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

摘 要：我国目前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进程逐步较快，国家鼓励民间及外国资本对我国企业进行投资。在市场经济不完善、社会信用不发达的投资环境中引入包含对赌协议的投融资机制为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融资规模小等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渠道。但在会计信息处理方面，国内的相关研究较欠缺。本文试图从会计要素、计量主体、计量方式等方面对包含对赌协议的投资合同初始成本计量提出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投资；对赌协议；初始投资；会计处理

中图分类号： F2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8-63-3

0 引言

作为一种投融资机制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VAM），在国内被翻译为“对赌协议”主要是在已有的企业投融资协议中，标的物调整幅度大、杠杆倍数高，合同主体获利或受损巨大，而被形容具有博彩性质加之涉及合同双方或多方故抱得“对赌协议”大名，但其直译意思是“估值调整机制”却更能体现其本质含义。根据学者对美国1987到1999年间14家投资公司对119家公司213份的投资合同分析研究，将常用的涉及投资协议的条款分为六大类：财务绩效、非财务绩效、分红回购、企业行为、证券发行和创始人去留。故对此可以看出，估值调整机制作为一种投融资安排早就被认可和接收并被广泛地应用在企业的投融资领域。在我国的经济领域由于对外投资和私人投资的开放，估值调整机制在企业投融资领域不断地出现。鉴于我国的法律制度、金融监管等政策因素的缺失、不完备，调整对象不明确，导致估值调整机制即对赌协议一直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对于计量和反映企业经营管理的财务报告信息就难免要受到影响。本文试图从投资和融资双方来讨论对赌协议对会计实物处理的影响，从实质性上把握对赌协议的会计处理，提升财务信息质量。

1 对赌协议分类

根据对赌协议调整双方或多方的合同标的不同，可以将对赌协议分为财务绩效指标和非财务绩效指标。

按照对赌协议调整合同主体的不同，分为单向对赌协议和双向对赌协议。

另外按照对赌协议调整范围，还可以分为经营管理类与非经营管理类。

根据对赌协议的分类我们能够清晰地分辨会计处理所要反映的客体内容，能够将经济事项转化为会计语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协议都是单一、单项、程序化的反映，根据对赌协议条款的分析，我发现投融资双方对协议调整的面向存在多任务、多范围、多主体、多期间，是较复杂的经济活动。根据我国的筹资渠道和筹资顺序选择等现状，附带对赌协议的投融资活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国的经济活动中。

2 包含对赌协议的投资协议会计处理问题及对策

2.1 包含对赌协议的投资协议必须进行会计处理

根据我国会计准则（2014）版，基本准则第十六条规定，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不应仅以交易或者事项的法律形式为依据。所以需要对赌协议进行法律性质分析。第一是何种法律性质的合同。需要判断该协议是否属于会计信息处理的范围，即该合同是不是会计计量主体的内容，是否需要用会计技术来衡量、记录和反映。第二个层面就是判断该协议属于什么性质的交易，适用何种会计处理标准进行计量和反映。

对赌协议的法律性质分析，对正确认识会计处理非常重要。例如：企业签订一个社会环保责任承诺，这个就不是会计所需要记录和反映的；企业出台一个建设企业文化的管理文件也是不属于会计主体所需要记录和反映的，但是企业如果签署一份投资协议或者销售协议，这时就需要对投资或交易内容进行记录和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对赌协议一般不会出现在主合同中，而是作为补充协议或补充条款而存在。对赌协议是否需要会计主体记录和反映？由于高级法院对甘肃世恒投资案件的判决，导致目前存在两种观念。一种观念是根据会计记录与反映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对法律已经禁止的活动不能给予反映。另一种观念是作为记录会计主体经济事项的工具，应该客观展现经济活动的本质，而且必须对会计主体经济事项予以记录并反映。

为此有必要就甘肃世恒案做简要介绍。2007年11月1目前，甘肃众星锌业有限公司（世恒公司前身）、苏州工业园区海富投资有限公司、香港迪亚有限公司、陆波（世恒公司和迪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务均为总经理）共同签订《甘肃众星锌业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增资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众星公司注册资本为384万美元，迪亚公司占投资的100[91] %。各方同意海富公司以现金2000万元人民币对众星公司进行增资，占众星公司增资后注册资本的3.85%，迪亚公司占96.15%。《增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业绩目标约定：众星公司2008年净利润不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如果众星公司2008年实际净利润完不成3000万元，海富公司有权要求众星公司予以补偿，如果众星公司未能履行补偿义务，海富公司有权要求迪亚公司履行补偿义务。补偿金额=（1—2008年实际净利润/3000万元）×本次投资金额”。第七条第四项股权回购约定：如果至2010年10月20日，由于众星公司的原因造成无法完成上市，则海富公司有权在任一时刻要求迪亚公司回购届时海富公司持有之众星公司的全部股权，迪亚公司应自收到海富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180日内按以下约定回购金额向海富公司一次性支付全部价款。若自2008年1月1日起，众星公司的净资产年化收益率超过10%，则迪亚公司回购金额为海富公司所持众星公司股份对应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若自2008年1月1日起，众星公司的净资产年化收益率低于10%，则迪亚公司回购金额为（海富公司的原始投资金额一补偿金额）x（1+10%X投资天数/360）。2009年12月海富公司因世恒公司不履行补偿义务上诉至法院，历经兰州中级人民法院、甘肃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三级终审，于2012年11月7日判决如下：

