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宏伟，杨义东

(四川大学 商学院，成都 610065)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尝试从企业税负与业绩之间的动态运动关系来揭示企业税负痛感产生的内在动因。研究表明，在税制结构、税收转嫁困境和稳定性经营三因素作用下企业税负相对于业绩呈现出粘性特征，即相对于业绩上升所带来的税负增加大于业绩下降所引起的税负减少。税负粘性是税负痛感产生的内在动因，为解释企业税负痛感提供了理论支撑。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地位、产权性质、避税行为和成长性等因素会影响企业税负粘性程度，具体表现为市场地位越高、国有企业、避税程度越小和具有成长性的企业具有更强的税负粘性，从而在业绩下降时承受更大的税负痛感。研究结论有利于企业理性对待当前的税负状态，也为税制改革提供参考。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16)对分布在各行各业的近2000家企业经营者开展的问卷调查表明，税负过重是企业发展面临的最主要困难。由于税金及附加的小幅波动(图1)，企业税负波动幅度远小于业绩的波动幅度。税负相对于业绩的这种变动逻辑显然会影响企业的税负感觉，尤其当业绩下降时并未带来相同幅度的税负减少从而凸显企业的税负痛感。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尝试从企业税负与业绩之间的动态运动关系来揭示企业税负痛感产生的内在动因。首先，从税制结构、税收转嫁困境和稳定性经营动机三个因素论证企业税负粘性的存在性，即相对于业绩上升所带来的税负上升额来说，业绩下降所引起的税负下降额更少，这一运动逻辑正是企业税负痛感的重要来源。其次，通过对A股制造业842家上市公司2007-201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税负粘性。最后，进一步分析市场地位、产权性质、避税行为和企业成长性四个因素对企业税负粘性的影响，揭示了企业特征、财务行为如何通过影响企业税负粘性程度导致企业具有不同的税负感觉，深层次地揭示企业税负痛感的来龙去脉。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财务行为粘性特征

粘性特征是企业财务行为的重要表现(刘骏和刘峰，2014)，参与收入分享的要素在企业复杂的经营环境下大多表现出粘性特征。政府主体以税收的方式参与企业的收入分享是否也存在税负粘性？刘行(2012)通过观察实际税率与名义税率之间的波动关系发现了税率粘性现象。丛屹和周怡君(2017)运用企业利润税负(企业实际缴纳的税费/企业的税前利润)指标验证了税收相对于企业ROA存在刚性特征，为研究粘性特征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其并未进一步研究更深层次的税收运动逻辑。秦皓楠等(2018)基于会计-税收差异通过数理模型验证了所得税负相对于利润存在粘性特征。程宏伟和吴晓娟(2018)运用1999-2016年制造业上市公司年度数据验证了企业税负变动相对于营业收入变动存在粘性特征，并进一步通过税制结构和产权性质两个方面探讨了其对税负粘性的影响程度。由于政府通过税收分享企业收入，税负痛感体现所有者悉心经营企业以获取盈余过程中对政府税收的一种感受，业绩指标与税负之间的变动关系能更为直观表达出这种痛感体验，研究税负相对于业绩的变动逻辑是对前人成果的合理补充。现有文献的研究迹象表明政府主体在参与收入分享过程中存在税负粘性特征，即税负的变动幅度在业绩上升和下降时表现为非对称的运动逻辑，而业绩下降时引起更少的税负减少正是企业深感税负痛感的内在动因。基于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讨税负粘性产生的动因，并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验证税负粘性的存在。

图1 营业利润、税收、所得税费用和税金及附加趋势图

注：(1)使用A股制造业2011家企业财务数据。(2) 税收计算口径为所得税费用与税金及附加总和。(3)营业利润占比：营业利润占收入的比例。税收占比、所得税占比和税金及附加占比计算同营业利润占比。(4)2016年税金及附加占比有明显上升主要是因为按照财政部颁发的《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文要求，从2016年5月1日起，原“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更改为“税金及附加”科目，并将原计入“管理费用”科目的“四小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和印花税)调整计入“税金及附加”科目。(5)数据来源：CSMAR数据库。

表1 2012-2016年中国税收收入结构

注：(1)间接税包含的税种至今未达成一致分法，马海涛(2016)曾经对众多划分的方法做了系统总结，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高培勇(2015)的观点，将间接税和直接税划分如下：间接税包括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营业税(2016年6月前)、进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关税、车辆购置税；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其他税种虽然多少具有间接税特征，但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并未分入间接税和直接税中。(2)数据来源：财政部官网。其中2014年车辆购置税数据缺失，作者通过2015年增长率数据倒推得来。

