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前左）与鲁迅等合影

《瞿秋白传》记载：“（1921年）5月里，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共产党，同年9月正式入党。”入党，是瞿秋白人生道路和政治道路的选择，开启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为心中的真理而献身的革命生涯。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作为建党初期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思想上的思考和探索，是他们最终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由。

萌芽——基于传统文化的救世志向

这一思想探索，主要发生在瞿秋白小学和中学阶段，突出表现为对世间不平的憎恨和铲除不平的思想冲动。

瞿秋白具有思想者的良好禀赋。他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可以追溯到蒙童时期。虽然这种思考明显带有童稚的痕迹和存于表面、不够深刻的特点，但又鲜明透露出传统文化对那一代人心灵的影响和浸润的深厚。

较早反映瞿秋白这一时期思想特色的事件是，他在自传《家乡》里“大红名片”一节中记叙的一件事情：“我小时候最强烈的印象和记忆，就是和打屁股问题有些关系……记得大概是10岁那年，大年初一，爸爸买了一部《三国演义》……正看得起劲的时候，听到哗啷啷一声响，像是整桌的碗盏都打翻在地下了，接着就是父亲的骂声：‘混账东西，办他！拿我的片子，送他到衙门里去！’后来，我打听着，那被‘送去’的人是打了20下屁股。为着什么事情——我记不得了。但是，随便拿一张大红名片可以打人家的屁股，这使得我非常奇怪。而且衙门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也是那时候打听清楚的。因此，‘张飞打督邮’那一回书，我看的特别有滋味；而且有意思的是张角他们的造反。我想：‘你们要打人家的屁股，人家自然要造反，为什么又要叫人家黄巾贼呢？’”这应该是他在家乡常州觅渡桥冠英两等小学上四五年级时候的事儿了。

瞿秋白

瞿秋白这种对底层百姓被压迫、被欺凌的同情，和由此引发的改变现实的思想萌芽，随着时局的变化和年龄的增长而继续生长。瞿秋白的“总角之好”羊牧之回忆了当年他与瞿秋白的几次谈话：“一次，我奉母命提一篮芋头送去，午饭时分，秋白留我吃饭，实际上是早上剩下的白粥，他边吃边问我学习及家庭情况，最后很有感慨地说：‘我们原来天天盼望孙中山，可是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生活还是改不了。’接着又用筷敲敲碗说：‘我还有点粥吃，乡下还不知多少人连粥都吃不上哩！’又一次，中秋前夕，我去时刚好看到秋白在整理一包衣服，说是要送孙府弄当店典质。我问：‘天一冷太夫人怎好没棉袄？’他苦笑着说：‘天下冻饿人何止我母亲，到那时再说吧！’……有一次我们在闲谈《水浒》中的英雄好汉时，他竟愤然地说：‘现在就是没有梁山泊聚义的地方，我虽不能做拿着双斧的李逵，至少也好做一个水边酒店里专门接送往来好汉的酒保。’”

1916年，因母亲不堪债负追逼自杀去世、一家星散，瞿秋白辍学前往无锡教书，开始走向社会。家庭的遭遇，特别是母亲的亡故，使步入青年的他对人生又多了一层思考，这也就是他后来在《饿乡纪程》中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在我心中成了一绝大的问题。”这种情绪，这种对世道人情的看法，典型地反映在他于母亲离世后两个月，也就是1916年清明节回常州瞿氏宗祠祭奠母亲灵柩时写下的《哭母》七绝诗中：“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此时饥寒无人管，落得灵前爱子身。”由家庭的落寞，引发出对社会的思考。当年，他把这首《哭母》读给友人的同时，说出了他对现实社会的思考：“母亲自杀后，我从现实生活中悟出一条真理，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自古以来，从冲天大将军黄巢到天父、天主、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铲不均’。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也是为了平不均，可见当今社会，必须从‘均’字着手。”

