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莹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得益于史料的丰富民国史研究的兴盛，民国人物的评价问题为学界所热议，但由于不同学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熟稔程度存在不同层次的差异，民国人物评价不尽科学。改革开放前，受教条主义的革命史观影响，学界评价一些民国人物往往不够理性，带有左倾色彩。而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史观传入中国，民国人物评价日益倾向于以是否有益于现代化为标准，在纠左的同时对一些民国人物进行“翻案”式的重新评价成为热潮。不仅如此，1990年代以后，后现代史观的进入又使得民国人物评价乃至整个历史研究出现解构或反叛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注重碎片化研究的趋势，学界对正面的革命人物的评价出现否定、评价过低的现象，而对一些以往定性为反面人物的政治人物、知识分子等却出现评价过高的情况。由是，近年来民国人物评价中出现的过高和过低，亦即“过度阐释”的现象理应引起学界的关注。但就笔者目力所及，学界对此问题虽有所检讨，但未有专文对其进行系统的省察。注相关研究大都只是笼统地提到如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构建理性的历史阐释学问题。如涂成林在《历史阐释中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评价问题——基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一文中认为，构建唯物史观的历史阐释学，应当坚持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与先在性，克服历史评价的主观性、相对性和多元性的羁绊，寻求人类建立共同历史价值观；于沛《阐释学与历史阐释》(《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中认为强调历史阐释应是理性的阐释、创造性的阐释、辩证的阐释，其另文《历史真理的认识和判断——从历史认识的阐释性谈起》(《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1期)则强调了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建立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紧迫性；马俊亚《文本意义与政治利益：历史阐释的边界》(《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3期)则从政治利益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上主张为历史阐释设置合理的边界与限度；而罗志田在《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中早有提及近年我国学界颇有不顾作者原意而随意解读“文本”的倾向，实际就是指向过度阐释。有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着力探讨和分析过度阐释的概念、民国人物评价过度阐释问题的成因及其解决路径。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何为过度阐释

过度阐释最早是弗洛伊德于20世纪初用以解释心理学现象的词汇，此后这一概念被文学界逐渐引入文学理论当中，但“在使用之初并没有负面的效果”，代表着读者对文本的“深度追求和多元化诠释”。[1]1990年，意大利文学评论家昂贝多·艾珂主持讲座时重新解读这一概念，赋予其负面的意义，使之成为检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解构主义文学的文学批判理论之一。艾珂认为，过度阐释，是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超越了“深度追求与多元阐释”的基础，达到“任意发挥”的程度，由此超出文本的固有内涵。恰如韩模永所述，“无限衍义”与“读者中心论”是过度阐释的主要特征，实际就是指读者权力的无限放大。[2]一言以蔽之，文学中的过度阐释是一种由阐释者权力放大而导致阐释程度过火的现象。

类比文学领域的过度阐释，近年来，历史研究中亦产生了过度阐释的现象。相比较而言，历史阐释的对象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史料等研究具象，而非一般文学作品；历史阐释的目的是构建和解释历史现象以阐明道理、探寻规律、启发未来，亦非文学阐释一般意义上的解读作者及文本意图。但二者相通之处在于，阐释一旦超越限度，文本或历史事实即脱离文本原意或历史语境和史料内涵，从而言过其实。纵观当下，这一点在民国人物评价问题上格外凸显，其中，人物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和历史阐释的无边界化是其主要特点:一是，史学家研究角度过于细致且夹杂过多的“后见之明”，使评价标准出现多元化倾向；二是，史学家忽视人物时空坐标，混淆主次矛盾，立论“剑走偏锋”。因此，民国人物评价的过度阐释实际是指学者对研究对象解读不当所引起历史评价脱离历史语境而过高或过低的现象，其中，评价过高的情况往往更为突出，并具象地体现在民国政治人物、知识分子的评价问题上。

