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君?林伟婷

摘 要 建立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搭建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立交桥是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任务。采用Nvivo 11对31份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分析，从注意力视角审视新中国成立70年来职业教育体系发展演进历程。研究发现，职业教育体系的层次结构注意力始终保持最高但呈下降趋势，层次衔接开始注重实质性衔接但过程衔接指导性较弱，类型沟通注意力值有明显路径依赖且呈现单向沟通趋势。建议政府持续提高层次衔接与类型沟通的注意力配置，制定指导性强的过程衔接途径政策并深化职普体系双向沟通。

关键词职业教育体系;注意力测量;层次结构;层次衔接;类型沟通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9）36-0013-06

一、引言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奠基性工程。自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逐步建立起职业教育体系以来，政府颁布一系列职业教育政策，充分激发职业教育发展的积极性与活力。回顾政府为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工作成效，客观描述政府关于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渐进性认识，揭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和变迁特征，可为完善相关教育政策、积极实现2035教育现代化提供参考和借鉴。

职业教育体系是职业教育内部各个层次、各种类型教育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1]。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指在一定的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下，各级各类办学主体依据特定的培养目标，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规格、教育标准、招生就业、教育模式等方面打通壁垒，促进受教育者在职业教育体系实现流动和转换的各种系统的统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更强调动态协调发展，具体表现为体系层次结构的完整性和层次的衔接融合[2]。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包括学历学位职业教育子体系以及职业教育培训子体系。研究中所指的是前者，即以学历形态层次结构的完整性为基础，纵横向相互衔接沟通的体系。其中，在纵向上是职业教育层次的衔接，如中高职衔接和高本硕的衔接，在横向上则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类型沟通。

注意力是一种主观资源，是主体在外界刺激下对客体进行一定强度和持续度关注的能力[3]。注意力具有稀缺性，个体在处理事物时难以同时兼顾所有信息来源，因此会选择性地处理一部分信息源而忽视一部分。信息的选择性处理正是注意力的配置过程。注意力配置过程主要包括关注、聚焦、行动三个过程[4]。关注是有选择性地筛选信息的过程，聚焦则是理解并解释进入注意力的信息，最后对已经赋予一定意义的信息做出决策与行动。注意力配置理论为研究政府行为与决策提供了新视角，公共政策作为政府施政理念及意志的重要载体，在制定上也存在注意力的选择性配置过程。其中，政策文本的内容指向和强度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不同政策在不同领域的注意力转变，预测政府未来重视方向和行动指南。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注意力配置理论，以职业教育核心政策为研究对象，分析政府注意力变化与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关系，为更好推进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文本选择

研究将1949-2019年具有重大意义的职业教育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文本收集来源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通过重点机构检索，如国务院、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官方网站;二是通过重点数据库检索，利用《北大法宝》政策数据库，以“职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教育体系”“人才衔接”“人才培养”“中高职衔接”等为检索词对相关政策进行检索。为保证取样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在政策辐射的范围上，选取国务院、教育部等针对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的纲领性政策文件，如《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在政策的法律效力上，主要涵盖法律和以“通知、决定、意见”等形式呈现的行政法规和核心部门规章，最终选取进行编码的文本共计31篇，见表1。

（二）研究过程

研究主要采用文本内容分析法，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借助Nvivo 11质性分析软件进行分析。研究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确定关键词基本维度。将政策文本导入Nvivo 11，依据扎根理论自下而上的理念，保持主动“投降”的态度对文本进行开放式登陆，形成624个自由节点，进行关联式登陆，通过在不断比较基础上将相似或相同的内容进行提炼和概念范畴化，形成“规模发展、结构优化、生源衔接、过程衔接、生源沟通、过程沟通”6個子节点。最后进行核心式登陆，发现范畴之间的联系并形成“层次结构、层次衔接和类型沟通”3个父节点，见表2。

第二部分是构建关键词表，见表3。为测量职业教育体系各维度的注意力比重及内容转变。选择第一部分依据扎根理论确定的核心编码作为注意力测量的重点维度，利用ROSTcm6分词软件选取关键词，选择词频数前300的词纳入关键词词库。邀请相关学者对此表的关键词进行评分，将评分结果为6分以上（10分制）的词直接纳入最终的关键词表，对评分为4～6的关键词置于具体的语境中进行确认，以判定是否进入计数和编码。

第三部分是注意力测量与分析。注意力测量公式为绝对或相对注意力为包含有关键词的句子数与文本句子总数之比[5]。研究再次采用Nvivo 11软件，按照最终判定的关键词，建立相关节点进行编码，为其所代表的职业教育体系维度计数。在操作过程中，需要以句子为单位对关键词语义进行判断，当文本中的一个句子出现多个关键词时，每个关键词只编码一次; 当一个句子中关键词的含义不同时，则根据语境对该语句进行重复计数[6]。最后，根据所测出的注意力值与深入阅读政策文本内容对不同维度进行解读与归纳。

