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珊珊，罗良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武汉 430074)

内容提要：立足于中介效应视角，本文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三个方面探讨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机制，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运用2008-2015年中国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考察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竞争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影响会随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以及环境分权变化而发生根本性转变。换言之，在不同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水平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净效应分别呈现V型、倒V型、倒V型门槛特征；邻近地区间环境规制与区域碳生产率均存在局部聚集的空间特征，表现为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为实现2030年减排承诺的目标，除选择适宜的环境规制方式、力度以外，还需要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及区域协调等多个方面，优化环境规制的区域碳生产率效应的实施效果。

2015-2016年期间，中国碳生产率呈现新的变化趋势，即自1998年以来首次能源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脱钩。但根据《全球碳预算报告》预测，2017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将逆势反弹3.5%，这一反弹与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消费增长密切相关，反映了高碳“锁定效应”背景下经济增长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为实现中国在《巴黎协定》中承诺2030年单位GDP碳强度下降60%-65%的目标，考虑到环境的双重负外部性，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推动低碳经济转型远远不够，需要来自环境规制的激励与约束。本文通过考察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影响的中介效应，试图改善现有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为寻求摆脱高碳排放的路径依赖，更好地服务于低碳经济转型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关于环境规制影响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集中于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或者主要考虑环境规制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然而，在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改善的两难困境中，单纯从某一方面探讨环境规制的影响无助于困境的根本解决。

环境规制与低碳经济关系的国内外文献主要包括“绿色悖论效应”、“倒逼效应”以及动态关系等三种观点。其中，“绿色悖论效应”的观点最早由Sinn(2008)提出，指明环境规制促进碳排放水平增长的可能性路径，包括环境规制设计失效、高碳能源供给的短期反弹以及时间滞后等路径。随后一些文献立足于高碳能源供给反弹机制的路径支持“绿色悖论效应”观点(Gerlagh, 2010; Michielsen, 2014)，并按碳排放增长的时效区分为“强绿色悖论效应”与“弱绿色悖论效应”两种(Van der Werf and Di Maria，2012)；支持“倒逼效应”的观点认为高额碳税不仅能降低长期碳排放总量，预期的改变还能减少短期碳排放(Hoel，2010)，表现为当清洁能源成本相对于化石能源更低时，环境规制会倒逼高能耗、高排放企业运用成本更低廉的清洁能源(Van der Ploeg and Withagen，2012)。早期国内的文献认为环境规制与低碳经济之间无明显关系(何小钢等，2011；张先锋等，2014)，近年来文献大多支持两者关系动态变化的观点，对环境规制的碳减排路径及效应关注较多，认为环境规制与低碳经济之间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而这一拐点的跨越与环境规制水平(张华，2014)、产业结构(徐盈之等，2015)以及技术创新(李巍等，2017)密切相关。

进一步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碳生产率的文献发现，研究主要集中在碳生产率测度方法的构建及其影响因素方面。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碳生产率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梳理，将相关研究分为两类。一是以指数分解技术为基础的碳生产率因素分解研究。相关文献研究因指数分解技术的差异而存在分解因素的差别，如何建坤、苏明山(2009)将碳生产率增长分解为经济结构、能源技术效率和能源结构变动因素，Meng and Niu(2012)则运用LMDI因素分解技术将碳生产率分解为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因素。二是探讨碳生产率与特定因素相关关系的研究。包含碳生产率与某些特定因素相关关系的研究，如分别针对碳生产率与碳排放总量(谌伟等，2010)、人均GDP(张成等，2013)、能源效率(吴晓华、李磊，2014)之间动态关系的研究，而结合环境规制因素进行考察的文献结论存在较大差异，分别得出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效应(刘传江等，2015)，环境规制会促进碳生产率增长(李小平等，2016)。

