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

西汉初年的娄敬出身低微，却以三个漂亮的大手笔，功载史册，位列王侯，为西汉王朝的巩固和发展贡献了力量。

第一个大手笔：定都

都城是一个政权的中枢和心脏，是国之根本，直接关乎天下的兴亡。那么，赢得了楚汉战争的刘邦以及他的“智囊团”准备将这个新兴政权的都城定在哪里呢？

在当时的君臣们看来，非洛阳莫属了。其理由有如下四点：一、洛阳本为周朝旧都，定都洛阳，可以表明汉政权的合法性;二、洛阳有现成的宫殿可用;三、洛阳地处中原腹地，东面是成皋，西面有崤山、渑池，背靠黄河，前面是伊河、洛水，这些有利条件可供依恃;四、刘邦群臣多是太行山以东之人，以洛阳为首都，也是他们的心愿。此时，倘若没有娄敬这个人“多事”，那汉朝的历史肯定会是另一番景象。

娄敬是齐人，是一个拉车的戍卒，一个出身寒门却心忧天下的热血青年。当他知道高祖刘邦在洛阳，就放下车子，径直来到宫中晋见刘邦。他说：“陛下定都洛阳，莫非是想与周朝一比国势的昌盛么？”刘邦说：“是。”娄敬说：“可是，陛下取得天下的途径却与周朝大为不同啊。周朝的先祖始于后稷，唐尧把他封到邰邑（今陕西武功西南），他施行仁政，广积恩德，有十几代了。到了古公亶父时，为躲避狄人的侵扰，迁居到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境内）脚下，周族百姓都心甘情愿地追随他。后来周文王做西方诸侯的领袖时，内政井井有条，万民安居乐业;外解诸侯争端，彼此相安。周的德望彰于天下，使得吕望、伯夷从遥远的东海之滨前来归附。到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不约而同会师于孟津的诸侯多达八百家，于是他们一鼓作气灭了商朝。周成王即位，周公旦辅政，营建东都洛邑，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认为洛邑居天下的中央，四方诸侯纳贡述职，所走的路程远近相同，体现的是公平公正、天下一家的思想。一句话，这是造福天下的德行啊！君王有德，掌握天下不难;君王无德，则很容易失掉天下。定都洛邑，也是打算让后世子孙靠德行赢得人心，使国祚绵长，而不是让他们凭恃地势险要来侵害百姓啊！如今，陛下雄起于丰沛之间，定巴蜀，平三秦，败项羽，大小战阵一百多场，父子兄弟抛尸荒野，不可胜计，直到今日，哭泣之声仍不绝于耳。伤残之人还没有康复，百姓的心头还在淌血，如此还想与周朝的成康之治比美，我认为是不妥的。再说，关中依山傍水，地势险要，土肥水美，物产丰富，是真正的天府之国。天下一旦生变，上百万的兵员民夫很快就可以动员起来。进可平定关东地区的变乱，退可保卫秦国的故土。与人打架，不扼住对方的脖颈，捶击对方的脊背，就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陛下如果定都关中，就等于是扼住天下的脖颈并捶击天下的脊

背了。”

娄敬的一番话，颇有韩信《汉中对》的味道。刘邦深表叹服，留侯张良也表示赞同。于是，高祖不顾群臣的反对意见，决定起驾西上，定都关中长安。

应该说，娄敬关于定都的这番见解是颇具战略眼光的。他认为汉朝取得天下的途径与周朝大为不同，周以施德于民数百年而得天下，汉得天下却是以天下苍生肝脑涂地为代价的，因此择定都城就不能不充分考虑到军事地理的因素。洛阳，虽然也属形胜之地，但与“山河表里”的关中相比则要逊色很多。关中，地处黄土高原，对地势低洼许多的关东地区天然地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并且南有秦岭，西有陇山，北有岐山、九峻山、嵯峨山，东有黄河，再往东又有崤山、函谷关，真可谓铁壁铜关，易守难攻。再加上境内地域辽阔，河流众多，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战略上有足够大的回旋余地。至于經济方面，八百里秦川也比洛阳强许多。这里土壤肥沃，灌溉方便，农业发达。倘若再将畜牧业发达的陇中、物产丰饶的巴蜀汉中与关中地区联系起来看，则关中的经济优势就更为明显了。因此，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关中无疑是定都的最佳选择，这从后来强盛的唐王朝也定都于此就可以得到证明。清人曾评论道：“建都关中议，自具卓识，留侯赞之，高帝纳之，遂定汉家四百年（包括东汉）之基。”

小人物娄敬定都之议的远见卓识，令高祖刘邦刮目相看，赞赏不已，遂赐其刘姓，官拜郎中，号曰“奉春君”。春者，一年之始，万物之始，以之喻汉王朝的生机勃勃，从娄敬之议开始。这是很高的荣誉了。

第二个大手笔：和亲

西汉政权建立后，虽然解决了定都问题，但是面临的挑战甚至危机还是十分严重的。首先就是来自于北部的匈奴。匈奴族在冒顿单于的经营下，兵强马壮，势力强大，极难对付，成为西汉这个新生政权最大最直接的威胁。

