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红，马 黎

（1.云南省委党校 研究生部，云南 昆明，650111；2.云南省委党校 校刊部，云南 昆明，650111）

在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脱贫攻坚已经到了集中力量攻克“硬骨头”的最后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全国农村贫困监测数据显示，自2012年末到2018年末，全国农村9899 万的贫困人口已经脱贫至1660 万人，六年时间累计减少8239 万，2019年计划完成1000 万以上的减贫任务，实现300 个左右贫困县的脱贫摘帽目标。其中，云南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要“确保130 万贫困人口净脱贫、2457 个贫困村出列、31 个贫困县摘帽、7 个‘直过民族’整族脱贫”。身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云南迪庆州，既处在沿边境连片特困带上，又在“三区三州”范围内，其扶贫开发具有极强的典型意义。所以，本文选择迪庆州的减贫实践为研究对象，对新阶段民族地区减贫成效评价模式创新进行考察。

从分析角度的选择来看，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如何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共享发展是今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目标是使人民在共建共享中不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获得感”一词被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至少被提及35 次，“获得感”使人民对发展的感受从一串串数字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获得，实在不失为一个评价改革成效和地方发展成效的民意标准。聚焦到实施了六年的精准扶贫战略上，贫困地区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与乡风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生活生产条件的改善与群众幸福之间开始出现“幸福悖论”现象，扶贫资源更以倒U 形曲线的方式影响当地群众的幸福感。①王健，郭靓.幸福悖论、公共支出与国民幸福[J].商业经济研究，2015（10）:49-52。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消除后，“发展主义”扶贫逻辑将失效，相伴生的相对贫困问题如何解决？基于这一前提，相较于更强调弥散性主观体验的幸福感，获得感与社会发展联系更紧密。①张品“.获得感”的理论内涵及当代价值[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402-407。获得感，作为当下群众对于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期待社会发展公平正义的诉求，群众获得感的提升，不仅有利于解决贫困地区发展不足问题，更有利于规避扶贫资源下沉导致的物化现象，从而形成正确的义利观，彻底激发内生动力，促进脱贫成效的持续性。本文的分析角度将选择“获得感”作为贫困地区发展成效的重要评价内容，探讨基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既保证政策落实到位又保证减贫成效较高的问题。

一、当前主要减贫成效评价模式研究述评

近年来，减贫成效评价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现有研究成果颇丰，研究方向多元化，成效评价的指标逐渐多样化，测度方法也越来越成熟。当前关于减贫成效评价研究的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发展主义评价模式

这一评价模式主要考量扶持对象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发展主义理论被国内学者援用到减贫成效评价研究中，强调要调动多方责任主体参与减贫的能动性，为扶持对象增权赋能和积极就业，使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有相应的达到脱贫标准的基础设施、产业布局、财产积累等。舒尔茨（1990）提出，增加人力投资对于推动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人口素质如果不能与物质资本并肩前进，人的能力就会成为发展的制约因素，一个地区的发展是否有驱动力，取决于地区的人口素质，而不是资源或者资本的多寡。②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80-150。阿玛蒂亚·森（2002）认为，人类经济社会持续增长，但贫困人口有增无减，是因为贫困人口的“经济自由”被剥夺，或者其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的“可行能力”低于社会正常水平。③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译者: 任赜、于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7。他把发展能力的习得和发展机会的获得作为评价减贫成效的关键因素。张琦（2014）结合中国扶贫成效具体内容，以“2014 人类发展指数”为依据，借鉴“多维贫困指”和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构建了一种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多维评价模型。④张琦，冯丹萌，张文杰.中国贫困地区减贫成效的多维评价[J].统计与决策，2017（11）:89-92。中国的减贫逻辑从输血式到造血式，第一阶段基本关注的是缓解贫困问题，忽视了培育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返贫率极高，扶出了“精神贫困户”；第二阶段是从发展理念出发，减贫逻辑为强生计能力，增发展机会。因此，一定时间内关于减贫成效评价的研究从以单纯客观数据监测向以发展能力指标认定的转型，依照发展主义的研究范式延伸出来的相关研究将财政、投资、医疗、教育等因子都成为考量减贫成效的支撑体系。