然而，对于环境规制促进碳生产率变动的诱导机制以及研究结论差异的内在原因，鲜有文献涉及。此外，若在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中忽略空间特征，则会忽略各区域碳生产率的空间集聚、溢出特征等重要影响因素，解决这一问题还需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本文有如下研究贡献：第一，从理论上探讨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等中介变量的诱导机制，并在两者相关关系的基础上，运用非线性门槛面板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影响的门槛特征；第二，结合地方政府竞争背景，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中纳入环境规制、区域碳生产率的空间交互项，进一步考察门槛特征下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二、环境规制影响区域碳生产率的中介效应机制

(一)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本部分在Acemoglu (2012)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拓展，将环境规制内生化，构建污染品生产者通过低碳、非低碳技术产品相对生产规模改变以及区域碳生产率变化的理论模型。主要思路为，假定中间产品区分为低碳技术中间产品和非低碳技术中间产品两种，其中低碳技术中间产品生产促进产量的增加而不产生碳排放，而非低碳技术中间产品生产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同比例增加碳排放，则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会改变非低碳技术中间产品与低碳技术中间产品的相对利润，进而通过中间产品相对生产规模变化影响区域碳生产率变动。

1.假设

(1)假设国家有三个生产部门，分别为中间产品物资资本供应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劳动、资本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其中，最终产品市场、中间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而中间产品物质资本供应商提供与技术创新融合的机器设备，具有市场垄断势力。

(2)假设整个生产过程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生产中间产品，其生产非低碳技术设备，也可引进低碳技术设备，其中，引进低碳技术设备进行生产的中间产品，用Xc表示，其生产过程不产生碳排放；另一种为运用非低碳技术设备生产的中间产品，用Xp表示，其生产过程产生与产量同比例的碳排放，并将中间产品生产函数形式设定为Cobb-Douglas函数以及资本增加型技术进步。第二阶段运用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生产函数形式设定类似。

最终产品生产函数：

(1)

中间产品生产函数：

(2)

式(1)、(2)中，t为时间，i为生产者数量，σ为两种中间产品的替代弹性，σ>1，α为资本产出份额，0<α<1，Y为最终产品的产出，将劳动力总投入量标准化为1，则Lct+Lpt≤1，A为技术进步，K为中间产品物质资本投入。

(3)根据Acemoglu(2012)的模型设立中间产品的技术创新函数，生产者最初选择非低碳技术创新模式，而未考虑环境规制的压力实施低碳技术自主研发创新。

中间产品技术创新函数：

Ajt=(1+γηjSjt)Aj,t-1,j=c,p

(3)

初始状态下两种技术创新模式关系为：

(4)

式(3)、(4)中，γ为技术存量增加率，η为技术创新成功的概率，S为技术创新活动参与的技术人员数，r为中间产品的物质资本的投入成本，类似地，将技术人员总数标准为1，则Sct+Spt≤1。

(4)假设中间产品Xp的生产会产生环境负外部性，在产权界定明晰的前提下，中间产品Xp的生产需要支付碳排放的机会成本τ，对应现实中的环境规制成本。

2.模型构建

在上述假设基础上，求解非低碳技术与低碳技术中间产品生产商、物质资本供应商利润最大化条件，非低碳技术产品生产者减排通过引进低碳技术设备进行生产。若对非低碳技术产品以从价税τ方式征收环境税，同时对低碳技术产品的低碳技术设备成本以补贴率q进行补贴。其中，非低碳技术中间产品生产者利润πpt的最大化条如下：

(5)

分别求对πpt求关于Kpt、Lpt的最优化得到：

(6)

(7)

求解非低碳技术中间产品物质资本供应商的利润最大化条件为：

maxπmt=mtKpt-α2rpKpt

(8)

