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芬，李玲玲

(沈阳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沈阳 110159)

工业是一个国家的支柱性产业，各个国家都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其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开始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振美国制造业，采取措施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发展高端制造业。德国也在2003年4月推出了“工业4.0”计划，期望建立能够有效处理制造业企业和客户关系，高效整合企业内部信息资源，充分利用互联网和物流网来提高服务质量的智能工厂。中国则开始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作为重要的老工业基地，辽宁省制造业企业数目繁多，种类齐全，出口贸易发展前景良好。2017年辽宁省所有商品出口贸易额484.1亿美元，其中工业品出口贸易额高达355.481亿美元，占总出口贸易额的73.4%。辽宁是工业品出口大省，但工业品出口技术含量少、附加值低，因此提高工业品出口复杂度，带动经济发展是当前辽宁出口贸易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转化为技术密集型，吸引了许多外国学者关注我国的出口结构和产品质量，出口复杂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1984年，Michaely提出贸易专业化指标TSI，认为一个地区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与该地区的人均GDP相关[1]。2005年，Hausmann对其权重进行改进，让TSI中的相对比重代替了绝对比重，构造了新的指标——出口复杂度。研究表明，出口复杂度越高，出口技术含量越高。2006年，Rodrik在研究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出口复杂度时，发现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复杂度显著高于相近的发展中国家[2]，这一异常现象被称为“Rodrik悖论”。黄永明等(2012)将出口复杂度分为国家、产业、产品三类，分别对收入指标和出口相似指标计算结果进行分析，对“Rodrik悖论”从加工贸易、中国区域异质性、出口产品质量等视角作了解释[3]。随着研究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各种角度分析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因素。

安礼伟(2014)对1987—2010年间的中国出口产品复杂度进行计算分析，并与13个较具参考性的国家进行比较，用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各影响因素，得出中国应同时注重内生和外生因素的作用，并在生产中变被动为主动，对中等技术产业加以重视扶持，以此来改变中国出口产品技术的结论[4]。

张雨等(2015)用Hausmann提出的计算方法对112个经济体的服务出口复杂度进行测算分析，将其人力资本、制度质量、人口规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础设施等的跨国面板数据置于固态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进行定量检验，得出通过促进服务业高端生产要素培育和积累可以提升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结论[5]。

焦百强等(2016)将Hausmann和Rodrik(2007)模型剔除加工贸易因素后，计算浙江省工业品的净出口复杂度和净出口相似度，并用浙江省跨城市数据面板模型实证检验，得出结论：要在提升自身同化能力的基础上让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大化，同时，要有效发展基础设施，使其充分服务于出口复杂度的提高[6]。

王正新等(2017)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PSTR模型，实证分析创新效率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非线性影响[7]。

可见，作为出口贸易大国，中国及其各个产业已被作为出口复杂度的研究对象，但对某个省份出口复杂度研究的文献还较少。作为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辽宁省工业品出口技术含量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辽宁出口工业品出口复杂度状况

按照海关《进出口商品名称与编码》的分类标准，出口产品共分为21类97章，第5～22类是工业品，本文剔除年鉴中没有公布的武器类以及参考度不高的5类工业品，将辽宁省出口的12类工业品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品。劳动密集型工业品是指劳动力需求大、所需投资少、所用技术低级的产品，主要包括第7～13类商品；资本密集型工业品包括所需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较多、制造业发达、所占比重大的基础工业和重工业，主要包括第6、15类；技术密集型工业品即技术含量和劳动者的智力投入高的工业品，主要包括第16～18类。

为了降低出口复杂度计算结果的误差，王正新在陈晓华的模型中同时将来料装配和进料加工的影响剔除，将加工贸易进口成分滞后一期处理，使结果更加准确[8]。

本文也借鉴王正新(2017)的修正模型

(1)

式中，xic为国内c省份i产品的出口值；θ为c省份中前一期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装配形式的进口量占该产业出口的比重；Yc为c省份的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m为省级层面出口产品种类数；ETSIi为中国i产品的出口复杂度。

利用式(1)计算中国制造业产业产品层面的出口复杂度，可进一步测算出各省份工业品出口复杂度，具体公式为

(2)