以汪精卫的评价为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近代中国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革命是民国历史发展的主线，但近年来学界对汉奸群体的研究却出现偏离这一主线的取向。汪精卫与日“合作”，并以“曲线救国”为论调进行自我辩护，有学者即不自觉地认为“曲线救国”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具备一定合理性。甚至有人力主蒋汪在对日问题上早已达成一致，一抗一和，是为保证中国在二战当中无论哪方取胜都能存有一条“后路”，汪是出于“君为其易，我任其难”的心情行此策略。显然，这些说法是论者无视革命历史语境、混乱历史人物行为发生之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结果，过分抬高了汪精卫的历史地位。再如，个别学者基于对袁世凯足疾养疴时所著诗文的研究得出，袁世凯是从未忘记自己的抱负的、不屈服的人。[3]517然而，袁世凯之养疴在于韬光养晦、伺机而出，凭诗文而简单得出这种英雄主义倾向的论断带有强烈的过度阐释色彩。

而在“民国热”“大师热”潮流影响下，学界对民国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赞歌唱地可谓十分响亮，近年来对杜亚泉的追捧即表现出过度阐释的倾向。以往在革命史观和批判传统文化取向的影响下，一致的论调是杜亚泉作为最后一代封建知识分子，其文化保守主义主张是“中体西用”的顽固派的典型代表。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学界以现代化视角反思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潮流及传统文化复兴影响下，杜亚泉开始受到大加赞赏，不论历史学界、教育界、出版界，重新估定杜氏的价值并为其“翻身”的话语系统又占据主流之位。不少学者津津乐道于其“东西文化调适”“多元文化观”“先破后立的渐进式文化转型思路”等文化保守主义观念，更有人在将其与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文化主义比较时，过度抬高前者的“理性”和“先见之明”而否认新文化运动及其进步性，认为新文化运动“不懂得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不承认新旧文化有继承关系,把中国封建时期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一律当成垃圾,要求全盘铲除,在文化问题上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致命弱点。而杜亚泉的文化思想恰好在此问题上给予新文化运动以有力的补失和纠正。”[4]这种认知又过度阐释了杜亚泉思想的先见性。窃以为，修正传统的、片面的观点是学术进步和历史认识不断深化、与时俱进的表现，但这种修正却不应当是超越历史阐释限度和历史价值的评判标准而为研究对象“翻身”的过度阐释。

二、民国人物评价过度阐释的成因

民国人物评价过度阐释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仅与当下西方多元史学理论冲击唯物史观有关，还与史学家“学艺不精”所直接导致史料解读不当等问题相联系，学界之外话语和舆论的影响则助长了过度阐释的风气。略约论之，有如下几点：

(一)西方多元史观的冲击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我国历史研究的理论根基，亦是民国人物评价的根本理论指导。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史观、后现代史观等先后传入中国，冲击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影响力，民国人物评价受此影响而出现脱离唯物史观的趋向。

可以肯定的是，改革开放前，宏大叙事和革命史观语境下民国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的评价虽带有左倾色彩，但对诸如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是非功过的界定无甚讹误。而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现代化史观的兴起，学界往往以是否有益于现代化发展作为评判民国人物历史地位的标准，由此，对一些民国人物进行“翻案”式的重新评价也开始慢慢兴起，这使得民国人物评价在纠正以往错误的同时埋下了过度阐释的种子，不惟如是，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杜亚泉、马一浮等在传统文化复兴的语境下也开始热了起来；1990年代以后，后现代史观又蔓延开来，其挑战权威的批判性格，非理性、去中心化、去主体性、否认整体而关注个体等主张，令部分学者特别是理论素养尚为薄弱的年轻学者更动摇了以往关于民国人物的评价，甚至否认已有的定论，以历史虚无主义尤以“告别革命论”为代表的观点则脱离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性质，否认革命的正确性、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否认民国时期革命人物的伟大功绩，如质疑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等人革命英雄事迹真实性的说法就受此影响，过度贬低革命人物的历史地位，这正是对唯物史观向心力不足的表现。