将式(6)代入式(8)，并对πmt求关于非低碳技术中间产品价格mt的最优化条件：

mt=αrp

总之，田子坊内挪移了国外多国和国内多地的民俗文化。这里以本地，包括吴越文化圈内的各种民俗(如油纸伞或丝绸，或旧时的化妆品)为底色，增添了一些突兀的外地如苗族和藏族文化元素，以及全国各地已经旅游商品化了的特色小吃。而符合当下中国人心理，能够代表时尚前沿和奇风异俗的外国民俗，也充斥其中。这种文化往往充当一种对异文化的体验而被接受。如前述各国特色风味餐厅和小饰品或玩偶，对于国人，尤其是当下已经广泛接触西方文化而具有开放包容心态的年轻人来说，会在产生新鲜感和好奇心之后进行消费。

(9)

将上述式(7)、式(8)、式(10)代入非低碳技术设备供应商利润πmt：

(10)

而低碳技术中间产品生产者利润πct的最大化条件为：

(11)

与πmt的推导过程类似，得出低碳技术设备供应商利润πnt：

(12)

接下来，将低碳技术和非低碳技术供应商利润πnt/πmt进行对比，得出环境规制水平、低碳与非低碳技术物质资本相对成本、中间产品相对价格、相对技术创新、劳动力相对投入等因素的影响，如下：

πnt/πmt=[(1-τt)(1-qt)]-1/(1-α)(rc/rp)-α/(1-α)(pct/ppt)1/(1-α)(Act/Apt)α/(1-α)(Lct/Lpt)

(13)

由式(13)可知，相对技术创新、低碳与非低碳技术中间产品投入比、环境规制水平是影响低碳技术和非低碳技术供应商利润、相对生产规模及区域碳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选择低碳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作为中介变量，并分别考察其中介效应机制。

(二)中介效应

1.低碳技术创新

当低碳技术存量较低时，非低碳技术物质资本供应商利润大于低碳技术物质资本供应商利润，中间产品为非低碳技术中间产品；当低碳技术存量累积到某一阶段时，低碳技术物质资本供应商利润与非低碳技术物质资本供应商利润相等时，低碳技术中间产品和非低碳技术中间产品并存；当低碳技术存量累积到某一门槛值时，低碳技术中间产品生产规模相对扩大。由此可预期，较低的低碳技术存量难以促进低碳技术中间产品生产，此时环境规制约束下低碳技术创新投入对区域碳生产率的贡献不明显，主要表现为环境规制的“成本遵循效应”(Jaffe and Stavins, 1995)，只有当低碳技术突破某一门槛值，环境规制约束才能发挥低碳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可能部分削弱或完全抵消“成本遵循效应”，表现为环境规制的“波特效应”(Porter and Van der Linde，1995)。

适度的环境规制成本能倒逼污染密集型企业的低碳化转型(Porter and Van der Linde，1995)，或促使企业迁至环境规制较为宽松的地区。对污染密集型企业依赖程度较低的地区，内化的环境规制成本较低，无法扭转低碳技术与非低碳技术中间产品的相对利润及生产规模，进而对区域碳生产率变动的影响不显著；对污染密集型企业依赖程度较高的地区，内化的环境规制成本较高，会明显改变低碳技术与非低碳技术中间产品相对利润及生产规模，有利于强化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正面效应；对于少数过度依赖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地区，产业低碳化转型也可能导致该地区经济增速大幅放缓，为满足地方经济、就业的发展需求，地方政府可能运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部分抵消“环境遵循成本”压力，导致环境规制的区域碳生产率效应弱化。因此，环境规制的区域碳生产率效应会随产业结构调整而动态变化。