三、国家对职业教育体系注意力配置分析

在运用Nvivo 11软件对历年职业教育重要政策进行编码分析后，统计出反映职业教育体系的参考点数目，中央政府对涉及职业教育体系的各个维度都有所关注。但在不同时期，对不同领域的关注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说明政府将更多的注意力配置给此领域。其中，绝对注意力值的计算方法为包含关键词的句子数与所编码文本的句子总数之比。

（一）职业教育体系各阶段的注意力配置分析

从整体上看，在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层次结构的注意力配置始终高于层次衔接与类型沟通。通过对31份政策文本以时间为单位进行矩阵查询初步发现，各维度在1983年和2011年数值上呈现强烈变化的转折点，因此说明各维度的参考点数据走向呈现一定的阶段性变化，基于各年份的变化趋势划分三个阶段，分别为非均衡发展阶段（1949-1982年）、体系建立调整阶段（1983-2010年）与和谐持续发展阶段（2011-2019年）。

1.非均衡发展阶段（1949-1982年）

在这一阶段，层次结构的注意力值为100%，层次衔接和类型沟通的注意力值为0%。可以得出，在这一阶段政府尚未建立起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点在中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发展。在非均衡发展时期是由于政治因素导致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在建国初期，受“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影响和政治运动冲击，国家忽视经济发展建设，教育事业长期受到冷落。后又经历文革的洗礼，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基于经济复苏的需要，国家在这一时期以发展农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为主，多以短期培训班、夜校等形式培养大量技术工人。职业教育体系发展主要关注劳动者的就业，较少与其他教育类型联系。

2.体系建立调整阶段（1983-2010年）

此阶段注意力值变化的特点是政府开始在逐步建立职业教育体系的层次结构的基础上，关注层次衔接和职普沟通。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要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之后，教育部依据指示开始了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工作。1985-1998年，国家采取措施建立职业教育体系，在层次结构上平衡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的比例、实施中学阶段分流制度，以及新办各类学校或将普通高中改为职业技术学校。重点是扩大中等职业教育规模，调整单一结构。截至1977年，中等职业教育层次（职业高中、中职学校和技工学校）的在校生仅占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的7.6%[7]，到1998年在校生人数已上升至1212.7万人，占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的49.5%[8]。这一阶段关于体系层次间的衔接和类型沟通关注度起步较晚，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提出根据职校学生的条件和能力给予继续深造的机会。1995年，职业大学开始试点招收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类型沟通主要是在普通高中增设职业技术科目或职业技术班，保证中学毕业生具有一般的普通文化知识和基本本领，以适应广泛就业。

到了世纪之交，政府对层次衔接和类型沟通的关注度也有显著提高。当时我国正处在实现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两个“根本性转变”时期，企业的关停转制导致失业率骤升。1999年高校扩招对职业教育体系产生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为使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选择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国家开始将注意力投向层次结构的调整，在提高对高等职业教育一定关注度的同时，也鼓励探索职业教育体系内层次间的衔接和高移以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

3.和谐持续发展阶段（2011-2019年）

在和谐持续发展阶段，层次结构、层次衔接与类型沟通三者的注意力值差距达到史上最小。此阶段国家建设焦点在体系的协调发展，重点关注层次结构、层次衔接以及类型沟通三者的均衡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产业的转换升级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人才的素质和技能提出了新要求，但职业教育的发展尚未能满足这些要求，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非常迫切。2011年《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中高职要在培养目标、招生考试、专业设置、教学过程等方面衔接，以适应区域产业需求。2014年教育部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中明确勾勒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施工蓝图并对建设要点做好部署，要求建立协调发展、终身教育、世界水平并具有中国特色的职教体系，打通中职、专科、本科、专业研究生人才培养的立交桥。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提出不仅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是发展重点，还历史性地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属于不同类型、同等地位的教育。在此发展理念指引下，政府对现阶段及未来发展的关注重点在于體系的完善协调和内涵建设。

（二）职业教育体系各维度的注意力配置特征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是一个囊括性很强的范畴，不同时期内政府所关注每个维度的焦点不尽相同，因此，有必要通过Nvivo的矩阵编码查询对子节点进行分析，进一步考察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注意力在3个维度的具体配置特点，见表4。

