注意，穿厚一点。好像有了依赖性，每每听到母亲的声音，便不疼了。

二

在我的心中，母亲就是天，把我们紧紧“包住”，啥时都在，又啥都能。亲戚朋友家人包括我都认为，母亲若上个学，识个字，不得了。母亲有几样“绝活”：茶饭、针线、做花盘（人死后的祭品）、“发言”，在我的成长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从小到大，我就觉得母亲做的饭香，尤其炒洋芋菜、炒咸菜切刀子、鸡肉掺大肉焖饼子、蒸油塔子。那是谁吃了谁夸。洋芋菜的特点是油少、肉少或无肉，越吃越香。我一直想母亲为什么能炒出这样的菜，后来琢磨出，那是穷逼的，因油、肉少，只能在“烹调”上下功夫。我儿子最喜欢奶奶的这个菜了，大学放假，准备回家，还远在千里就打电话，要奶奶炒好洋芋菜等他。他也怕某一天再吃不到奶奶的洋芋菜了，怎么办？回来后，他跟奶奶一步一步地学，并试着做了几次，“形”有了，“神”却无，无奈地望着奶奶直叹气。炒咸菜切刀子，用燣（lán）的肉炒咸菜，把面和得稍硬一些，直接切片下锅，非常简单的“快餐”，经母亲做出来，竟让人一辈子忘不掉。鸡肉掺大肉焖饼子，那是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才能吃的。父亲大小是个领导，时不时带个朋友来，母亲精心做得焖饼子，会长足了父亲的面子。

小时候，我们在外受一些尊重，是仰仗着父亲的为人。可父亲的这些，又是谁给的呢？这些事，随我们长大，心里慢慢明白。

1980年夏天，我们家盖了新房，立木那天，母亲专做了拿手的油塔子，全队人都来了。那天我们全家人忙坏了，但特风光。母亲的油塔子，一笼又一笼，那场面，那情景，是母亲亲自“导演”的精彩一幕。

母亲的影响力从我家走出，成了我们队，乃至邻近几个队学习的榜样，他们模仿母亲的做法，竟也形成大差不差的统一风格。外人常夸赞，妇女们就爱说：跟“王支书家”学的。直到二十年后，我回家乡当领导，一些上了岁数的阿姨，还爱说“跟王支书家学的”。有了母亲的“经营”，我们姊妹们感到生活特有劲，虽然我们家境也好不到哪儿，但信心十足，我们自豪有这样一个母亲。

说到针线，那是母亲最拿手的。她好像很有天赋，无师自通，且充满想象力、创新性。从小孩穿的、围的、戴的、裹的，到男人的鞋、衣服、裤子、帽子，女人的裙子、袍子，到棉的、单的、厚的、盖的、铺的，你只要说啥样，她就能给你做出。刚上学时，我穿了件新衣服，一路上遇见了四五个阿姨，她们的夸赞几乎一致：呀！王支书家，真巧！其实那是母亲用几件旧衣服拼凑的，那些样式，谁知道她怎么想出的。三姐的一件裙子，也是母亲这样凑的，竟成了大家追逐的“风尚”。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常常来人找母亲裁剪。她们和母亲闲聊半天后，愉快地拿着东西走了。母亲接着忙自己的活。不大会儿，又来一个，又是半天。几个姐姐常抱怨：“尽给人家捞毛（无偿干活）。”母亲回答经常就那句：“人家来了嘛！”

这还不够。母亲爱回娘家（二十公里远），且一去好几天。二姐最爱唠叨：“就不回来了，家里的事那么多。”母亲说：“外爷外奶的衣服还没缝好，那些邻居好友都找上来，你能说不做吗？”二姐无奈，发个牢骚：“谁让你那么能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接近六十的母亲和她心爱的蜜蜂牌缝纫机，渐渐闲下来。原因一是母亲上了岁数，二是穿穿戴戴渐渐不缝了，买现成的。忙惯了的母亲哪能闲着。她开始做鞋垫、拖鞋、坐垫等，给儿女及孙子们侄孙子们甚至邻居们的一百多号人，挨个儿做。鞋垫上，鞋帮上，有她自画自绣的各种花鸟。每人一双、两双、三双。做完了家人，做亲友。凡拿到的人都夸赞几句。母亲听到这些，上卷的下巴随双颊一同展开，咯咯地笑成了花。