(二)税负粘性产生机理与企业税负痛感

1.税制结构与税负粘性

1994年分税制改革确定了我国“双主体”的税制结构，但实际仍保持间接税为主体。表1的数据表明尽管间接税近几年占比有所下降，但基本保持在6成以上，仍然是税收的主要来源。高培勇(2015)认为中国的税制结构严重失衡， 90%以上税收来源于企业和70%左右的间接税比重成为企业税负痛感的主要来源。庞凤喜和张念明(2017)也提出税制体系的构建偏重于税收的收入功能，间接税成为税收分配的重心使企业承担了大部分的税收最终导致企业税负过重。间接税是通过价格通道实现(高培勇，2015)，造成企业税负的波动幅度主要受控于企业的经营规模和原料或商品价格，加之税收体系外生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并非会因企业业绩变动而发生结构性调整。因此当预期业绩不佳时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大幅调减经营规模来缓解间接税负带来的痛感，显然这样的经营决策现实中并不多见，大多数情况是当企业业绩下降时企业规模不会迅速做出反应从而迫使企业仍承担相对稳定的间接税税收，表现出企业税负相对于业绩产生非对称变动的粘性运动特征，税负痛感也由此产生。税制结构为微观企业税负粘性行为产生提供了外在制度条件。

2.税收转嫁困境与税负粘性

解释企业税负痛感的另一研究路线是测度企业总体税负水平，但学术争议在于是否应将具有转嫁功能的间接税纳入企业税负统计范围。一些学者认为，仅考虑所得税的企业税负测度方法会增加估计误差(Plesko，2003)，不能充分有效地反映企业的实际税负(冯延超，2012)；另外作为纳税人的企业要对间接税先行资金垫付，资金的时间价值和机会成本形成了企业短期性的负担(朱青，2017)。Wilkie(1988)认为应当使用综合考虑企业承担的所有税收的有效税率(ETR)来评价企业税负水平。刘骏和刘峰(2014)考察了国企与非国企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税负差异，发现企业税负差异主要来源于增值税并指出税负测度只考虑所得税欠妥。考虑到中国间接税主体税制结构与间接税抵扣链条不完善的实情(钱金保和常汝用，2018)，更多的国内学者支持将间接税等企业涉税种类全部纳入税负测度公式中。虽然间接税具有转嫁功能，但能否转嫁、转嫁多少主要取决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相对地位、商品的性质、供求弹性、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马国强，2015)。中国目前的市场需求现状呈现出个性化、多元化、高端化的需求特征(郭月梅等，2015)，形成了供给价格弹性小而需求价格弹性大的供需状态，造成企业间接税收转嫁困难。尤其在经济不景气企业业绩下降时期，供需状态进一步恶化，税收转嫁难度加大使企业承受更大的间接税收负担(李文，2017)，形成了税负的粘性特征从而加剧了企业的税负痛感。

3.稳定性经营与税负粘性

稳定性经营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目标。从理论上来看，一方面契约理论强调为确保经营稳定企业通常会与能够满足生产要求的各类服务签订长期契约，包括产权契约、薪酬契约等。长期契约高昂的调整成本使得契约在短期内不会变动。如果因为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微小波动就立刻调整资源配置方式，企业很有可能付出沉重的调整成本代价，只有出现连续性较大变化时企业的资源调整方案才是有效率的(Subramaniam and Weidenmier，2003)。另一方面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为可能出现的偶然事件去签订契约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未考虑的偶然事件会增加事后成本(费方域，1996)。尽管经济下行或经营不善带来的业绩下降看似是一个必然现象，但所有者在投入专用性资产等资源时并不会预期企业出现亏损甚至倒闭，所以业绩下降对于企业来说属于偶然事件，那么为购置专用性资产签订的契约属于典型的有限理性下的不完全合约，也即在签订合约时并未考虑因亏损或倒闭而处置资产所产生的巨额成本。因此，业绩下降时企业面对高额的调整成本和处置成本不得不维持相对稳定的产销量。稳定性经营的客观存在对企业税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相对稳定的产销量会使得企业的税负波动较小。当业绩上升时，企业有动机提高产能扩大规模，从而税收随之上升；当业绩下降时，尽管直接税费用随之降低，但间接税降低额度有限，与税制安排和转嫁困境带来的不利因素形成叠加效应，使得企业税负减少幅度小于业绩上升时税负的增加幅度，从而产生税负的粘性行为。稳定性经营动机是税负的粘性特征产生的内在动因。