①投资公司与被投资公司签署的对赌协议无效。

②投资公司与被投资公司股东签署的对赌协议有效，需要承担担保赔偿责任。

从判决内容看，投资公司与被投资公司签署合同无效，而与被投资公司股东签署的合同有效。这样一来投资公司和融资公司虽然有投融资关系，但是因为对赌协议而归于无效。这就导致了目前实物界对该投资不予以记录和反映的主要原因。

以上是从法院判例的角度看，当然实物界虽然很少会在法院判决后再进行处理，其实际上政府对赌协议还是保持谨慎态度。例如企业在进行新三板上市时需要对赌协议进行清理，规避不能上市风险。这也是相关投资主体不进行会计处理的原因。

本人认为，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该投资协议无效但还是需要对该投资进行记录和反映。理由如下：

①我国属于大陆法系非判例国家法律，法院并不因为最高法的判例而进行全国统一的裁判，并且针对个案适用的情形也不完全一致。

②因存在自由契约前提下的投融资需求，投融资双方会为了规避法律判决的因素搭建复杂架构来实现该行为。从经济活动本质来说依然是投融资关系，依然是投融资双方而不涉及其他主体。就算按照最高院的判决来看，还是涉及投资方和被投资方股东的对赌协议的确认，就投资方来说还是存在对赌协议会计处理的问题。那作为三板的上市公司更是将对赌协议通过处理带入公开市场，只是变换了模式。

③尽管最高法的判决不能改变，但是作为理论的探讨和尝试不能因为判例因噎废食而停止辨析、争鸣。法律人士也从相关角度出发对该判决提出诸多批评建议。例如，如何理解和运用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包含是否是对对赌效协议的唯一处理方式？是否是对契约自由的破坏，为符合法律的规定而判定不侵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无效？是否真正达到保护融资方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本案例中根据赔偿协议计算的经济利益逆流出融资公司还小于法院判决的返还原物的金额？考虑到保护融资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是否考虑到需要保护投资人的利益？

2.2 投资主体的分类确定

从前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作为包含对协议的投融资活动从司法实践上可以作为会计主体进行确认的。从会计实质角度看投融资协议是否符合会计确认原则呢？根据确认的原则是指在效益大于成本及重要性的前提原则下，将某一项目作为资产、负债、收入、费用等列入某一主体财务报表的过程。某一项目是否确认为财务报表项目，也即是否符合财务报表某一要素的定义，是否具有可计量性、相关性、可靠性。投融资合同作为会计要素已经在我国会计准则中的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及计量、合并财务报表中对其有明确的界定标准，符合会计要素的确认标准。

投资方角度：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以下简称第2号准则）第三条第二项规定“风险投资机构、共同基金以及类似主体持有的、在初始确认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投资性主体对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子公司的权益性投资，以及本准则未予规范的其他权益性投资，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下简称第22号准则）”。根据该条款从投资方角度看可以归纳为以下情况：

①第2号准则中并没有给出明确判断“风险投资机构、共同基金及类似主体（以下简称风投）”的标准，同样也没有在准则中说明为何要将风险投资机构等做除外处理。另外在公司法律层面也没有关于风险投资的具体规定。

②第2号准则也没有考虑到如果非风投机构纳入合并报告的投资也是按照风险机构的模式操作，也没有给出一个判断的标准和依据。纵观第2号准则在初始计量方面通过主体身份判断的方式来决定适用何种会计准则，但是准则中却没有就主体身份的判断给予明确的识别标准和适用的识别条件。

本人认为在投入方初始投资成本方面应该视为长期股权投资进行计量，根据是否纳入合并会计报表选择适用第22号准则。原因为：

①根据投资主体的性质。投资主体身份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法人、非法人，有有限责任公司和非有限公司、有股份制公司和非股份制公司。这些标准无法适用风投与非风投的判断。

②根据投资的目的来划分。投资的目的都是为了确定未来资源的流入，其时间、方式、手段有区别，但都是为了控制被投资企业来获得收益。

③根据投资的接收风险程度来划分。资本对风险的接受程度与投资机构无关，与投资的对象有关即被投资方有关。况且投资风险是必然存在的，程度的比较对象是谁？是非风投机构本身，还是风投机构？