3.环境分权

环境分权本质上通过中央与地方之间环境相关财权、事权分配，促进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努力程度的激励与约束。环境集权下由中央统一供给环境公共物品，能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搭便车”行为，并实现环境公共物品生产的规模经济(Gray and Shadbegian，2004)，当环境集权水平持续下降，较高的环境分权水平会适度弱化中央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努力程度的约束，但所给予的地方政府环境管理方式的自由，有利于地方政府通盘考虑本地区经济基础、环境质量，灵活选择相对高效的碳减排治理方案(Magnani，2000；Millimet，2003)，此时环境分权水平适度提高可能会强化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努力程度的激励；过高的环境分权则意味着地方政府环境管理自主权与管控能力，容易形成地方环境管理部门与污染企业之间的合谋，导致为隐瞒真实的污染排放而篡改数据的行为(聂辉华等，2007；梁平汉等，2014)，对于短期危害小且空间外溢性强的碳排放而言，更容易导致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努力程度的软化。因此，环境规制的区域碳生产率效应与环境分权水平密切相关。

三、面板模型、变量与数据来源

(一)门槛面板模型

门槛效应是指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促进并不是自动进行的，其正面促进作用需要突破一个或几个关键因素，否则环境规制效应难以得到发挥。根据第三部分推导，本文选取的关键因素为低碳技术存量、产业结构、环境分权，作为内生的门槛变量，运用Hansen(1999)提出的门槛面板模型考察环境规制驱动区域碳生产率提升的过程中是否存在门槛效应。考虑到环境治理投资从投入到效果显现存在一定的时滞，本文选用环境规制变量的滞后一期进行考察，构建模型如下：

lnCPit=α0+α1lnERi,t-1·I(M≤β1)+α2lnERi,t-1·I(β1βn)+Xit·γ+εit

(14)

式(14)中，β1、β2…βn为变量M的门槛值，变量M包括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以及环境分权，I(·)为示性函数，ER为环境规制，CP为碳生产率，X为控制变量的集合，ε为随机干扰项，其余为相应变量的参数。其中，对于式(14)中控制变量X的选择，根据kaya恒等式(15)及结构、技术创新等式(16)：

Cit=Yit×Sit×Tit

(15)

Sit=S(KSit,ISit)且Tit=T(ERit,PATit,HRit)

(16)

⟹CPit=Yit/Cit=1/[S(KSit,ISit)×T(ERit,PATit,HRit)]

(17)

式(15)-(17)中，Y为产出，S为结构变量，包括要素禀赋结构KS、产业结构IS，T为技术水平，由环境治理投资ER、技术创新PAT、人力资本HR，此外还与对外开放程度FDIS与TRS有关，上述变量为区域碳生产率影响模型控制变量X的集合。

(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结合中国式分权下地方政府竞争的背景，各地区环境规制可能存在相互模仿或策略性行为，或各地区碳生产率可能表现出空间聚集特征，实证研究中若忽略核心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则会导致估计结果的严重偏误。为验证环境规制、碳生产率的空间相关性，本文考察2008-2015年期间环境规制、碳生产率的moran’ I指数及其显著性水平，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碳生产率的moran’ I指数分别为0.315、0.422，均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实证模型中需纳入两者的空间交互特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能同时纳入因变量与自变量的空间交互项，因此本文选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模型如下所示：

(18)

式(18)中，空间权重矩阵wij分别为地理邻接权重矩阵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其中地理邻接权重矩阵相邻为1，不相邻为0，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为区域之间质心距离平方的倒数表示。

(三)变量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变化对环境规制实施的影响，如2007年底我国首次将单位GDP能耗降低的约束性目标纳入地方官员考核体系，占考核总分的40%左右(齐晔，2013)，为推动碳强度目标下降的承诺，于2014年进一步将单位GDP碳排放指标纳入地方官员考核体系。因此，本文以2008-2015年中国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为样本，能更为准确地反映门槛变量对环境规制效应的影响方向与影响程度。各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数据描述性统计

注：由Stata 14.0软件整理得到，保留三位小数。

表2 门槛效应估计与检验结果

注：各统计值为bootstrap法反复抽样1000次所得；***、**、*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四、模型估计与结论分析