综上所述，税制结构、税收转嫁困境和稳定性经营对税负粘性的产生创造了内外部条件，鉴于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存在税负粘性，即相对于业绩上升所带来的税负增加额来说，业绩下降所引起的税负减少额更少。

(三)影响税负粘性的因素分析

处在企业经营过程的复杂运动状态下，税负粘性比较全面地解释了企业的税负痛感，不同的企业特征和财务行为会通过影响税负粘性从而给企业带来不同的税负感觉。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产权性质、市场地位、避税行为和企业成长性因素通过消弱或增强税负的粘性程度从而产生不同的税负痛感程度。

首先，产权性质是影响企业税负粘性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有企业所涉及的产业大多与国计民生紧密相连(刘行和李小荣，2012)，为了促进社会稳定即便是在业绩下降时也要确保稳定的产品供应，在税制安排和税收转嫁困境作用下导致税负降幅小于业绩下降幅度。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往往存在复杂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会引起管理者有足够的动机放弃利润最大化目标而追求与政绩关联更大的收入目标，同样会导致业绩下降时税负未能与业绩同幅度减少。还有，国有企业多少担负着稳定税收的责任从而承担更重的税负痛感(吴联生，2009)，加之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使国有企业在经济下行时期支付更多的税收以支持政府达成财政支出、社会稳定等目标(陈冬等，2016)，加重了税负与业绩的非对称运动关系。

其次，市场地位是企业苦心经营换取的市场回报，打造市场地位需要大量的产权资本、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的投入。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往往拥有较高的品牌影响力和产品竞争力，这些企业拥有更迫切的稳定经营动机以维护品牌影响力、产品竞争力和得来不易的市场份额。因此，市场地位越高的企业在面临业绩下降的不利局面时要比市场地位低的企业承受更高的调整成本和处置成本，只有在短期内维持相对稳定的产销量才是最优选择，在税制安排和税收转嫁困境共同作用下企业的税负粘性程度将更高。

第三， 企业避税行为普遍存在，尤其中国税收征管体系不完善使得中国企业的避税行为更加严峻。当企业业绩下滑时避税行为增加了企业的税后现金流并缓解了融资约束(刘行等，2017；王雄元等，2018)，从而解决了企业因业绩下滑带来的资金压力。Desai and Dharmapala(2006)的研究发现管理层的寻租行为会吞噬避税带来的收益最终导致企业业绩下降，汪猛和徐经长(2016)运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支持了这个观点。避税行为导致业绩下降的同时减少了税负，从而弱化了企业税负粘性程度。

最后，富有成长性的企业体现了所有者的经营抱负，尤其在业绩下降时仍然保持一定的成长性更加体现所有者做大做强企业的意愿，稳定性经营的动机更强烈，但伴随而来的是相对稳定的间接税税收负担，因此在业绩下降时仍保持一定的业务量增长的企业将具有更强的税负粘性。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 产权性质对税负粘性产生影响，表现为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税负粘性程度更强。

H3：市场地位越高的企业税负粘性程度越高。

H4：避税行为弱化了企业税负粘性程度。

H5：企业的成长性会增强税负粘性程度。

表2 样本选取标准

注：*本文的部分变量涉及本期与滞后一期的计算，为确保至少3年的年度连续数据，将不足4年数据的公司样本剔除；由于本文模型设定中需要取自然对数，负值无法进行对数运算，借鉴方军雄(2009)、刘媛媛和刘斌(2014)的做法予以剔除；本文税负统计口径为税金及附加与所得税费用之和。

二、研究设计与样本选取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2007年1月1日新会计准则颁布施行，相比2007年前的准则发生较大变动，为确保年度数据可比性，本文选取2007-2016年A股非ST/PT制造业上市公司10年的财务面板数据作为初始样本，经过逐步剔除后，剩余842家公司共6610个年度数据作为最终样本。以上数据来源于CSMAR和RESSET数据库，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1%的winsorize双边缩尾处理。表2详细说明了样本选取的过程，表3列示了样本的分布情况。