母亲到近八十岁的时候，还能穿针引线。你看她精心做的东西：小孩衣裤、小孩鞋、睡袋子、大小绣球、蝴蝶结、香袋子等，好多种。材料也不知是从哪儿弄得。做工精细，搭配合理，一看乡土气味就很浓。尤其小孩“五毒”夹夹子，背面蛇、蝎、虫、蜘、蟑，被母亲绣成五种颜色，围成一个圈，中间是个大红花，模样奇特，形态逼真。按母亲的说法，穿上“五毒”夹夹子，可以辟邪趋正，保证小孩健康成长。母亲用了好多精力，悄悄地做，等到春节聚会，她一个一个地给，还送上她想好了的寄语。大概的分法：每个孙子（孙女），不管有无重孙，都给一套；绣球是每个家庭一个，寓意和和美美，圆圆满满；每个开车的一副，寓意安安全全，健健康康。母亲说：“一辈子没给你们什么，就留个念想吧！”这话听了让人酸酸的。

花盘，有些人不知，它是人死了的祭品。去祭奠的时候，把花盘献上。据说，这是实亲（近亲）才做的。我们那儿有个风俗，出殡前，要把所有的花盘拿出，集体祭奠。其实就是个花盘“展示会”。哎呀，那真叫个精彩，白白的馒头上，有面捏的蛇、猴子、雄鸡、奔马、牡丹、菊花、喇叭花等等，各种颜色表现出不同的神态，生机勃勃，栩栩如生。每个花盘就是一件艺术品。大家围在一起，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总会对一些精彩的花盘，赞赏不已。母亲最爱这个场面的出现，因为她做的花盘，“点赞率”最高。

我非常清楚母亲做花盘的过程。谁家亲人不在了，就来找母亲“帮个忙”。母亲如果有时间会欣然接受的。一下午就要把馍馍蒸好（馍馍要求皮紧、细、白、柔，决不能裂口），同时备好面泥、颜料和一些工具。夜幕降临，油灯初亮，母亲和她的帮手（谁家的谁来帮），围坐在炕桌边，开始她们的精心“创作”。我们这些小孩，会饶有兴趣地“帮”她们，捏个鸡呀狗呀的，但常常被母亲毁了重来，或者骂一句：去吧睡觉去，别捣乱！这样几次三番，我们也累了，呼呼地睡去了。第二天醒来，就会看到色彩清丽的四副（一般四副一套）花盘，在盆子里端正地放着。母亲她们什么时候睡的，已不知。这个工艺，其实就是泥人艺术，母亲凭自己的悟性，堪称“民间花盘艺人”。我对书法、绘画等艺术感兴趣，骨子里还是母亲带的。

发言和母亲有关系吗？有。母亲一般在三种时候发言，一是庆祝的时候，二是安慰的时候，三是不平的时候。尤其不平的时候，她敢于站出来实话实说。那年父亲被拉出批斗，理由是思想上有资产阶级倾向，要父亲坦白“认错”。父亲坚决不从，但也有口莫辩。在一次社员大会上，母亲站出来说话了：“我觉得我老汉和队上的领导，都是对的。队上搞个副业都是允许的。他们天天不回家，不顾家，就为队上着想，难道大家没看到吗？”她的话里，不仅为父亲，还为其他几个领导。当时全队的社员都呆住了。还有一种时候，不便于为人道，就是专给父亲“发言”。母亲其实是父亲的智囊。父亲当领导，为人正派，心地善良，做事公道，可遇到复杂问题，母亲就是他的“军师”。外面悄悄说父亲“妻管严”，父亲不以为然，母亲“我行我素”。好像发现了自己的潜能，母亲特别爱发言，而且越老越爱说，说的话中还含有让人深思的“哲理”。那年王家大聚会，母亲就有一段：“这次聚会，为了我们，更为了你们，你们不要忘了根，要干好自己的事，也要干好大家的事……”亲戚们都夸赞，说母亲有见识，底气足。其实我们清楚，母亲的底气来自哪里。