1. 层次结构注意力始终保持最高水平但呈下降趋势

层次结构注意力值始终保持最高但有降低的趋势。职业教育体系层次结构建设一直是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其注意力值远远超过层次衔接和类型沟通的注意力值的总和。建国70年来，层次结构注意力值从非均衡发展阶段的86.98%下降到体系建立调整阶段的66%，最后在和谐持续发展阶段降低至42.77%，整体关注度下降了44.21%。其中，规模发展从非均衡发展阶段的24.31%下降至7.27%，结构优化相比于前两个阶段，注意力值降低了27.35%。这表明从重视体系内部结构规模建设向体系之间的协调发展转变。同时，和谐持续发展阶段的职教体系层次结构的关键词为“优化结构+重点支持”。为提高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层次和办学水平，2014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实行高等职业学校分类管理制度，推动民办职业院校分类管理试点。同时，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贫困地区脱贫的宏观目标下，中等职业学校布局开始延伸至老少边穷地区，更加强调中等职业教育的脱贫攻坚作用。这体现了职业教育体系层次结构正在逐步优化，且优化焦点不仅局限于规模发展，而是向内涵式发展转变。

2. 层次衔接注重实质性衔接但过程衔接指导性弱

国家对层次衔接所分配的注意力并不稳定。一些年份或文件论述较多，而一些文件只是简单提及甚至没有涉及。如层次衔接整体在三个阶段注意力值分别为0、15.15%和37.58%。同时，国家对职业教育体系层次衔接开始注重实质性衔接。生源衔接的注意力值从0上升至11.82%，再升到和谐持续发展阶段的19.22%。同时，过程衔接关注度也达到了史上最高，注意力值达到18.07%。这无疑体现了政府對职业教育层次衔接的价值取向，不仅要打通中职、专科、本科以及研究生在职业教育体系中的生源渠道，也要重视人才培养过程的实质性衔接机制的探索，为职业教育真正成为一种类型教育奠定基调。

深入政策文本分析可发现，在生源衔接上，建国以来国家逐渐放宽高职招收中职生的比例并不断完善招生机制。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提出要为继续深造学习的职校生提供机会。1995年《关于推动职业大学改革与建设的几点意见》试点招收部分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1999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到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中有近3%左右可进入高等职业学校学习。2014年适度提高招生比例，2019年高职扩招百万政策首次提及取消限制高职招收中职生的比例。生源衔接除了提高招生比例外，也从招生途径不断适应需求。21世纪以前，促进衔接的招生办法以参考普通教育为评价标准，考试以文化课为主，中职学生文化基础薄弱，以文化课为主的考核方式使得升学相对困难。2002年《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决定》提出中职生可免技能考试进入高职院校。2011年高职院校开始推广“知识+技能”招生改革。2019年《方案》提出探索职教高考制度，实施灵活考试，适应不同生源群体特点和受教育状况的需要。

但关于论述职教体系间层次过程衔接政策的目标设置过大，对微观层次政策实践的指导能力较弱。有关中高职培养过程衔接的政策规范大部分散落在如教育规定、教育综合改革、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相关的综合性政策文本中。这些政策所对应的政策目标较为宏观笼统，对微观政策实践的指导力有待提升。过程衔接关注度过少和论述过于简单，在提及过程衔接的文本中，57%的文本仅有一句话表达。如“推进或加强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过程等方面衔接”，缺少对如何衔接的注意力配置，相关政策鲜有对如何促进过程衔接进行规范。

3. 类型沟通注意力有明显路径依赖且存在单向沟通特征

国家长期以来对类型沟通的注意力有显著的路径依赖效应。路径依赖特定的行为主体对当前选择所产生的惯性会对未来选择产生持续性影响。类型沟通三个阶段注意力值均保持较平稳的波动，注意力值分别为13.02%、18.85%和19.65%。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沟通有一定的关注，对职普沟通重要性的观念始终保持稳定性。但是相比于前两个阶段，和谐持续发展阶段类型沟通最大的特征是其内涵更加丰富，职普沟通不再局限于招生招考的沟通，开始强调课程、教学、学分等培养和标准上的沟通。总之，政策对于职普沟通注意力变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目前我国的职普沟通制度所提供的沟通渠道是单向的。在生源沟通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沟通在高等教育层次上是单向的。理想的职普沟通体系应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各个层次能够通过合理的评价制度实现灵活的双向流动[9]。多个政策文本均提及探索职业学校学生进入本科层次继续深造学习，探索专业型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但对普通教育体系学生如何进入职业教育体系的注意力配置甚少，在政策文本中对普通型本科、学术型硕士是否可以转入职业教育体系或应如何转入的相关论述尚未明确提及。

四、关于国家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注意力配置优化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应紧紧围绕层次结构、层次衔接和类型沟通三大维度，从优化注意力值配置比例，合理调节政策文本内容的顶层设计两大层面进行。

