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禄明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文化问题是伊格尔顿一以贯之的理论关切所在，从《文化的观念》[1]开始，他先后写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问题的著作，如《理论之后》[2]《文化与上帝之死》[3]以及《文化之战》[4]《文化与社会主义》[5]《当代文化的危机》[6]等一系列论文。在其理论新作《论文化》(Culture)[7]一书中，伊格尔顿进一步探讨了文化问题，丰富和完善了他既往的文化批评理论。具体而言，便是提出将文化视为一种社会无意识，以及作为一种社会无意识的文化如何促进文化认同。这一新论的提出既标志着其文化理论新的发展向度，又构成了对弗洛伊德与弗洛姆无意识理论的丰富与拓展。本文着重分析这一问题，以凸显其对当下文艺理论以及文化理论研究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一、社会无意识

在《论文化》一书中，伊格尔顿提出关于社会无意识的理论，并认为潜意识里的或未被社会明确规定的信仰习俗即是社会无意识，同时认为这种所谓的社会无意识即是我们所说的文化。[7]21-22伊格尔顿的这一看法显然是接受并借鉴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个体无意识理论、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拉康(Jacques Lacan)的大他者理论以及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社会无意识理论。所不同的是，伊格尔顿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阐发。

最先提出无意识理论的是弗洛伊德，他认为无意识是人的本能，是一种原始冲动，主要来自于个体早年的生活，特别是那些受到压抑与遗忘的心理内容。他将人的心理活动分为三部分：意识、前意识、无意识(潜意识)，并对三者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无意识是意识的源头，而二者之间联系的桥梁即前意识；前意识可直接转换成意识，而无意识需要通过前意识才能转换成意识。他认为人的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而人的行为受心理过程的引导，因此对人影响最大的实际上是潜意识。弗洛伊德的这一理论直接影响了荣格、拉康等人。

荣格在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集体无意识”这一概念。他认为无意识不仅仅是弗洛伊德所指个体无意识，而且还包含人类集体的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中包含着人类进化过程中整个精神性的遗传，注入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8]44集体无意识以由遗传而来的原型为内容，而这种原型具有集体性。换句话说荣格认为无意识不是由个人的经验而形成，而是由集体在历史发展逐渐累积的经验形成，并影响下一代，这种无意识具有历史性与社会性。在此基础上荣格摒弃了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性本能理论。由此可见，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是对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二者都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研究无意识，但荣格将无意识的内容扩大了。

拉康主张“回到弗洛伊德的著作中，通过对弗洛伊德文本的‘重读’来从内部理解原有的信息。”[9]20他摒弃了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将无意识置于结构主义之中，从语言学角度重新阐释无意识，并由此提出了“大他者”这一理论术语，所谓“大他者”即是一个与无意识领域相联系的精神机构，是由语言和言语说话构成的象征性的他者。他认为“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①，即无意识的本质是语言的，是大他者的一种隐含的力量，“无意识是大写他者执行其最隐秘使命的所在，就像一种侵占性力量或间谍组织”[10]92。同时对拉康而言，被压抑的部分即无意识的部分是语言的能指，“以无意识的形式如口误、妙语、梦和症状等回归的就是能指。”[11]177拉康的他者理论来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对无意识理论的发展，也正因为他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无意识，也把他的无意识称之为文化无意识。伊格尔顿认为按照拉康的观点，文化属于大他者(the Other)的领域，任何具体的他者(other)都能在其中浮现。[7]93

再次发展了无意识理论的是弗洛姆，他将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从个人扩大到社会群体并从社会压抑的角度提出了“社会无意识”。弗洛姆认为“‘社会无意识’是指那些被压抑的领域，这些领域对于一个社会的最大多数成员来说都是相同的。当一个具有矛盾的社会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些共同被抑的因素正是该社会所不允许它的成员们意识到的内容。”[12]193换句话说，社会无意识即不被社会特定环境所允许的，并在社会压抑下产生的意识，具有集体性与社会性。其次，他认为“无意识的力量已潜在的从人的背后决定着人的行动。”[12]96人的行为主要受无意识力量的支配，这一观点明显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再者，社会无意识可以转化为意识。意识主要通过国家、政党、阶级、教会以及大众传媒等媒介,强化人们的思维方式，控制人们的思想，潜移默化的控制人的行为。而无意识如何发生作用呢？弗洛姆提出了“社会过滤器”这一概念，即语言、逻辑和社会禁忌。他认为社会无意识要对社会发生作用则必须通过“社会过滤器”转化为社会意识。这一观点是伊格尔顿把社会无意识与文化连接起来的重要节点。

