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体育强国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体育事业迎来了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以及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新时期，体教结合的传统内涵进一步适应历史新特点的需要更趋强烈。体教结合存在的问题：结合点受力不均，数量规模不足，结构不合理，连接强度低下。新时期我国体教结合应考虑进一步实现参与机制、网络机制、合作机制以及责任机制的完善。

关键词：体教结合;公共治理;机制整合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9）06-0032-06

Abstract：The propose of sports power strategy marks the arrival of a new era that the competitive sports， the mass sports and the sports industry develop concertedly， and it becomes more demanding for the traditional connotation of combination of athletics and education adapted to the new historic characteristics. There are four kinds of problems summarized by the paper： the connection points is "bearing uneven press"; "the amount of the connection points is not enough"; "the structure is not reasonable"; "the strength between varied connection points is weak". Against those problem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our authorities should take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network mechanisms，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into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ombination of sport and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governance theory.

Key words：combination of sport and education; public governance; mechanism integration Shandong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Jinan 250103， Shandong， China

20年代80年代初期，国家提出“体教结合”，计划通过整合体育、教育资源，补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短板，以实现提高我国竞技运动员综合素质，增强竞技运动员综合竞争能力，提高运动员队伍稳定性的目标。但随着体育强国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体育事业的结构发生转变，体教结合传统思路与时俱进的内部需求日趋强烈。本文紧密结合新时期下体教结合的内涵特征，通过公共治理理论的视角，对我国体教结合机制的整合机制进行探究。

1 体教结合的历史根源及局限性分析

1.1 体教结合的由来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竞技体育训练体系以苏联为模板构建起来。各省、市、自治区建立优秀运动队，国家在各优秀队基础上建立“中央体训班”。此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试办青少年业余体育训练学校;继而原国家体委颁布了《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和《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从此全国各地的青少年业余体校规模快速增长起来。随着时间推移，我国的运动员培养金字塔三级训练体制逐步成形。这种金字塔式的人才选拔机制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付出体育人才高淘汰率和低成材率的惨痛代价。至8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所取代，政府职能由计划逐渐转向服务，退役运动员开始需要自主择业，退役安置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尖锐。

大量专业队退役队员由于长期处于封闭的训练环境，文化教育、社会教育接触较少，一旦脱离体工队进入社会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性，很多明星运动员出现生存危机的事例屡见不鲜。市场经济环境下，为了妥善处理运动员退役后的安置问题，体教结合成为必然选择。1986年，原国家体委制定颁布了《关于开展课余体育训练，提高学校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规划》;1987年，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部分中学进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基地，放宽普通高校招收高水平运动人才。1988年，部分重点高校获准拥有组建高水平运动队自主权。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国家希望能够打破原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训练体系的封闭格局，实现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资源的初步整合与兼容，提高运动员的文化素质与社会能力，帮助退役运动员解决市场经济条件的择业就业问题。

1.2 体教结合所存问题的归纳

目前，体教结合依然处于过分依赖行政路径的发展初级阶段，结合具有机械性、单向性、局部性、片面性和非可持续性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表现为体育与教育两大领域结合点受力不均、数量规模不足、结构不合理、连接强度低下四大方面。

首先，所谓结合点受力不均是指体育与教育间存在严重失调，对于体教结合的影响力处于非均衡状态。在体教结合发展这20余年间，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俨然成了国家队、省体工队退役运动员的再教育基地。根据教育部关于高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规定，我国高水平运动员招生主要包含四类渠道：一是体工队退役运动员;二是体校等未入选体工队一线队伍的学生;三是部分体工队在役运动员;四是体育基础较好的普通高中生。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伍中绝大部分学生都具有竞技体育背景。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竞技体育在体育事业中的垄断地位使得绝大部分资源被用于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形成了体重于教的局面。其二，教育部门对于体育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投入力度不充分，甚至将体育教育错误地认知為校园环境中开展的“竞技体育”。许多高校多急功近利地一味录取退役运动员，极大打击了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及部分中学自主培养优秀运动学生的积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校自身体教结合培养机制的完善与健全。

