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泽 民

(右玉县文联，山西 朔州 037200)

关于清代山西商民在塞外蒙古地区从事贸易活动，既有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其中，20世纪80年代，卢明辉主编的《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中，有部分内容论述了山西商民在蒙古高原上的贸易活动，促进了塞外边疆地区商业城镇和集市贸易的发展。不久，卢明辉、刘衍坤在《旅蒙商》一书中，对清代山西商民在塞外蒙古地区的贸易活动进行了专门性的研究。陈东升的《清代旅蒙商初探》，钱占元的《旅蒙商的兴衰》，邢野、王新民主编的《旅蒙商通览》及顾育豹的《走西口的旅蒙晋商》，从不同程度探析了山西商民的兴起、发展和衰落过程。刘建生、刘鹏生等著的《晋商研究》，张正明、孙丽萍、白雷主编的《中国晋商研究》，刘建生的《晋商信用制度及其变迁研究》引入历史制度分析方法，综合运用相关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建立了一个适宜于晋商信用制度研究的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对晋商的信用制度安排及其长期变迁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与综合研究。作者对晋商经营管理、兴衰探索、山西票号性质及作用的最新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探讨了晋商在近500年历史画卷中的运行轨迹。高春平的《诚信晋商与信用山西》①高春平《诚信晋商与信用山西》，载《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高春平先生在该文中指出：晋商在意识观念上主张道德为先,见利思义,利以义制，在精神信仰上尊奉关公,讲究信义，在对待顾客上坚持“信誉第一”“顾客至上”，在对待同行伙友上注重诚信互济,讲究公平竞争，在产品质量和销售上视质量为生命,注重信誉,薄利多销。晋商的诚信精神对推动山西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张君浩的《旅蒙商行“大盛魁”的经营管理特色》，范维令、刘晓东的《近代畜牧业产业化经营的典范——元盛德》，系统地论述和总结了晋商的经营理念、经营方法、经营制度、兴衰探索、山西票号性质及晋商生活、晋商历史地位等，对于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李学诚的《旅蒙商与内蒙古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变迁》、王秀艳的《旅蒙商与呼伦贝尔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变迁》、鲍海燕的《旅蒙商对呼和浩特的影响》，研究了晋商在塞外蒙古地区建立的商号对内蒙古部分商业城镇的影响。

笔者曾在《杀虎口与茶马古道：中国茶叶贸易与山西商人》一文中介绍清代以来杀虎口税关与汉族商民茶叶贸易相关问题，后在《明清边关贸易的民族学审视——以杀虎口为例》中，以杀虎口为中心，探讨过明清边关贸易活动相关问题，论及杀虎口与北方民族关系、民族文化与民族经济之间的联系。2017年8月，本人在中国蒙古史学术研讨会上做了题为《清代以来杀虎口与归绥相关问题探究》的演讲，曾提道：清代以来，伴随杀虎口与归绥地区行政建制的逐步完善，交通体系、经济贸易体系、社会文化体系形成了特殊的系统，出现了以北方草原文化为基础并融入内地农耕文化而形成的一种多元并存的格局，具有丰富的包容性和鲜明的民族个性，它是历经北方各民族的传承积蓄和不断创造而形成的特色鲜明的地域性文化。在前人搜集的资料以及诸多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除利用内蒙古土左旗档案馆所藏《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及蒙古国国家档案局所藏有关清代旅蒙商档案，继续探讨清代山西商民在塞外蒙古地区贸易活动外，对以往较少被关注的商业贸易中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商品文化内涵加以考察，希望能对清代山西商民塞外蒙古地区贸易中的文化交流研究增添另一面向。

一

清代前期，塞外蒙古地区政治还不是很稳定，这里的民族结构非常复杂，生产方式也多样化，文化与风俗习惯差异比较大，故而清政府在这里实行军政合一管理体制。在军事上，除了八旗驻防官兵以外，还有绿营兵。

谕兵部：大同右卫驻剳大兵，有事则大同总兵官偕行，其镇标及杀虎口协镇步兵，俱当充为骑兵，尔部其议之。寻议：大同镇标步兵一千四百四十四名，杀虎口协镇步兵八百名，俱请改为骑兵。需马二千二百四十四匹，应动支本省朋扣银两，令本镇买给。从之。……壬午。兵部提建威将军希福，请将大同绿旗兵三千，令总兵官率之与臣等同行。又镶蓝蒙古旗分察哈尔兵近杀虎口居住，其八旗察哈尔俱接壤而居，丁壮整齐，秋高马肥。请将伊等前锋护军、骁骑酌量派发，附各旗，遣至臣等军前。[1]

大学士等议覆，绥远城将军补熙奏称：绥远城驻防之家，选列等复仇兵丁生齿渐多，粮饷不敷养赡，日久生计愈艰，宜及时酌办等语。查此项兵丁原系八旗家奴，恩赏给伊主身价赎出，作为另户，移驻绥远城。现在内有领催、前锋、马甲、匠役等共二千四百名，年来户口日繁，其十岁以上渐次成丁者，已有六千四百余名口，自应早筹生计。从前，乾隆六年该将军条奏：杀虎口内外一带地方添设靖远营一案。兵部议准由大同镇、杀虎协二处所辖，抽出马步兵共五百名拨往，并设都司、千总各一员，把总四员，于乾隆十年移驻。伏念绥远城与靖远营甚近，此五百名兵缺，即于绥远城驻防派往马兵一百七十名，以领催前锋顶补。步兵三百三十名以兵丁顶补。千总于骁骑校内，把总于领催前锋内拣补。其现在靖远营兵丁，抽拨未久令回原处。此外尚余兵一千九百名。查直隶、山西二省现在兵额甚多，应即分派该二省顶补绿旗兵缺。[2]

为了便于蒙汉人民和谐共处，更好地保证民族经济良好发展，清政府在塞外蒙古地区完善了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实行了多元管理体制，推行了盟旗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因地制宜的民族管理政策对保证塞外蒙古地区的稳固与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清政府开发力度的加强，塞外蒙古地区与内地中原的经济往来更加频繁，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贸易也更加多样化。清前期漠南的张家口、杀虎口、归化城、多伦诺尔等地，漠北的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民族贸易十分兴盛，经商者主要来自北京、山西两地，也称京晋两帮。“两帮比较，晋帮占十分之七，京帮占十分之三。康熙年间库伦有山西商人来此经商，共有十二家。当时商会之组织，即为十二家各举一商董，称为十二甲首，在东营子造屋办公”[3]1。及至清末民初，库伦地区的经商者已经上万人了，库伦已经变成整个漠北蒙古的商业批发和零售中心。从内地运过来的货物有砖茶、生烟、粗洋布、褡裢布、爱国布、绸缎等，从这里运出去的货物有老羊皮、羊毛、羔皮、马皮、狼皮、狐皮、蘑菇、鹿茸、羚羊角等。