另外，在与后现代主义密切相关的“碎片化”和新文化史研究范式影响下，民国人物评价的关注点和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以关注点视之，“碎片化”研究倾向于专门化、精细化、微观化、具体化，不少学者在评价民国人物时由关注人物的“大历史”转移到“小历史”中，不以人物最主要的行为事迹作为核心评判依据反而强调一些细枝末节，甚至以“碎片”代替全面，混乱主次，致使人物评价往往是以偏概全而非以小见大，缺乏整体关怀或普遍联系的眼光。如有人认为袁世凯关注下层民众生活，乐善好施，故以此为由为袁世凯“翻案”，高估其个人品格，无视其逆流倒退复辟帝制的主要行为，这实际上是将历史人物行为的主次颠倒了。而从研究方法来看，新文化史注重扩大史料范围、深度解读史料，侧重对人物情绪、情感、记忆、身体、心态的分析：一方面，对这些要素的侧重使学者热衷于深入考究历史人物的心灵世界和情感变化，甚至将其视之为人物评价的核心要素，对但凡史料中能体现出的人物心理都深信不疑，造成心理决定论的错误。殊不知同一时间内历史人物的所思与所为可能不尽统一，而不同时间人物的所思与所为也可能发生转折和变化。例如，有的研究者从汪精卫的诗文中读出爱国主义、舍我其谁的情怀，但事实却是他站在了民族独立的对立面，轻信其日记并对其致以肯定的评价显然是一种过度阐释；而另一方面，这种取向致使研究范围空前扩张乃至衍生出史料泛化的问题。余新忠认为，新文化史“将众多以往不受关注的史料，如小说、民间传说和实物等援入作为分析的对象，而且也常常采取推理等手段对有限的史料作深度的解读。”[5]换言之，研究者将与研究对象相关的文本等都纳入可探讨和借鉴的范围，一些史料可能真伪未辨就被拿来使用，研究者或可被虚假成分所“蒙蔽”，或对这些史料作“深度的解读”，如陈其美致黄兴信中他将“二次革命”的败因推给后者，后人不加分辨，对“二次革命”相关问题的判断和对黄兴的历史评价就可能受其影响；[3]242再如周佛海日记、郑孝胥等人的日记中有很多笔墨都是在为自我行为作辩护，对这类史料的轻信极易引发过度阐释的滋生。

(二)史家研究能力参差不齐

不同学者的能力参差不齐，民国人物评价可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缺陷。一些学者尤其是初涉研究者理论素养薄弱、下笔重、思想偏激，说到底是自身“学艺不精”的结果，尤其是场外解读能力、辨析史料能力还存在短板。

场外解读能力的欠缺是指研究者立足于民国人物的立场解释历史。从构建合法性的需求来讲，一些民国人物通常会建构一套较为严密的话语体系论证自身行为的正当性或寻求道德依托、心理安慰以说服自我来为不当行为开脱辩解，在研究者自身意识不到或初涉研究场外解读能力尚弱的情况下，容易被人物自身的话语体系所征服。例如一些研究汪精卫的学者就会不自觉地轻信汪精卫的“曲线救国”之说；又如有人认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正确可取的；再如肯定康有为力主君主立宪、尊孔保皇最适宜中国的言论。然而，对这些观点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论者不但未能退出场外独立思考，反而置身于研究对象的立场，故被其纳入语言陷阱中不自觉地成为其“辩护者”。