对“均”的认识，无疑使瞿秋白的思想触及到社会乃至政治层面，“铲不均”成为“社会问题政治解决那一点萌芽”。萌芽孕育着思想的成长，青年瞿秋白继续着他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1916年12月，瞿秋白离开常州，前往武昌投奔堂兄瞿纯白，在瞿纯白的帮助下，于当月考取了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并于1927年元旦期间，来到湖北黄陂姑父周世鼎家。瞿秋白的表弟周君适后来在《瞿秋白同志在黄陂》一文中，回忆了当年孜孜苦读，探究真理的瞿秋白：“他最爱读的是《老子》《庄子》《资治通鉴》和廿四史等书，不爱读四书五经。有时也看佛书，如《成唯识论》《大智度论》等等……有一次我和他开玩笑说，你已经看破红尘了么？他却严肃地说，老庄是哲学，佛经里也有哲学，应该研究。知识不妨广泛，真理是探索出来的。”可以说，此时的瞿秋白已经有了探索真理的自觉，虽然这一探索是艰辛的、难以一蹴而就的。

那个时候的阅读和思考，曾经让瞿秋白形成了后来为他自己所称的“二元人生观”。所谓“二元人生观”，用瞿秋白自己的话说就是：“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这是瞿秋白在国家、民族危难与家破人亡、寄人篱下的穷困生活交织在一起的环境中，试图在不同形态的文化中寻找社会改良的一种希冀和努力。无论是今文经学再生中引发的社会改良主义，还是源于佛学的“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菩萨行的人生观”，因其救世的初心，而最终成为“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进而在以后的实践和比较中服膺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

启蒙于学童时期的充满理想色彩的救世思想，在瞿秋白1917年下半年考入当时北京政府外交部俄文专修馆时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不久爆发的五四运动，更使他的思想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激进——走向广阔天地的深入探求

考入北京政府俄文专修馆，是瞿秋白从一个具有忧国忧民传统人文精神的先进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重要时空节点。这一时空节点，为他在思想上进一步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提供了两个重要条件，一个是亲身介入五四期间的思想交锋和激荡，一个是接触吸收来自国外的进步思想。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担任了五四期间成立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评议部评议员，直接参与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组织工作。在积极参与斗争实践的同时，瞿秋白继续着他对改造社会的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漩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再初北京社会服务会的同志……都和我一样，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怎么医治……”

思想上出现彷徨和困惑的非瞿秋白一人，而是当时思想界的普遍现象。也正因为如此，五四大潮中，催生了许多新的社团，出版了鼓吹新思想的刊物多达数百种，各种思想流派和学说纷至沓来，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哲学、文化各领域。这年的10月，瞿秋白与一年前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图书馆结识的郑振铎等人一起，开始筹备创办“一本专给青年阅读的杂志”，定名叫《新社会》。10月29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刊出《新社会出版宣言》，这份署名郑振铎的宣言，宣示了包括瞿秋白在内的那些尚未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五四中人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手段和态度：“概括起来说，我们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表现出了这一时期先进的探索者们，崇尚实际，不尚空谈的现实人生态度。