综上，无意识理论是一个被不断发展与完善的理论，而伊格尔顿的社会无意识观点首先借鉴了弗洛伊德等人的无意识理论，主要表现在：1.人的心理过程是无意识的。2.无意识可通过前意识转化为意识，从而对社会发生作用，即伊格尔顿讲的文化认同。同时伊格尔顿在集体无意识的基础上，从社会学角度提出文化作为一种无意识，能促共同文化的发展。意识与无意识的关系是伊格尔顿将文化视为一种社会无意识的关键。其次，伊格尔顿关于社会无意识的看法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理论。二者之间具有相关性，又有差异性。相关性表现为均重视无意识力量对人的行为的控制。差异在于：1.伊格尔顿的社会无意识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意识形态的无意识层面，是“大众对政治意识、思想观念的接受、积淀，进而体现为一种无意识的心理”[13]59-61。换句话说，伊格尔顿所谓的社会无意识是在历史发展中意识形态的积淀，在社会历史发展中逐渐转变为人的无意识，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是人因社会压抑而产生的意识，是社会所不允许成员意识到的内容，是属于人头脑中未被意识到的精神部分。2.伊格尔顿的社会无意识事实上对应的是弗洛姆通过“社会过滤器”形成的社会意识。伊格尔顿所言的社会无意识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盲点与自我压抑，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发形成，是意识形态中非理性的、不自觉的部分。而这正是弗洛姆意义上的社会无意识在通过“社会过滤器”之后进入意识领域而形成的那部分意识。由此可见，伊格尔顿的社会无意识观点吸收借鉴了精神分析理论的成分，并在此基础上将社会无意识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

二、文化与社会无意识

将文化视为一种社会无意识实际上是对文化内涵的丰富。伊格尔顿明确表明“文化是一个难以明确的术语，它可微不足道，也可意义重大”[2]48，他对文化含义的理解主要继承了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论。雷蒙德·威廉斯曾对文化这一概念进行了梳理，并表示“它记录了人类对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生活中这些历史变迁所引起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14]19。同时在《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等作品中总结归纳出文化的第四种含义：“文化是一种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14]18-19。特里·伊格尔顿继承了其老师的观点，在《文化的观念》中他从词源学的角度对“文化”这一概念进行了梳理并总结了文化的三种主要意义，第一，“文化可以指价值得到认同的具体的思想和艺术作品以及制作和分享该作品的过程。”[15]129第二，文化是一种社会情感结构，是社会的生活方式、习俗、道德、价值观等的综合。第三，文化是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以及各种意义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新近出版的《论文化》一书中他列举了四种突出的关于文化意义的观点，强调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的文化，同时在原有的文化理论基础上他重申了文化与文明的矛盾与冲突，强调作为一种社会无意识的文化及其作用。

伊格尔顿将文化视为一种社会无意识这一观点首先借鉴了艾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与约翰·戈特弗里得·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二者共同探讨的是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殖民文化问题，都认为“文化比法律和政治更为基础”[16]69，并且“都将宗教视作文化的中心”[16]82。对于伯克而言，文化主要是“无意识地、将我们束缚到一种传统的生活形态的那些感受习惯”[1]119，是社会经验的集合。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对于语言的关注，伯克将语言与社会和感知活动相联系，赫尔德认为语言和思想不可分。拉康认为无意识是一种话语结构，强调语言的作用，伊格尔顿以对二者语言态度的探讨实际上回应了关于文化属于大他者领域的观念。伊格尔顿认同伯克与赫尔德的观点，突出文化对于政治的作用，但否认文化的决定作用。与以往不同的是将文化放到无意识领域，认为这种无意识的文化对政治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可以发现，伊格尔顿在谈论文化问题时总离不开政治，这也正体现了他的意识形态色彩，作为无意识的文化依然履行着意识的职责。

其次，伊格尔顿吸收了艾略特的文化与无意识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艾略特认为文化即社会无意识，它意味着“一个民族整体的生活方式，从出生到死亡，从早到晚，甚至在睡梦之中”[16]92。文化永远不能被完全意识到，因而也是不能被规划的，但在社会发展中文化可以转化为社会意识而成为少数人的自觉。这种文化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无意识的。这一观点与伊格尔顿对社会无意识的文化的内涵的解释有异曲同工之妙：社会无意识的文化是作为价值、信仰、习俗、社会实践符号等的文化。这种文化代表着“社会的生活方式、习俗、道德、价值观等组成的不断变迁但无法触摸的综合体，是习得行为和信念所形成的渗透性氛围，它将自己相当含混地记在社会意识里。”[15]129伊格尔顿在此强调文化的隐蔽性与经验性以及作为社会无意识的文化与意识的关系。由此可见，艾略特主要是从文化的性质特点出发，将其与社会无意识相联系，文化不能被完全意识到即人不能完全认识到自己的思想，伊格尔顿吸收了艾略特文化理论的精华。

