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丽 媛

(包头师范学院 文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30)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中国网络媒体迅猛发展，深刻影响着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多种媒体形态共同构成的传媒格局中，传统报刊、广播、电视面临着多重困境并呈现下滑态势，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新媒体格局逐步形成。当前，网络媒体已经进入技术、内容、平台、人才等迸发的新时期，然而，在纷繁复杂的网络空间，各种乱象层出不穷，虚假新闻、标题党、虚假广告、新闻炒作、“三俗”信息等一系列传播内容，严重影响了用户对网络媒体的期待，并对网络媒体的权威性、信誉度和责任感提出了质疑，网络媒体的公信力陷入危机。

一、“后真相”语境加剧了网络媒体公信力的危机

2016年，《牛津词典》将“post truth”(“后真相”)评选为“年度词汇”，用来表示“客观事实对舆论的形成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则会产生更大影响”的现状，《牛津词典》指出，“后真相”一词“在2016年度的使用率比上一年增长了2000%”，有媒体称“后真相时代”已然来临。[1]2017年11月，“fake news”(“假新闻”)一词被柯林斯词典(Collins Dictionary)评为2017年度词汇，这似乎进一步验证了“后真相”时代的到来。[2]“后真相”时代的基本特征：情绪在前，真相在后；认知在前，真相在后；成见在前，客观在后。[3]“后真相”一词与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紧密相关。[4]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社交媒体和新闻网站已经成为人们获取网络新闻的首要渠道。以社交媒体为例，其中充斥着大量的假新闻，后果严重非小题大做，2016年的美国大选就是实例，美国大选期间，社交媒体Facebook选择热点的方式是完全依赖后台的点击数据决定新闻的热度，就用户而言，不是每个人面对假新闻都会求证，一旦假新闻出现一定数量的分享，假新闻就会在众人的转载中挤进热点话题行列，小道消息真假难辨却能使编造者获经济利益的商业运营逻辑，更加助推了网络媒体假新闻的泛滥。[5]人们在网络媒体平台接触海量的信息，却越来越无法辨别信息的真假。

2017年，“后真相”一词也成为了中国新闻业界和学界热议的话题。“后真相”语境对网络媒体公信力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后真相”语境加剧了网络媒体公信力的危机状态。与“后真相”有关的讨论和成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后真相”概念追溯，有学者将“后真相”这个舶来词放到西方语境中进行回溯和阐释，对“后真相政治”、“后真相时代”等概念进行了还原，对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根源进行了归因；[6]二是探讨“后真相”背景下的各种新闻传播现象，比如“‘后真相’时代榆林产妇事件中网络舆论演变与监控”[7]、“后真相时代情感与理性作用于网络舆论的特征探析——以‘女大学生坠亡案’在微博上的传播为例”[8]；三是从新闻价值、专业主义等的学理角度深入思考，认为“后真相时代”带来新闻价值标准的一些变化，认为“后真相”时代，中国新闻业须谨慎应对，要重思并丰富新闻价值的内涵。[9]诸多学术期刊开设了“后真相”专题，对该现象进行不同视角的探讨，比如“新闻记者”在2018年第5期设置为“非虚构·后真相”专题。

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由于网络媒体在当今媒体格局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网络媒体开始掌握着社会舆论的主导权，而网络媒体公信力的下降，网络舆论易偏离理性轨道，也会给社会舆论造成混乱，在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产生严重后果。因此，“后真相”语境下网络媒体公信力的建构和提升再次引起学界和业界的关注和热议。

二、“后真相”语境下提升网络媒体公信力的必要性

2018年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网络舆情研究中心发布了《2017年中国网络媒体公信力调查报告》，从用户信任度、社会责任感、覆盖率、影响力、媒体满意度五个维度，对2017年中国网络媒体的公信力进行了调查和评估。报告显示，除了人民网、人民日报客户端、澎湃新闻等体制内媒体在信任度、覆盖率和影响力三个维度较为靠前外，大部分体制内主流媒体有很高的用户信任度但没有相匹配的覆盖率和影响力；而商业类媒体中，除了腾讯新闻、网易新闻、新浪新闻等少数综合类网媒平台之外，大部分的商业类媒体尽管有着相对较高的市场覆盖率，但信任度较低(比如今日头条、天天快报等)，突出表现为对争议性事件和话题的关注，还有低质量信息的重复性推送等。[10]网络媒体的发展和繁荣促进了中国传媒业的迅速崛起，中国成为受人瞩目的网络大国，然而，繁荣与危机并存，“后真相”语境下网络媒体的公信力处于危机现状，探讨“后真相”语境下网络媒体公信力的建构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方面，网络媒体公信力的研究有利于新时代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建设，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体公信力的现状对整个社会信任系统的影响不容忽视，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关注网络媒体对中国互联网领域有着现实意义。另一方面，有助于网络媒体形象的良性建构，推进中国网络媒体的管理制度和体制创新，网络媒体的公信力关系到媒介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相关研究不仅能够促进对网络媒体各种传播形态进行相应的监管和评估，同时能够促使网络媒体最大程度的履行社会责任和媒体使命。除此之外，提升网络媒体的公信力有利于规范网络媒体的新闻信息传播，构建良好的舆论生态。网络空间是一个复杂而开放的系统，研究网络媒体公信力的相关问题能够更好的发挥网络媒体反映舆情并引导舆论的作用，从而采取更为应对有效的策略，促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探讨网络媒体公信力与国际国内复杂的社会舆论格局、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博弈等内容，并与网民认知和判断心理、公众对网媒的信赖等要素相联系，进一步通过“后真相”的情绪传播反观社会，同时依托“后真相”语境下的舆论反转等现象深度剖析，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后真相”语境下提升网络媒体公信力的路径探索