(二)模型设计和变量定义

1.税负粘性

借鉴Anderson,M.C.et al(2003)的经典模型，税负粘性模型设计如下：

LnTaxi,t=β0+β1*LnPerformancei,t+β2*Di,t*LnPerformancei,t+β3*Tc_densityi,t+β4*Sizei,t+β5*Levi,t+β6*∑Yeart+μi+εi,t

1.3.2 SOP培训法 每月由护士长或培训教师按SOP教材统一培训1次，带教老师及培训学员均必须严格按SOP要求在临床工作中教学及操作，并有护士长及培训教师进行监督。

(I)

因变量LnTaxi,t为税负变动率，使用本期税收与上期税收比值的对数进行衡量。在间接税转嫁不完全的基础上两种税负测度观点都存在估计偏差，以所得税为测度基础则低估了未转嫁的间接税，以全部涉税种类为测度基础则高估了已经转嫁的间接税，而如何精确测量未转嫁的间接税以及未转嫁的间接税是否还属于间接税，这些问题至今无法作答(马国强，2015)。本文认为直接参与收入分享的税种应该是企业总体税负测度的前提，表现为在利润表出现的税种即为总体税负测度基础。这个观点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收入是企业承担各种负担的直接载体，税收的本质是政府参与了企业的收入分享。第二，有利于厘清政府与企业其他主体的关系，比如利润的本质是所有者主体参与了收入分享，税负与利润的变动逻辑正是政企关系在企业端的体现。鉴于此本文选择税金及附加与所得税费用之和直观反映企业总体税负(Faccio，2010)。

表3 样本分布情况

注：*行业划分依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

(1)自变量。LnPerformancei,t为业绩变动率，为确保结果更加稳健，选择三种业绩表达方式，即营业利润、ROE和主营业务利润率，并分别求自然对数来衡量业绩变动率。①LnOperating_profiti,t表示营业利润变动率，为本期营业利润与上期营业利润比值的对数；②LnROEi,t表示ROE变动率，本期ROE与上期ROE比值的对数；③LnOPEi,t表示主营业务利润率(OPE)变动率，使用本期OPE与上期OPE比值的对数衡量。OPE指标可弥补ROE指标易被操控的缺点(陈晓和江东2000)，OPE=(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100%/[(年初净资产+年末净资产)/2]。

(2)控制变量。①Tc_densityi,t为有形资本密集度，使用固定资产净额/年末资产总额。根据本文分析，专用性资产的大量持有会迫使业绩下行期企业的稳定性经营，从而牵制了税收下探的空间；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选择及折旧额会对税收产生影响(吴联生，2009)。②Sizei,t为公司规模，Gupta and Newberry(1997)证明了公司规模和企业税收之间的关联性。③Levi,t为资产负债率。此外，控制了Yeart(年度)虚拟变量。∑Yeart为年度虚拟变量，体现企业个体时间效应。μi为企业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扰动项。

根据模型I，β1系数代表企业业绩变动比例带来的企业税负变动比例。如果业绩上升Di,t取值为0，业绩上升1%税负上升β1%；如果业绩下降Di,t取值为1，业绩下降1%税负下降(β1+β2)%。如果β2为负，有β1>β1+β2，即说明业绩上升带来的税负上升幅度大于业绩下降带来的税负下降幅度，从而存在税负粘性特征。

2.税负粘性的影响因素

借鉴Banker,R.D.et al(2013)、刘媛媛和刘斌(2014)的研究方法，加入税负粘性的影响因素，提出以下模型：

(II)

将模型II带入模型I，并对扰动项、常数项合并简化后得到以下模型：

LnTaxi,t=β0+β1*LnPerformancei,t+β2*Di,t*LnPerformancei,t+β3*Di,t*LnPerformancei,t*Influencei,t+β4*Tc_densityi,t+β5*Sizei,t+β6*Levi,t+β7*∑Yeart+μi+εi,t

(III)

Influencei,t代表税负粘性的影响因素，分别用G_controli代表产权性质哑变量，国有企业取值1，非国有企业取值0；M_Sharei,t代表市场地位，使用市场份额指标反应，市场份额=营业收入/行业营业总收入；ETRi,t代表企业实际税率，(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息税前利润，用以衡量企业避税程度，ETRi,t越大，企业避税程度越小；Growth_ratei,t代表企业成长性指标，使用(本期营业收入-上期营业收入)/上期营业收入进行衡量(朴哲范等，2015)。