（一）持续提高层次衔接与类型沟通的注意力配置

形成中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是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关键要素是结构合理与协调发展。因此，需要把握好体系建设的注意力比例配置。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府对层次衔接和类型沟通的注意力有了显著提高，但相比于层次结构，两者的注意力值偏低。因此，在保证合理结构的前提下，需继续加大对职业教育体系衔接沟通的注意力。同时也需合理平衡各个维度注意力值比例，制定注意力比例配置勘定方案、确认程序和标识系统，科学规划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范围。进一步加大对层次衔接和类型沟通的政策保障，通过动态调节保障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结构完善和协调发展的平衡关系，保持体系建设的平稳、合理、可控。

（二）制定指导性强的过程衔接途径政策

现有关于过程衔接的论述都是分布在多种综合性政策文本中，政策目标设置过于宏观笼统，缺乏具体指导细则。因此，确立具体的、指导性强的途径政策刻不容缓。其首要任务是厘清过程衔接标准不一致的瓶颈，以职业标准为核心，统一完善课程标准与校本教材，由中高职专业负责人和行业企业专家协同开发中高等职业教育课程衔接体系标准，探索因材施教、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实现教学重点、课程内容、能力结构以及评价标准有机衔接和贯通。同时制定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结构吻合情况预警机制，探索品牌专业、特色专业、合格专业的不同衔接模式，确保层次衔接落地生根。深化学制改革，积极探索中职与高职“3+3”、中职与本科“3+4”、高职与本科“3+2”、高职与本科“4+0”联合培养，打破职业教育的“天花板”，打通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的衔接通道。对过程衔接的程序、监管、实施效果等内容有切实可行政策措施，明确将政策实施绩效作为职业院校考核的重要指标，提高院校积极性以及保障政策落地实施。

（三）深化职普体系双向沟通

建立健全职普体系流通制度，一方面加大职业教育向普通教育在高层次教育上的流通机会。在政策上强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不同类型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被放在完全平等位置上的理念。加快建立学分互认制度并监督落地实施，通过相近或相同课程学分认定可以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转学，各学校的学分是可以通用的。可借鉴美国社区学院的经验，通过开设短期的预科班，制定根据拟转学普通高等学校规定的最低学分要求及所需修习课程的教学计划，提供文化知识补习等措施，为职业教育体系中专科或本科层次学生可向學术学位研究生转学提供缓冲的功能。另一方面探索普通教育向职业教育流动机制，在政策文本上明确普通教育体系学生同样享有类型教育转换的权力，实现以课程为载体的校际分轨机制，如果学生发现职业技术教育更加适合自身生涯发展，同样也能通过学分认证与职业技能测评进行类型教育的转换。

五、结语

基于注意力配置理论与内容分析法，研究对建国70年以来职业教育核心政策进行分析发现：从注意力配置值上看，政府对职业教育体系层次结构的注意力值一直处于最高水平，协调发展的注意力呈上升趋势。其中，层次衔接开始注重实质性衔接，过程衔接的关注度也不断提高。类型沟通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总体而言，政府对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注意力配置呈现两大发展趋势：一是总体上对职业教育体系协调发展的注意力水平不断增加，表明政府在完善体系间互融，促进中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建设目标上将付诸更多行动。二是政府对体系衔接沟通的注意力不断深化，表现为不仅局限于生源之间的衔接沟通，将更加重视过程之间的衔接沟通，体系建设开始从规模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尽管政策对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注意力水平不断上升和深化，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整体上看，层次衔接和类型沟通注意力值偏低，不能完全达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标准，层次衔接中的过程衔接政策指导性弱，类型沟通呈现单向沟通的特征。因此，政府应继续加大对职业教育体系衔接沟通的注意力，更加重视过程衔接的途径政策制定，以及深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双向沟通。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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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tablishing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embodying the concept of lifelong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t the world level， and building an “overpass” for training skilled personnel are the important tasks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coding analysis of relevant policy texts by Nvivo 11， the evolu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 70 year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reviewed from perspective of atten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hierarchical atten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has always been highest but showing a downward trend. The hierarchical cohesion has begun to focus on substantive cohesion but the process cohesion guidance is weak. The level of attention of type communication has obvious path dependence and showing a one-way communication tren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attention allocation of level cohesion and type communication， formulate a process cohesion approach policy with strong guiding and deepen the two-way communication of the vocational and general education systems.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ttention measurement; hierarchical structure; hierarchical cohesion; type communication

Author  Chen Lijun， professor of Guangdong Normal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65）; Lin Weiting， postgraduate of Guangdong Normal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