（二）制度主义评价模式

这一模式将制度这一外生的确定性变量引入减贫成效研究中，注重探讨制度与长效机制在减贫成效中所起的作用，现行研究形成了一套“制度—选择—减贫成效”的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和视角。提高制度效率，合理配置资源，从而达到减贫目的。曹洪民（2007）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从设计逻辑、运行机制、运行绩效方面分析评估了制度创新对四川仪陇县减贫成效的重要影响。⑤曹洪民.扶贫互助社:农村扶贫的重要制度创新—四川省仪陇县“搞好扶贫开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试点案例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7（9）:72-76。李博（2013）认为，精准扶贫制度内化着精、准、细、严的核心思想，从整体上提高了这一制度运行的规范化与协同化能力，也正因此，确保了减贫成效评价制度设计的理性化和专业化。⑥李博，左停.精细社会视角下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制度选择，中国延安干部管理学院学报[J].2013（3）:124-129。胡鑫（2019）认为社保制度在减贫中发挥了“稳定阀”“安全网”作用，要巩固当前的减贫成效还需要从制度设计入手，探索多元化的项目，确立严格监管机制。⑦胡鑫.精准扶贫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合理利用[J].人民论坛，2019（03）:60-61。现有制度主义研究表明：制度，在减贫行动中是办事规程，在减贫成效评价中是依据和准则，在成效的长效保持方面更是重要的变量。

（三）政策主义评价模式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⑧人民网.习近平:脱贫攻坚战冲锋号已经吹响 全党全国咬定目标苦干实干[EQ/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129/c1024-27867560.html.2015-12-11。姜玉欣（2002）认为，评价扶贫成效不应只单纯考虑是否取得了绝对的减缓贫困效果，政策性扶贫国家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是不可估量的，成效的评价应该考量所取得的扶贫效果与所投入的资源相比在经济效率方面是否合理和具有可持续性。她提出政策性扶贫必须向制度性扶贫转变。①姜玉欣.农村政策性扶贫必须向制度化扶贫转变[J].调研世界，2002（09）:23-25+32。魏程琳等人（2018）认为，因策略主义、“不出事的逻辑”等因素催生模糊规则、影响绩效等问题，使得常规性制度扶贫向运动式政策扶贫转化，清理了积弊，明确了资源分配规则，地方的扶贫运动取得显著成效，使精准扶贫成为可能，但同时也暴露出行政空转精心应付，制度化受破坏的缺点。②魏程琳，赵晓峰.常规治理、运动式治理与中国扶贫实践[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5）:58-69。约翰·博德利（2011）在《发展的受害者》中提出，政府对落后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干预，可能导致其“不能控制自己的资源，也无法确定他们与市场经济的关系。③约翰·博德利，何小荣，谢胜利，李旺旺译.发展的受害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4-162。比如，农村政策性扶贫金融资金风险的相关研究印证了此观点。政府主导性的脱贫攻坚，政策性因素在减贫成效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依照政策主义的研究范式延伸出来的相关研究将社会保障、项目建设、移民与城镇化、信贷等政策措施作为考量减贫成效的支撑体系。

二、基于客观数据评价减贫成效的实践及其检视

1978年以来，我国累计减少的贫困人口数高达8 亿多，占世界减贫人数的70%以上，减少的贫困人数超过世界人口大国美、俄、日、德四国人口的总和，减贫成就斐然，减贫成效一目了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脱贫攻坚的成效，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脸上露出了笑容。”④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倪洋军:减贫成效考评不能少了贫困群众一票[EB/OL].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n1/2016/0218/c241220-28134284.html，2016-2-18。一维视角下，我国的减贫成效评价科学合理，但是从多维的视角看，只考察客观数据，疏略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减贫成效评价难免就变成官方自说自话，影响其公信力。

（一）“数字脱贫”“突击脱贫”

六年多以来，尤其是2018年、2019年，摘帽子速度大大提升，脱贫处于高峰期，考核过程层层把关，但是一些地方也难免出现“数字游戏”“材料旅行”等考核作假情况，在收入上做文章，把预期收入算作实际收入，让贫困群众“被脱贫”的不良现象。减贫成效考核评估的指挥棒、质检仪和推进器作用，倒逼部分地区为了彰显脱贫成绩，为了政绩工程而大玩“数字游戏”，把精力用在“算账”上，把“预计”算作了政绩。“算”出来的收益轻松就调高了贫困户的收入、减少了贫困人口的数量。还有一些地方，将资源大进大出投入到一个点上来短时间搞突击，忽视指标化的内涵，盲目追求数字达标。这种在书面上完成的脱贫任务，“数字亮眼，群众无感”，贫困地区和群众脱的只是贫困的“外衣”。既没有得到扶持，又被排斥在优惠政策之外，很有可能成为闹心事。还有这样的一类“边缘贫困群体”，他们收入高出贫困标准几十元、几百元，可能因病、因学或因突发事故返贫，陷入比建档户更窘迫的境地，现在的聚焦点都在消除绝对贫困上，相对贫困问题有可能成为潜在的社会新矛盾因素。

