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泓

关键词：总供给;总需求;投资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1月2日

马克思说，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社会生产决定了社会需要的性质、结构和范围，决定了满足社会需要的物质资料种类、数量和质量，决定了社会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马克思再生产原理说，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两大部类必须按比例协调发展，与各部类之间供求相适应，从而在实物与价值上得到相应的补偿，保证正常的发展。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追加的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也要形成比例，这样社会生产才能得以顺利进行，这一原理所要求的正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

一、总供给管理学派和凯恩斯需求管理学派发展逻辑

古典经济学开创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进行社会分工、实行专业化生产和开展产品交换可以提高社会产品的供给能力，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萨伊定理，认为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这是古典经济学关于供需关系最为重要的观点。萨伊定理所倡导的经济政策是以放任自由与政府不干预经济为特征，强调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绝对主体地位，是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调节中所奉行的基本经济政策。

1929～1933年经济危机，使得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入大萧条时期，使得基于古典经济学提倡的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受到严重挑战，也打破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这一观念。不同于萨伊提倡的市场自动出清思想，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为基础，强调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来弥补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以提高社会有效需求和实现充分就业思想，逐步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用。在实践方面，1933年开始，罗斯福新政采取了一系列以管理需求为核心的经济政策，有效地帮助美国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从二战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及其提倡的政府进行需求管理的理论不仅在经济学界一直居于不可动摇地位，也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信奉，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40多年的经济繁荣。

然而，经济社会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以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并存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滞涨”现象，这使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受到普遍质疑。许多人认为，以需求管理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是引起滞涨的基本原因。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指出，国家干预市场抑制了经济的活力，从而引发了滞胀。以蒙代尔和拉弗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理论重新受到关注，并成为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采取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美国里根政府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放松政府管制、降低税收、公共开支、减少国家对企业干预和支持市场自由竞争等政策措施，称为里根经济学，以解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问题，为美国带来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经济繁荣。

在供给学派理论的指导下，到里根总统任期结束，美国的经济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但是出现了严重的贸易逆差与财政赤字等新问题，社会各界对供给学派开始失去信心，最终引起20世纪9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功复辟。这一阶段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们沿用了供给学派提倡的减税政策，执行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主张“需求侧管理”来促进经济增长，使得宏观经济运行更平稳，这种政策思想对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爆发的全球性金融海啸，使得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再次受到广泛质疑。在危机中，供给学派重新以“供给管理”形式成为经济政策的中心。美国政府从供给侧方面对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结构性调整政策，明确地对宏观经济进行“供给管理”策略，不局限于需求管理方面的调节以及货币供给调节，使得美国经济迅速走出危机，进入新的繁荣。

上述回顾展现了“供给管理”经济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学派相互交织的发展脉络，表明了不同阶段的“供给管理”政策主张和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各自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但又不是简单回归。总供给与总需求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也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应该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进行供给和需求管理，促进总供给与总需求实现新的均衡，促进经济平稳、快速、高效增长。

二、我国总需求管理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社会总需求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一年）社会用于投资和消费的以货币支出所形成的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总量。这其中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国内需求，主要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包含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和流动资产投资。消费需求由两部分组成，即居民个人消费需求和社会集团消费需求;二是国外需求，即产品和劳务的输出。

我国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对经济的总需求管理，从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与出口这“三驾马车”出发，促进了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我国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而西方发达国家有资本与技术比较优势。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充分发挥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市场，带动国内相关投资的增加，使得产品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增加，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也积累了资本和引进了先进技术，逐步缩小了发达国家的差距。

但是在发展中存在一些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一是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的对外贸易使得国内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二是以服务业为主的促进收入再分配行业发展不充分，也使得财富集中，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三是以社会保障为主的保障措施不够完善，居民对货币的预防需求较高。这些因素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也使得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不高。国内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38%～40%，远低于发达国家75%～80%的平均水平，内需持续性严重不足。

同时，为通过促进投资、消费、出口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政府通过政府投资公共基础设施、政府消费以及政府推动出口来刺激总需求，为经济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以政府主导的需求管理面临重要的问题：一是政府财政负担过重，财政赤字增加和地方债务增加而难以为继;二是由于民间需求有硬性预算约束，政府需求是软约束，容易对民间投资需求形成“挤出效应”。

三、从供给管理出发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

在经历了长期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后，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局：由于受到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影响，依靠传统产业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小;再加上房地产价格上涨压力的已然显现，难以带动投资;地方政府负债过高，难以通过政府采购和投资拉动经济;居民消费需求持续低迷，对经济拉动作用较小。拉动经济增长各种要素面临瓶颈，潜在经济增速放缓，单靠凯恩斯主义奉行的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无法彻底解决中国经济困局。

面臨这种复杂形势，必须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寻找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组合，一方面坚持逆周期的总需求调控，执行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鼓励投资等政策措施;另一方面寻求破解困局的突破点，从供给学派的供给侧管理着手，全方位推进总供给调整进程。

从供给侧看，我国经济呈现的是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对存在严重产能过剩的钢铁行业、水泥行业、化工行业执行去产能、严环保等政策措施，优化产业供给是必需的;对供给不足的服务行业需要执行更宽松的投资政策，特别是中小型服务企业，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保持经济活力;对光伏与智能电网为代表新能源产业、5G与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产业、新能源汽车与充电桩为代表的汽车产业，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新经济给予充分的扶持，加速其发展，这是中国经济突破困局的关键突破点，也是中国经济在消费、投资、出口增长的重要领域，从而实现中国经济高效增长。

主要参考文献：

[1]刘金全，李玉蓉.中国经济增长出口驱动假说的经验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10）.

[2]徐诺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供给经济学[J].金融市场研究，2015（12）.

[3]沈利生，吴振宇.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基于投入产出表的经验分析[J].经济研究，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