其次，接触点规模不足是指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在体教结合的共同治理层面上不够广泛，并与外部市场环境的结合也存在脱节。运动员退役后进入大学实际是一次体育与教育体系的相互碰撞与交流。运动员拥有的竞技体育训练的丰富经验能够有效带动学校体育运动训练的发展，提高高校的竞技水平，扩大学校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同时，运动员在学校环境内自身综合素质得到相应提高，又能够回过头来对竞技体育训练的科学性、全面性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体教结合的程度并没有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突破，在运行机制、决策机制、评估机制以及奖惩机制上存在很多结合不足的现象，甚至存在真空区域，对于已出现问题，例如挂学籍、异地训练、文化课程学习浮于表面的问题与漏洞没有做好控制、缓解;对于一些潜在问题及危机也没有在制度的层面做好预测和防治，对于一些权责不明区域没有做好梳理与明确，同时更缺乏必要的究责机制。

再次，体教结合的结合存在片面性，结合点过分集中于体育行政部门与教育行政部门，而忽视了一些经济组织的重要性。荷兰阿贾克斯足球俱乐部实际就是体教结合的典范，95%的成材率是皇马、AC米兰都无法实现的。俱乐部更加重视的是孩子的成长，只有小队员完成了学校的基本学业要求，才有资格进行足球训练。在托克姆斯特青训营中，个人主义以及破坏纪律的行为是被明令禁止的。而意大利AC米兰，在维内托、科尔蒂纳丹等地建立了5个青训基地，拉起了青少年业余足球训练体系。而意大利平均1万人里才能有1人得到联赛合同，成为职业运动员。俱乐部则认为剩余的9 999个孩子都会因为这段训练经历而变成AC米兰的球迷[1]。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体教结合应当在政府行政部门的管理框架下，更加重视与体育市场中一些行动者的结合，完善体教结合的治理结构。

最后，体育与教育之间缺乏深度的交流和合作，是产生接触点连接强度不足的重要原因。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之间大量的正式、非正式的交流合作，例如协商制定体教结合培养标准与办法，年輕体育教师与教练员互派接受再教育，年轻管理人员的跨部门锻炼，治理主体对体教结合的实施过程共同加以监管与究责等等机制都应当考虑纳入到体教结合的协作框架之中。加强两部门彼此的互惠机制，增进两部门的信任程度都将能够刺激体教结合之间结合强度的提高。

2 新时期体教结合的内涵新释

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号召，为中国体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体育强国战略的提出，对于体育事业的传统结构产生巨大冲击。群众体育、体育产业将成为未来体育事业发展新的增长点。新时期，传统体教结合的传统发展思路不再适合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加快体教结合转型，扩充体教结合内涵迫在眉睫。

广义的教育是指对人德、智、体、美、劳综合而全面的改造，以适应社会需求，向社会供给具有创造性、具有生产力的有用人才。体育则是一种以身体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文化现象。1970年，国际体育联合会发表《世界体育宣言》 [2]，分别就Sport和PE的区别进行了阐述。Sport“是一种游戏，一种激烈的竞争，是自身抵抗障碍物（如时间、空间、设备等）或对手（个人或集体）抗争的检验”。据此，Sport归属于竞技体育范畴，是一种长期对运动员进行有目的性的生物性、心理性改造的过程，这也是体教结合中体的含义。PE（physical education），不同于Sport，其具体功能在于：1）匀称、健壮的身体，能抵抗来自身体和社会环境的干扰，增强身体素质是体育的根本目标;2）发展身体能力，包括感知觉能力、运动能力、自我控制能力和判断能力;3）道德品质的培养。目前，体教结合仅是用于拓宽竞技体育培养渠道，安置退役运动员就业等的具体问题的具体性政策，依然停留在Sport与教育进行结合的初级阶段，其中的“教育”内涵与广义的教育相距甚远，由中国特有的应试教育转变而来，并更具有着简易化以及形式化的一些特征。

