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青

（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210000）

时至今日，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腾飞的中国，其发展动向对于整个亚太乃至世界来说愈来愈具有重大意义。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中国共产党精彩的十九大报告不仅准确把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已经开始了新的节奏，而且为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把准了方向。在这份极具时代革新意义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内容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斗志。这些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组合在一起表明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就已经事实上开启但还未系统凝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臻于成熟，中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再一次出现重大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自信。深入理解这些话语体系变革背后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新时代的具体内涵。

一、话语体系变革的实践维度

“话语”就是人们说出来或者写出来的语言，是人们用于表达、交流情感的主要工具，是属于意识的范畴，是对于客观事物的主观表达。这正如伟大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8。”，因而要想深刻弄清新时代性下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变革的逻辑关系和动力源，离开了当下中国的现实实际是不可能的。因此，不断变动、永恒发展着的社会实践乃是我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变革的第一动力源。放眼过去，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底蕴为我们提供了厚重的文化自信，回首四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为我们积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空前的实践基础——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底蕴

早在2000 多年前的西汉，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悠悠古史，从哪里写起？太史公不由感叹，“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近代中国命运多舛，三皇五帝肇始的古史传统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一度受到质疑甚至面临动摇和坍塌。然而，现代考古学的探源工程已经雄辩的证明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文明史，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文明古国、文明大国。中国历史从早期的尧舜禹到奴隶社会的夏商周，再到封建社会的秦汉隋唐元明清以及近代以来波澜壮阔的抗争史，悠悠五千年实践，我们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书写了一部厚重的中华民族大“家谱”。可以说，上下五千年深厚的历史底蕴，为我们积累了空前的实践基础：三省六部制的中央与地方管理、历朝历代的反腐败斗争、纵横五千年的中华儒家文明等等历史有益经验，在“新时代”的中国依然可以迸发出恒久的活力，因而：“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任何真正科学的理论从来不是空中楼阁。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无论是在“建构”还是“变革转换”中一定要立在坚实的“基地”上，如果离开了我们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进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

（二）最新的实践样板——改革开放四十年生动实践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闸门已历四十载。四十年来我国所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建立了全面的物质生产体系，成为当今世界上第二个拥有完整独立工业体系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增强；我国法治体系日趋完善，社会法治观念空前提高；惠民工程持续出台、推进，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精准扶贫稳定脱贫六千多万人口；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更为显著......可以说，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由站起来转变为富起来正向强起来迈进。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一度被认为是富裕起来的失语了的国家。但仔细推敲一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精神财富极为匮乏的条件下，把人民生活提上去、把社会生产力搞上去、把国家综合实力强上来，这几乎是（而且也绝对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没有了之所以称得上是独立民族而所特有的精神文化实质的民族要么被同化要么消亡（其实究其本质而言，这都是一回事）。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实践，要说是一个没有精神力支撑的时代，显然是毫无根据和不具说服力的，在道义上也是极不负责任的。

概括起来，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峥嵘岁月中，我们已经事实上形成了这样一些精神，它们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所独有的精神实质。任何忽视这些精神而妄想在当今的中国找到繁荣富强的秘方都是不可能的，其实施行为也将是滑稽可笑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即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精神被深深熔铸到中华民族精神之中，为中华民族精神注入了新鲜血液，时至今日我们所强调的改革开放以及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服务的创新创业精神都与改革开放的精神密不可分。不单如是，而且发展出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并在当时演化出了“深圳精神”“温州精神”等等；在江泽民时期，首先准确的概括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内涵，其次是及时地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创业精神等精神进行了提炼和阐述；在胡锦涛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被注入民族精神，迸发出了旺盛的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精神更是被注入了新的动力，出现了新的话语转换。所有的这些都是近四十年来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精确提炼和概括。

二、话语体系变革的理论维度

我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更多的是一个理论问题。搞清了这个问题对于理解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们即便已经形成了很多精神，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意识形态及舆论战场上我国的话语权都与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不相匹配的事实有了进一步深刻地理解。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变革既一以贯之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又创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生性突破，更是对西方话语体系的积极回应。

