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永丽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管理与经济学院，云南 临沧 677000)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同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97页。中国和缅甸山水相连，血脉相亲，胞波情谊深厚，睦邻友好增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贸合作等多方面取得突破。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与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在北京就“一带一路”框架下共建中缅经济走廊达成共识。中缅边境在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中的区位优势无可替代，是中缅经济走廊的窗口和前沿。在此背景下，促进边疆经济社会发展不仅是中国的愿望，也是缅甸的期许，更是中缅两国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2019年2月，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指出，中缅边界是两国友好的重要纽带，直接关系我国西南边陲安全稳定，直接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进程。强调要维护中缅边界稳定，为两国边民生产生活营造和平友好环境。(2)《维护中缅边界稳定 促进边境地区发展》，《人民日报》2019年2月20日，第4版。

中缅边民主要指居住于中缅边界两侧的民众。一般来说，中缅边民大致可以分为世居当地的民众和外来并长期定居于当地的民众等两类。世居当地的民众通常为跨境民族群体，不仅是当地较早的居民，更是当地的边民。外来并长期定居于当地的民众大多为通过婚姻关系、亲属关系或其他原因等进入，虽然并不一定属于跨境民族群体，但一定是边民的有机组成部分，属于广义的边民。(3)周建新：《边界、边民与国家——跨国民族研究的三个面向》，《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第1-8页。我们认为，中缅边民跨境交往是自然环境、历史文化、政治关系和经济因素等多方面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一带一路”视阈下，自然环境构成的地理基础、悠久历史渊源形成的文化基础、中缅关系不断深化奠定的政治基础和沿边开放战略推动的经济基础共同构成了中缅边民跨境交往的基础。

一、山水相连，人脉相通：自然环境构成的地理基础

中国和缅甸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边界线全长2186千米。纵贯缅甸的伊洛瓦底江源于中国西藏自治区境内，中国怒江的下游则是缅甸的萨尔温江。陈毅副总理1957年12月所作《赠缅甸友人》的诗中写道：“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和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关系。中国与缅甸交界的省(自治区)、市(州)、县(市)由东向西依次为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县、景洪市、勐海县，普洱市的澜沧县、孟连县、西盟县，临沧市的沧源县、耿马县、镇康县，保山市的龙陵县，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市、瑞丽市、陇川县、盈江县，保山市的腾冲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泸水县、福贡县、贡山县和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的察隅县共2个省(自治区)7个市(州)19个县(市)。境外则为缅甸的掸邦和克钦邦，分别为掸邦第四特区的勐拉市，掸邦第二特区的勐波县、邦康特区、勐冒县、南邓特区，掸邦的果敢自治区、九谷市、木姐市，克钦邦的雷基市、甘拜地市和葡萄县。

(一)边界南段

中缅边界南段多为怒江—萨尔温江、澜沧江—湄公河中游地带，大部分地段在地理空间上连成一片。怒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南麓，源流称纳金曲，南流入错那湖，过那曲县东流称那曲河，与右岸支流姐曲汇合后称怒江。流至西藏昌都附近转向南流，穿行于碧罗雪山与高黎贡山之间，经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保山市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流入缅甸后称为萨尔温江，有约130千米成为缅甸和泰国的国界江河，最后注入印度洋的安达曼海。怒江中游处于横断山区，山高谷深，危崖耸立，水流湍急。流入缅甸后依次有南汀河、南卡江、南登河、邦河等河流汇入，谷深流急。历史上，居住在萨尔温江两岸的缅甸人之间由于江河阻隔交往甚少。而与之不同的是，缅甸掸邦第二特区与中国云南的澜沧县、孟连县、西盟县、沧源县接壤，缅甸掸邦果敢自治区与中国云南的耿马县、镇康县毗邻，地理环境相近，山峦重叠，地势起伏不大，地缘优势明显，中缅边民往来畅通无阻。澜沧江发源于青海省唐古拉山北麓，东南流至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与右岸支流昂曲汇合后，称澜沧江。澜沧江南流穿行于他念他翁山与宁静山之间，高山深谷，水流湍急，再南流经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僳僳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保山市、临沧市、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7个市(州)，流出中国国境后称为湄公河，成为缅甸、老挝及泰国的界河，经柬埔寨与越南南部注入太平洋的南海。缅甸掸邦第四特区与中国云南勐腊县隔澜沧江相望，与云南的景洪市、勐海县接壤，两国边民互通有无，来往密切。