瞿秋白与夫人杨之华

1919年11月1日，《新社会》创刊后不久，郑振铎等人带着创刊号前去北京箭杆胡同陈独秀的住处，征询办刊意见。陈独秀认为，现在很需要有专门给劳动者和商界看的周刊和日报，以灌输新知识，希望调整《新社会》的内容，使之变成一种通俗的报纸。交谈中，陈独秀还对社会改革发表了见解。瞿秋白听到郑振铎等谈起陈独秀的意见，引起了思考。不久，他就在1月11日出版的《新社会》第二期上，发表了《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一文，通过对一个绅士知识分子家庭的描述，抨击旧社会旧道德。文章鲜明提出：“我主张攻击旧道德并不是现在的急务，创造新道德，新信仰，应当格外注意一点。攻击旧道德的力量应当居十分之四，创造新道德的力量应当居十分之六。”10天后，他又在《新社会》第3期上发表署名文章《革新的时机到了》，文中指出了社会改造应采取的6项措施：“一、极力传播德谟克拉西；二、竭力打破‘君子小人’主义；三、竭力谋全人类生活的改善；四、到穷乡僻县——远至西藏、蒙古、新疆——去，实施平民教育；五、实行‘工学主义’‘学工主义’；六、研究科学，传播科学。”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窥见，瞿秋白对社会改造思考的深刻性和务实性，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两篇文章均发表在郑振铎携《新社会》创刊号征询陈独秀意见之后，其中关于改造社会的具体措施，是在综合陈独秀和郑振铎意见的基础上，加以引申和发挥后提出的，可以认为此时的瞿秋白，思想上是认同陈独秀等人关于社会改革的意见和主张的。

1919年12月，瞿秋白又在《新社会》第4期上发表了《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指出：“劳动界的不平等，完全是资本家的专横压迫出来的，资本家要行他的经济侵略主义，所以要用劳动者来做他的机械，资本既然拿人当做机械自然越便宜越好……所以中国现在要振兴实业，使用机械，一定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叫他们的知识增进……第二要叫他们有求学的机会……”同月21日，他又在《新社会》第6期上发表《知识是赃物》一文，文中援引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观点，“财产是赃物，财产的所有主就是盗贼”，认为：“知识就是赃物，财产私有制下所生出来的罪恶。废止知识私有制，就是废止财产私有制的第一步。”

至1920年5月《新社会》在出版到第19期时被查封，瞿秋白在《新社会》这份被主办者称为“反帝反封建队伍里的一支勇敢的尖兵队”的刊物上还发表了《自杀》《唉！还不如……》《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问题》《读（李大钊）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社会与罪恶》《文化运动——新社会》《将来的社会和现在的逆势》《谁 的 利 器 ？ La greve，Le sabotage，谁知道呢？》《世界底新劳动节，中国底新劳动节》《劳动底福音》《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等文章。这些文章，鲜明反映了那个时间段瞿秋白对改造中国社会的探索和思考，诚如他后来所说：“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上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虽然，这些涉及中国社会方方面的探索和思考，尚不能避免对国外各种社会改造思潮和药方的生搬硬套；虽然，许多设想和方案，最终没有成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救世良方，但正如瞿秋白所说：“究竟每一件东西，既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就得认个清楚；主观和客观的混淆，使你100年也不能解决一个小小的问题。”

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时间段内的探索和思考，切实地加深了瞿秋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就在《新社会》被查封的前两个月，在李大钊组织和指导下，北京大学学生张国焘、邓中夏、刘仁静等人在北京秘密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瞿秋白就加入了这个研究会。几乎同时，瞿秋白在比较鉴别中开始接受倍倍尔所主张的“极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改造”才能消灭资产阶级的“垄断”“尊荣”和精神财富的观点，并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思潮。

瞿秋白那一代共产党人，是在学习和比较中一步一步走近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的实践尤其是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无疑是瞿秋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具有个性的、重要的阶梯。

瞿秋白研究俄罗斯文学始于北京俄文专修馆。郑振铎在《忆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中记载：“我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个共同的趣味就是搞文学。我们特别对俄罗斯文学有了很深的喜爱。秋白、济之是在俄文专修馆读书的。在那个学校里，用的俄文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的作品……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产生了很大兴趣。秋白、济之，还有好几位俄专里的同学，都参加了翻译工作……秋白他们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的小说，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克雷洛夫的寓言……”发表于1919年9月15日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闲谈》，是瞿秋白的第一篇译作。

瞿秋白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固然与他就读于俄文专修馆直接相关，但把这项工作与他对改造中国社会的思考和探索紧密联系起来，其意义和价值便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实践。