（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何以吸引各国的社会主义者甚至是与之对立的资本家学习和探讨呢？究其根本就在于这种理论是高度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完美统合，它“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的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的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①列宁.列宁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2。”。这是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发展，表现出强大的惊人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即科学性和革命性。而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今天170多年的时间长河里，之所以能够时刻保持科学性和革命性，其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开放性和包容性极强的理论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总与马克思主义的过时论相伴而生，经验表明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今甚至是在未来，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过时论挑战从来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问题一般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相对平稳，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改善时期。它最早可追溯到第二国际时期，当时伯恩斯坦要求对社会主义进行改良，反对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他倡导与资产阶级妥协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并进而要求修订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甚嚣尘上之时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彼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西方国家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则掀起了对世界影响深远并在今时今日仍在持续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度出现天下和平的虚假繁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被掩盖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的繁荣之下，然而背后却往往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危机，资本主义社会无论呈现出何种程度的所谓“繁荣”，终究无法摆脱其之所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根基。当时，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毋庸置疑这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顺应人民要求的，然而伴随着国门的开放各种资本主义国家的元素也泥沙俱下式的涌入中国国内，国内开始出现各种形式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然而稍加考察并加以推敲，我们就会发现西方及其思想代言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如果有其合理地地方，那么在其理论形式上无非是以“真马”反对“假马”。须知，马克思主义本就是一个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理论体系，那些所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理论，不过是在意图把马克思主义固化在静止的事物之上，走的其实还是批判“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老路，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马克思就是在反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故而自诞生之时就已经奠定了其发展的内涵观点。他们口口声声所宣扬、所津津乐道的那些理论本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内涵包容并不忘初心、一以贯之的；在其实践效用上，仔细琢磨、推敲便会觉着这种离开了社会基本矛盾、离开了现实实际的理论，是毫无现实性的，它所能做到的最大效用无非是实现对自我意识的自我批判，然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5。”。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生性突破

费孝通先生讲道：“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历届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确立自己的位置。③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124。”中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无论是在建构还是在变革转换中，都与传统文化有着“剪不断”的关系，其目的都是“中国化”“本土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变革不可或缺的土壤和水分。这种话语体系的转化、建构，绝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抑或粉饰繁荣，而是要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在世界历史发展中找准自身的历史定位，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传统文化而且必须是优秀传统文化内部实现突破，唯有化茧方能成蝶。

事实上，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探析现代中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变革应尤为注意两点：一是传统文化的语境重构，二是时代文明的词句创新。就前者的“语境重构”而言，就是要突破传统文化的某些命题、概念灌之以新的时代内涵。比如，本来出自《周易》《诗经》的“革命”“维新”二词，原来是为了表述王朝更替、君王异姓这一封建社会历史现象，但到了近代，他们则被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各个派别汲取出来，赋予了新的时代意蕴，从而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导向找到了历史的合法性；“词句创新”讲的就是创造出原来没有的语言，它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结合新的历史实践作出的符合历史和人民要求的新概念、新名词。我们先以“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为例，在中国近代最初的革命斗争中，“中华”与“鞑虏”二词是相对当时的汉族和满族使用的。伟大的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当时确实意识到了以汉、满、蒙、回、藏为主要代表所构成的中国的完整统一性，于是适时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包容性思想，但是这一思想由于当时历史的局限性一来忽视了其他各民族的社会地位，二来“五族共和”过分突出五大民族的社会地位，所以不利于中国的统一。在这种背景之下，急需一种超越任何民族的统一多民族概念，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中华民族”孕育而生。事实表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团结全国甚至全世界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还是在和平建国和改革开放时期对于团结全国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和凝聚全世界华人力量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次，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具有超越现有概念，实现超整合的伟大价值，可以想象它势必在传播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凝聚全世界人类共识、变革世界治理体系、共建美好家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三）西方话语体系的长期强势地位

在国际语境下，中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展现的是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体现的是中国的综合国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长期掌握着世界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伴随霸权主义、强权主义而生。中国需要警惕这种话语霸权，跳出西方话语权的“圈圈”，构建自己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而且这种话语体系的建立绝非静止不变，它一定要跟随时代发展的大潮流。就当下而言，十九大提出的新思想无疑是指导我们增强自信、捍卫话语权的重要法宝。