而辨析史料能力的不足则是误导民国人物评价指向的重要原因。“史学就是史料学”，历史学以史料分析为基础，当下不少学者却在史料处理中犯错：一是，对史料的“浓密描述”，有一分史料却说二三分话，夸大史料信息，常常表现为研究者凭借个人理解将民国人物相关史料反映出的信息拆解或离析出多层含义，因过度解读而致过度阐述；二是，乱用史料，这也与研究者常以“后见之明”看待民国人物相关，对其评价已有先入为主的论点，而具体到征引史料时往往片面地选取对论点有所益助的部分，无视史料的整全性与前后联系，断章取义；三是，引用有误之史料，部分档案、日记、口述、回忆录、文学作品、网络资料及研究对象后人提供的资料真实性疑而未定，面对眼花缭乱的史料，研究者疏于求证，犯了“拿来主义”的错误，使人物评价被伪史料所误导甚至流于猜测、推断。殊知治史如断案，证据确凿方可定论，一味相信“眼见为实”非但不可取，反而可能误导研究者的认知而使人物评价偏离正确的轨道。

此外，研究者自我放大阐释权利也是过度阐释的成因之一，这与民国历史人物研究范围愈发狭窄的情况相关。随着史料的深度挖掘与解读、社会史与“碎片化”带来研究方向的下移，以往人物评价的相关研究面向愈发细致、角度相对全面、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可发掘的“处女地”越来越少。因此，史学家在选题难的情况下，片面追求标新立异，刻意主观猜测、先入为主，肆意放大对民国人物的新见奇论，形成“噱头”。近年来，在民国热的影响下，不少人动辄将凡属民国知识分子之人都冠之以“国学大师”、“民国大师”等称谓，甚至“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类话语广泛流传开来，其不乏有借古讽今、批判当下的意味。但“民国大师”真如其所述，个个博学多识、铁骨铮铮吗？这个问题是值得思考和深究的。这种不乏沽名钓誉、“放纵自我”之嫌的评价，同样助长了过度阐释问题的滋生。

(三)学界之外话语利益与公共舆论影响

学界之外的影响主要指民国人物后人及普通大众对民国人物的看法，他们由于缺乏专业训练与历史眼光，往往对民国人物形成不科学、不理性的论断，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学者的思考。

众所周知，民国历史人物研究的重要史料很多是由民国人物后人提供，这为其以提供不实史料、利益周旋等方式美化先人提供了可行之路。尽管他们所带来诸如日记、回忆录、手稿、口述等资料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是民国人物研究不可取代的重要资料，然而，从民国人物后人这一客观身份出发，其很难具备历史研究所强调的客观态度，反而更希望借史家手笔来塑造其先人正面的人物形象。因此，由研究对象后人提供的资料就具有极大的建构性、被选择性、虚假性，更为甚者，他们直接通过提供物质利益的方式寻求史家专门“写史”以“拔高昔人”。一些民国人物的后人，如袁世凯后人、宋子文后人等就曾以召开会议、撰写著作等方式美化先人，治史者受之影响或利益使然，听取或遵循民国人物后人的意见，对部分史实阐述或刻意张扬，或有所隐瞒，致使对民国人物评价的褒贬有失公正客观。

除此之外，过度阐释在史学界的发酵还与当前公众史学缺乏正确引导、公共舆论染指学术研究有关。近年来，文学界、影视界等盛行“民国热”，其他人文学科的学者或普通大众看待民国历史人物往往不够科学，一些有待探讨的观点被有意无意推上“风口浪尖”，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治史者的论述，研究者为求热度而盲目阐释，更致使一些民国历史人物的评价脱离实际，甚至“以讹传讹”。诚然，历史评价应当符合社会价值，但并不意味着轻易附和公共舆论。诸如前几年关于鲁迅作品是否应纳入中学教材的问题，无论专业领域还是公共领域，极言取缔鲁迅作品或全盘支持其纳入教材的看法各有呼声，而争论背后所暗含关于鲁迅的评价问题亦是如上两种论调，从本质来讲都是对鲁迅认知片面而导致的过度阐释。