山西商民在这里从事商贸活动种类很多，大致有四种类型：通事业、居间业、杂货业和谷蔬业。其中通事业指专门为各旗王公、扎萨克采办物品的商号，那些王公贵族日常生活所需，全部依赖于此行业商民。有时候王公急需用钱款，也可先由从事通事业的商民借贷，月息按三分算，如一年之内还清本钱，利息可免；如果超过一年，不足三年，则要求连本带利都还清；如果是三年以上，那么除了还清本钱，还要利息加利息。然而那些蒙古王爷们好像对那点利息并不在意，因为他们有成千上万的牛羊马匹，以及成群结队的骆驼，到时候可以用它们作价充抵。其实这正好符合通事业者经商心理，他们正好将这些牲畜贩回归绥，以此获得高额利润。经营此项业务的主要是大盛魁和天义德两家，而掌管这两家商号的都是山西人。居间业则是专指那些商贩的屯转处，所有行粮贾客，都会依赖这个居间业给予介绍，然后再按照买卖物价，酌情抽取佣金，这与内地的行栈性质相同。杂货业是专指从事贩运各种杂货的行业，诸如将内地的米、面、茶、烟、布匹、瓷器等日常生活用品及铁制农具之类的生产用具源源不断地运过来，再将所获丰富的农畜产品、药材等也不断地输入内地。谷蔬业是指那些专门在蒙古地区租种地亩的行业，他们把收获的谷物、菜蔬销售于蒙古族群众，他们是农商兼顾。

商民们在塞外蒙古地区从事商贸活动期间，由于塞外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有时候难免会出现不等价交换的现象，对蒙古族群众进行高利盘剥，向蒙古族群众高价赊销一些生活必需品，再以低价预购牛羊马驼以及其他畜产品，甚至通过购小还大，购大带小以及放账计息手段，牟取高额利润，虽然会产生这样的现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汉族商民在塞外蒙古地区从事的商贸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为蒙古族群众提供生活用品、手工业产品及生产用具等，经过商贸中的互通有无，互相传播，取长补短，促进了内外蒙古地区畜牧业自然经济的扩大再生产，沟通了蒙古地区与内地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带动了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饮食服务业的发展，而且对于密切汉族与蒙古族群众的关系、缩小与内地的差距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应该说，山西商人在内外蒙古经济文化发展史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

清政府对于这种民族经济贸易十分重视，为了保证这种经济贸易市场格局正常运行，清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货源供应、商品运输、经营管理等环节都采取了相关措施。清政府对于内地汉族商人，特别是山西商民在塞外蒙古地区的贸易活动，首先通过颁布路引票照制度进行有效管理，路引票照也是山西商人在塞外蒙古地区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凭据。诸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十一月十五日，“十甲铺首杨大有役内铺户赵利为贸易事请领路引报单”；嘉庆三年(1798年)十一月，“张家口领部票商民未到库伦花名册”；道光八年(1828年)十二月二十日，“众商民请领限票前赴各旗贸易讨账册”；光绪十年(1884年)正月二十一日，“各商铺呈验青茶部票清册等”。[3]30-38有关申请照票之事的还有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九月初二日，蒙古民事同知和三级常明，申请给发照票事：

归化城蒙古民事同知为申请给发照票事案，据玉成永徐位等呈报，前往喀尔喀地方贸易，恳祈查验。转请给照缘由到厅据此查现，奉部议令，卑职验明货物，申请大人核给照票前往该处贸易。今查验得徐位等均系实在商贾，并非假充，亦无夹带禁物，拟合给文该商等亲赍人名、货物、驼只数目清折，前赴都统大人辕下核给照票，为此备由具申伏乞。照验施行，须至申者，计申送清折一扣右申归化城都统大人。[4]

“部票”是由理藩院颁给商人出口[注]清代在长城沿线设杀虎口、张家口、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五口，是为内地前往蒙古地区的重要通道。《清史稿》记载“其内蒙古通驿要口凡五道，曰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以达于各旗。”见赵尔巽《清史稿》第137卷，志112，兵8，边防，中华书局1976年版。经商所需的执照。[注]部票有时候又叫院票、印照、印票、照票、执照、路照等等，不过这些“票”或“照”某些时候也是指户部、兵部或地方衙门发行的票据，其究竟所指为何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据《理藩院则例》载：“该衙门给发部票时，将该商姓名及货物数目、所往地方、起程日期，另缮清单，粘贴票尾，钤印发给。”[5]由此不难看出，部票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部票本身，另一个是记有商人姓名、货物数目、起程日期的清单，清单粘贴在部票尾部。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申领部票的档案中，往往也附有一张粘单。在粘单上，除了登记上述《理藩院则例》规定的条目外，还记有商人的长相、籍贯、随身携带的行李、防身武器等项目。[6]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乌鲁木齐都统移咨归化城副都统转饬验销冀秉孝等路照：

迪化直隶州知州，呈开给发过旋回归化城贸易商民路照一行十一人内：冀秉孝，年三十五岁，光面微髯，代州人；郝登举，年二十九岁，光面无髯，代州人；魏学海，年三十三岁，光面微髯，代州人；刘立德，年二十七岁，光面无髯，代州人；王贵，年二十三岁，光面无髯，代州人；张奇元，年二十六岁，光面无髯，代州人。张大奇，年三十岁，光面无髯，大同县人；赵栋，年二十二岁，光面无髯，大同县人。任贵成，年三十一岁，麻面无髯，孝义县人。李越，年二十四岁，光面无髯，偏关县人。马廷岐，年三十六岁，光面微髯，宁武县人。驼十八只，马三匹，鸟枪一杆，撒袋一副。[7]

清代山西商人在塞外蒙古地区贸易，须持有政府发给的票照，才得以从事商业活动，至乾隆朝票照政策逐步完善。清政府对商业票照的发放有严格的规定，以便加强对内蒙古地区的统治。清政府对商业票照的申请内容也有详细的规定，申请的票照首先注明该商队商人姓名、年龄、籍贯、相貌特征及货物数目、所往地方等。以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一票照为例，商民石太运等人前往归化城贸易，票照中对商队人员的年龄、相貌特征、籍贯和所带货物都做了详细的说明。相关机构查验时，实际情况必须与票照内容相符，否则不仅不得前往贸易还会对该商队进行重处。“如果并无部票私行贸易的，枷号两个月，期满笞四十，逐回原省，将货物一半入官。”在执行过程中对官吏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商人票照须严格审查，如商人出入没有票照，或者虽有票照但人数与票照人数不符，若有一二名民人偷渡的，该管官按失察罪，降一级留任；若偷渡三四名的，降一级调用；偷渡五名以上，降二级调用；十名以上，降三级调用。[8]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一张盖有定边左副将军印章的票照里写道，前往归化城贸易的商民：