(二)边界中段

中缅边界中段地处云贵高原西部横断山脉的南延部分，发源于高黎贡山西侧的瑞丽江流经腾冲市、陇川县、瑞丽市后流入缅甸伊洛瓦底江，其中有20余千米属中缅两国界河。瑞丽江水流平缓，江两岸良田万顷，傣族村寨竹树环绕，风景如画。发源于高黎贡山南麓的大盈江是盈江县的母亲河，虎跳石峡谷雄伟险峻，风光奇丽，沿边界流淌出国境后汇入缅甸伊洛瓦底江。早在先秦时期，南方丝绸之路就是中国走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交通线，中缅边境是通往南亚东南亚的窗口和前沿，中缅边民交往频繁，关系密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原南方丝绸之路基础上修筑的史迪威公路从印度东北部小镇雷多出发至缅甸密支那后分成南北两线，南线经缅甸八莫、南坎到中国畹町；北线经过缅甸甘拜地，通过中国猴桥口岸、经腾冲至龙陵，两线最终都与滇缅公路相接，是中国抗日战争后期唯一的国际通道。史迪威公路的修筑大大便利了中缅边民的交往。新中国成立后，中缅边民跨境交往更加频繁，胞波情谊不断增进。1956年12月16日，中缅边民联欢大会在德宏芒市举行，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和缅甸吴巴瑞总理、缅甸政府军总司令奈温等参加了联欢。15000余人参加的中缅边民联欢大会不仅充满了和平友好的气氛，更创造了中缅边民友好交往的典范。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国家实施沿边开放战略，中缅边境贸易快速发展，中缅睦邻友好关系不断增强，中缅边民跨境交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益凸显。

(三)边界北段

中缅边界北段地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结合部，我方一侧由西向东为青藏高原东南部、怒江、怒山山脉、澜沧江、云岭山脉、金沙江等高山江川，为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腹心地带。缅方一侧为伊洛瓦底江及其上游恩梅开江、迈立开江两大江河，恩梅开江发源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的察隅县境内，南下入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县境后称独龙江，进入缅甸克钦邦后更名为恩梅开江。迈立开江源自中缅边境的大雪山南麓，其东边是江心坡，西边是枯门岭(野人山)。这里，原始森林遍布，谷深坡陡，交通极为不便，人烟稀少。“上山到云间，下山到河边，说话听得见，走路要一天。”是中缅边界北段地理环境的真实写照。中缅边界北段的世居民族主要为傈僳族、怒族、独龙族和景颇族等，很早时候就生活在尖高山以北的江心坡、野人山和片马等广阔的区域，彼此之间保持着生产互助和生活互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着力加强中方一侧的基础设施建设，“公路绕山转，桥梁跨江建”不仅成为中缅边境美丽的风景，更为边民交往创造了便利的交通条件，有力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民族同根，文化同源：悠久历史渊源形成的文化基础

(一)民族同根，血脉相融

国家、边界、边民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出现之后，近现代民族国家边界逐渐形成，而边民的出现是随着国家边界的出现而出现的。跨境民族通常属于边民的一部分，而其存在的前提是国家和国家边界的存在。(4)周建新：《边界、边民与国家——跨国民族研究的三个面向》，第1-8页。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按照中国的民族称谓，中缅跨境民族主要有汉族、回族、独龙族、怒族、傈僳族、傣族、景颇族、阿昌族、佤族、拉祜族、德昂族、布朗族、苗族、瑶族、哈尼族等15个民族。(5)付永丽：《论中缅边民的跨境交往》，《保山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69-72页。跨境民族作为边民的一部分，边民之间的交往、交流自古而然。共同的历史渊源，加之共同的宗教信仰、相近的生活习惯和共同或相近的民族语言，不仅是维护民族情感的无形纽带，也构成了中缅边民跨境交往的文化动力。中缅跨境民族中，缅甸的果敢族与中国的汉族同源、缅甸的佤族与中国的佤族同源、缅甸的掸族与中国的傣族同源、缅甸的克钦族与中国的景颇族同源等等，相同历史渊源的民族虽然因为边界线的划定成为了跨境民族，但相同历史渊源也成为无形的纽带把边界线两侧的边民联系在了一起。站在国家的立场看，边界线是国家政治地理不可逾越的界线和不可改变的实线。但在相同或相近历史渊源和文化认同的跨境民族看来，边界只是区分“这边”和“那边”的一条界限和虚线，同源民族中的跨境交往、同根文化背景下的跨境婚姻和割舍不断的亲情跨境互动不会因为边界线的存在而止步。