1920年，瞿秋白发表了他翻译的托尔斯泰的《告妇女》《答论驳“告妇女”书之节录》。在译文后的“译者志”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希望现在谈妇女解放的人注意到‘爱的道德’。我希望提倡新村的人注意到托氏所说的，不要有消极厌世的道德观……我的意思就是以为假使组织新村应当使具有两性的，应当做一个正确的试验。”不久，他又发表了《托尔斯泰的妇女观》，直接而鲜明地对这一妇女观进行了批评：“托尔斯泰的学说，大概是消极的，破坏的，批评的性质居多，而积极的，建设的，讨论的性质较少。所以他的妇女观也是如此。”

1920年3月15日，瞿秋白在《序沈颖译〈驿站监察使〉》一文中，谈到了对中国文学的看法：“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文学，似乎也不单是写实主义，也不单是新理想主义（此处专说现在人所介绍到中国来的），一两个空名词，三四篇直译文章所能尽的，所以不得不离一切主义，离一切死法子，去寻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文学。”一天后，他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阐述了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确已极一时之盛。何以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是全世界的思想都受到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原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心动。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这是中国较早论述俄国文学的重要文献，也是瞿秋白把文学和社会变革联系起来思考的一个重要思想探索成果。

1920年秋，瞿秋白等被北京《晨报》聘为驻俄代表，1921年1月抵达莫斯科。不久参观了莫斯科特列嘉柯夫美术馆，会见了苏俄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了歌剧。瞿秋白对俄罗斯悠久灿烂文化的了解和由此产生的美好情感，增进了他对俄国革命必然性的体认。他的著名散文集《饿乡纪程》记录了参观特列嘉柯夫美术馆后的感想：“我们在莫斯科第一次游览之处。那地方名画如山积，山水树林，置身其中，几疑世外。……俄罗斯的伟大，丰富，国民性的醇厚，孕育破天荒的奇才，诞生裂地轴的奇变——俄罗斯革命的价值不是偶然的呵！社会之文化是社会精灵的结晶，社会之进化，是社会心理的波动。”进而他又在另一部重要著作《赤都心史》中用诗一般的语言，热情歌颂了苏俄文化：“资产阶级经济地位动摇，花色还勉留几朝的光艳。新芽刚才突发，——无产阶级经济权利取得，春意还隐于万重的凝雾。”

作为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成果，无疑是奠定瞿秋白这一重要历史地位的卓越实绩，同时也是他倾心十月革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独特的重要认识来源。

信仰——成于红色丝路的主义选择

瞿秋白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包含着他自少年时代开始对改造中国社会的思考和探索，是长期追寻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1920年应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之聘前往苏俄参访，应是他最终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最为重要的契机。

中共四大代表团，后排左二为瞿秋白

1917年发生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震撼了全世界，震动了古老的中国。瞿秋白出国之际，正是中国先进分子把注意力转向苏俄之时。而带着问题的学习和身临其境的考察，直接促成了瞿秋白由一个真理探索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这一转变的时间痕迹和思想痕迹，被历史记载了下来，是那样的清晰和生动。

瞿秋白和当时那一批先进分子前往苏俄接受十月革命影响、探寻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实践，被后人誉为“红色丝绸之路”。虽然，他以《晨报》记者的身份赴苏俄，有着诸多社会和个人的原因，但这次在苏俄的学习考察，无疑是他选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毕生的信仰，确立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志向的重要契机和直接原因。

瞿秋白正式踏上赴俄采访的旅程，应是1920年10月16日。这一天，他和同行的李仲武、俞颂华从北京东站出发。两天后，在天津，他在给郑振铎等人的回信中，以明显热烈的口吻，表达了身为光明探索者的欣喜心情：“我们今天晚车赴奉，从此越走越远了。越走越远，面前黑魆魆地里透出一线光明来欢迎我们，我们配受欢迎吗？诸位想想看！我们却只是决心要随着‘自然’前进。——不创造自创造！不和一自和一！……‘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我们此行的意义，就在这几个问号里。”