石太运，年三十岁，身中面紫微髯，清源县人，雇工人四名：高有仁，年三十四岁，身中面紫微髯，汾阳县人；任功义，年二十七岁，身中面光无髯，祁县人；麻宜庆，年三十岁，身中面紫微髯，四子部落人；圪什图，年二十六岁，身中面紫无髯，达尔罕贝勒人。随带老山羊皮八驮，蘑菇二驮，驼四十只，骑马一匹，帐房口粮家具。商民任登元，年二十八岁，身中面紫无髯，大同县人，雇工人6名：余富国，年三十一岁，身高面紫微髯，右玉县人；张成兴，年二十一岁，身中面紫无髯，代州人；任兴，年二十八岁，身中面紫无髯，右玉县人；张廷孝，年四十三岁，身中面紫微髯，右玉县人；已牙兔，年三十三岁，身中面紫无髯，四子部落人；布英兔，年二十八岁，身中面紫无髯，四子部落人。随带羔皮十驮，狐皮十一驮，老羊皮七驮，山羊皮七驮，驼五十五只，骑马一匹，帐房口粮家具。……[9]

从归化城副都统衙门这些档案里不难看出，晋帮在塞外蒙古地区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中的相关丰富信息，其中涉及商队人员构成、商队的人数、商队运输工具、商队人员籍贯及商队经商的地点等诸多内容。其实《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内容非常丰富而详尽，包括归化城副都统衙门与中央各部院、绥远城将军、邻近各扎萨克旗之间的来往文书，以及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所属各机构、各牛录官兵旗民的呈文等，分为内政、军务、财政、法律、宗教、文化教育和外交七类。其中军务类包括发放路照、巡查牧场、沿街治保、驱逐流民等内容，财政类，“下分人丁户口、土地牧场、钱粮、赈济、矿物、贸易、雨雪粮价、赋税和工程九项，共68卷，3517件，起于雍正十三年三月，止于民国元年正月。内容包括编审户口，查验旗籍，查核报销银库粮库银两粮石，报销副都统衙门所属各机构公费银两，救济灾民，发放开窑卖煤执照，征收煤窑税银，征收买卖牲畜记档银两、房田租银店铺税银及官粮，兑换银钱时价，发放开设店铺执照，查办不法商人等”[10]。这些档案对于研究清政府对塞外蒙古地区的统治政策和山西商人在塞外蒙古地区从事贸易活动、贸易路线、贸易形式、贸易规模等内容及土默特地区与归化城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从这些档案里看出，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到嘉庆四年(1799年)的24年时间，居然有200多家山西商号在塞外蒙古地区活动着，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晋商旅蒙贸易的繁荣情况。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蒙古国国家档案局所藏清代旅蒙商档案来看，则发现另外一种情形。首先是一些文告之类，主要内容是清朝政府颁布的一些禁令、针对在蒙贸易活动中商民的规定，以及官员任免和治安告示，真实地反映了乾隆朝至民国初年山西商人在漠北的活动情况。诸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十月十六日，“钦差监督库伦商民事务理藩院员外郎加三级纳为严肃匪类以安商贾怜恤民生事告示”[3]4；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正月，“钦差驻扎库伦地方总理夷汉事务喀尔沁贝子理藩院侍郎胡、理藩院左侍郎辅为奉上谕不准与俄罗斯私自交易晓谕事”[3]5。其次是一些请领查验路引票照事，以及一些照票、限票、执照、护照、传牌、印票等。第三，漠北居住商民的户籍花名册和保甲门牌清册，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五月“三甲花名册”，同年五月“九甲花名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东西南北栅外保甲门牌清册”；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东营栅内保甲门牌清册”；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东库伦众花名册”。[3]58-80第四，晋帮买卖货物清册，从这些买卖货物清册中可以看出当时晋帮买卖货物的方式和货物的种类。如乾隆二十九年(1767年)九月“信成隆记枯(库)伦货账”；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闰五月“库伦市圈商民等花名进口返货次数册”；嘉庆二十年(1815年)四月“恰克图商民买卖货物清册”；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库伦商民等捐输银两名目清册”。[3]82-86,210第五，与俄罗斯贸易清册、账单及垦殖凭据等。山西商人在塞外蒙古地区贸易中，与俄罗斯贸易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从乾隆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晋帮与俄罗斯贸易的货物清册，及其与俄罗斯贸易中所遭受欺凌甚至侮辱的档案，不仅可以看出当时贸易活动中所采用的以货易货或者赊欠记账的方式、货物的种类、贸易的艰辛，而且还可以从晋帮租地交租的凭据和花名册看出，晋帮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及王公贵族的日常生活需要，逐渐改变贸易方式，把乌里雅苏台、库伦等地作为贸易根据地，在漠北开始租地开垦，并居住下来。如同治年间“驻扎恰克图管理商民事务理藩院员外郎庆征为查俄商进口货物清册呈库伦办事大臣”；光绪元年(1875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恰克图市圈及俄国后营贸易之众商民等为在俄贸易屡遭欺凌含冤日久以雪公忿事呈状”。[3]120-122第六，民事诉状、供状、甘结之类。在旧时官府里有一种字据叫甘结，意思是有人愿意承担某种义务或责任，否则，甘愿接受处罚。晋帮在商贸活动中难免遇到一些民事纠纷甚至刑事案件，有时与甘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通过这类诉状看出当时漠北商民纠纷的种类、形式及其特点。嘉庆十二年(1807年)正月，“东升街甲首各铺甘结十九张”；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六月，“山西汾州府汾阳县人朱正垣为具报遇贼人劫路抢夺事”。[3]152,173

其实，对于山西商民在塞外蒙古地区的贸易活动，清政府对其采取既利用之又限制之的政策，起初规定山西商人旅蒙贸易要向主管蒙古事务的理藩院，或向设在归化城、察哈尔、多伦诺尔、库伦等地的将军、都统、参赞领取“票照”，上写商人的姓名、面相、籍贯、经营商品的数量、名称、经商地点、经商时间；“还规定不准携带家眷、娶妻立户、苫盖房屋、开设店铺，严禁输入铁锅、小铁器等金属物品，严禁放贷白银等。并指定只在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等长城沿线的要塞进行贸易。此外，山西商民还要课征多种税赋，包括支搭帐篷的地皮税、放牧的草地税、商品交易税、出入关卡税等”[11]。清政府的禁令，造成蒙古地区生活用品、生产用具日渐匮乏，蒙古王公贵族和牧民们强烈要求清朝政府开禁，呼声越来越高。部分蒙古王公贵族借进京朝觐的机会，向清政府呈请增加商贾入蒙古贸易。于是，嘉庆初年，清政府给少数旅蒙商号发放了“龙票”。在外蒙古地区，只有山西商人领到了“龙票”，据资料记载，所谓“龙票”其实是一种经商票照，用一尺见方的白麻纸印刷，麻纸周围印有龙纹，上面盖有御印，称之为“龙票”。这样，山西商民有了对蒙古地区的商贸特权，通过“龙票”获得了很大好处，发了一笔横财。从此之后，一批批山西商民携带各种货物，来到草原“淘金”了。