再者，伊格尔顿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着手，凸显文化中的社会无意识。艾略特和威廉斯主张“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只是二者对共同的理解有差别：艾略特认为共同文化是大众共享的文化，对威廉斯而言则是被大众创造的文化。这也是二者认为文化是一种无意识的重要原因。同时伊格尔顿认为艾略特的精英主义文化与大众文化存在着无意识层面的交流，“两种文化可以存在潜意识层面的流通，正如有人会说一种文化课表达的层面(比如说宗教信条)渗透着集体无意识，无意识偷偷地塑造了文化更为明显的价值。”[16]96文化里存在的意识与潜意识的转换正是伊格尔顿将文化与无意识相联系的重要节点。雷蒙德·威廉斯将“社会无意识与文化的未完成状态相联系”[16]100，文化中含有无意识的成分，是不能被完全意识到的。对威廉斯而言文化不能被完全意识到一是因为其历史性，二是现代社会秩序的繁杂。伊格尔顿在二者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无意识成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调和剂，社会无意识一直存在于文化之中。

那么这种社会无意识与文化有着怎样的关系呢？伊格尔顿认为：第一，作为价值观、习俗、信仰的文化潜藏于人的无意识之下，形成荣格所谓的原型。第二，文化不可能被完全意识到，因为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文化的创造与共享主体复杂多样。第三，文化作为一种媒介传达社会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社会无意识作为意识形态的无意识层面，同样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与此同时，无意识可以通过前意识而转化为意识。因此文学作品是文学的载体，是作者思想的载体，同样也是社会无意识的载体。特定的社会环境产生特定的社会文化，文学经典或文学作品不一定都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表达，同样也可能是文人或底层人民对社会的观点，是暂时不被社会允许的意识形态的表达。

三、动态发展中的文化理论

伊格尔顿对文化的研究包括文本生产、文本意识形态生产、文化生产、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等理论，他认为一方面文化属于上层建筑部分，具有意识形态性；另一方面，文化最开始便是一个物质过程，是一种物质实践活动。[1]2-5因此这一系列的研究都是站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着重研究文化的物质性与政治性，探讨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此，他对于文化含义的解释主要还是四个方面(见上文)，并未有过多的变化。但对于伊格尔顿而言，文化既是意识形态的也是无意识的，“并非文化中的任何事物都是意识形态的，尽管他们可能变得具有意识形态意义。”[16]55伊格尔顿一直关注文化中的无意识成分，在《文化的观念》一书的最后一章走向共同的文化中，他明确指出艾略特与威廉斯作品中的无意识成分，只是将其作为考察一种共同文化的一个要点。[1]137-141其中艾略特所强调的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全部的生活方式，而这种文化即是无意识的，同时主张一种共享的文化，是人们在不同意识层面上的拥有。他指出威廉斯的共同文化的概念与社会主义变革思想联系，要求一种全民主参与，而“这种自觉的政治行为的产物是一种确定的无意识”[1]138，同时威廉斯利用文化的无意识成分来解释共同文化的自觉性。在《理论之后》他同样强调应当注重文化中的色情、象征、艺术和无意识以及生活经验和意识转化。因此，伊格尔顿在艾略特、威廉斯等人的理论基础上，总结归纳了文化的新内涵即将文化视为一种社会无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从《文化的观念》到《理论之后》，伊格尔顿关于文化的观念是在其意识形态理论范畴之内的发展，在《论文化》一书中他试图跳出意识形态范畴，从社会无意识的角度来阐释文化的新含义，但实际上他的这一新视角依旧未能完全脱离意识形态理论，作为一种社会无意识的文化依然履行着意识形态的职责。换句话说，伊格尔顿并非要跳出意识形态来谈文化，而是试图将社会无意识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进一步丰富文化的内涵。他认为文化并非总是意识形态的，其中还包含有非意识形态成分；文化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表现，更是意识形态的生产。

四、结语

伊格尔顿对于文化的含义的解释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论文化》一书中，伊格尔顿对文化的研究从意识形态领域扩展到无意识领域，进一步丰富了文化的内涵。将文化视为一种社会无意识不仅是对弗洛伊德、拉康、弗洛姆等人无意识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也是伊格尔顿文化观念的一重大突破，是对其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一直以来，文化都承担着传达意识形态的责任，对文化的研究也离不开意识形态，因此伊格尔顿从社会无意识出发探讨文化的新内涵给当下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注 释]

①陆扬在《后现代文化景观》中解释：无意识是我自己的他者。“他者”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真实寄存的场所。这意味着无意识既是一种结构，同时又是一种话语，而这一结构是以自己的对立面即他者的话语的存在为其前提的。所谓“他者的话语”，也就是处于无意识之中的象征界，它以父亲为其主要象征，无意识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象征系统或话语秩序被曲折地表达出来。(陆扬.后现代文化景观[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