（二）贫困标准的衍变性

国际上关于绝对贫困的两个标准：一是被广泛运用的经合组织标准。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线。二是世界银行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情况划定的三条贫困线。一条是发展中国家一日收入2 美元的贫困线；一条是非洲等二十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日收入1.25 美元为绝对贫困线或极端贫困线；还有一条是发达国家为日收入14.4 美元的贫困线。我国的绝对贫困标准自1985年伊始制定的是206 元人民币，每人每天不足1 元人民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极大发展后，贫困标准随之提调，2011年制定2300 元作为新的扶贫标准且一直沿用到今天，只是每年按照2010年的不变价根据物价指数等指标变动。比如，2015年到2019年的贫困标准依次为：年均家庭收入2968 元、3146 元、3335 元、3535 元、3747 元，有不断提升的趋势。这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标准提高后，贫困人口就会增加，财政投入将有所提高，国家层面举全社会之力来扶贫，贫困人口却越扶越多，政策主导下的减贫成效难免受到质疑。二是在绝对贫困未完全消除时，减贫目标从生存型向发展性变异，就有可能出现“涓滴效应”，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埋下了经济、政治方面的不稳定隐患。

为了形成全面的扶贫成效评估体系，科学评估减贫政策的执行绩效，全程监督脱贫攻坚工作，从而提升扶贫策略的针对性、有效性，有必要多维度探索建构减贫成效评价体系的可行性路径。笔者深入迪庆州贫困地区调研，和贫困群众交流，感受到处于深度贫困状态的傈僳族群众在近年来的脱贫攻坚政策中，尤其人居环境的改善、土地流传政策收益、中药材种植等扶贫产业收益、医疗保障等方面的获得非常高，群众“获得感”在稳步提高。但同时，在个别贫困户上身上也存在“获得感”“钝化”“衰减”的问题。群众的实际需求与感受，满意度、认可度，扶贫工作一线人员的工作体会与感受，很好地表意了当地的减贫成效，形成了一个源于主观层面的新评价视角，或可以成为当前通过客观数据考核减贫成效的有力补充，主客观相结合确立体现减贫成效的多维影响因子，对构建起符合大众观念的指标评测体系大有裨益。

三、减贫成效“获得感”评价模式的提出

“获得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词，由习近平总书记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共建共享发展的背景下提出，并且在实践中关于“获得感”思想的发展具有清晰的脉络，它的提出明确了发展和改革的目标、落脚点和突破口，解决了发展质量、改革成败的评价标准问题。它是人民群众对于自身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得所获的主观感知，不能将其简单地解释为“幸福感”“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等。王浦劬将其定义为“多元利益主体（个体、群体、组织）在改革和发展客观过程中对自身实际所得的主观评价”①王浦劬，季程远.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人民获得感的意蕴和量度[J].中国行政管理，2018（01）:6-12。。经济发展是保障群众“获得感”的物质基础，消除贫困，保持经济发展良好势头，是被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所证明了的提升群众“获得感”的最核心途径。有关“获得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界定（丁元竹，2016）、影响获得感的主要因素（王道勇等，2017）、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区别与联系（马振清等，2017）、获得感提升机制（郭学静等，2017）。笔者认为，现有的研究存在这样的不足：一是“获得感”是个中国特色的概念，国外暂无相应的理论与实践与之相对应，难以形成理论对话和经验借鉴；二是通过群众获得感评价减贫成效的研究极少。因此，深入研究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及其与减贫成效的关联影响，有利于通过群众对扶贫的切实感受进一步巩固减贫成效。