清朝政府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对自发来到塞外蒙古地区的商人、匠人、艺人等各种类型“走西口”移民，采取了默许和鼓励的态度，实行所谓“借地养民”的政策，不再严加限制。对山西商民出塞经商，逐渐放松了管理。嘉庆初年，晋商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营范围更加扩展，清朝政府把外蒙古的税收也包给晋帮大盛魁。嘉庆八年(1803年)，清政府诏令派驻外蒙古的将军、参赞、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等官员，会同外蒙古各王公，严格检查山西商民的经商票照，并严令每年彻底检查一次。由于晋帮和清朝政府派驻外蒙古的军政大员及蒙古王公贵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没有被驱逐出境，没有受到丝毫损失，而且得到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

清政府驻守蒙古各地的封疆大吏与下属官员，以及蒙古王公贵族、寺庙的上层喇嘛，都和山西商民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相互利用，各取所需。山西商民送给他们许多好处，他们便暗中保护着山西商民进行商贸活动。清政府所谓的贸易禁令是“禁者自禁，来者自来”，禁令虽然延续到道光年间，却在岁月中不断松弛下来。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随着清政府对蒙古地区封禁政策的松弛，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等长城沿边的五个主要通道口，一直成为山西商民赴塞外蒙古地区经商的重要孔道。山西商民一直通过这个孔道“以车载杂货，周游蒙境”，带着内地生产的粮食、烟茶、布匹、瓷器和生产工具，赴塞外换取蒙古地区的牲畜、皮毛等珍贵的畜产品，他们的足迹遍布漠南、漠北和西北蒙古高原。

三

自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八月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两国第一次明确了边界的概念，同时使两国边境贸易顺利展开。“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 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 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12]。在将近300年间，晋帮的驼队载着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布匹在人迹罕至的蒙古高原上，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大地上踏出一条洒满血泪、堆满白骨、充满荆棘的茶叶之路。茶叶之路在塞外蒙古地区、在北国荒漠、在异国他乡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存，值得我们今天去珍惜和挖掘。在历史风云变幻中，曾经繁盛两个世纪的茶叶之路鲜活地记载了茶叶文化与商品贸易的兴衰，填补了国际贸易史的一段空白。

随着山西商民团队不断发展壮大，茶叶之路的不断繁荣延伸，极大地刺激了我国北方经济的发展，在漠南和漠北逐渐形成大批山西商民汇聚的商业城镇。这些城镇在山西商人与塞外游牧民族共同培育和影响下萌芽、发育、成长。这批城镇有：漠南的包头、归化城、多伦诺尔、赤峰、海拉尔、呼伦贝尔等地，漠北的大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以这些商业中心城镇为枢纽，形成了沟通大漠南北的商路。“城镇的兴起，商业、手工业及运输业的发展，标志着草原地区单一的游牧经济逐渐走向多种经济发展的道路，原始的经济资源得到初步开发，从而使草原与内地在经济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3]。城镇在塞外蒙古地区出现，自然会带动周围牧区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和变化，蒙古地区牧民们便从原先所从事的粗犷的游牧业生产中分化出来，从事手工业、商业、运输业，尤其是畜产品加工业，如制靴业、制盐业、染房业、皮毛业、鞍韂业等十分兴旺，把一些畜产品就地加工好以后，又将其返回蒙古地区为蒙古族群众所用。

山西商民在塞外蒙古地区茶叶贸易的发展，带来其他商业的繁荣。当时，包头、归化城、多伦诺尔、察哈尔等地的茶庄、钱庄、绸布庄、皮毛行、银楼、货栈以及戏院、饭馆等，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建立和发展起来。张家口由于地理位置较特殊，靠近蒙古地区，是山西商民的重要基地，据资料记载，那里的商号，在康熙年间只有十几家，到雍正年间增至90多家，乾隆末年增为190多家，包括支持山西商民的茶庄、绸布庄、烟店、钱庄等，嘉庆末年，已经增至230多家，咸丰末年，增至300多家，光绪末年，增至530多家，到民国年间旅蒙晋商的全盛时期，仅大一些的商号就达1000多家。[14]张家口有实力非常雄厚的大茶号天一香茶庄，其总号开在太原，天一香茶庄，这是设在张家口的分号。据说天一香分号的东家是齐凤韶，山西榆次人。齐凤韶的祖上就是有名的茶商，他14岁来到张家口，打拼十几年后开创了张家口天一香分号，在天一香顶有终身身股。山西书法家赵铁山亲自题写“天一香”店铺牌匾的三个大字。清代中后期到民国，张家口有山西人出资开办的票号13家，据相关资料显示，1923年以前，张家口的票号、钱庄已多达42家。旅蒙晋商的不断增多，商品流通量的不断增长，必然带来商品市场的进一步扩大。

包头，明朝后期是土默特部右翼部落驻牧地，无农业定居者，荒草丛生，未成村落。乾隆嘉庆时期，山西代县商民大量聚居今东河村，故东河村又称“代州营子”。其他分散住在东脑包、西脑包、南龙王庙和南海子一带。嘉庆十四年(1809年),包头已经发展成为我国西北水陆交通要道和物资集散地，商业日益兴盛，萨拉旗厅在包头设置巡检，改包头村为包头镇。同治年间，调大同总兵马升率领官兵驻防包头，在马升主持下修筑了包头城墙。到光绪年间，包头城内人口急剧增长，商贾云集，店铺林立，成为典型的商业城市。来自山西祁县、太谷的商人经营的皮毛店、粮店、钱庄、大批复字号商店，称雄当地。包头城内出现不少以集市形成的街巷名，如草市街、牛桥街、车市街、炭市街等；还有不少以商号命名的街巷，如太平官巷、复兴玉巷、长胜街、复成元巷等。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内蒙古西部地区水陆交通枢纽、东西物产的集散中心，以及宁夏、甘肃、河套、外蒙古皮毛的囤积之地。临河、五原的粮食，后套的牲畜、药材等，都经过这里转销内地，变成西北地区的重要商埠之一。山西商人相继进入包头从事商贸活动后，包头的商业地位更趋重要。山西商人从这里采办各种日用百货，车载驼运到蒙古各地，换回羊毛、绒毛、驼毛及牲畜。1919年以前，运销杂货的总值每年可达白银30万两以上。晋商贸易成就包头的一句佳话是“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乾隆初年，两个山西祁县乔姓之家的穷汉到内蒙古萨拉齐厅老营村谋生，先当伙计，后开复盛公小铺，移居包头之后，生意越做越大，复盛公的牌子越来越有名气，后来又派生出复盛西、复盛全、复盛油房、复盛菜园……其经营项目种类多样，包头“有九行十六社之称。其中九行有皮毛行、货店行、杂货行、牲畜行、油粮行、陆陈行、蒙古行、银钱行和当行。十六社有做皮袄之活的威镇社；替人做针棉之活的成衣社；制作白皮的合义社；做皮靴之业的集义社；从事染色业的义仙社；做鞍韂之业的义合社；木工团体鲁班社；从事粉糖业的清水社；从事铜铁业的金炉社；从事饮食业的仙翁社；做白毡、毡帽鞋袜之业的旃檀社；从事山货小摊的恒山社；从事画工之业的绘仙社；理发社；制作点心干货的合义仙翁社以及宰杀牲畜的得胜社”[15]。清代中后期，山西商人在包头经营的票号生意迅速发展，成为国内资金雄厚的金融商。