④从第2号准则适用来看，因主体不同所带来的相同经济业务初始成本计量不同，带来初始成本管理的问题。

3 初始投资成本的确认

初始投资成本按照第22号准则确认需要分析该项投资属于金融工具还是衍生工具或者是混合金融工具。从投资合同看，包含对赌协议的条款通常是以附加协议或补充协议的形式出现，作为估值调整约定不会直接出现在主合同中，估值调整只是对风险的管控处理，不是投资的主要目的。其调整的估值还是针对主投资合同执行后约定事由发生，对期初整体投资估值的调整；并非独立主合同，而就约定事由进行估值调整。对赌协议根据第22号准则第20条“嵌入衍生工具，是指嵌入到非衍生工具（即主合同）中，使混合工具的全部或部分现金流量随特定利率、金融工具价格、商品价格、汇率、价格指数、费率指数、信用等级、信用指数或其他类似变量的变动而变动的衍生工具。嵌入衍生工具与主合同构成混合工具。”为此我们应该据此判断，含对赌协议的投资合同需要确认为混合金融工具。

融资方角度：从融资角度而言，通过投资协议让渡部分管理权限、股权等获得投资款项。作为融资企业而言，该资金是确认为负债还是权益？根据笔者的判断，应该根据情况加以判断。如纳入投资方的合并财务报告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第37号准则）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该笔交易应该确认为股权投资既权益，适用第2号会计准则。融资方未列入投资方的合并财务报告中，关于投资款项的列报应该区别对待既什么情况下确认为权益工具，什么情况下确认为金融负债。根据第37号准则第十四条“企业应对发行的非衍生工具进行评估，以确定所发行的工具是否为复合金融工具。企业所发行的非衍生工具可能同时包含金融负债成分和权益工具成分。对于复合金融工具，发行方应于初始确认时将各组成部分分别分类为金融负债、金融资产或权益工具。企业发行的一项非衍生工具同时包含金融负债成分和权益工具成分的，应于初始计量时先确定金融负债成分的公允价值（包括其中可能包含的非权益性嵌入衍生工具的公允价值），再从复合金融工具公允价值中扣除负债成分的公允价值，作为权益工具成分的价值。”为此我们应该对包含对赌协议的投资合同进行分析。根据该条的要求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①所有的投资合同都需要区分为金融负债和金融资产或权益。

②投资合同的附属对赌协议条款也需要区分为金融负债、资产或者权益。从中我们可以判断不论是对赌协议如何约定，主合同必须确认为上述三类，与对赌协议无必然关联，至少是在做初始确认之时。

我们现在对包含对赌协议的投融资合同进行大致分类，主要分类的标准还是偏重于对赌协议的调整内容。因为相对于主合同而言，对赌协议调整部分表现出衍生工具的性质。

第一种：股权对赌调整型

当目标公司未能实现对赌协议规定的业绩标准时，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将以无偿或者象征性的价格将一部分股权转让给股权投资机构。反之，则将由股权投资机构无偿或者象征性的价格将一部分股权转让给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如：××公司在20××年必须完成上市，如若不能，投资方就会获得更多的股权；如若实现，则可以从投资方那里获得股权。笔者认为就××公司而言，该补充协议可以看成是整个投资合同的一部分，即不管上市与否，都会触发估值调整协议。股权的调整对××公司来说不产生影响，毕竟只是股权转让而已。作为投资方来说，对包含该对赌协议的投资合同需要确认为资产，计入长期股权投资；从谨慎性原则出发应该将可能出现的股权转让与投资成本的差额确认为负债；若是单向调解发生的可能收益则无须反映。

第二种：非股权经济收益调整型

当目标公司未能实现对赌协议规定的业绩标准时，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将以现金等价物等对投资者进行补偿；若达成业绩，则投资人需再对目标公司进行现金等价物补偿。作为投资方来说，对包含该对赌协议的投资合同需要确认为资产，计入长期股权投资；从谨慎性原则出发应该将可能出现的现金等价物补偿确认为负债。

通过上述的分析，笔者认为在进行包含对赌协议的投资成本确认时应该积极的予以反映，该反映必须遵守资本的所有权属性，并且在初始计量时对可能发生的调整估值从谨慎性原则出发给予反映。

参 考 文 献

[1] 潘林.“对赌协议第一案”的法律经济学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J].2014（2）.

[2] 李宗录.“股份回购请求权”权利属性的定位[J].广西社会科学，2007（4）.

[3] 李明.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在投资企业中的应用[J].涉外税务，2008，06：66-69.

[4] 晏文隽.郭菊娥风险投资中金融工具选择的边界条件与应用策略[J].当代经济科学，2015（3）.

[5] 周明春.袁延松同一控制下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会计处理相关问题研究[J].会计研究，2010（4）.

[6] 张明霞.陈金昌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确认问题研究[N].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10（1）.

[7] 谢德仁.会计准则、资本市场监管规则与盈余管理之遏制：来自上市公司债务重组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1，03：19-26+94.

[8] 朱凯，赵旭颖，孙红.会计准则改革、信息准确度与价值相关性——基于中国会计准则改革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9，04：4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