前文介绍“获得感”内涵以及“获得感”用于评价减贫成效的可行性。接下来需要通过学理分析，梳理出“获得感”评价模式的具体指标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王俊秀研究员及其团队历时一年时间通过向全国各省市推送调查问卷，对“获得感”进行了系统研究。团队通过因素分析法分析认为，“获得感”的表征包括获得的内容（物质、精神）、获得环境（公平、安全、反腐）、获得体验（积极心理体验）、获得途径（自主性）、获得支持（家庭环境因素）。汪来喜从三个层次解读“获得感”：“获得”“相对公平的感受”“预期获得感”。上述的研究取向，为笔者关于减贫成效的“获得感”评价模式的指标设计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拟从贫困群众的“获得感”项目（供给）、当前获得感知（需求）、相对公平感和未来获得预期（持续性）四个方面来设计评价指标：

（一）“获得感”项目

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对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有较高的需要，主要有：一是保障生存的基本需要（物质条件）；二是获得基本能力的需要（教育、文化）；三是满足基本健康的需要（医疗）。以财政投入、标准线、覆盖率等客观指标为基础，将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方的群众感受纳入对供给状况的考量中，发挥需求侧的导向作用，改善供给质量，避免“供需错配”或者供需失衡等问题。具体的评价维度有：群众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种类、覆盖率等方面的满意程度；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规范情况以及与贫困地区群众需求的契合程度；贫困群众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便捷情况；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群众的信任支持程度。②原光，曹现强.获得感提升导向下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政策逻辑、关系模型与评价维度[J].理论探讨，2018（06）:50-55。

（二）当前获得感知

个体发展前后状态的对比是“获得感”的来源之一，时间维度上个体前后状态的对比结果，可以对当下的获得有真切的感知。问题的设置是：询问贫困地区群众对家乡近六年来变化的感受；询问贫困群众在被帮扶脱贫中获得情况。深入访谈的基础上，统计整理了群众的倾向性答案。

（三）相对公平感

空间维度上个体与他人与群体的对比，也是“获得感”的来源之一，通过这一点还可以很好评估减贫成效的公平正义状况。具体的评价维度有：群众对减贫政策执行公平性精准性的感受；贫困户政策待遇“给”出来的社会矛盾；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协调统筹情况；减贫过程中村民自治权益的保障情况。

（四）未来获得预期

过去，由于缺乏退出机制，贫困地区可以一直享受优惠政策，扶贫政策被依赖和曲解成“贫困经济”，习惯于享受国家扶贫政策好处，甘于贫穷，扶贫效果出现“棘轮效应”。①马光选，刘强.整合式扶贫:一种新的扶贫治理模式的尝试性阐释——以大理州扶贫治理经验为例[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7（06）:102-108。在现行制度下，脱贫的地区和群众对未来的希望和对社会发展的信心，是减贫成效持续性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具体的评价维度有：“脱贫不脱政策”执行情况；健康、产业、教育、移民、兜底等各项减贫工作与乡村振兴战略进行衔接情况。

四、“获得感”评价模式下迪庆州直过民族群众减贫成效实证

云南省实行社会形态“直接过渡”的主要是景颇、傈僳、独龙、怒、佤、布朗、基诺、德昂8 个民族，主要集中分布在西双版纳、德宏、普洱、临沧、保山、红河、迪庆、怒江8 个州市（县）的山区，几乎涵盖了国境线的绝大部分地区，生存发展环境具有显著的封闭性和边缘性。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直过区”采取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政策，使他们跨越若干社会发展阶段，得以与其他兄弟民族一起迈步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从横向上看，“直过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内地发展差距依然很大。梳理近十年内学界关于直过民族地区的发展状况的研究成果，结论不外乎“直过区”经济社会发展始终缓慢，并且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正在日益加大。王元辅（2007）将“直过区”的发展水平概括为“三个最”：最贫困地区，最弱势群体，最特殊族群。刘文光（2010年）以怒江独龙江乡为例，分析并提出了直过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包括综合性整体性贫困、社会发育程度低等十一个障碍因素。穆智（2016年）认为，经过近60 多年的发展，直过民族发展问题已经成为扶贫攻坚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但是，从历史纵向上看，“直过区”原始落后的社会面貌发展了质的改变。直过民族区发展滞后性的解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发展差距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自然解决也需要一个过程。自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云南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目标，探索出了“一个民族一个行动计划”“一个民族一个集团帮扶”的具有云南特色的脱贫攻坚之路。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群众最实际、最迫切的领域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极大地提升了直过民族群众的“获得感”。笔者以迪庆州的直过民族傈僳族为例，采用深入访谈的研究方法，从“获得感”评价模式入手，对傈僳族减贫成效做一个实证评价，以期肯定成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一）迪庆州直过民族傈僳族脱贫攻坚概况