归化城，是塞外蒙古地区屈指可数的商业重镇。王循诗《归化城》云：“穹庐易绝单于城，牧地犹称土默川。小部梨园同上国，千家闹市入丰年。”归化城俨然是塞外沿边商贸云集、百货流通、民族贸易兴旺发达的城市。当时山西人已占70%，大都以商业、手工业为生。他们行商的走向大多在西北部，向北可经库伦到恰克图及俄属各地；向西可到包头、宁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地。大多以驼队运货，运去绸布、茶烟、食糖等日用品，运回绒毛、皮货、牲畜等，还有新疆的白银、金砂、鹿茸、葡萄干等。乾隆朝以后，归化城商业发展较快，位居塞外诸城榜首。声名显赫的晋帮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等年贸易额分别达500万～1000万两白银；另外，一善堂、三合永、庆中长、天裕德、大庆昌、永德魁、元升永等商号的年贸易额也达10万～25万两白银。在归化城还有12家专营运输拉脚的驼行，每年可出租骆驼7000～7500峰。驼队外运的主要货物是布匹、茶叶、杂货，换回驼、马、牛、羊和皮毛制品。马匹运往内地南方各省，羊群运往北京、河南、山西。各省在归化城设有收购站，北京的几家收购站每年从归化城收购50万只羊，归化城本地购买和消费的羊达20万只，牛4万头[16]。归化城分别设4处税卡，其“南栅系杀虎口孔道；北栅通山后部落喀尔喀札萨克等处；东栅通察哈尔蒙古八旗；西栅通乌拉特、鄂尔多斯地方”[17]。来自草原的蒙古商队，通过各处税卡栅栏进入归化城与汉商贸易，而内地商民持布币往者，数以万计。甚至归化城的一些街巷以众多商号、地名、姓氏、寺庙命名，如晋帮大盛魁商号买卖兴隆，故称其所在的街道为得胜街。还有日盛茂街、隆世丰巷、银匠铺巷、柴火铺后巷、南牛肉铺巷、三盛栈巷、定襄巷、宁武巷、王家巷、史家巷、大范家巷、财神庙巷、龙王庙巷、南马神庙街、礼拜寺巷、三官庙街、城隍庙街等。

多伦诺尔，蒙古语，七个小湖泊的意思，位于锡林郭勒盟东南部，附近有肥沃的草原，是从内地进入蒙古草原的重要通道之一。康熙帝亲政噶尔丹取得胜利后，来到多伦诺尔会见喀尔喀蒙古三部和内蒙古四十八旗王公贵族，促使喀尔喀蒙古正式归附清朝。多伦诺尔会盟，密切了内外蒙古与清朝政府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康熙帝在多伦创建蒙古喇嘛教中心——汇宗寺，并请藏传佛教四大领袖之一的章嘉活佛住持多伦，管理整个蒙古地区宗教事务。雍正帝继承康熙帝的做法，在汇宗寺附近又修建善因寺”[18]1。此后，内外蒙古的王公贵族年年来这里聚会，因其随行的人员和牲畜不少，附近经商的山西人也聚集到这里，与蒙古人交换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于是，在寺庙周边陆续建立了许多房舍，渐渐发展成为街市。“民国初年来多伦的旅蒙商说多伦人口约九至十万人，据《口北三厅志》记载，乾隆二十三年多伦城东西宽二里，南北长四里，城市的规模在那时已经相当大”[19]155。“咸同年间，全城人口达20余万，商号4000余家，手工作坊工人有2万余人”[20]。在多伦山西会馆内现仍存清道光二年(1822年)重修会馆捐款的石碑，碑上列有捐款的山西商号1000多户。多伦的山西会馆是由经济实力雄厚的山西商人于乾隆十年(1745年)集资兴建的，在当时可谓规模十分宏大。有牌坊、山门、戏楼、钟楼、鼓楼及大殿、配殿、耳房、东西厢房、东西长廊等，雕梁画栋，颇为壮观。据说山西会馆在当时具有“祭神明、联桑梓、叙乡情”多种功能，类似于商公所、商会，会董是大商号，会长是大商号掌柜担任，商会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大商号的利益，中小商号必须顺从大商号。

山西商人把经棚、赤峰、乌丹、围场等附近旗县的农产品及加工成品由多伦转运到张家口售卖。粮食也占贸易大宗，“据说光绪十七年多伦有十一家粮店，每日都要从经棚一带进二百多车粮食”[19]156，输出之货以莜麦、小麦、杂豆、菜籽、麻籽、米面等居多。输入之货以棉布、烟酒、干果、铁器、蓝靛，以及茶糖、药材、瓷器、海味、胰皂等为大宗。成交额也很大，素有“斗金斗银”之说。东清铁路、京绥铁路修通后，多伦诺尔的商业地位受到严重影响，贸易额下降，商号减少到千余家。这些商家大都崛起于明清以来九边重镇的军需贸易中，发达于蒙汉贸易的巨额盈利中，终成国内首屈一指的金融票号商。

清代中后期，有些山西商人虽然在沿边城市和牧区集镇建立了固定店铺，但仍以“出拨子”、派帐篷、下草地、赶庙会、串蒙古包为形式，从事流动购销。他们经营的范围很广，即收购牲畜、皮毛、药材、蘑菇等牧区的特产，又供应棉布、绸缎、砖茶、生烟、白酒、红糖、火柴、针线等牧民生活必需品。有的还兼营运输、货栈、旅店、餐馆、手工作坊以至钱庄票号等，购销合一，多种经营。他们的经营方法，多是以物易物、赊销放账，春放秋收，息利兼得，所获甚丰。他们以包头、归化、张家口、多伦、经棚、海拉尔等沿边城镇为基地，沿着古驿站、古盐道开辟的纵贯大漠南北的多条商路，穿越大草原，北上可远涉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恰克图；西行可达乌鲁木齐等地。近者数百里，远者上千里，往返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以上，长期从事长途贩运。晋帮大盛魁曾炫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路上都有他们的骆驼队。据有关资料记载，晋帮商人每年从外蒙古贩运活羊上百万只，每年向外蒙古运销砖茶3万多箱，以及木碗、瓷器等大量日用商品，甚至每年冬季加工冷冻饺子，春节前运到外蒙古。装运时对不同商品分类包装，捆扎上驮，按驮分组，专人负责，运输数千里，沿途装卸上百次，坚持做到完整无损。