须知，在古代中华文化向来闻名世界，一度吸引“万邦来朝”，然而近现代的中国却在在国际话语体系中难有令人信服的发声，此种情形不禁引人深思。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发展与西方相比力量悬殊，很难与国际霸权主义平等对话，而且西方话语往往披着“文明”“民主”的外衣，因此发展中国家想要在这种国际语境中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词语表达方式，是极其艰难的进程。从最早的《黄祸图》到现在的“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一直都是西方理论家们自话自语，他们以所谓“自由”、“民主”等话语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一手编织了所谓的西方文明，肆意践踏和贬低其他民族优秀文明成果。于是这种理论和思想逐渐常识化以至于几乎成了一种约定俗称的东西、以至于即便是我们国内所谓的某些“大家”一度处于“失语”状态，或者除了继续按照西方的话语说几句事实上无关痛痒的话再无其他任何见解。这种情况正如生物学家将一只跳蚤放进没有盖子的杯子内，结果，跳蚤在毫无障碍的情况下，十分容易就能跳出杯子，之后实验的杯子被玻璃盖住杯口，跳蚤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跳出杯子，最后当科学家在此拿掉玻璃盖的时候跳蚤再也无法跳出杯子。世界的本来面目就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西雅图发表演讲时所说的那样——“世上本无‘修斯底德陷阱’”，这就启示我们如若不打破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话语强权主义、霸权主义，不打破惯性思维就无法在国际社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国际社会上也将始终处于“弱质”地位、“缺钙”状态。

三、话语体系变革的人民需求维度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毛泽东.毛泽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0。”新时代背景下中国话语体系的变革和转换不仅毫无疑义的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理论和实践需求，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能反映世界人民的需求。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变革具有意在统合全球治理与国内改革发展的双重逻辑。

（一）国内人民需求——基于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

在“极不平凡的五年”里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攻坚期的条件下锐意进取、攻坚克难、敢于壮士断腕、刮骨疗毒，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深刻变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就在于“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问题就是矛盾，解决问题就是解决矛盾，把握时代的主要问题就是要抓住时代的主要矛盾。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几十年没有取得最终的成功就在于他没有理解透彻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乃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因而一直没有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甚至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十年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最终走向破产就在于错误的估计了国内主要矛盾，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辉煌业绩也就在于党中央准确把握了国内主要矛盾，并做出了适合实际发展的一系列重要举措。正确的理论从哪里来？正确的国内主要矛盾判断又从哪里来？近百年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史，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奋斗史告诉我们从社会实践中来，从人民生活的需要中来。我国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变革是社会发展的“话语”体现，其内涵一定要是当下国内人民生活状态的表现。

真正科学的理论一定是直面时代发展诉求的，要解决国内出现的新问题首要的就是准确把握我国历史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其实早在2005年在学界就悄然开启了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争论，但在当时由于社会生产发展不足，人民距离全面小康社会仍有一定差距，所以当时的理论存在超前倾向，与实际情况不符合。但是十三年后，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的社会整体面貌已焕然一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总结过去、放眼未来、着手当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新华社，2017-10-27。，中国共产党在把构建和谐社会，努力建立人民满意的幸福生活作为行动目标，向广大人民群众交上了一份满意的时代考卷。这一重大论断标志着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五年的励精图治，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等齐头并进，中国实现了自“新时期”向“新时代”的伟大转变，新的历史任务也由此发生了变化。国内主要矛盾的最新论断是对科学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原则的深化和发展，揭示了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动力源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二）世界人民心声——基于“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反思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标志着美欧新自由资本积累方式的破产以及以金钱挟持民主政治的残畸”②王璐，吴茜.试析大国崛起中的中国话语权建构[J].南方论刊，2017（06）:10-13。，在中东乱局、欧洲恐袭、美国保守主义抬头等等一系列乱象之下，世界人民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各民族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亟需找到另一条通往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基于此，世界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东方“逆势繁荣”的中国。