“后真相”语境下，随着虚假新闻、网络谣言、“三俗”信息等的肆意传播，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网络空间对信息的认知和辨别力下降，尽管对真实新闻的期待值很高，却往往在信息流的冲击下迷失方向，因此，非理性的情绪传播超过事实性探知并感染更多的网民群体，网络媒体的公信力受到质疑，如何提升网络媒体的公信力，其对策路径仍需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求。

第一，政府机构要促成社会共识，健全法律法规，提升对网络媒体的科学管理水平。“后真相”时代的各种新闻失范现象以及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新问题，究其根源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在网络环境中的间接显现，尤其是现行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新现象新问题不断，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利益分配格局的不均衡导致社会共识的裂痕。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构成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中，由于收入差距扩大、腐败现象滋生、社会冲突频现等各种问题的出现，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共识达成和理性判断塑成，加上社会格局变动带来的民众利益诉求渠道的阻塞，使得个别地区甚至出现对抗性冲突。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努力改善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关系，从根本上需要继续加强反腐力度，减少低收入群体数量，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欠发达地区财政倾斜等应对策略。网络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社会“安全阀”和“减压阀”的角色，人们在互联网空间的情绪宣泄和主观臆断往往是源自社会土壤的外在环境压力使然，这也直接促成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渠道的畅通。政府相关部门要提升对网络媒体的科学管理水平，针对网络媒体的各种乱象和秩序失衡现状，予以健全的法律法规的调控治理，才能在客观上弥合社会共识的裂痕，使得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体系中的千万社会成员能够对风险社会中的各种现象有一个基本的社会共识。

第二，网络媒体要建构公共话语空间，加强自身内容建设，回归新闻专业主义。网络媒体不仅为公众提供了获取信息和沟通交流的平台，而且为公众的意见表达和情绪传播提供了广泛的对话空间和行为场域，这直接关系到网民的网络公民身份认同，也拓展了广大公民言论的通道，开辟了传播度更高的话语表达空间，网络媒体建构公共话语空间，改变了人类信息交流的形态和模式，也推动着新媒介赋权下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演进。建构网络媒体公共话语空间，还需从整体上加强网络媒体自身的内容建设，就目前来看，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新媒体格局颠覆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方式，借助市场力量的新兴媒体空间滋生了诸多乱象，比如“后真相”时代的虚假新闻变异更迭，假新闻除了指失实报道之外，更增添了情绪渲染性因素，即是指基于情绪渲染的失实报道。就目前来看，网络媒体的流量掠夺战仍在持续，尤其商业类网络媒体平台，为了以流量争得一席之地，不惜以牺牲内容来吸引用户眼球，“标题党”泛滥、“三俗”信息盛行、虚假新闻屡见不鲜，这直接影响了网络媒体的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因此，网络媒体加强自身内容建设应置于首位，腾讯马化腾在接受采访时说，“未来互联网流量和内容的比例将会从原来的八二，变成五五”，[11]不再惟“流量为王”作为衡量效益的指标，回归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这是网络媒体社会责任意识、社会信任度提升的先兆。

第三，网民自身要走出认知偏见，有序参政议政，整体提高网络媒介素养。在网络空间，网民要在网上获取大量的信息以满足个人的需求，然而根植于外在生存环境的固有认知对网民的网络信息接触和话语表达有直接影响，人们更倾向于去搜索和点击与自己认知和态度相一致的信息内容，于是，社会认知往往在网络空间进一步强化，加上网络热点事件的高关注度和情绪性传播，使得不明真相的网民更容易进一步加剧原有认知偏见，认知先于真相、情绪先于真相的信息传播特征显现于网络空间，“后真相”语境下，网络公共空间原本需要调控的失序状态仍未得到好转，有时甚至更加严重，网民参与政治的渠道畅通了，但真正理性可采纳的建设性建议很容易埋没甚至产生负向影响。网民的媒介素养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然而在“后真相”语境下，网民的媒介素养的提升又具有紧迫性。在新媒介环境下，微博、微信、客户端，还有抖音、快手等各种新兴媒介平台不断涌现和更新，这对网民筛选、认知、理解信息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如何获取、理解和判断各种混杂的信息，如何适应新的媒介环境和社交关系的变化，要求网民在掌握新媒介技术的能力基础之上，拥有更强的信息处理能力和道德素养，并运用批判性思维树立正确的信息观，从而实现个人有序、理性的信息传播和与社会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