边疆贸易的活跃，商品流通量的日益增加与市场的扩大，加强了蒙古地区同内地的经济联系，也反映出山西商民贸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代之以蒙汉民族进行和平贸易的新局面。乾隆中期已逐渐发展形成了遍及大漠南北的各路旅蒙商帮，把商贸活动由沿边集镇扩展到了广阔的草原牧区。商路纵横，商旅如流，牛车驼队往来不断，每年有百万头牲畜，几十万张各类皮张，数十万斤绒毛和大批药材、蘑菇等土特产品，通过山西商人运销到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和京津等地。同时，江浙的丝绸、河北的土布、湖北的砖茶、山西的生烟、以及京津等地的糖酒和火柴等日用商品，又通过晋帮商人源源不断地供应到蒙古各地。解决了蒙古地区畜牧产品长期无人收购，生活用品无处购买，蒙古族群众长途跋涉到边塞进行互市交换的困难。也解决了内地农业需要的耕畜，工业需要的皮毛等原材料和城市居民肉食等的需求。

四

商业的沟通从某种意义来说，其实就是文化的交流。商人在商品贸易中，无论是以自然形态出现的物产、原料，还是赋予劳动价值和文化要素的人工产品，都会对交易的双方产生文化的影响。“自然产品，可以丰富和改善人们的生活，同时也造成了生活习俗的变迁；人工产品，更是直接传递了不同文明的文化信息，不但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会在更深层次的领域对人们的理念、情感产生重要的作用”[21]。清代以来，山西商人在塞外蒙古地区的文化交流，很多方面，甚至可以说主要的方面，是通过商品贸易来完成的。在塞外蒙古地区贸易中，晋商将商品的实用价值与文化价值紧密结合在一起，发挥了沟通不同文化的中间人作用，这种作用是其他商人无法取代的。

山西商人为了在塞外蒙古地区扎根，更好地发展贸易，首先必须克服在商品贸易中因语言不通而带来的麻烦与困难，他们很注意学习蒙古族语言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克服语言障碍，以加深和蒙古族群众的情感交流，力求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他们利用汉语注音的《蒙古语言》工具书，每日潜心练习，进入塞外蒙古地区一年以上的山西商人,都可讲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单词和日常生活用语。如蒙古语当中的文明语“你好”(赛奴)、“谢谢”(巴依日乐啦)、“再见”(巴依日台)、“您好”(塔塞音白奴)、“大家好”(塞音白叉嘎奴)、“非常感谢”(耶和塔拉日和吉百纳)、“太对不起您了”(坦得丹七鹅卜贵包乐老)；蒙古语中的祝愿语“过年好”(塞音西那乐卜)、“生日快乐”(托日森乌得日因)、“祝你健康”(坦得额如乐恩黑戈乎思也)；蒙古语基本句“春天来了”(哈卜日易日乐)、“河解冻了”(告乐戈是乐)、“雨停了”(包扰阿日乐啦)、“客人走了”(召其得牙卜啦)、“水开了”(无私包叉乐介)、“你叫什么名字”(齐很戈得戈呗)、“你们几个人”(塔娜日和杜乐呗)、“他是你的爸爸吗”(特日齐尼阿卜尤)、“她是你的妈妈吗”(特日齐尼额吉尤)、“您吃饭”(塔浩乐艺得日亦)、“我敬酒吧”(比哎日和别日牙)、“原来是这样”(乌楞伊么白齐)、“那样就算了”(提么包乐白起和)、“请从这边走”(额奴戈日牙巴日艾)；蒙古语当中简单词汇“狗”(恼亥)、“棚圈”(哈沙)、“吃”(依德)、“喝”(吾)、“传统娱乐聚会”(那达慕呼日勒)、“祭山活动”(欧伦奈日)、“早晨”(乌日乐)、“中午”(乌得)、“晚上”(袄瑞)、“去年”(脑得嫩)、“明年”(浩亦特吉乐)等。在山西商号里有的掌柜甚至精通蒙古文字、俄语、维语、藏语。

清代山西商民迁徙到塞外蒙古地区，在这里定居、生活。这些山西商民与蒙古地区人民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与蒙古民族生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了具有汉族特征的蒙古族多元并存文化。随着蒙古族人民与山西商民交流不断增多，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山西汉族商民的影响。例如，在日常生活中，蒙古族人民开始使用汉族生产工具进行农业生产，开始依照汉族房屋特征对塞外蒙古地区房屋进行调整。与此同时，蒙古地区民歌也发生明显转变，形成不同内容的民歌体系，节奏和内容都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曲调，不同的演唱风格，有漫瀚调、爬山调、山曲儿等，这是蒙汉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晶。塞外蒙古族群众能歌善舞，与山西商人长期相处，相互交融和渗透，自然会形成一种特有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现象。比如山曲儿，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唱词鲜明而生动，曲调通俗而优美，随感而发，脱口而出，现编现唱，男女老幼，相互对唱助兴。如《拉骆驼》(对唱)：