 明代画家仇英绘《明妃出塞图》。汉初的和亲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汉元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朝称臣归附，并自请为婿。朝廷命王昭君出塞和亲。王昭君到匈奴后，被封为“宁胡阏氏”，从此汉匈保持了几十年的和平往来。

面对这种局面，或坚决抵抗，或进行征剿，或赠送厚礼以求暂时和平，朝廷上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如何正确地选择对待匈奴的策略，以徐图自强，实现长治久安，是摆在西汉君臣面前最为急迫的现实

问题。

高祖刘邦询问娄敬。娄敬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他胸有成竹地回答：“天下刚刚平定，兵困马乏，是不可以用武力征服匈奴的。冒顿杀父篡位，还霸占了他父亲的群妾，凭借武力作威作福，这样的人，是不可以用仁义道德去劝说的。然而，倒有一个办法可以使冒顿单于的子子孙孙永远做汉朝的臣子，只怕陛下您不愿意这样做。”高祖急切地问道：“如果真能像你说的那样，又有什么不能做呢？你快说到底该怎么办吧！”于是娄敬将和亲之计全盘托出，他说：“陛下如果能把皇后所生的大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并陪嫁大量彩礼，那么单于肯定会因陛下的恩惠和彩礼而敬爱公主，公主生下的儿子一定会被立为太子，将来接替单于之位。陛下每年按时将汉朝多余的而匈奴缺少的东西馈赠给单于，同时派辩士用礼节劝诱单于。这样，冒顿单于活着时，是您的女婿;他死了，也会由您的外孙继立为单于。谁听说有外孙敢同外祖父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的？这样，不需要战争就可以使匈奴逐渐臣服于汉朝了。”高祖听了娄敬的一席话，不由得心花怒放，仿佛一块石头落了地，连连称好。只是因为吕后死活不肯把自己唯一的女儿远嫁匈奴，最后只好找来一个宫女冒充大公主，由娄敬陪护着前往匈奴，与单于成亲。在匈奴，娄敬代表汉朝政府与冒顿单于达成了永久性的和亲协议。

和亲政策早在先秦时代就屡见不鲜了，但中央政权和边疆少数民族政权进行和亲，止戈息武，加强往来，这样具有战略层面的政治联姻应该出自娄敬的意见。其实，汉朝君臣都清楚，这只是个权宜之计，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但是，在当时那种不利的形势下，则是最好、最有效的办法。实践证明这个策略是正确的，它为西汉提供了长达几十年的相对安定的外部环境，使王朝得以休养生息、巩固政权、恢复国力，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诚如御史大夫韩安国所说：“劉敬奉金千斤，以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稍晚些的主父偃也认为：“刘敬往结和亲，然后天下亡干戈之事。”

虽然汉初和亲的动机是很现实的，但汉匈之间的和亲无疑有利于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这种处理和解决民族矛盾的方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司马迁赞扬娄敬说：“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

第三大手笔：迁豪

娄敬去匈奴时，发现河套一带的匈奴族距离都城长安最近的只有区区七百余里，他们的骑兵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而这时的关中，地广人稀，无论在人力和物力上都不足以抵御匈奴的侵扰，这犹如一根芒刺扎进了娄敬的心里。随后，他的脑海中又想起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为巩固统一，下令“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但由于关东六国贵族豪富的抵制，迁徙政策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秦朝就灭亡了。在反秦起义的风暴中，关东原六国贵族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势力在秦汉之际进一步壮大，在地方上拥有许多支持者，有着很强的号召力，这对于新建立的汉朝政权来说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不久，娄敬的一个两全之策便在心中成形了。

娄敬对刘邦说：“微臣希望陛下迁徙齐国的田姓诸支，楚国的昭、屈、景三姓和燕、赵、韩、魏四国的后代以及其他豪杰来充实关中。天下无事，可以用他们来防备匈奴;所封诸侯发生变乱，也足以率领他们进行东征。这可是强本弱枝的良策啊！”刘邦十分赞赏娄敬的想法，于是让他主持迁徙之事。结果关东原六国贵族豪富十多万户被迁到关中。

这一策略，既有效地削弱了地方的分裂势力，又充实了亟待加强的关中力量，真可谓是一箭双雕，事半功倍，从而成为巩固汉朝中央政权的一项重要举措。后来的汉武帝效法这一措施，将天下豪杰兼并之家迁徙于茂陵，大臣主父偃认为这是“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

历史证明，娄敬提出的定都、和亲、迁豪三大策略，不仅有效地巩固了新生的西汉政权，同时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娄敬堪称一代杰出的政策巨匠。

应该说，娄敬是幸运的，他遇到了不以外表取人、不以身阶量人的汉高祖刘邦，他赶上了天下苍生渴望安定和发展的时代，他的才华因而得以施展，并为朝廷交上了一份高水平的答卷。刘邦无疑也是幸运的，他遇到了娄敬这个难得的奇才，为他筹划安邦定国的大计，使汉王朝逐渐稳定和发展，为后面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