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深度贫困地区是云南省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直过民族地区已完成项目资金投入104.32 亿元。各直过民族地区采取拔除贫根、转变方式、精准施策、加强帮扶等有力措施，着力实施提升能力素质、组织劳务输出、安居工程、培育特色产业、改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6 大工程，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特别是从2016年9月开始，优先在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实施14年免费教育，践行了“扶贫”先“扶志”，“扶志”要“扶智”的理念，实现了提升智力、增长志气、激发内生动力的目标。

迪庆州的直过民族傈僳族主要聚居在维西县辖域内，维西县地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腹地，县域内傈僳族人口占到全县总人口一半以上，占全县少数民族人口的六成以上，7 乡3 镇都有其分布，主要居住在山高坡陡、生存环境较差的高寒山区及半山区。近两年来，维西县把精准扶贫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着力在傈僳族山乡实施基础设施、人居环境、产业发展和能力素质等提升工程，累计完成投资3 亿多元，如今的傈僳族聚居区人居环境改观非常大。近年来，群众“获得感”整体上在稳步提高。但在个别村落个别贫困户上身上也出现获得感“钝化”“衰减”的现象。结合调研情况，分析可能有以下影响因素：

（二）减贫过程中群众获得感“钝化”“衰减”的原因

第一，“获得感”作为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性。个别贫困户习惯了过去“输血式”扶贫，加之个人发展能力不足，内心抗拒“造血式”扶贫，还有甚者等靠要思想严重，主观贫困意愿强烈，排斥脱贫出列。另外，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人民群众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水平都不断在提高，伴随着确有些人在“获得感”与获得之间出现落差。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五个层次，从低到高，人的需求层次会随着自身状况的改变而不断提升，需求类型也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温饱等生理需求已得到保障，面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不安全、不公正问题，人们实现尊重、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需求的道路遇到阻碍，导致对现实获得的感知能力下降，对已获得主观评价低，出现了“获得感钝化”的问题，脱离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国家的减贫工作期望过高。

第二，宗教信仰的影响。宗教因其社会整合、道德教化、社会控制以及心理调节等功能极大地影响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宗教非但没有逐渐消亡，相反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已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谈到宗教信仰对社会经济发展诸方面的巨大影响，论述了宗教伦理观念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之间的生成关系，使得宗教原则与世俗生活发生了联系。其中描述到：“大部分商界领袖、资本所有者以及那些现代企业中的高级技工和接受过高级技术和商业培训的职员，基本上都是新教徒……许多经济最发达、自然资源最丰富和环境最好的地方，都转而信仰信教。”“凭借禁欲主义的强制节俭来实现资本的积累。施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流向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越是严谨的宗教圈子，其生活方式就越是节俭，就导致了过度积累资本的癖好。”①马克思·韦伯，马奇炎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74。宗教信仰督促信教群众尽其所能去获取他们所能获取的一切，激发出了他们的发展动机和发展驱动力。傈僳族群众普遍信仰宗教，尤其西方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在调研中，从当地群众的访谈中了解到：信仰新教的群众，基本都脱贫了，其中个别还是地方致富能人。相反，居住在高海拔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地方的信仰门徒会等邪教或者没有任何信仰的傈僳族群众，自我价值感低，等靠要的思想非常严重，没有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一情况正好验证了马克思·韦伯的观点。在直过民族地区外来宗教已实现本土化民族化，“基督教所产生的影响，对他们的社会面貌的改变，却是这些民族原有宗教无法达到的”②钱宁主编.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84。，信仰基督教的群众，主观贫困标准高，发展意愿特别突出，财富积累意识非常强烈，但是现实的情况是经济社会基础薄弱，发展机遇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其对改革开放抑或是脱贫攻坚主观“获得感”评价出现“衰减”现象。

五、“获得感”评价模式下减贫成效提升对策

（一）提升“获得感”，减少“剥夺感”

“获得感”的提升，一方面基于物质、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实际获得为前提，没有实实在在的获益，“获得感”便如空中楼阁。另一方面，“获得感”还源于于群众主观期望的调整，即对“获得”的“应当”“正当”“失当”的内心调试。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虽然只是一个案点，但是却具有典型性，表征了共性的一面。“剥夺感”源于相对公平感的缺失，减少“剥夺感”，就要尽可能解决好收入不平等、努力不平等、机会不平等、政策不精准等问题。