式中，ETSc为某年省份c的出口复杂度。

权重是剔除加工贸易进口之后的产品i出口(这里指工业产业各细分行业的出口)在省份c出口总额中的比重。

2008—2017年辽宁省出口复杂度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2008—2017年辽宁省工业品的出口复杂度 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辽宁省统计年鉴》、国研网的辽宁省工业品出口贸易额、辽宁省人均GDP、辽宁省工业品加工贸易进口额数据利用式(2)计算得出。

作为工业大省，辽宁省工业品总体出口复杂度略高于中国工业品出口复杂度(见图1)，这是由于辽宁省扎实的工业基础和丰富的资源因素有利于资本密集型工业出口复杂度的提高，而在劳动密集型工业品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品上，辽宁省的出口复杂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两年更甚。若一直只依赖于辽宁省多年来积累的制造业基础和丰富的工业品资源，则辽宁省的工业品出口复杂度是迟迟得不到提升的，这不利于辽宁省的工业发展，特别是已经形成规模经济的今天，工业品的技术含量决定了该制造业产品的市场范围和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三、辽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影响因素

通过对出口复杂度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以发表论文中影响出口复杂度因素出现频率的高低为依据，并结合辽宁实际情况，本文假设以下因子为影响辽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的因素。

图1 辽宁省与中国工业品出口复杂度(计算方法同上)

1.人均GDP

一国商品的出口复杂度取决于该国人均GDP水平。收入较低的国家在进行出口贸易时所生产产品绝大多数都是中低端技术水准的，而收入较高的国家能够生产大量的高技术含量产品用于出口，这为该国获取了大量收入[9]。焦百强等(2016)对浙江省的制造业出口复杂度进行分析得到结论，针对浙江省整体或者发达城市而言，人均GDP每提高1%，就会使得出口复杂度上升0.9%。可见，一国的收入水平与该国的产品出口复杂度有很大的联系，而且它们相互作用，呈同向变化趋势。

2.人力资本

制造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和劳动力。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工业品比例较大，技术含量不高。因此，企业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由“数量型出口”到“技术型出口”的转变，提高出口品技术复杂度，就必须重视人力资本。在相同的生产条件下，如果员工自身接受、吸收和利用能力强，能以更短的工作时间赋予产品更高的附加值，就能大大促进企业的进步，提高制造业企业出口复杂度。

3.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的完善是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关键环节。制造业企业可以通过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大降低出口贸易中的运输成本及交易成本，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会形成“聚集效应”。对于地理位置优越的辽宁省来说，若增加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使其更加完善，就会使其他省份和周边国家减少对交通物流的考虑，降低其它地区企业出入辽宁省的成本，使更多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企业愿意入驻辽宁省进行生产，促使辽宁省工业品的出口复杂度得到提升。

4.金融发展水平

国家或者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与该国(地区)出口贸易息息相关。一国的金融机构服务质量高，金融体系完善程度高，就能够为该国的生产活动提供坚实有力的资金保障。制造业企业能够从金融机构中获得更快、更有效的贷款和融资，有利于企业节约时间成本。而且，金融系统的完善会带来较低的利息，可以最大化地将资金投入到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员工的技术培训中。这样制造业企业就能形成规模效应，并且在技术上有更多的潜在创新机会，最终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

5.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

生产服务业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服务，批发经纪代理服务等服务行业[10]。这些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高会降低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形成规模经济，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中间投入的知识溢出带来模仿效应，能够提升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出口复杂度。

6.利用外资额

国际技术通过不同的途径对东道国产生溢出效应，从而影响东道国的出口复杂度。外商投资的先进技术、人才以及经营方式也跟随资金流动而转移。外商直接投资带来各国人才、技术的流动和产业的升级，提高了出口复杂度，优化了出口贸易结构。随着外国投资者的增加，本土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会越来越多，导致技术性产品出口占比也会越来越高，改善产品出口结构。

7.信息化水平

利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平台和应用，企业能通过减少生产错误率和缓冲性存货，降低采购、销售、劳动和管理成本[11]，降低与各合作伙伴的交易成本。对信息技术的利用使企业在研发、生产、使用等各个环节获取的信息和数据更精确，其更新的速度也较其他产品快。同时，利用信息技术可以提高企业员工的受教育水平和员工的工作效率，实现信息的及时广泛交流。