(一)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运用Stata 14.0 软件进行分析，首先根据bootstrap方法的F统计值和P值确定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的门槛数量，然后运用门槛面板模型估计其门槛值，以及该门槛值下环境规制变量的显著性水平。表2中技术创新的单一门槛均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门槛值为1.749，而双重门槛、三重门槛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产业结构的单一门槛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门槛值为3.723，而双重门槛、三重门槛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环境分权的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均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门槛值分别为-0.176、0.482，而三重门槛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一结论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中介效应的理论分析一致。

以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以及环境分权的单一门槛值为界，根据门槛变量均值对样本进行分组：低技术创新水平区域[-0.194, 2.414]，高技术创新水平区域(2.414, 3.210]；低产业结构偏向区域[3.498, 3.592]，高产业结构偏向区域(3.592, 4.339]；低度环境分权水平区域[-0.630, -0.196]，中度环境分权水平区域(-0.196, 0.482]，高环境分权水平区域(0.482, 0.744]。不同的样本分组具体对应的省市区如表3所示。

表3 按门槛变量门槛值的样本分组结果

(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以及环境分权水平，对样本进行分组，分别考察不同区域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其中按环境分权门槛分类的三组样本，高度环境分权水平组仅山西省，对此，本文将高度与中度环境分权水平组合并为中高度环境分权水平组，如表4、表5所示。对比基于地理邻接权重与地理距离权重的估计结果，不同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以及环境分权水平的区域，核心变量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仅在估计系数大小及显著性方面存在差异，保证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对于表4、表5的模型AI、AII估计结果而言，技术创新水平的差异会明显影响环境规制的碳生产率效应，呈现“V型”的单一门槛特征，具体来看，在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区域，即每万人拥有的专利授权数小于e2.414(约11项)时，环境规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19、-0.024，对应5%、1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环境规制强化会抑制区域碳生产率增长，此时环境规制成本无法刺激企业创新或引进节能减排技术，反而因挤占企业生产成本而导致技术创新投入以及能源利用效率的降低；在技术创新水平较高的区域，即每万人拥有的专利授权数大于e2.414(约11项)时，环境规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但不显著，说明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净效应不明显，这是由于随着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环境规制的“波特效应”开始凸显，逐步抵消环境规制“成本遵循效应”的负面影响，前文所述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机制得以印证。从分组对应的区域来看，高技术创新水平区域仅占样本总量的1/5，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6个地区，技术创新的整体水平较低，限制了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波特效应”的正面激励，存在较大的提升潜力。

对于表4、表5的模型BI、BII的估计结果而言，产业结构对环境规制碳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是显著的，呈现为“倒V型”的单一门槛特征，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偏向较低的区域，即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小于36.31%时，环境规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28、0.024，均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环境规制强化有利于区域碳生产率增长，原因可能在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反映出该区域对高能耗产业的依赖程度较高，环境规制内化的高成本会促使高能耗产业的低碳转型，或向环境规制较为宽松地区的迁移，进而改善该区域碳生产率；在产业结构偏向较高的区域，即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大于36.31%时，环境规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负值，但不显著，此时该地区对高能耗产业的依赖程度较低，环境规制成本内化对产业结构低碳化转型的动力很有限。从分组对应的区域来看，低产业结构偏向区域占样本总量的1/5，包括河北、安徽、江西、河南、陕西、青海等6个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中介效应存在一定程度的贡献。

表4 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估计结果(地理邻接权重矩阵)

注：***、**、*、o分别代表1%、5%、10%及15%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对应的p值。

对于表4、表5的模型CI、CII的估计结果而言，随着环境分权水平的提高，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的净效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呈现出“倒V型”的门槛特征，具体来看，在低度环境分权水平的区域，即环境分权水平低于e-0.196(0.822)时，环境规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分别达到5%、10%的显著性水平，表明环境规制强化有利于提升碳生产率，这是由于适度的环境分权给予地方政府立足于本地实际情况灵活选择环境规制方式的权利，形成地方政府竞争背景下区域间环境规制的“逐顶竞争”，该区域仅占样本总量的2/5，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在中高度环境分权水平区域，即环境分权水平高于e-0.196(0.822)时，环境规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此时环境规制的碳生产效应的根本转变，是由于过高的环境分权会明显削弱中央对地方环境治理的约束，进而导致地方政府与高能耗企业合谋下环境规制的软化。因此，适度的环境规制水平有助于环境规制碳生产率的正面效应。

