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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思想论析

2019-03-08胡艳红

西部论丛 2019年5期
关键词:归隐自然田园

胡艳红

摘 要:魏晋时期,文学走向自觉,诞生了一大批文化瑰宝。这一时期,陶渊明开创了“质性自然”的田园诗派,他的诗作淳朴恬淡,为文坛带来一股清新风气。自然风物与人生相融合统一,催生出陶渊明崇尚和谐,志于归隐,侠义豪放的思想。

关键词:田园 自然 和谐 归隐 豪放

引 言

陶渊明生活在一个混乱动荡,政治黑暗的年代。他没有像历代文人墨客一般致力于仕途功名,而是将身心投入自然,在山水田园间寻找“真我”。现实的不尽人意被隔绝在丰足的精神世界以外,虽然生活清贫,但内心宁和舒适。尔虞我诈的官场,在陶渊明心中远没有农家小园那样让人愿意亲近、有归属感。和谐与自然在他的思想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愿意听从本心出世隐居,并且敬仰着如荆轲一般的侠士。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窥见一个孤傲高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灵魂。

一、自然和谐思想

陶渊明受老庄哲学的影响,秉持率性无为的处世观,将自然看作自我精神的栖息地。自然于他而言早已是生活的一部分,村舍田陇、青山绿水都与喜怒哀乐联结在一起。他不是周遭景物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与其和谐相处。

他喜与田园为伴,动植物们旺盛的生命力也是他所需汲取的精神养份。“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在南山下耕作,豆苗却长的并不好,地里的杂草比作物长得更加茂盛。是陶渊明偷懒没有照顾耕地吗?不,并不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一大早就出门侍弄田地除杂草了,一直到了晚上月亮出来才扛着锄头回家。“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在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道路狭窄,衣摆都被露水打湿了。付出的辛劳与种出的结果都不重要,只没有违背自己的本心就好[1]。他乐于和自然相处,一整日也不会烦腻。正是这种田园躬耕的体验,使他领悟到大自然源源不竭的生机是自己能够得以畅快呼吸的生命歸所。徜徉在山川田园之中,心灵与之和谐共处,所有忧虑愁思都被满目的美景涤荡干净了,精神也得到了极大满足。

桃花源是陶渊明在大自然中寻得精神满足后幻构出的域界,用农耕文明与怡人景色隔绝现实时空,最能够体现他对自然与人和谐共生的追求。在这样一个乌托邦中,人们可以保持本性,身心愉悦且自由[2]。他不遗余力地阐释自然可以成为生命的栖息地,体现了他对契合天性的自由与和谐孜孜不倦的追求。

二、隐逸思想

南北朝时期各方势力分裂割据,门阀制度当道,社会阶层明显,等级制度十分森严。政权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且更迭频繁,出身寒门的子弟无法触及国家管理层面。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陶渊明的抱负无处施展,仕途并不顺畅。他几经出世入世的抉择,最终选择了归隐,留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佳话。他的隐逸思想大多体现在他的田园诗作中,批判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失望与无奈,同时流露出对自然田园生活的喜爱。

陶渊明曾因生计为官十三年之久,但始终无法苟同统治体系的价值观,毅然辞官离去。他也曾有过远大的理想抱负,想用自己的力量改变社会现状,但仍回天乏术,只能失望而归。尽管清贫,他也不愿屈服于自己并不认同的污浊官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官场在他看来如牢笼一般禁锢着自己,不愿多待。自然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归宿[3]。他用了“返”这一暗含指向性的字眼,点明自己原本就是属于自然的,选择隐逸本就是一种归来。这也与他恬淡平和的心态有关,发自内心地抵抗物欲横流的虚伪社会,与腐朽黑暗的官宦体系彻底决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身居闹市,如何做到两耳不闻喧扰声?只要内心宁静,不为外物所动,自然可以感到一份安宁。陶渊明深知归隐并不是消极逃避,也不是单纯的与人世隔绝,而是取决于自己内心的淡然。他的隐逸并不是完全退出,而是一种转变,以世外人的身份过起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依然向往着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社会可以和平安定。

三、侠义思想

陶诗整体风格虽冲淡平和,但陶渊明的精神世界里绝不仅仅是一片缓平无波的,他也有着豪放大气、慷慨不羁的一面。这种侠义精神可以在他的咏史诗中探寻到,尤其是《咏荆轲》[4]。

荆轲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刺客,在史家正统眼中看来,他是国家一统秩序的破坏者。在《史记》中司马迁描写了荆轲与人谈论剑术遭斥责、闹市酗酒、滥交朋友等事,其为人行事并不符合英雄的形象。司马迁对荆轲是持有贬意的,并未歌颂赞扬他。而陶渊明对荆轲的认知脱胎于史记,却有意放大其仗义报恩、慷慨赴死的一面,将其塑造成一个英勇无比的壮士形象。《咏荆轲》一诗中写荆轲出燕京、易水送行、高渐离击筑等事件,基本符合历史事实。但他着重强调了荆轲的义气,“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荆轲要报太子丹被杀之仇,提剑辞别燕京。士为知己者死,即便知道此次行刺毫无生还可能也未犹豫半分,决绝上路。“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壮士怒发冲冠,系帽子用的长丝带都充满了他的勇猛之气。陶诗浓墨渲染荆轲的侠士形象,言语间满是称赞。诗的结尾处“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更是说明了陶渊明对荆轲身上勇猛无畏的侠士精神的认同。虽然其人已逝去,但其精神会让人们一直怀念着。整首诗作笔墨酣畅,悲壮激昂,与其他作品平淡的风格大相径庭,可以看作是陶渊明另一面精神世界的展示。

陶渊明饱读诗书,他不会不了解真实的荆轲是怎样地,而他依然选择将其正面化并歌颂之。一方面是受到晋宋以来文坛咏荆轲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自我个性的体现,荆轲身上有着可以引起他共鸣的地方。陶渊明曾自称“性刚而才拙”(《与严子等疏》),年轻时有过行侠仗义、携剑游历江湖的经历,他的个性与思想与侠义精神相契合。这种豪气的流露,有助于更加完整地了解陶渊明的精神世界。

四、结束语

作为田园诗派的开山始祖,陶渊明为后世的文人墨客提供了一片祥和恬静的乐土,唐代王维、孟浩然等人承其衣钵继续将田园诗派发展壮大。他与自然的融洽相处,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寻找到自己的心灵归处。在物质高速发展,精神极度匮乏的今天,陶诗中所体现出的精神世界可以成为现代人回归自我本质的指南。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陶渊明[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

[2]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 北京大学中文研究室.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 (汉)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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