由于当时苏俄的内战，10月20日晚，火车到达哈尔滨后，瞿秋白一行在那里滞留了50多天。进入东北以来，中日相混，中俄日交织的社会景象，特别是日俄币钞的横行，让瞿秋白亲身体验了丧失国家主权的屈辱。在哈尔滨他单独并与他人合写了十余篇通讯，报道了日本势力的动向和苏俄的情况等。同时，参加了俄国十月革命3周年庆祝会，听取了关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等内容的演讲，参访了俄国有关人士。这段时间里，瞿秋白几乎每天都处在社会活动之中。此时的他，对苏俄可以说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了。他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寄托着自己热烈的希望。这种心情，在他11月4日起开始撰写的《饿乡纪程》第一篇《绪言》中，呼喊了出来：“我决不忘记你们，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我愿去，我不得不去，我现在挣扎起来了，我往饿乡去了！”自此，“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成为引领他革命一生的伟大宏愿。

虽然瞿秋白把自己和同行这次苏俄之行谦称为“无牛则赖犬耕”，但实际上他已经把“调查考察一国文化，一种新制度，世界第一次的改造事业”自觉地作为一种责任，并“渐渐感觉责任的斤两”。

1920年12月18日，瞿秋白他们乘坐的列车到达了苏俄远东共和国的都城赤塔，并在这里又滞留了20多天。瞿秋白通过苏俄这个远东共和国，进行着关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和思考，也在这里，瞿秋白接触到了许多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杂志。对此，他是这样记录的：“赤塔共产党委员会送我们许多书籍杂志……所得如《俄罗斯共产主义党纲》，如第三国际之杂志《共产国际》《社会主义史》等，披阅一过，才稍稍知道俄共产党的理论……”可以说，此时，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际正一步一步走进瞿秋白。

虽然，当时他更多还是站在文化的角度考察和研究共产主义的（瞿秋白语：我的责任是在于：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但当走进活生生的、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社会，当与卢那察尔斯基（时任苏俄教育人民委员）、加拉罕（时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谢麦史郭（时任苏俄卫生人民委员）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工作者们面对面接触和交谈后，瞿秋白的思考和探索，正向着更为实际的方向延伸。1921年2月21日他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公报》第一期“远东来信”专栏发表了《中国工人的现状和他们对俄国的期待》，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局势、工人工作、生活和工人运动，以及激进知识分子组织等情况，指出：“希望这次旅行将给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第一次推动。……我们希望中国的无产阶级能够加入世界运动，我们就应该接近他们，把知识传授给他们，并帮助它们组织起来。”文章指出：“你们的运动不仅具有民族主义性质，而且具有国际主义性质，不仅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幸福，而且是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幸福……我们将竭尽全力去取得彻底的胜利。希望由于你们的帮助，全世界人民将觉醒起来。”

随着在俄考察的持续展开，特别是俄共十大的召开，瞿秋白对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入。1921年3月16日俄共十大结束，同月31日至次月15日期间，瞿秋白撰写了全文长达3万字的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介绍了大会关于民族问题、外交问题、共产党组织问题、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等方面的报告和文件，热烈赞扬了苏俄新政府和俄共（布）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人间化”所采取的一系列有力措施，认为从此共产主义不再是“社会主义丛书里一个目录”。通讯还介绍了共产国际的创建、斗争和发展，以及方针、政策和宗旨，从而引申出马克思基本原则和战略思想。这是面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重要实践。可以说，此时的瞿秋白，思想倾向上已经认同马克思主义对于改造中国社会的意义和作用。

考察瞿秋白入党之前的思想探索脉络，回味这一具有那个时代鲜明印记的心路历程，不仅对于了解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轨迹和实践轨迹、探究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渊源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今天的人们进行思想锤炼，提升思想境界，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是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启示。

瞿秋白（油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