四、辽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1.灰色关联度方法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是一种多因素统计分析方法，以各因素的样本数据为依据，用灰色关联度来描述因素间关系的强弱、大小和次序，若样本数据反映出的两因素变化的态势(方向、大小和速度等)基本一致，则它们之间的关联度较大，反之关联度较小。此实证方法优点在于思路明晰，对样本容量要求不是很大，减少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损失，避免了定性结果与量化结果不符的情况。灰色关联度分析步骤为：确定参考序列、比较序列—为了消除原始数据量纲的影响，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关联系数和关联度，排出关联序—对数据进行分析说明。

2.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人均GDP、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发展水平、服务业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信息化水平等因素作为主要解释变量，选取辽宁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作为研究变量，表示为x0=f(x1，x2，x3，x4，x5，x6，x7)。x0代表辽宁省历年工业品出口复杂度；解释变量的具体指标见表2，各解释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自历年《辽宁省统计年鉴》。

表2 各影响因素的定义

本文收集了以上指标2008—2017年共10年的数据，见表3。

表3 辽宁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相关影响因素变量值

3.分析过程及结果

由于影响辽宁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的各因素有不同的计量单位，导致原始数据存在量纲和数量级上的差异，所以，在计算复杂度与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之前，用均值法对各影响因素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结果见表4。

表4 无量纲化处理结果

运用公式

(3)

计算各项参数与母序列对应参数的关联系数。分辨系数ρ的取值在(0，1)之间，其取值越小关联系数间的差异越大，分辨能力越强，一般情况下取ρ=0.5。关联系数L0i是不超过1的正数，表示影响因素序列Xi和工业品出口复杂度序列X0在第j个参数上的关联程度。关联度系数计算结果见表5。

表5 关联度系数计算结果

在灰色关联度分析下，通过关联度的先后排序能够更加直观、准确地看出以上七个影响因素对辽宁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程度，见表6。

表6 影响程度灰色关联度排序

五、结论和建议

1.结 论

信息化水平、人力资本、人均GDP、金融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业发展水平等因素均与辽宁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同步变化程度较高，均有利于提高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在此关联度排序中，辽宁省的信息化水平和人力资本的关联系数均大于0.7，与其他因素比较，这两个因素与工业品出口复杂度的关联程度最高，成为出口复杂度提高最为重要的原因。经济增长(人均GDP和金融发展水平)也对出口复杂度提高产生影响，而在这些影响因素中，外商投资水平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辽宁省工业品复杂度的关联度都较低，归根结底是对现有技术的利用和技术创新水平均较低。

因此，要提升辽宁省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复杂度，必须以提高信息化水平和人力资本投资为依托，大力培养人才，加强企业信息化建设，充分发挥外来技术的溢出效应，积极发展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以实现有效提高辽宁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的目的。

2.建 议

首先，加强信息化建设。辽宁省作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基础扎实。辽宁省制造业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阶段中均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依托辽宁软件产业联盟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对接活动；推动软件产业服务化进程，支持企业承接政府购买的各类信息技术服务。加快建立辽宁工业企业信息服务平台，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和数据库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成本节约效应和技术创新促进效应来加快转型升级，提高工业品的出口复杂度。

其次，注重人才培养。制造业企业应加强内部员工的技术培养，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让员工的专业水平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12]。此外，对企业内技术水平较高的员工应给予奖励，并鼓励员工自主创新，还可以针对企业所需技术扶持人才海外学习。辽宁省制造业企业、高校和政府通力合作培养人才，是技术创新的根本。政府应注重对辽宁省各高校人才信息技术的培养，根据辽宁省就业结构的变化及时调整各高校专业课程，使辽宁省制造业企业的需求与高校人才能力相对接。

再次，辽宁省政府可以通过出台各项政策、完善各项制度、改善投资环境等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努力提高市场透明度，保障其知识产权，维护投资方的合法权益，解决投资公司遇到的问题，使跨国公司加大投资力度；保证引进更为先进的技术，带动辽宁省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