三

母亲的底气其实来自她的儿女。

母亲的娘家，家境要好些，母亲算是“大家闺女”。十七岁嫁过来时，家里又穷又要当家。幸亏母亲是个灵光人，针线茶饭，谋划过日，像是天生的。当时爷爷带着二十岁的父亲，和十二岁的姑姑十四岁的二姑妈（大姑妈已出嫁）。一家人不容易等到母亲来。一进门，全家的里里外外全给了她。母亲说，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哪能承受得了这些。

结婚不出三个月，结婚时给的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大姑爹来要了。母亲才知这些都是借的。要来了，能不还吗？母亲统统给了：都已經这样，赖着有啥意思，以后会有的。母亲气得直瞪父亲，父亲嘿嘿笑两声，无话了。这事母亲说了一辈子，父亲也嘿嘿了一辈子。后来，我和四姐圆了母亲的梦，父亲也借机说了句：补上了吧！母亲顶了句：能一样吗？母亲也确实喜欢，自戴上再没取下过。

自小就没母亲的姑姑和二姑妈，母亲来了，她俩就像有了“娘”，事事处处听“娘”的。母亲带上她俩做针线、学做饭，直到把她们出嫁了。姑姑和二姑妈以后经常说，是嫂子教会她们干这干那，嫂子就是她们的“亲娘”。2018年5月16日，姑姑因病去世了。母亲一晚上没睡着。她说，比我小，还先走了，你姑姑前面享了点福，后面吃了不少苦啊！母亲悲伤中有深深的自责，好像姑姑的命运是因她造成的。

母亲连续生了两个孩子都夭折了。外爷心疼女儿，就把大舅一岁半的二女儿，抱了过来（大姐）。一年后，母亲又生了（二姐）。这次“成功”了。外爷给起的名字，叫“扣定子”。近两年后，生了大哥（家蛋子，意思是家里的宝贝蛋儿），之后每隔两到三年，生了三姐（引弟子，意思是再生个弟弟）、四姐（改过子，意思是怎么还不是弟弟，要改过来）、五姐（箱子，意思是好了就这样了）。生完五姐后，开始提倡计划生育，父亲是领导，得做表率。母亲也不迫切要“弟弟”了，随天意，让生了就生，不让生了就“做”了。谁知，那时计划生育，光提倡，不执行，就诞生了我，竟然是男孩，一家人高兴的，就取名“八求子”（意思是农历腊八出生的求蛋子）。母亲一高兴就再生，是弟弟（取名柱子，意思是又一个顶梁的）。再生，是个女儿（取名见花，意思是又见到女儿了）。生完见花，母亲三十八岁，已步入中年。

到我懂事时，大姐已出嫁。我们家一直十一口人。吃饭时，围着一个大方桌，大的让着小的，小的吃过了还不离桌，大的不与小的争，常常端着碗在一边吃。但我们全部得让着爷爷和父亲，这是母亲的要求。爷爷吃完回屋去，父亲吃完，就到了队上上班。一顿饭，从做到吃过，吵吵嚷嚷，叮铃哐啷，好不热闹。母亲说，为吃饭吵架的事，“颇烦”了几十年，等到安静了，你们都长大了，自己倒有点不适应。

想想这情景，母亲也就够难肠的。结过婚后，做饭、针线、生孩子三件大事，缠得母亲连门都没能出过几次。母亲心脏不好，加上各种小病不断，再加上家里条件差，那日子每翻过一页，都觉得异常艰难。母亲经常上医院看病，经常听到她“活不成了”的呻吟，经常听到“看到这些孩子，就硬撑着活吧”的痛楚。稍后些，大姐二姐大哥都长大了，他们为母亲分担了好多事，再后来，三姐四姐五姐也都可以干点事了。母亲总算轻松了些。