（二）加大扶持力度，发挥政策叠加效应

提高对直过民族地区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民族优惠政策转移支付额度，加大对其扶持力度，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加强生态扶贫力度，切实改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在政府治理过程中，存在政策扶持不够与政策落实不到位的悖论，部分基层文件落实文件，通知落实政策，政府治理出现“典型性治理”③马光选，刘强.典型性治理:一种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总结——以Y 省W 县社会管理创新模范镇建设实践为例[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4）:50-57。模式。“从整个社会来讲，一个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意味着和谐稳定的秩序和良好的社会治理”。①燕继荣.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6。地方政府要立足实际，主动去争取政策支持，发挥出政策叠加效应，创造出有利的发展环境，提高农村社会资本的存量和增量，争取减免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配套资金，进一步完善配套法规政策，加强对政策执行的监督检查，以更严的考核来保证“脱贫不脱政策”的真正落实。

（三）营造公平正义的基层社会环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获得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有了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为基础，群众的“获得感”才有保障，减贫成效也才得以可持续。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代表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夯实公平正义的物质基础，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保障发展机会的公平正义，增强民族地区的发展活力。另一方面，在减贫过程中，贯彻好“扶贫要扶志”要求，彻底杜绝“以贫为荣”的破坏社会规则的“恶果”，防范扶贫工作的道德风险和福利陷阱风险，让公平正义成为主旋律，“对症下药”地解决好影响减贫成效中公平正义的“痛点”，让地处边远地区的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存在，脚踏实地。

（四）将宗教信仰和宗教组织的力量整合为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调动主观脱贫意愿，调整合理期望、增进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有效手段

郭君平等学者通过全国5 省1000 个农户的实证调查，得出结论：“信仰宗教、提高宗教参与频率均能显著提高农民主观贫困标准，具有主观减贫效应。”②郭君平，张斌，吴国宝.宗教信仰、宗教参与影响农民主观贫困和福利吗?——来自全国5 省1000 个农户调查的证据[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6，32（03）:14-24。走访的8 个傈僳族聚居村落，外来宗教本土化民族化程度高，群众信教比例非常大，对群众的影响不仅在信仰层面，也体现在社会生产生活方面。地方政府在强化农村宗教事务管理和服务的同时，应该积极动员宗教的正面积极作用，发挥信教群众之间的凝聚力，引导农民信仰、参与那些使人保持积极人生态度的宗教或活动，通过宗教教义的价值理性来引导信教群众合理期望，不断提升主观“获得感”幸福感。但值得注意的是，“宗教作为社会资本为其信仰者带来的增殖体现蕴含着个体的目的性行动的内在动力。”③乌媛.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云南宗教[J].世界宗教文化，2011（06）:71-75+70。在直过民族地区应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完善相应制度，扩宽群众的生计出路，以期在群众改教改宗、信教与否等问题方面，引导群众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适度弱化信仰宗教的功利主义，规避社会的物化现象。

五、小结

“获得感”理论对于形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价值导向，思考社会保障制度和民生改善政策的发展方向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这一理论对实施脱贫攻坚战略提供了具有政策性意蕴的理念和量尺作用。减贫成效的提升，关键在于制度设计、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与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相匹配，这就需要政府能够及时、准确地理解群众的真实需求。正在进行着的脱贫攻坚战略，更多是以家庭人均收入等数据作为标准来考核和评价减贫成效，相对忽视了发展落后地区群众的主观感受，评价结果缺乏“温度”。本文以“获得感”的视角来探讨减贫成效的评价问题，以“获得感”的构成要素作为评价维度，丰富了减贫成效评价维度的主观视角。当然，“获得感”用于减贫成效的评价在实践中表现出很强的条件性：“获得感”的提升与健康社会心态塑造的同向性。社会心态是对伦理生态、民生保障、社会信任等社会变迁的反映，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和社会价值观。它影响人的行为，决定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交织并存，健康社会心态的形成还需要全社会进行长期努力，这就会影响“获得感”的量尺作用发挥。“获得感”与减贫成效评价之间的逻辑关系异常复杂，很难建构起具体而又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且国内尚无学者涉足这一研究。本文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探索性的评价维度研究，下一步还需要在挖掘关键因素，确立评价维度，细化评价因子等方面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