三、民国人物评价过度阐释问题的化解路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研究“活的灵魂”，在民国人物评价过度阐释问题日趋泛滥的情况下，回归唯物史观的指导是化解这一问题先决条件具体而言，至少应从以下几则方法入手：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历史研究离不开理论指导。唯物史观是现时唯一成体系的、经过长时间检验的科学理论，这是一些西方学者也承认的。”[6]在西方多元史观冲击、唯物史观式微的状况下，加强研究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修养、提高其鉴别运用诸多史学理论的能力、将唯物史观切实融入历史研究当中是非常必要的。具体来说，就是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方法融入民国历史人物评价中。首先即坚持历史主义，让历史人物“回归过去”，紧扣民国历史的主要矛盾及发展主线，把握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准确坐标；其次，用辩证、全面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避免一概而论，一分为二地给予客观评价；复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并不是意味着“就事论事”，而是立足于理性的眼光，具体分析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与实际效果，并给予合适的评判；此外，善于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定性、定时的分析历史人物，揭示阶级属性、阶级矛盾，是评价的基础；最后是要以整体与联系的观点看待历史人物与时代背景、社会价值的关系，防止人物评价走向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在科学的历史阐释的界限下，“基于社会生活、历史事实、理性认知和物质实践来进行阐释。”[7]

而对于西方史学研究范式诸如新文化史、社会史，及“碎片化”倾向等，则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第一性的前提下理性借鉴，避免落入“邯郸学步，反失其故”的迷惘当中。例如，新文化史扩大史料范围，并不意味着与民国人物相关的各类史料完全可信或能直接作为评价依据，必须在辨伪的基础上理性解读；社会史研究视域的下移也不等同于放弃宏大叙事或忽略革命的历史主线，要将民国历史人物评价研究紧紧围绕民国时代主题和主要矛盾，既要重视与民国人物相关的小事，又要分清小事与大事之间的主次关系，以大事为最主要的评价依据，以之为基，合理评判；“碎片化”的历史研究则要鉴别和选择民国人物生平中有意义的“碎片”，将“碎片”与时代背景、主要矛盾、空间地域等相互融合，使之连接为整以达“立通”之效，从而规避“碎片化”琐碎杂乱、缺乏历史关怀、过分考究民国人物的片面而过度解读等弊端。总之，研究者要对下层研究的兴盛秉持理性态度，协调上下层不同方向研究的主次关系和内在逻辑，汇支流入干流，把握好历史人物的主要作为，使民国人物评价不偏倚于支流末叶。

(二)正确解读相关史料

民国人物评价过度阐释与史料解读直接相关，故加强历史研究方法特别是史料辨伪、解读能力的锻炼是研究者尤其要注意的。不同类别的史料各有特性，档案类史料浩如烟海，原始价值高，而民国人物档案相较其他史料又较为完整、全面，在民国人物评价研究中据有重要地位，但却不乏形式真而内容假、记述具有被选择性、基层史料与官方史料不相契合的短板。因此，即使是档案亦不能直接使用，应当在关注档案的收集整理过程、分门别类方式的基础上，“对档案史料进行史实的考据、文字的校勘，以考察档案史料内容的可靠程度。”[8]另外，目前学界对于民国历史人物的著述、文集文稿，后人编纂的传记、年谱等高度重视，而著述的文学修辞技巧及后人编纂文本的建构性却为这类史料的可靠程度打上一个问号，为此，史学家必须通过历史辩证法、二重证据法、逻辑推理或实地考察法等多种方法来发现隐藏在此类资料背后的真实信息，[9]对于著述文集要以合适的角度和方式解读，传记年谱则需要仔细考辨、反复核查，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再如口述、回忆录等史料，其直接源于当事人，因而具有鲜为人知的“新”与弥补文字史料的“活”的价值，但恰由于其直接源于当事人，反而极具主观性强、可信度低的缺陷，作为民国人物亲信的秘书、夫人等，其口述和回忆的价值可类同视之。对此，就需要史学家别具“慧眼”，剔除当事人主观立场控制下的不当之语，通过文字史料辅助考证以辨真伪；而民国人物书信、日记是考求事件发生来龙去脉、研究历史人物思想和心理变化的有力证据，但其在流传过程中不免有所缺漏或被人有意修改，其原作者亦可能存在刻意构建、虚假记录等行为，更有甚者制造伪本流传。如胡适日记对大事的记述就明显避重就轻，语焉不详，孙中山等人的书札也有很多作伪现象，对这类史料的使用需要我们冷静看待、多重考证，与相关人物的书信、日记等不同材料相互比较求证以得善本，同时，勿因个别言辞语句而放大内含信息以致过度解读；最后，科技网络的发达在方便史家研究的同时，也为虚假史料和信息的传播提供可能。一些来源出处不明、博人眼球的资料最易俘获史学家芳心，所以，史学家对网络资料不能直接使用，应当在辨明真伪的基础上以之为参考，否则，“爆炸性”的信息极易带偏研究者的认知与阐释，造成不同程度偏激的言论。概言之，史学家在处理各类史料时应当相互补充、求真去伪，文字与口述、影像等相互鉴别与印证，“小心地求证”，尊重历史事实，使各种史料在经过层层考究和多方验证后具备科学价值的情况下再行使用。