从组成结构来说，体教结合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3]：其一，体工队学院化;其二，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其三，加强体校与普通中学的合作;其四，加强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建设。根据不同目标，这四大部分大致具有两类逻联系。如果以竞技体育为任务，则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建设和体校与普通中学的合作处于体教结合的塔底位置，成为支撑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系的基础;而体工队学院化则处于体教结合的塔尖，承担着培养具有综合全面素质顶尖运动员的重要职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作为吸收退役运动员以及体育潜力大的优秀高中生，处在金字塔的中间部位，起到承上启下的协调作用。如果以提高运动员文化修养和就业竞争力、带动群众体育的发展为目标，那么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则处于体教结合的塔尖位置;体工队则成为体教结合的基础，承担着向高校、体校和普通中学、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输送体育教练员、体育教师、体育运动员、先进体育训练理念、运动训练管理理念的任务。而中间部分包括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体校与普通中学的合作，作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下延会与体工队一起向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输送体育人才。

根据不同的逻辑，文章认为体教结合的双向目标决定了体教结合是介于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之间的过渡区域，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相互促进都是通过体教结合的过渡与转化实现的。体教结合一方面能够在学校系统下利用竞技体育的专业性优势促进青少年体育的普及与提高，另一方面又能在青少年体育之上，建立起高水平后备运动人才的输送渠道。体教结合所处的中间过渡位置，意味着其不属于纯粹的学校体育教学活动，不应当以体育课程为表现形式。同时，体教结合又不应当属于竞技训练，纯粹遵从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体教结合更应当是课余体育训练，具有更加广泛的自由、民主、公平的训练比赛精神，吸引更多学生主动地从体育课堂的有限空间中走出来，参与到更加正规的体育训练中。同时，体教结合应当打破学校年级的等级划分，按照运动员的运动比赛能力划分层次。青少年的身心发育特点并不相同，因此只要具备了特定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就可以进入到更高级别阶段进行训练与比赛。最低级别阶段连接着群众体育或者说是学校体育;最高级别阶段与竞技体育衔接。体育与教育在每一个训练阶段有着不同比重的结合。

3 公共治理理论视野下体教结合的机制探究

1989年，世界银行对非洲进行评估时提出“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自此，“治理”概念便逐渐被引入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研究之中。至于治理的内涵及定义，各方专家见解不一，而得到较广泛认可的当属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做出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4]”英国学者罗伯茨·罗茨指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式统治社会。[5]”实现治理就需要对传统的内外部环境的内外部边界实施模糊化处理，并根据现实条件的实际需求对管理系统中的主体、方法和职能进行重新的构建排序，以形成一套由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體统领，以最大程度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以互动与合作为主要手段的公共行动体系。

3.1 体教结合公共治理机制的完善

根据系统论，体教结合的机制是指在体教结合领域范畴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一切工作方式方法的统称。在公共权力制度化的助力之下，体教结合系统具备了公共事务的属性，形成了特定的治理主体关系和结构框架。从公共治理理论出发，体教结合的机制建设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1 广泛的参与机制

体教结合机制的完善首先应当与社会关系、社会生活以及民众的社会治理愿望发生有机的联系。扩大体教结合的程度与规模，有利于参与机制的完善与发展，从而为实现体教结合公共治理的民主价值打下基础。目前，体教结合的公共治理网络更多的是以公共政策执行中心建立起来。而进行参与机制建设时，应当更加明确各个参与者的主体地位，构建平等的参与平台，将多元的利益主体纳其中，通过协商与对话、斡旋与协调实现利益的可持续性增长以及合理的分配平衡，达成各个利益主体的共识。