大姐十九岁就嫁人了，她婆家条件不错。二姐十八岁当了民办教师，大哥十七岁当了大队通信员，三姐四姐五姐，在学校都是学习尖子。母亲喜欢别人夸，这下子子女们争气，母亲心里喜，自然精神好，找母亲裁剪的、做花盘的、绣花的等等，更多了。

1984年7月的一天，弟弟骑自行车，顶着烈日，气喘吁吁到我家地头，车子没放稳，就高高举起一封信，“二哥，来了……”正在割麦子的我，听见是弟弟在喊，但不知是什么。等弟弟走近，打开是昌吉农校中专班的录取通知书时，我全身凝固了，一时不相信这是真的。母亲甭提多高兴了。入学时，她为我炒了高高的一罐子咸菜，亲手一针一线缝制了棉被褥子，并让大哥去送我。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独自一人生活，在学校的日子，当盖上有母亲味道的棉被，那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诗句就萦绕耳际，两行热泪顺耳根，流到脖颈。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在入校两个月后，我们家一个亲戚见了我，问我给家里带什么话不，我说没钱了，再没什么。到后来我才知，母亲让父亲把咱家过年宰的猪卖了，给我寄去二百块钱。我的心就像刀剜一样难受。那以后，我再苦再累再紧张，没再要家里一分钱。但母亲不，她因为我考了学，身体一下子没了病，干活更起劲了，十天半月让人给我带去吃的穿的。每看到这些母亲亲手包裹的东西，泪水就沾湿了眼眶。

2006年11月，我调家乡去当领导。当踏上家乡的小路，抚着陌生又熟悉的土地，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母亲的怀抱，母亲的轻抚，母亲的叮咛，母亲的微笑，母亲的身影……在所有的记忆中，最清晰，最繁密，最难抹去。好像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

其实，这时的母亲，正在县城我的家中管孙子呢！

四

那天，我回到家，紧紧地抱着母亲不放。母亲奇怪，问我怎么了，我竟哽咽说不出来。母亲用老皱的手指揩去了我眼角的泪，自己的眼里竟湿了，后破涕为笑说，我还没老呢，你着什么急！我望着母亲，眼里深深印进母亲的笑容。

母亲五十七岁（父亲六十岁）那年，我把他俩接到县城我的家，算是让他们过起了“退休”生活。作为一个农民，辛苦了大半辈子，让他们赖以生存的，仅仅就家里十几亩地承包费。他们怕拖累我们，坚决不来。我是没打招呼，就去接的。到了县城果然如母亲说的，开销大。好在姊妹们多，大家都给点，生活也就一天一天过去了。

以往，母亲心中有愁，一忍而过。到了县城，母亲常常念叨着大姐的事，四姐的事，弟弟的事，小妹的事，直到都不是事了。她说，都是念叨好的。

大姐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原因是家里事太多，母亲忙不过来，还有就是挣工分的人太少，家里太穷。其实大姐是个很爱学习的人，看到家里情况，她坚决要参加劳动。好多人为大姐托媒说亲，母亲选了又选。大姐夫是個农机能手，人又勤快，在村里大姐的日子过得数一数二。儿子长大了，大姐和大姐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大儿子娶了媳妇。大儿子一直心中不悦。他们村是有名的“赌博村”，大儿子一直受其“熏染”。那年，因为欠赌债太多，离家出走，好几年杳无音信。大姐强忍着心中痛苦，把小孙子带大。可她的身体也累垮了，腰和双腿已患重疾。母亲经常打电话，安慰大姐，要她好好照顾自己。可放了电话，她就自责，为什么没让大姐上完学，要是上了学，大姐就不会这样了。

四姐性格要强，通过自己的努力，找上了工作。可她的婚姻不幸。那年，离婚后，四姐变得沉默寡言。母亲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常常叹气、流泪。我们劝慰，可我们也清楚，娘的心，谁又能怎么呢？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后来四姐再次成家，母亲果然好了。

