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秦代官员不作为被判刑

古代对于不作为乱作为的各类官员，首先也会问责：司徒是主管教化民众和行政事务的官员。《尚书·大传》载，“百姓不亲，五品不训，则责司徒”；《韩诗外传》载，“群臣不正，人道不和，国多盗贼，人怨其上，则责之司徒”。对于发生在民间的不和谐风尚，司徒要被问责，因为这是司徒的职责所在。司空是主管掌水土事，负责工程建设的官员。《韩诗外传》又载：“山陵崩陁，川谷不通，五谷不殖，草木不茂，则责之司空。”《尚书大传》载：“沟渎拥遏，水为民害，田广不垦，则责之司空。”司马则是掌管军政军赋的官员。《尚书大传》载：“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则责之司马。”《孔子家语》载：“贤能而失官爵，功劳而失赏禄，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则饬司马。”整饬问责的目的就是震慑百官，使职官有所畏惧。上述这些规定，都是先秦时期的问责方式和内容。

不仅是问责，在秦代还会对不作为的官员上升到法律的层面来惩处。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记载了一个案例：“啬夫不以官为事，以奸为事，论何也？当迁。迁者妻当包不当？不当包。”大意是：一个地方的啬夫不把本职工作当回事，不履行职责，而专门干坏事。后来，地方司法机关向中央司法机关请示如何处置，中央司法机关批复说：啬夫要受到迁刑，但是他的妻子可以不到流放地。“迁刑”在秦朝虽然相对于别的刑罚来说是轻刑，但是迁至边远地区，在荒芜之地生活，其惩罚的力度也是很大的。

啬夫，乡官，职掌听讼、收取赋税，此后的汉、晋及南朝、宋沿袭设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晋书·职官志》载：“乡置啬夫一人。”《宋书·百官志下》也载：“乡有乡佐、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各一人……啬夫主争讼。”

秦代完备的惩治职务犯罪法律体系

秦代为了督励各级官吏和各种职事人员恪守职责，在律法中有关官吏职务犯罪的规定非常详尽，其中包括不作为罪。《云梦秦简·法律答问》记载：凡见知“盗”而不告不捕（不作为）的行为，要科以相应的刑罚。不作为在主观上必须有故意，对主观上没有故意的不作为，法律上不予处罚。

任人不善罪，实行保任连坐制度。凡“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秦律杂抄》：“尉计及尉官吏即有劾，其令、丞坐之，如它官然。”就是说，县尉的会计和属吏如犯罪，该县令、丞均应承担罪责。任用保举弟子不当者，处耐为候刑。

玩忽职守罪，指“犯令”“废令”。所谓犯令是指“令曰勿为而为之”；所谓废令是指“令曰为之”，而“弗为”。在强调官吏必须“明法律令”的秦，凡犯有“犯令”“废令”罪者，均负刑事责任。即使已经免职或调任的官吏，也予以追究。此外，还有“不从令”罪，也是对官吏不严格遵照法律行事的惩处。为了使官吏熟悉法律，免于触犯“犯令”“废令”，《内史杂》律规定：“县各告都官在其者，写其官之用律。”就是要求京师“内史”所辖各县，应分别通知设在该县的都官，抄写该官府所遵用的法律，发放令各级官吏随时阅读学习。

关于贪赃枉法罪，在秦律中，有 “通钱”的罪名，所谓通钱，即指贿赂而 言，犯“通錢”罪者处重刑，“通一钱黥 城旦”，较盗罪为重。“知人通钱而为 藏”的窝主，尽管“其主已取钱”，被发 觉后仍予论罪。在司法中主审官如有 贪赃枉法，则予严惩。

此外，还有经济管理失职罪。例 如，管理粮食的官吏，必须按照秦律的 规定禁止非本官府人员在仓中居住， 夜间应严加守卫，关门时灭掉附近的 烟火等。违反上述法令，以致发生遗 失、损坏或火灾，对主管官吏处重刑， 大啬夫和丞也承担罪责。这其中显然 也包括了不作为罪。

封建初期较为严整的吏治，正是体现了秦代一贯的施政主张，对于其政权体系建设和国家的富强以及实现统一具有积极意义。同时，秦代的做法为后世各个时代统治者信奉“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治国法则提供了法理基础，使他们依法实行官吏治理，使行政法规更加完善发达。

后世对不作为处罚日趋完善

不作为罪在中国古代刑法中，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犯罪形式。早在《尚书·甘誓》中，就已有“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的记载，把拒不执行努力作战命令的行为视为犯罪。《尚书·汤誓》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不执行王命，成为早期刑法中最为主要的以不作为形式表现的犯罪。

在汉代，汉律继承了秦不作为罪的法制原则，“其见知而故不举劾，各与同罪，失不举劾，各以赎论；其不知不见不坐”。《晋书·刑法志》将不作为分为故意、过失和不知不见三种情况，分别给予不同处理。晋律及宋律中，更有“子孙违反教令，敬恭有亏，父母战杀者，皆许之”。《晋书·刑法志》规定，把“敬恭有亏”，即子孙不承担尊敬、待奉尊长义务的，视为可罚的不作为犯罪行为。

到了唐代，唐律对不作为犯罪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唐律疏议》规定：首先，因亲属关系所形成的特定义务，如果不履行视为是不作为。《斗讼律》中“子孙违反教令”条规定：凡子孙违反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其次，因特定职务而形成的义务，这里是指政府官员。《职制律》“事应奏不奏”条规定：诸事应奏而不奏的杖八十。再次，由一定事实所形成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负有义务的一方拒不履行其义务时，也可构成不作为犯罪。《杂律》“负债违契不偿”条规定：凡负债违契不偿的，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

与上述规定的不作为形式相比，唐代还有一种不作为犯罪，其身份是不特定的，其义务却是由法律所规定的。《贼盗律》“以毒药药人”条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即拥有有毒食物的人，在法律上有义务将其焚销。若不及时焚销，以及使他人误食致死者，即构成犯罪。对于这类犯罪，《唐律疏议》中规定，只要具备法律所规定的不作为行为，即予处罚；若因不作为而产生危害后果的，则要加重处罚。另外《杂律》也规定：“诸丁匠在役及防人在防，及官户、奴婢疾病，主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的，笞四十。以故致死的，徒一年。”

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对于不作为犯罪有了更加详尽的规定，不仅是政府官员不作为要受到处罚，其他社会成员在其应该承担的义务中，因为不作为造成的社会危害和不良影响，均应依法处罚。唐以后，历代基本上都是沿袭《唐律疏议》中的原则和方式，对于不作为犯罪的定罪量刑，也都有了较为具体的规定。这都为有效遏制不作为犯罪的发生提供了法律保障。

（摘自《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