3.1.2 合理的网络机制

目前，体教结合仍然处于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共同影响下的行政构建初级阶段，管理结构较为简单，具有正式化、行政化、科层化的特点，表现出“一对多”的结构特征。网络是“多对多”的结构关系，较“一对多”具有更强的网络密度，关联程度更加突出。根据罗茨的公共服务理论，体教结合公共治理网络应当是异于正式制度安排的，具有非科层、互惠、相对稳定等特征的一种非正式制度网络。构建过程中应当考虑妥善将非政府组织以及部分营利性机构引入体教结合领域，弱化体教部门的绝对行政权力，确立体教行政部门的战略制定者角色，赋予其制定规范与标准的权利，以降低网络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增加网络主体间的信任程度，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体教结合公共治理网络的核心思想在于“没有任何一方行动者能够单方面决定公共政策过程和治理过程，这些行动者需要形成合作关系，实现资源组合的优化[6]”，最终达成体教结合的善治。

3.1.3 深入的合作机制

“合作就是行为者为了达到一定目标而采取的行动[7]”，是“关系的均衡与平等，共同分享的政治观点，技能知识的互补，相互了解与信任[8]”。而加强体教结合公共治理网络的合作机制建设，将有助于公共权力、公共资源、公共关系的重新配置与塑造。按照社会治理机制的一般理论来看，体教结合公共治理合作机制应当是体育部门、教育部门、非政府部门和经济组织甚至包括家庭共同组成的制度矩阵，该矩阵通过进行制度化公共安排促进了合作机制的形成。体教结合合作机制是否健全合理应当包括以下几类标准：其一，结果导向：以学校系统能否在体教结合框架下促进下高水平运动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标准;以社会认可为标准;以学生在社会中的可持续性发展为标准。其二，利害相关人群享有共同参与决策的话语权，在“最满意决策标准”下实现体教结合善治的目标。其三，螺旋渐进的决策过程。体教结合是一个涉及竞技体育、群众体育（或者是学校体育）以及部分体育产业组织的庞杂体系，在其运转过程中，很难保证各方的绝对满意或认可，也很难保证决策执行过程中的毫无瑕疵。可以说体教结合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和反复性，因此，其决策过程必然具有着螺旋渐进的特点。其四，突破传统公私界限的责权划分机制。

3.1.4 明晰的责任机制

体教结合公共治理结构的本质应当是一个由多个主体公共承担责任的治理结构，不同治理主体在多头治理结构中发挥着一定的公共职责。清晰的责任机制是划分各主体间边界，是区别主体责任性质与内容的重要手段。根据罗彻斯特的履行责任方式理论，体教结合公共治理结构中的公共责任划分应当遵循三种类型：1）全面责任。即制裁与追究的责任，多以惩罚制裁为主要形式。目前，体教结合作为一种弥补竞技体育的手段或工具，不论是体育部门还是教育部门都未引入切实的评价标准，未切实承担全面责任。体工队以及大部分体校的文化课程学习不论从量到质都很不到位，往往都浮于表面流于形式。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也有相当的“竞技体育”特征，更多将注意力放置于高校比赛，而忽略了文化课程的评价工作。许多高水平运动员学生及中小学校队的考试及毕业往往是学校单列，特殊照顾。因此，体教结合的多方主体应当通过协商、协调、沟通的方式促使“全面责任”具体化、标准化和分类化，并设置相对量化的较为合理的评价指标，提高对体教结合培养体系的监管力度与管理力度。2）解释责任。体教结合属于跨部门的公共治理领域。其方针政策是在体、教及部分社会投资赞助部门共同协商下定制而成。在现代宪法框架内，体教结合的运行必然是以公共权力的授权为基础。但是，实际的运营过程却是以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威为原则。不同情况下，体教结合的相关管理者应当在全面责任允许的前提下，充分权衡解释责任，做到灵活解读政策，合理处理问题。3）回应责任。任何决策的制定与执行都会对不同的人群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偏颇。体教结合涉及到高校与体育两大体系，牵扯人群甚广，因此两部门间会产生较多的分歧与矛盾。对于受到一定负面影响的群体，公共治理的主体应当积极履行回应责任，对受影响群体的情况进行细致的调研，对受影响群体进行解释与疏导，并权衡大局酌情制定后续政策以弥补受影响群体的负面损失。以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状况为例，其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重体轻教”的倾向，普通中小学培养出的学生因此就很难突破与超越退役运动员。这一实际现象是体教结合对政策的路径依赖所致，因此，治理主体应当充分考虑到普通中小学培养的具有运动特长的学生人群所受到的冲击，今后的一定时期内，通过逐步的政策调整实现体与教的平衡与协调。