从表4、表5的控制变量来看，技术创新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表明本土技术创新能明显改善能源利用效率，进而促进碳生产率提升；人力资本变量的估计系数除模型BI外，其余模型均为正，说明对成熟技术的吸收、运用或扩散的能力也是制约能源利用效率改进的关键；产业结构变量的估计系数仅在表4的模型AII、表5的模型BII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其余模型均不显著，这一估计结果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有关，2008年后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转向淘汰高能耗、高排放的落后生产能力，因此环境规制约束下产业结构调整是促进碳生产率提升的驱动因素，正如模型BI中环境规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即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主要通过其中介效应机制得以体现；表4、表5中要素禀赋结构、对外开放变量的估计结果差异较大，结论不稳健。关于空间滞后项，除表4的AII模型、表5的BI模型外，其余模型碳生产率的空间滞后项均显著为正，表明地理邻近地区的碳生产率具有较强的局部聚集空间特征，此外，环境规制空间滞后项估计系数在表3、表4的AII、CII模型中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高技术创新、中高环境分权水平区域，邻近地区环境规制强化表现出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即邻近地区碳生产率与环境规制均存在空间极化现象。

表5 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估计结果(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注：同表4。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运用2008-2015年面板数据，以及非线性门槛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结合地方政府竞争背景，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及环境分权三个方面考察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中介效应，研究显示，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及环境分权的变化，会促使环境规制的碳生产率净效应发生根本转变。具体包括：第一，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出“V型”的单一门槛特征，即每万人拥有的专利授权数大于11项时，环境规制的“波特效应”能抵消“成本遵循效应”的负面影响，由于该区域仅占样本总量的1/5，存在进一步提升的潜力；第二，随着产业结构的绿色化调整，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的影响表现为“倒V型”的单一门槛特征，即产业结构偏向度低于36.31%时，环境规制内化的高成本倒逼企业从事生产末端环境治理活动，或实施生产过程的清洁技术改造，该区域占样本总量的1/5，可适度强化该区域环境规制力度；第三，随着环境分权水平的提高，环境规制的碳生产率效应呈现为“倒V型”的门槛特征，即环境分权水平低于0.822，更有助于促进环境规制的实施力度及其正面激励效应；第四，地理邻近地区环境规制、碳生产率存在局部聚集的空间特征，表现出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

(二)政策启示

地方政府竞争背景下环境规制的区域碳生产率净效应存在不确定性，我国应结合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以及环境规制区域协调等多方面力促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正面效应，具体如下：

1.地方政府构建、落实创新孵化平台，拓宽风险资本来源以改善单一的投资结构，为企业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提供充裕的风险资本支持，避免形成政府财力主导下孵化平台的行政化、非理性的现象。除技术创新支持外，还需要结合产学研平台联合培养相关专业的技术服务型人才，推动已有节能减排技术的扩散，促进技术创新到企业产品创新的转化，以更好地发挥技术创新或以技术创新为中介的环境规制碳生产率效应。

2.产业结构绿色化调整的中介效应影响有限，由于大部分地区已完成高能耗、高排放等产能过剩企业的转型，以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限制了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需要特别关注少数地区如河北、安徽、江西、河南、陕西、青海等地产业结构绿色化调整。

3.适度压缩地方政府环保事权、财权的自由裁量空间，规避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导致的环境规制非完全执行，引导区域之间环境规制的逐顶竞争行为，或联合各地区共同减排，统一供给区域内环境公共物品的规模经济，以规模化生产降低环境公共物品的供给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