弟弟中专毕业后，做起了生意。每次都是生意刚好些，就会遇上些事。几次三番，弟弟被折腾得精疲力尽。那年，他得了可怕的肝炎，不但花很多钱，而且还要保证时间休息好。弟弟强撑着，生意没有停，四处找花钱少的中医看，还抽出时间自学法律。有一次，我陪母亲去了弟弟那儿，弟弟住在一个被油渍熏染的黑黑的屋里，窗台上，码着一溜子书，被弟弟翻得黑黢污拉。弟弟蜡黄的脸上，只有眼珠子在动。哪是个屋子，简直就是个仓库。母亲当时没什么，回来后大哭了一场。也是弟弟的命好，一年后，弟弟报考了公务员，竟然被录取上了。渐渐，病也好了。母亲也恢复了先前的笑容。

小妹刚结婚时，有点钱，可这些钱被贼惦记了。小妹开起了饭馆。邻居滋事，发生了斗殴。妹夫不小心失手，惹下麻烦，悄悄走了，在别处开了两年饭馆，还是没能躲掉。后被罚了两万元，算是了结。妹夫和一个内地朋友，谈了个事，妹夫出资和他合伙买车拉煤（煤矿是他的朋友的）。车还没买，那朋友就不见了。妹夫被骗了。之后，妹夫借钱买了个小车，开始跑出租，攒了点钱，又开起了饭馆。这次可以，他们在租房转让时，前面的老板看他们心诚，人好，就无偿传授了他们做椒麻鸡和馄饨的秘方。果然不错，椒麻鸡和馄饨迅速赢得了顾客。小妹的生意第一次这样好过。渐渐好起的生意，让小妹滋生了往大里干的想法。他们转让了一个小区的一家饭馆，两处同时干。可没干上几天，小区不知什么原因，人越来越少。小妹又遇到了可怕的难题。处理了那个饭馆，小妹坚持着她的椒麻鸡和馄饨小店，慢慢又恢复了元气。小妹是我们家最小的，是母亲的“心肝肉”，经历的这些磨难，像一把刀，在她年轻的脸上刻上了纹。这些纹，像乱蛇一样，噬咬着母亲的心。

母亲的心，有着超大的感知力，紧紧地连在儿女的身上。

五

九个儿女也传导着母亲的心力，成为九个“母亲”，带动着我们家成为一棵茂盛的“大树”。这棵“树”，迎风傲立，仰望朝阳，挥洒天空。

2012年春节，我们筹划了一台晚会——父亲母亲结婚六十周年家庭文艺晚会。以每个儿女为单位，每家三个节目。我们租了木垒县最大的餐馆加演出厅，请了木垒最好的乐队，点了父母最爱吃的家乡菜。微醺中，拉开了晚会的序曲。父母穿着酒红色蛋黄方格细黑边的唐装情侣装，父亲戴着大礼帽，母亲围着淡黄绿的围巾，俩人端坐中心，看上去容光焕发，雍容气派。弟弟是主持人，母亲自然要致个辞，没想到她那天有点颤，但还是声音清亮，底气十足。她说：我们从过去缺吃少穿，一天一天，到了现在想啥有啥，要啥有啥，社会太好了，可惜我们老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希望儿孙们，事业越来越好，家庭越来越幸福……

我和爱人合唱了《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当唱到“……母亲描摹那大河浩荡……”我心中积聚了太多的情感，齐齐喷出，顿时泪流满面，唱不下去了。

一组组节目将气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大家将父母围在中心，留下一组组永久的照片。母亲将她长期精心做的绣球，每个成家的一副，没成家的留着。每家拿着绣球，和父母合影。

这是又一个重要的日子。

母亲八十三了，身体渐渐衰弱。母亲和父亲轮流着住院。我们九个儿女，排成班子，每人十天。任务即陪护好，主要陪着聊天。母亲最爱听以前的事，我们都认真地同母亲一起回忆过往的那些平凡的忘不了的日子。

作者简介

王旭忠，1968年12月生。现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史志办工作。曾任木垒《黑走马》杂志主编。在《昌吉日报》《回族文学》等刊物发表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