模型III以交互项的形式将影响税负粘性的因素列入模型中，当业绩下降时Di,t取值1，那么G_controli、M_Sharei,t、ETRi,t和Growth_ratei,t上升1个单位，会使得业绩波动1%，税负波动(β1+β2+β3)%。本文将分别检验产权性质、市场地位、避税行为和企业成长性这四种因素对税负粘性的影响效应。

表4 模型变量一览表

表5 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回归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表5报告了描述性统计结果。税收变动率最小值、最大值区间为[-1.45,1.9],而业绩变动率最小值、最大值区间分别为 [-5.672，6.072]、[-4.731，4.251]和[-4.466，4.442]，说明税率变动幅度明显小于业绩变动幅度。业绩下降变量的均值为0.412、0.556和0.501，说明营业利润指标、ROE、OPE指标分别超过四成和超过半数的年度样本出现了业绩下滑现象，这为检验税负粘性提供了充足的样本数量。产权性质均值为0.26，公司样本中百26%为国有控股企业。企业实际税率为0.26，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3.094和-9.703。市场地位均值为4.04，样本市场份额平均值在0.5%-1%之间。企业成长性存在较大差异，最小值-0.85，最大值251.8，均值为0.25，说明样本公司平均上具有良好的成长性，这与业绩下降变量取值比较呼应。

表6报告了变量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税收变动率与业绩变动率、企业成长性、规模和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业绩变动上升会带动税收变动同向上升，企业成长性越好、规模越大和杠杆率越高会加大企业税率变动的幅度。另外，从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税收变动率与业绩下降、产权性质、市场地位、避税行为和有形资本密集度显著负相关，说明业绩下降、国有企业、市场地位越低、避税程度越小将会降低了税负的变动幅度，总资产中固定资产比率增加也会降低税收的变动幅度。以上是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直观的分析，由于本文检验的是税负粘性的存在与影响因素，其中业绩下降、产权性质、市场地位、避税行为和企业成长性等主要变量在模型中并未单独列示，而是以交互项形式体现对税负粘性系数的影响，因此需在回归分析结果中具体观察它们之间的统计关系是否与理论一致。

表6 主要变量相关系数

注：相关系数矩阵以系数1为界线，左下部分为Pearson检验结果，右上部分为Spearman检验结果。***p<0.01,**p<0.05,*p<0.1(下同)。

(二)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增加结果稳健性，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假设进行统计检验。模型选择的依据：第一，公司面板数据普遍存在个体固定效应，主要体现在公司文化、制度、背景等个体异质性；第二，能够一定程度规避模型设定中存在的自相关、异方差和遗漏变量偏差带来的统计误差；第三，使用LSDV法对加入时间固定效应的模型估计后，经检验所有年度虚拟变量的联合显著性发现强烈拒绝“无时间固定效应”的原假设，因此在模型设计中不仅要考虑个体固定效应还要考虑时间固定效应。

1.税负粘性实证检验

表7报告了假设I的回归结果。三种业绩指标的β1系数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取值分别为0.486、0.464和0.372，说明业绩波动1%时税收仅波动0.486%、0.464%和0.372%，验证了税负相对于业绩来说缺乏敏感度，存在税负刚性特征(丛屹和周怡君，2017)。三种业绩指标的β2系数分别为-0.130、-0.0784和-0.0310，符号为负说明业绩下降对税负下降产生阻止效应，即业绩增加1%时税负分别增加0.486%、0.464%和0.372%，但业绩减少1%时，税收减少幅度分别为0.356%、0.386%和0.341%，税负波动相对于业绩波动呈现双向不对称性，验证了假设H1，存在税负粘性现象。但OPE变动率业绩指标的β2系数p值不显著，说明业绩相对于OPE业绩指标来说仅具有刚性特征而税负粘性特征不明显。

表7 税负粘性回归结果

2.税负粘性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表8至表10分别汇报了三种不同的业绩指标在受到产权性质、市场地位、避税行为和企业成长性因素冲击下对税负粘性的影响效应。

表8汇报了营业利润变动率业绩指标的回归结果，由结果可知产权性质系数符号为负，说明国有企业加剧了企业的税负粘性，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税负粘性程度增加了0.132%，验证了假设H2；市场地位系数符号虽为正与理论阐述相符，但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说明市场地位因素对于税负粘性并无显著影响，假设H3未得到验证；避税行为系数符号为负，说明企业避税程度越低将强化企业的税负粘性，即避税程度降低1%企业税负粘性程度增加0.0395%，验证了假设H4；企业成长性系数符号为负，说明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张会增加企业税负粘性程度，即成长性增长1%税负粘性程度增加0.171%，验证了假设H5。