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各地区出了很多问题，不安与动荡笼罩在世界各国上空，中国国内经济也进入“新常态”。这些问题，往近的来说是由于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后续影响，往远的说其实根源于“冷战”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治理体系的失衡。在上世纪长达四十年的美苏两极格局下，世界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世界实现了二战后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即使这种平静之下潜藏着巨大的危机。然而自苏联自动放弃冷战以后，此前潜藏的危机开始爆发，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东欧出现剧烈变动——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易旗帜。但苏联的解体并非真正和平的开始，从20世纪末期在中亚、东欧独联体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到起始于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它地区的一些国家进行的“阿拉伯之春”，表明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冷战结束后非但没有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反而把苏联的解体视为开启世界独裁的契机，他们变本加厉、竭尽所能的地向世界推销自己的制度、文化、理念，企图让世界都臣服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中。然而，自苏联解体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世界几乎呈现着混乱与焦灼的状态，无论是在阿富汗、伊拉克还是利比亚，再到最近的叙利亚以及被恐怖主义所笼罩的欧洲社会都反复证明，世界治理体系正遭遇不同程度的瓦解。根源于资本自私自利本性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由此提出来的资本主义治世方案无法解决世界发展的大问题。被资本所裹胁的现有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正如资本那样本身就是与邪恶和贪欲相伴而生，“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由于这样的本性，资本主义无法实现人类社会的共生问题，譬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近年来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再次让美国伟大起来”的口号下更是扬言要与中国打起“贸易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世界的何去何从问题成为人类共同的实践选择问题，在这里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世界的呼唤作出了响亮的中国之声，贡献了中国力量，并由此提出了命运共同体概念，向世界传播了中国话语体系。

四、结语

自十八世纪上半叶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工业革命所迸发出来的惊于世界的生产力，不仅垄断了世界市场的供应体系更是垄断了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话语体系，然而人类历史几百年来的发展已经雄辩的明证：西方自由主义式的话语体系并非“人类历史的终结”。“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现实表明根源于资本自私自利本性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由此提出来的资本主义治世方案无法解决世界发展大同问题。因而，积极探索寻求一条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式话语的世界治理之道，成为引领世界各民族国家走出发展迷雾的迫切需求。

在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我党的理论建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处于滞后状态，致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在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全国人民的普遍认同，革命事业也几经曲折。中国“农村包围城市”式新型革命道路的成功开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思想结晶的产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仅开了花还结出了硕果，中国共产党有了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自此，自信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开始赢得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和衷心拥护、开始主导了整个中国革命的话语。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要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断壁残垣的战争废墟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要在美苏两大阵营、两种制度对立的情况下发展社会主义，我们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避免盲从、实事求是的探索之旅，为中国当下的话语体系铺垫了道路、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最伟大和最厚重的成果不是巨大的物质财富创造，而是继往开来、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此为立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的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力回应了当时国内外所面临的种种严峻挑战，中国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也历经考验而历久弥新，愈来愈迸发出强劲的活力。

时代发展到今天，国内外情势已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及时更新”的历史重担落在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肩上，中国共产党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节点、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当口，接过社会主义发展的接力棒，再一次不负众望挑起了中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变革的历史重任，在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和积极探索，是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的系统凝练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所构建起来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不但一脉相承，更是继往开来，是对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底蕴、改革开放四十年生动实践的凝练总结，是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积极回应。人类社会的规律性与自然界的规律性相比较而言，其特殊性就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仅具有严格的客观性而且由于人这种“自由的类存在”的存在，它并不会像在实验室里做实验那般掌握了规律就可以再现事物的状态，即自然界可以再现而历史却不会重现，所谓“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终究不是历史的重演和再现。然而历史发展的一去不复返，却并非表明人对于社会发展的无能为力，人们总可以利用自身的积极主动性，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作出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和人类发展需求的选择。因此回首过去、立足当下、放眼未来，剖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变革、转换的三个维度，就在于把握历史发展规律、顺应时代潮流，作出有利于中国正确把握自身历史方位、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重拾自信、“中国第二次贡献于世界之进步”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