3.2 体教结合公共治理机制的整合路径分析

“整合是某个系统为实现系统目标将若干部分，要素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的、动态有序的行动过程。[9]”综观体教结合各子机制，虽各有所长，但也都存在着先天的局限性。因此，实现体教结合各个子机制的整合，协同发挥不同子机制对公共治理的优势作用，相互弥补不足，进而形成整体优势，提高体教结合的活动绩效。

3.2.1 明确子机制的作用与地位

建立刚性的广泛参与机制，是体教结合其他机制顺利运行的重要基础。通过开启双向社会、学校、体、教政府部门的双向循环沟通渠道实现公共治理的民主化和透明化;通过征求和研讨的方式对体教结合公共信息进行广泛的搜集、获取和整理，通过协商、斡旋的方式对公共政策进行集体决策都是提高体教结合公共治理参与程度的主要内容。公共治理网络是体教结合运行的形式与结构基础，它注重维护参与群体的公平与平等，也提倡治理主体的自由裁量。而合作机制则倾向于强调公共治理网络中，体教结合领域内各行动主体之间所形成的行动一致性以及相互稳定的信任感。责任机制贯穿体教结合公共治理网络以及公共治理过程始末，规定了各个行为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为各子机制的顺畅运行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3.2.2 强调公共性服务观念

从内涵来看，教育和体育都具有公共屬性。人们无论具有怎样的成长经历都附有享受教育与体育的权利。虽然，体教结合提出之初是为了满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文化补强需求，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全民健身以及体育强国的构建需求下，体教结合的公共属性的重要性不断得到重视与肯定。因此，强化体教结合的公共性价值观念成为整合机制的重要步骤。只有不断强化体教结合公共性的核心价值观念，才能保证四大子机制围绕该核心观念发生内向凝集与相互聚合。

对于体教结合公共性的理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体教结合中的对象性关系以及主客体关系应当充分体现公共性特征，能够体现参与者与治理者之间所存在的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能够保证公允地对公共利益实施分配。二是体教结合的治理行为体现公共性。具体的治理行为包括协商、斡旋等等，这些行为的作用在于保证体教结合公共领域各责任主体间行动的协同与统一，促进合力最大化，保证善治的实现。

公共性并非一句口号，它的建立必然是以体教结合民主制度的构建为依托。因为“民主政治培养了对公共行政的理智性理解”[10]。只有在健全的民主制度下，体教结合才能让更多青少年群体真正意识到自己所具有的享受体育与教育的天赋权利，才能真正地融入到体教结合之中。20世纪90年代，“民主治理模式”的提出，激发了社会对于“协商民主”“参与意识”等问题的思索。只有政府将其行政权力置于群众、社会的监督约束之下，只有积极与学生、运动员、教练员、投资企业等行动者进行对话和交流，只有切实保证各类信息的公开透明，才能实现体教结合公治理不同主体的不同利益需求，最大程度地体现出体教结合的公共服务的特征。

3.2.3 “多中心”公共治理模式

与当代治理理论语境中的“中心—边缘”相对应，“多中心”公共治理模式意味着治理结构应突破原本的政府单元治理结构，加强多个独立治理主体的影响地位。根据公共治理理论，凡处于体教结合公共关系之下的所有群体均为治理主体，而不仅仅是具有行政权力的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但是各个主体却承担着不同角色，平等参与公共治理过程（见图1）。

3.2.3.1 体育与教育行政部门：在体教结合公共治理结构中，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作为政府部门，承担着公共治理战略决策的重要任务，是提供体、教结合公共产品的重要决策主体，也同样充当着其他主体间的协调者。