表8 营业利润变动率业绩指标回归结果

表9、表10分别汇报了ROE变动率和OPE变动率业绩指标的税负粘性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具体来看，产权性质系数分别取值为-0.114和-0.154，说明国有企业产权性质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税负粘性程度增加了0.114%和0.154%，验证了假设H2；市场地位系数只有OPE变动率业绩指标在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取值0.0333，说明市场地位上升1个单位税负粘性程度增加0.0333%，验证了假设H3。ROE业绩指标不显著，表明市场地位因素对于ROE变动率对应下的税负粘性并无显著影响。避税行为系数分别取值-0.0363和-0.0335，说明避税程度降低1%企业税负粘性程度增加-0.0363%和-0.0335%；企业成长性系数取值分别为-0.353和-0.345，说明企业成长性上升1%税负粘性程度分别增加0.353%和0.345%。

表10 OPE变动率业绩指标回归结果

表11 剔除金融危机影响后税负粘性检验

综上，税负粘性的产生和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较好的支持了上文所述假设。税负粘性的存在使得企业业绩下降时税负额减少幅度小于业绩下降幅度，凸显了税负痛感从而解释了企业税负痛感的内在动因。对影响税负粘性的因素实证检验发现，产权性质、避税行为和企业成长性因素影响效应显著，但市场地位仅在OPE变动率指标下显著，减弱了其对税负粘性产生影响的假设稳健性。

(三)稳健性检验

第一，考虑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利润等指标在金融危机期间波动较大，这种异常波动一直持续到2010年。为避免以上分析结果是由于金融危机下的异常值带来的伪证，本文将年度区间缩小至2011-2016年再次进行实证检验。表11、表12报告了排除金融危机影响因素后的核心变量回归结果，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

表12 剔除金融危机影响后影响税负粘性因素检验

第二，增加盈余管理控制变量。一方面，业绩下降时期企业粉饰报表的财务报告动机可能会大于避税动机从而缴纳更多的所得税费用。另一方面，业绩上升时期企业避税行为可以帮助企业节约所得税费用。出于以上两点盈余管理对税收的影响，考虑增加盈余管理控制变量来检验以上统计结果是否稳健。盈余管理程度借鉴Dechow等(1995)的做法，使用调整的Jone(1991)模型进行估计。表13、表14报告了增加盈余管理控制变量后的核心变量回归结果，结果依然稳健。

表13 增加控制变量后税负粘性检验

表14 增加控制变量后影响税负粘性因素检验

四、结论与展望

针对既有研究在解释企业税负痛感方面存在的不足，本文运用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企业税负相对于业绩的运动逻辑，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税制结构、税收转嫁困境和稳定性经营等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企业税负相对于业绩来说呈现出税负粘性特征，即相对于业绩上升所带来的税负增加额来说，业绩下降所引起的税负减少额更少。从税负粘性视角解释企业税负痛感充分考虑了企业经营过程的动态性，通过税负与业绩的动态运动逻辑揭示了税负痛感形成的内在动因，弥补了采用税制结构失衡与测度税负水平两种方法存在的不足。

第二，通过对税负粘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产权性质、避税行为和成长性等因素会影响企业税负粘性程度，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避税程度越小和具有成长性的企业具有更强的税负粘性，从而在业绩下降时承受更大的税负痛感。市场地位因素仅在税负相对于OPE变动率指标中统计显著，说明市场地位对税负粘性影响程度较弱。

本文存在以下研究不足，第一，上文分析税制结构是税负粘性产生的重要因素，那么结构性减税政策调整势必会影响企业税负粘性的程度，可以通过政策变更提供的准自然实验去验证企业税负粘性的波动。第二，税收是政企博弈的体现，在这个博弈模型中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个对弈方，而本文将中央控制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笼统的称为国有企业，事实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企业税收的态度存在较大差异(刘骏和刘峰，2014)，因此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在税负粘性程度上理应不同，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第三，企业税负粘性拓宽了企业财务行为粘性特征的理论边界，笔者认为粘性特征拥有一些共性的决定因素，遗憾的是至今并无系统和完善的理论和体系构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