(三)秉持“据事直书”的治史理念

揆诸当下，一些治史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自身史德修养不尽高尚，在对抗学界之外话语体系干扰、正确看待自身阐释权力与规避个人情感几方面仍处于弱势，导致民国历史人物研究问题丛生，这正是治史者疏于严守学术规范所致。因此，夯实理论、修己养德、实事求是、客观理性、规避学界外部因素干扰，秉持“据事直书”的治史理念，是治史者进行民国人物评价研究的基础。进而言之，一方面，治史者应提高自觉、自律的学术道德水准。章学诚在“史学三长论”之外所补充的“史德”是对史学家最基本的学术道德要求，而秉笔直书更是历代史家所追求“史德”的基本境界。治史者应当自觉远离学界之外的声音，不唯上、不唯益，不能任由民国后人随意为其先人开脱罪责，戴高帽、唱赞歌，拒绝他人随意“打扮”民国历史人物；另一方面，研究者应当正确认识自身在民国人物评价中的主体权利，尊重研究对象和史料的客观性，“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切勿以研究者的身份过分放大阐释的权力，尤其杜绝断章取义、“以论带史”和搞“六经注我”。诚然，历史需要想象以“打通经络”，但更需要独立于场外，从客观史实出发给予评价；最后，治史最忌主观，人物评价尤其需要警惕非理性因素的左右，故而治史者务必理性看待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避免“情感用事”，切勿将个人情绪、情感偏好带入学术研究中，更不能“爱屋及乌”，因为欣赏某个研究对象的某一方面而对其全盘赞美或对同类群体等同视之，从而规避民国人物评价因研究者自身偏好而导致过度阐释的问题。

四、结 语

跳出探寻民国历史人物过度阐释解决路径的圈子，诚实地讲，历史研究中任何史学工作者无论如何努力以期达到公正严谨、科学理性的效果都是不可能的，任何历史阐释势必因治史者的主观性、语言的建构艺术等而不尽“中庸”，历史阐释的“限度”亦是要经过长期研究习得才有可能恰如其分地掌握的。笔者并非因此而认为解决过度阐释问题的意义与价值就此大打折扣，相反，正是认识到历史阐释难能客观，主观性无可规避，更要警醒治史者不能就此失去客观地进行历史阐释的追求，亦不能因此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渐行渐远。科学的历史阐释更需要与治史者的自觉性相结合，需要治史者在实践中自觉把握和贯彻“理性精神”。“在区域研究中观照全体、在历史描述中不忘本质、在借鉴交流中不失自我、在微观考据中不止于碎片、在史料梳理中不忘思想。”[10]应当说，这是当下化解过度阐释问题乃至指导整个历史研究的最佳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