(二)文化同源，言文互通

跨境民族尽管存在明确的政治和地理的边界线，但其曾经作为同一个民族所显示出来的亲缘、地缘、业缘、物缘、神缘、语缘成为双边文化交流和文化互动的内在关联和动力。(6)黄光成：《跨界民族的文化异同与互动——以中国和缅甸的德昂族为例》，《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第25-30页。在亲缘关系的传递中，且不说人们在交往中交流着大量的文化信息，仅从边民对亲情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本身来说就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在地缘关系、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处理中，跨境民族在区分“这边”和“那边”的同时，作为山地民族所具有的农耕、种植的一致性已经积淀而成一种文化事象，并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宗教信仰的对待上，跨境民族虽然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如景颇族、傈僳族、拉祜族等主要信仰基督教，傣族、德昂族等主要信仰南传佛教，佤族主要信仰原始宗教，少部分民众信仰基督教和南传佛教等等，但是，伴随着信仰主体的跨境流动，还存在着宗教仪式、宗教文化产品等跨境流动。(7)高志英、沙丽娜：《宗教诉求与跨境流动——以中缅边境地区信仰基督教跨境民族为个案》，《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6期，第108-116页。而且，无论是原始宗教、南传佛教还是基督教等也都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语缘关系的实践中，语言是跨境民族联系的重要纽带和交流的有效工具。就中缅跨境民族而言，大多数民族都各有支系，同一支系的民众在语言上的交流可以顺畅通达，不同支系的民众由于存在语言相通成分的多寡而可能导致交流障碍的出现。例如，佤族有阿佤、布饶和佤(本人)三个支系，西盟、孟连和缅甸佤邦的大多数佤族称为阿佤，沧源、耿马、双江和澜沧的佤族大多数称为布饶，镇康、永德一带的佤族自称佤(本人)，阿佤支系和布饶支系的佤族语言相通比例为90%左右，而阿佤支系和佤(本人)支系能听懂的在60%左右，布饶支系和佤(本人)支系能听懂的则在80%左右，这种90%、60%和80%的沟通充分说明了三个支系在很多文化上的一致性。不难看出，中缅跨境民族群体具有诸多文化上的共同特点，并由此构成了其跨境交往的文化基础。

(三)跨境求学，文德相济

“一带一路”视阈下，中缅边民跨境文化互动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源于中缅跨境民族地区独特的地缘文化因素的影响，以及我国边境民族教育政策的吸引，缅北适龄儿童大量涌入云南边境沿线学校就读。其中，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临沧市是缅籍学生最为集中的地区。截止2016年上半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共有缅籍学生4228人，其中瑞丽市1871人，芒市1161人，陇川县637人，盈江县559人。临沧市3个边境县在2016年共有缅籍跨境就读中小学生3315名，其中镇康县1479名，沧源佤族自治县1216名，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620名。(8)付永丽：《中缅跨境民族人口流动现状及其特点》，《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第91-95页。缅籍跨境就读中小学生与国内学生同等享受免学费、免书费和营养改善计划补助等惠民政策。与此同时，缅北的华文教育近年来发展迅速，为了保证质量，缅甸掸邦第二特区(佤邦)和掸邦果敢自治区也不断派遣学生到我国国门高校就读。地处临沧的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加快国门大学建设，积极开展对外交流，2016年共招收缅籍留学生150名。(9)付永丽：《中缅跨境民族人口流动现状及其特点》，第91-95页。同时，缅甸掸邦第二特区(佤邦)和掸邦果敢自治区还招聘我国沿边地区的知识青年或退休教师到其边境学校任教，虽然薪酬待遇不高，但都普遍高于本地聘请的教师，还普遍受到学生和家长的爱戴与尊敬。当地使用的教材往往是我国教育部门编写的统一教材。此外，中缅沿边各县普遍开展了教育交流合作，如沧源佤族自治县与缅甸勐冒县在2017年签订教育交流协议，把缅甸学生请进来开展“寻根之旅”教育交流活动，举办缅北100多名华文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培训。(10)临沧市地方志办公室：《临沧年鉴2018》，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70页。显然，“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中缅边民跨境文化的交往交流。