3.2.3.2 社会：体教结合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其社会价值存量间接反映出其发展的程度与质量。社会作为体教结合公共领域的外部系统，主要包括家庭、企事业单位、观众群体三部分。家庭是社会最为基本的单位，但同时又是与运动员学生个体联系最为密切的微观环境系统，对于运动员学生的成长起到了最为关键、最为持久的作用。企事业单位是体教结合培养出人才的职业归所，高水平运动人才毕业后能否满足用人单位的职位标准，能否可持续发展、能否得到积极的评价都是体教结合社会价值的体现。观众群体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指在某一地理区域内，被体教结合相关赛事及训练内容吸引的忠诚观众群体。CUBA大学生篮球联赛发展至今已积累了一大批忠诚的观众，而这些观众的数量与忠诚度能够间接反映出我国高校篮球训练的部分水平。总的来说，家庭、单位以及观众群体都能够给予体教结合以强大的影响。因此，充分考虑社会反馈信息，将社会需求与愿景有机衔接进入体教结合公共决策过程之中是实现体教结合善治的不可逾越的重要步骤。

3.2.3.3 经济组织：经济组织是指围绕体教结合，进行直接或间接投资而获益的经济实体。直接投资主体主要包括赞助企业，为了通过体教结合获取企业知名度，对体教结合公共领域提供资金支持。[JP2]而间接投资行为主要是指职业运动俱乐部与中小学进行合作，共同承担青少年体育培训工作。俱乐部作为投资方，除了必要的资金投入外，还要进行专业训练、管理人员、基础设施、设备等多维度的投入，而受益并不像直接投资那样立竿见影，具有较高的风险性以及受益周期长的特点。

3.2.3.4 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属于除了政府、企业以外的第三类以自主自愿为代表的体育运动协会或学校社团组织等等。这些非政府体育组织具有非正式性，但其所用资源却与体教结合公共领域会有部分交叉，能够在体教结合公共治理出现政府缺位或者市场失灵时，起到一定程度的弥补或补漏。

3.2.4 培育互信机制

《牛津英语辞典》将信任定义为：“对某人或某物之品质和属性，或对某一陈述之真实性，持有信心或依赖的态度。[11]”良好的信任关系能够降低预测行为的[LL]信息成本，提高组织运作效率。建立信任文化需要注意两方面：一是承诺制度化。[JP2]信任是合作的基础，是合作的润滑剂。因此，体教结合公共治理的主体之间也需要通过承诺获得相互的信任。承诺并非口号，而需要与行为联系，言行一致则为信。因此，通过制度的形式加强主体的言行一致性，是保证承诺有效地切实保证。二是加强纠责制度的建立。建立相应的究责制度将有利于监督治理主体的行为，限制不诚信的虚假承诺。

同时，由于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体教结合公共治理结构中难免会存在信任不对等的现象。即政府管理部门怀疑其他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及判断，降低了其他主题的治理地位;同时，其他治理主体长期无法参与治理过程而逐渐无法自信，过分依赖政府的行政力量。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不断建设，我国体教结合的管理结构亟待打破“中心—边缘”的不对称的状态，并不断鼓励各个管理主体提高参与到体教结合的治理中来，从而实现以服务和信任为主要内容的合作机制。

参考文献：

[1]颜中杰.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后备人才培养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以中超足球俱乐部为例[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09：110-115.

[2]裴爱晋.世界体育宣言[J].辛云，译.体育学通讯（广州），1988.

[3]丁永玺.“体教结合”与“教体结合思辨”[J].体育与科学，2008，29（3）.

[4]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J].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2）：19-29.

[5]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鄞益奋.网络治理：公共管理的新框架[J].公共管理学报，2007（1）：89-95.

[7]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8]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M].高凌瀚，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9]陈子季.金融创新的运行机制分析[J].经济科学，2000（4）：62-71.

[10]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M].项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化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收稿日期：2019-06-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8CTY007）。

作者简介：王奎利（1985- ），男，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代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

作者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