女：长脖颈颈骆驼细毛绳绳拉，也不知道亲亲你游活在个哪？

男：我好比十月的沙篷无根根草，哪那儿挂住哪那儿好。

女：长脖颈颈骆驼细毛绳绳拉，丢下亲亲你管你走呀？

男：走呀走呀哥哥我不想走，炕沿畔畔督擦在炕里头。

女：长脖颈颈骆驼细毛绳绳拉，今儿黑夜红火完明天再走哇！

男：叫一声妹妹你不要留，没老婆的哥哥我走下这条路。

女：长脖颈颈骆驼细毛绳绳拉，问一声亲亲哪是你的家？

男：墙头上跑马掉不过个头，拉骆驼的哥哥叫谁收留！

女：长脖颈颈骆驼细毛绳绳拉，这一回你走了多会儿再来呀？

男：我春期走了秋天回，拉骆驼的哥哥是游魂鬼[22]……

随着山西汉族商民与塞外蒙古地区人民交往不断加深，“察哈尔人民开始对汉语进行深入研究，开始将汉语融入察哈尔人民日常交流中，形成了以蒙古语和汉语为主体的语言交流体系，这种文化体系为当前蒙汉两族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本质上丰富了察哈尔人民的语言内容和精神文化。”[23]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清以前的海拉尔地区少数民族有着自己稳定的传统风俗,但在山西商人以及随山西商人北入大漠的农民、手工业者也把汉族农耕文化信息带进了草原。以蒙古族为例,牧区原是单一的游牧经济,蒙古民族的主要食品是“白食”(指奶制品)和“红食”(指肉制品)。随着旅蒙晋商的进入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蒙古人的饮食习俗也开始发生变化。蒙古人的饮食除了白食、红食以外，还引入了玉米、小麦、稻子等“黄食”,瓜果蔬菜等“绿食”和烟、酒、茶等“黑食”，蒙语中白酒和红茶分别称“hararih”“harchai”,而“har”蒙古语意为“黑色”，鄂伦春人的食物过去主要是野兽肉,其中最多的是狍子肉,同时也大量采集野菜和野果。[24]随着晋帮商人在塞外蒙古地区活动的扩大，他们和鄂伦春族人接触多起来，鄂伦春人的饮食和衣着逐渐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过去鄂伦春人主要用狍皮制作衣服，冬季的衣服用皮厚毛长的狍皮制作，夏季的衣服用皮薄毛短的狍皮制作。自晋帮商人进入鄂伦春地区，将粮食、茶叶、酒、布匹等传入鄂伦春族地区,鄂伦春人开始吃饺子、烧饼之类主食，并开始穿布衣服,而且样式基本同皮衣服一样。富裕人家也有穿绸缎衣服的，比如那些王公贵族喜欢穿美丽图案的绸缎。从目前保留下来的清代绸缎看，其图案的丰富和精美，既有典型的中原传统图饰，透露着浓郁的汉族神韵，又有蒙古族群众喜欢的图案，还有一些融汇了不同文化因素，具有蒙汉合璧的特点。山西商人也吸收了不少少数民族的习俗，把少数民族礼仪定成铺规，严格恪守。他们尊重蒙古族群众,对少数民族的衣服、饮食、婚葬、祭礼、禁忌等也无不研究到家。如蒙古族群众在牛日不出牛，马日不出马，羊日不出羊，红白事祭火七日，任何东西不出门，这些习俗必须熟悉，牢记在心。

山西商人们经过仔细观察蒙古族群众的饮食文化，发现蒙古族群众以肉食为主，于是他们便每年冬至以后,用白面和羊肉加工大量饺子，通过自然冷冻，运往蒙古包销售。山西商人们发现蒙古族群众喜欢用砖茶和牛奶一起煮成奶茶喝，他们便精心琢磨着自己开设了茶庄，而且安排人手专门加工“三九”砖茶。这种砖茶是具有古老传统的产品或手工业品，不仅成为蒙古族群众日常生活必需品，更主要的是凝聚着中原文化积淀，在这里既体现着复杂的工艺技术，又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晋帮商业贸易规模的扩大，塞外蒙古地区的用户们对茶叶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茶叶已成为塞外蒙古地区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蒙古地区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另外，茶叶除了对蒙古族群众饮食文化的直接影响外，还推进了蒙古族群众对中原茶具的使用，同时也“带来了包括修身、养性、礼俗、情操等更广义的茶文化的影响，包含在其中的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意蕴”[21]，更是为塞外蒙古族群众了解中原茶叶文明提供了感性的素材。茶叶成为塞外蒙古族群众及那些王公贵族们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改变了蒙古地区人们传统生活习惯，而且也丰富了蒙古族群众的物质生活。当然，清代晋商销到蒙古地区的商品除了茶叶外，还有布匹、绸缎、白酒、药材、陶器、蔗糖、木器、麦粉、瓷器、铁锅、烟叶、农具等。这些商品的产地,分布在内地不同省市地区,如茶叶多产于安徽、福建、湖北等地；蔗糖多产于两广、江浙地区；烟叶、布匹、陶器多产于山西、河南、江西等地；麦粉、白酒、金属日用品多产于河北、山西、陕西等地。[25]

山西商人经过长期观察，发现蒙古族群众喜欢用结实耐穿的斜纹布制衣,于是，山西商人们便开设了茶布店和绸缎庄，如“归化城的东升长茶布店、天顺泰绸缎庄、鼎盛新绸缎庄”[26]，大量购进这种结实耐穿的斜纹布料,以满足蒙古族群众的需要。山西商人们和塞外蒙古族群众日常生活交流中，还发现一些蒙古族群众和喇嘛经常使用专用的物品，诸如马毡、蒙靴、木碗、木桶和喝奶茶使用的器皿以及寺庙喇嘛的专用品,山西商人们便积极安排专人实行专门订货,同时选择技术精湛的工匠们特别订制、严格把关，从而保证了商品品种齐全、质量过硬。每当遇到修缮寺院庙宇时，山西商人一定不失时机地捐资捐物，与喇嘛相处得十分融洽。山西商人们为了达到以优质热忱的服务满足蒙古族群众需求的目的,他们还主动向蒙古族喇嘛学习，虚心向蒙古族喇嘛请教，精心研究蒙古人日常生活习惯。比如山西商人们发现“算账”对于蒙古族群众来说根本就不是强项，蒙古族群众不习惯于精打细算，这就给山西商人们留下大做文章的余地。山西商人们就把布料和绸缎裁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让蒙古族群众随意选购。黄紫绿三色绸缎卖给蒙古族群众，红黄紫三色卖给喇嘛，首饰耳环投妇女所好。运进熟稷子米、白酒、砖茶和食盐广受牧民欢迎。山西商人根据各地蒙古族群众习惯准备不同的花色品种，如绸缎，乌珠穆沁地区蒙古族群众喜欢紫色、黄色、蓝色，苏尼特地区蒙古族群众喜欢大红色、水红色，阿巴嘎地区的蒙古族群众喜欢紫红色、紫色；马鞍子，苏尼特地区蒙古族群众喜欢前后高、坐当小、光头的，阿巴嘎地区蒙古族群众喜欢元宝样；靴子，苏尼特地区蒙古族群众喜欢板头的，乌珠穆沁地区蒙古族群众喜欢大圆头的。山西商人们根据服务对象不同，准备不同的商品，如果与喇嘛有关系的，准备的商品有黄色红色绸缎、经卷、铜佛像、香等宗教用品，铜盘、铜壶、鼻烟壶、奶食等生活用品。为大商号准备的商品有玉翠烟嘴、玉佩、珊瑚、玛瑙、珍珠、妇女头饰、靴子、马鞍、兰古铜和墨绿色绸缎及其他较高档用品。对于小户蒙古族群众，准备的商品一般是茶叶、布、烟叶、白酒等。山西商人在塞外蒙古地区经商活动中,他们根据蒙古族群众用户的各种要求,灵活机动地组织货源,无论是绸缎还是葱蒜，必须严把质量关。