三、胞波情深，邻睦邦安：中缅关系不断深化奠定的政治基础

(一)同仇敌忾，抗英保家

历史上，中国和缅甸曾经保持良好的关系，在近代以前中缅边界问题并不突出。1885年，随着缅甸被英国殖民统治取代，中国和缅甸的关系性质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中缅边界北段、中段和南段的问题，并引发了中缅界务北段的片马事件、中段的勐卯三角地问题和南段的班洪事件。中缅北段界务, 实际上反映了以片马为中心的中国腾冲及其以北地区的中缅接壤地的界务问题，主要是从尖高山以北至江心坡一带。1911年1月4日，英国侵略者进抵高黎贡山西麓的片马，设营驻兵实施军事占领，制造了轰动一时的“片马事件”。英军入侵片马遭到了当地傈僳族、景颇族、怒族、独龙族、汉族等边民的猛烈反抗，加之国民政府从不承认英军对片马的占领，为我国后来最终收回这一地区打下了基础。(11)谢本书：《从片马事件到班洪事件——中缅边界历史沿革问题》，《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72-81页。中缅边界中段的勐卯三角地在元代时属麓川，明朝属陇川宣抚司，万历初年后属勐卯土司辖地，居民以傣族和景颇族为主。1897年2月，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中缅条约附款》，以“永租”名义由英国强行占领并管辖。中缅界务南段，主要指南卡江起到孟定工隆渡的一段，其地主要在阿佤山一带，大部分属于佤族聚居区。1934年1月，英国侵略者公然武装侵占班洪辖地炉房，制造了有名的班洪事件。2月，班洪、班老邀请周围十余个“部落”首领在班洪集会，剽牛立盟，组织武装力量抗击英国侵略者。在李希哲的组织带领下，景谷、澜沧、缅宁(今临翔区)、双江、耿马等地的汉族、傣族、拉祜族、彝族、布朗族以及沧源其他地方的佤族等各族人民组成1400多人的“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前来支援，打得英国侵略者狼狈不堪，最终挫败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12)杨宝康：《历时性视角下的佤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保山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第4-7页。

(二)为善为伴，界定邦宁

新中国成立后，缅甸于1950年6月8日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南亚东南亚是继越南、印度尼西亚之后和我国建交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196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在北京签订，主要内容是：中缅界务北段的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划归中国；在中缅界务中段，废除缅甸对猛卯三角地的“永租” 关系，划给缅甸，作为互换；在中缅界务南段，将班洪、班老部落在“一九四一年线”以西的辖区归还中国。(13)谢本书：《从片马事件到班洪事件——中缅边界历史沿革问题》，第72-81页。缅甸成为第一个和我国通过互谅互让、友好协商解决了两国边界问题的国家。此后，中缅关系虽然存在过短暂的波折，但总体上保持了正常友好的往来。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坚持安邻、睦邻、富邻的指导思想。(14)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第5-25页。政治上的互信使中缅关系拥有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以此为条件，中缅边民友善往来，和平相处，胞波情谊加深，民族关系和谐。

(三)“一带一路”，情深意长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1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97页。中共十九大以来，我国“按照亲诚惠荣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1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在此背景下，我国努力适应缅甸的变化，不断加大与缅甸的经济、人文交流，倡导与缅甸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中缅友好关系的不断深化与巩固，为中缅边民的跨境交往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如2009年孟定清水河口岸出入境人员25.09万人次，而2015年为69.56万人次，增加了44.47万人次。南伞口岸2009年出入境人员68.48万人次，而2015年为137.56万人次，增加了69.08万人次。沧源永和口岸2009年出入境人员27.03万人次，2015年则为60.62万人次，增加了33.59万人次。(17)付永丽：《中缅跨境民族人口流动现状及其特点》，第91-95页。

四、打通“经”脉，共建共享：沿边开放战略推动的经济基础

中缅边民的跨境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而经济因素是中缅边民跨境交往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2000多年前开辟的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通往南亚东南亚的主要古道。中缅边境作为通往南亚东南亚的窗口和前沿，生活其中的边民对促进双边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实的经济利益逐渐成为边民跨境交往的重要原因。历史上形成的耕作放牧、生产互助、通婚互市等传统经济交往方式，是经济文化上互利互补的重要因素。