山西商人们长年累月地在塞外蒙古地区从事经商活动，他们在进一步了解到蒙古族的风俗习惯的同时,还要掌握一些为塞外蒙古地区人畜治疗常见疾病的本领，逐渐做到入乡随俗。例如有些山西商人发现蒙古人治病习惯用24味、36味、48味、72味这4种药包,于是，山西商人就将中药按此数目分包，然后药包上再用蒙、汉、藏三种文字注明药名和效用。他们利用业余时间不断地学习和掌握更多医疗针灸技术，在行商活动中对蒙古族群众的一般病症予以医治,以此不仅获取蒙古族群众的信任和好感，也把大量文化信息带给了蒙古族群众。他们“把中原地区的酿酒、榨油、制碱、制革、制毡、制衣、烧砖等手工业技术带给蒙古人民，这无疑促进了牧区经济的发展。在交易和生产中两族人民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互补关系，沟通了蒙汉人民之间、农牧之间、内地与边疆的交流与合作”[11]。他们还拿出相当精力协调与蒙古王爷、贝勒等上层社会人物的关系，目的是取得他们的信赖，以便在营销活动中得到支持。经过长期的、多方面的努力，山西商人终于开拓并巩固了他们在蒙古草原的商业活动，以至于在一般蒙古族群众心目中，可把山西商人看作和牧主台吉那样重要。由此可见，山西商人在塞外蒙古地区的影响力是很大的。[27]

晋帮商人为了适应常年在外从事草地生意的需要，他们对所属员工建立了严格的培训和管理制度。从学徒进店时抓起，年龄要求十二三岁，身体健康，能吃苦、会识字、懂礼貌，并由可靠店铺担保推荐。进店后，先由老员工传授业务知识，打算盘、练写字、记账簿、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开始，进而学习看牲畜的口齿、膘肥、皮毛的成色、各种商品的包装捆扎上驮等基本业务技术。学徒三年只供食宿，不发报酬。三年学徒期满始发给少数薪酬，并派往草地进行实地考察锻炼，学习骑马、赶车、熟悉商路，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各种礼节。为了密切与蒙古民族的交往，还要穿蒙古袍子、靴子，取蒙古名字。进店满十年以后，根据其业务熟练程度和对商号贡献大小，评定身股，成为商号的正式“伙友”，并按身股多少分配相应的职务，年终按比例分给红利。把员工的个人利益与商号的经营效益连在一起。同时，还规定所有在店员工(包括掌柜)一律不准携带家眷，不准兼营店外业务，不准在店接待亲戚朋友，不准给财东掌柜送礼，甚至规定未满十年不准回乡探亲。

山西商号无论大小均专跑一条路线，在本路线经营多年，路况相当熟悉，蒙古族群众的生活习俗更加熟悉，由于长期和蒙古族群众生活在一起，山西商人们非常注意尊重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如遇到蒙古族群众先用蒙古语问好，进蒙古包时在门口对包里的人先问好，同时，把马鞭放在蒙古包外面，走进蒙古包摘下帽子并放下，从左向右走，最好坐在左边，或跪在左边，千万不可蹲着，更不可坐在粪斗子上。当然，不能坐在神龛前面，晚上休息时，头都在中间，脚朝外，此称“碰头睡”。当出蒙古包时，全身退着出来，出来时再扭过脸走。[18]218

山西商人每次下草地前务必办好一件事，那就是准备些薄厚不同的礼品(茶、点心、白酒、瓷器、木器及其他物品)，对蒙古王爷或蒙古大买主总要送上一份厚礼，对一般蒙古族群众或小买主就备一份薄礼，当然礼品费用都加在商品成本里。尤其是打听到蒙古王公贵族或大买主准备过来，山西商号掌柜立刻骑上马亲自赶到城外十里外的地方迎接。其实他们这样做有两个用意：一来表示诚意，让大买主心情愉快，容易进入谈生意状态；二来怕被别的商号接走。当接到大买主后，掌柜自然是满面春风，忙前跑后，热情款待，烟、茶、点心、酒菜、饭按照顺序来，当然还要安排住宿，尽力表现得热情、大方、诚恳、有礼，既要注意礼节，讲究信用，又要不失时机地抓住大主顾赚了钱。

晋帮商人在塞外蒙古地区的产生与发展，是蒙汉民族互通有无的客观需要，也适应了内地与塞外不断扩大的物资交流。晋商针对蒙古地区经济单一、交通闭塞的特点，形成了不同于内地商业的经营方式和商路。清代山西商民在塞外蒙古地区从事茶叶贸易长达近三个世纪的历史岁月,逐渐成为塞外城镇蒙古族群众了解中原汉族文化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使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商业文化有了进一步的接触,晋商带来的中原文化对当地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五、结语

清代前期塞外蒙古地区民族复杂，山西商人在蒙古地区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关系到清王朝与北方民族间的政治关系，因此，清政府对于山西商民在塞外蒙古地区从事贸易活动非常重视。为了保障市场正常运行，清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组织贸易往来，对货源供应、商品运输、经营管理都采取了措施，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区域的边疆贸易特征。内蒙古土左旗档案馆所藏清代归化城副都统衙门办理政务过程中形成的满、蒙、汉三种文字书写的大量文书档案及蒙古国国家中央档案馆所藏有关清代山西商人在漠北活动真实情况的档案，对于我们了解清代山西商人赴塞外蒙古地区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细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系统性和连续性较强，内容丰富而详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然出于各种原因，这批旅蒙贸易档案较少为学者关注，其实相关研究内容在这里面还是有相当大的拓展空间。

清代以来，从杀虎口和张家口大量涌入塞外蒙古地区的山西商民，形成了当今内蒙古地区的多民族人口共存及社会经济、文化和谐发展的格局。人口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通过蒙汉民族间的人们密切联系和长期交往，多元并存文化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和互相影响，不同文化间的共同成分就会越来越多，最后逐渐形成了具有多民族文化特点的晋商文化。清代晋商在塞外蒙古地区茶马贸易的发展过程，既为晋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创造了条件，同时也通过万里茶道推动山西文化信息走向世界，做出了一定贡献。晋帮作为清代官方贸易主导下的，活跃于塞外蒙古地区各商业城镇贸易大军中的主力，其历史地位不容忽视。

清代晋商在塞外蒙古地区销售的商品，其加工技术和文化含量都非常高，都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这不仅仅是塞外蒙古族群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还凝聚着厚重的文化积淀，传递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瓷器的晶莹如玉、木器的精致美观、丝绸的飘逸华贵，既传递了中原汉族传统文化的气质神韵，又对蒙古地区草原游牧文化产生影响，深入到蒙古族群众精神世界的层面。这些商品对塞外蒙古族群众的生活习俗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塞外蒙古地区工艺界和艺术界注入了活力和灵感。这些商品走进塞外蒙古族群众的日常生活，融入他们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宗教文化及习俗文化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种现象充分说明，蒙汉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山西商人在塞外蒙古地区进行商业贸易的发展创造了积极的条件，更是充分说明清代山西商人拥有以文化推动贸易发展的才能，他们没有状元的“文凭”，却具有状元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