1659年，拥戴永历帝朱由榔的“大西军”起义将领李定国率部到了孟定、木邦一带，随后到达班洪、班老等佤族聚居区，与佤族、傣族等边民一起开采银矿。当时，三方商定：由班老出地皮，李定国军出人力，孟定供应粮食，并且剽牛歃血为盟：佤、汉、傣三家，精诚团结，代代相好。李定国及其士兵数千人之众由此分散居留在中缅边境。除了开采银矿，进入这一地区的汉族还安营扎寨，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与当地民族通婚，自然而然成为了边民。又由于李定国在追随永历帝之前曾转战湖广，军中多湖广籍士兵，这就是现在中缅边境为什么会有炉房、湖广寨、永贺、永广等诸多汉语地名的缘由。(18)杨宝康：《历时性视角下的佤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第4-7页。1743年，“马脚”吴尚贤“穷走夷方”，因为人正直，精于冶炼，且有组织才能，很快取得了茂隆银厂广大矿工的信任，被拥为矿主。吴尚贤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肃厂纪，严禁劫掠客商，不仅推动了茂隆银厂的发展与繁荣，也有力促进了边民的交往。同时，为了进一步得到当地佤族民众的支持，吴尚贤还与班老王子香准图歃血盟誓：汉家、佤家是一家，九老九代不丢伴！并刻木为证，此即有名的“香准图——吴尚贤会盟木刻”。木刻一剖为二，双方各执其半。吴尚贤所持之半，在吴死后不知下落；香准图所持之半则一直保存于班老其后人的手中。(19)杨宝康：《历时性视角下的佤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第4-7页。在吴尚贤的组织管理下，茂隆银厂“开矿及走厂贸易者不下二三万人”，对清政府称臣纳课，“每年解银一万一千余两”，对缅甸修好通商，发展商贸经济，一时成为全国最有名的银厂之一。(20)汪宁生：《佤山一段鲜为人知的史话》，《今日民族》2004年第1期，第49-53页。清朝嘉庆年间，清政府因为茂隆银厂“聚集丁夫，亦恐滋生事端”，在1800年关闭了茂隆银厂。大部分汉族厂民“欲归无计”，只能在当地留下。据汪宁生教授的考察，留在佤山的汉族矿工大部分交融到了佤族之中，现在佤族的有些汉姓就是明清时期进入佤山的汉族人口的后代。如李姓据说就是李定国及其家族的后裔，吴姓据说就是吴尚贤的后裔，尹姓和张姓据说都是随吴尚贤来的开矿者后裔等等。(21)汪宁生：《佤山一段鲜为人知的史话》，第49-53页。显然，在阿佤山开采银矿的前前后后，进入佤山的汉族人口普遍融入了佤族之中，不仅促进了当地的民族团结，更推动了中缅边民经常性的跨境交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缅跨境民族的生产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边民的经济贸易交往更加密切。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生效，中国政府通过缅甸政府所指定的官员，向居住在中缅边界附近大约120万缅甸边民赠送240万米花布和60 万个瓷盘；缅甸政府则通过中国政府所指定的官员，向居住在中缅边界附近大约100万中国边民赠送2千吨大米和1千吨食盐。(22)谢本书：《从片马事件到班洪事件——中缅边界历史沿革问题》，第72-81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边民生活条件逐步改善，中缅边民的经济交往方式不断增多，生产经营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由单一粮食生产向多种经营转变，二是由农村固定经营向城镇多元化经营转变，三是传统口岸贸易向旅游、交通、城建等新兴行业发展，四是边境地区经济贸易活动向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升级。(23)马太江、韦承二：《中缅边境跨境民族经济与民族关系的崭新发展》，《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第34-38页。

1992年，随着国家实施沿边开放战略，畹町边境经济合作区和瑞丽边境经济合作区先后成立，极大地促进了中缅边民的跨境交往。畹町、瑞丽每天进出国门的边民超过万人，内外商号众多，客商云集，宾馆供不应求，饭店应接不暇。缅甸九谷、木姐等城市也是中国客商众多，轻工产品、小吃、百货等应有尽有。缅甸勐拉市每年接待中国游客多达40万人次。本世纪以来，孟定、南伞边民互市总额节节攀升，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缅甸果敢、邦康、勐拉等建设日新月异，已经成为有规模、上档次、特色明显的边境城市。“一带一路”视阈下，作为连接中国通往印度洋最便捷的通道，缅甸是中国走向南亚东南亚大市场最便捷、最具经济吸引力的陆路大通道，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成立的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在促进边民跨境交往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有力推动了边民互市贸易的发展，孟定清水河口岸的边民互市总额已经连续两年稳居全省第一。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加强中缅边民的跨境交往是共建中缅经济走廊的客观需要。2017年11月19日，我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缅甸期间，在内比都与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共同会见记者时首次提议建设中缅经济走廊。同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与昂山素季在北京就“一带一路”框架下共建中缅经济走廊达成共识。中缅经济走廊北起中国云南省会城市昆明，经中缅边境南下至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然后再分别延伸到仰光新城和皎漂经济特区。(24)李司坤、范凌志：《中方提出建设“中缅经济走廊”》，《环球时报》2017年11月21日，第3版。显然，中缅边境是中缅经济走廊的窗口和前沿，区位优势无可替代。可以预计，随着中缅经济走廊建设的不断推进，不仅有利于沿线重大项目相互联接，相互促进，带动中缅边境经济社会发展，而且有助于加强中缅边民的跨境交往，最终实现中缅边境的民族团结进步和边疆繁荣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