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谋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田玉琪教授新著《北宋词谱》三巨册,2018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引起词学界的普遍关注与好评。与古代词学相比,现当代词学向以词史论著、断代词总集编纂等为特色,而音韵谱律之学稍显薄弱。近年来随着谢桃坊《唐宋词谱校正》(2012)、蔡国强《钦定词谱考正》(2017)等著作的问世,谱律之学渐呈复兴态势。《北宋词谱》出,遂为当代词学又添一种具有地标性意义的大著作。

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北宋词谱》的编排体例,彰显了著者前后一贯的词调史研究特色。以往的词谱著作,如明代张綖《诗余图谱》、清代万树《词律》、康熙敕编《钦定词谱》以及舒梦兰《白香词谱》等,或按小令、中调、长调分类编排,或按词调字数由短到长编排。相沿既久,遂成通例。田玉琪教授认为,明清词谱通行的这种编排方式,“时代、作者往往混杂,不见词调、词体发生变化之顺序”(见该书卷首《凡例》),所以改为“以词调首创或首见之作者时代先后为序”。这种体例亦可谓渊源有自,那就是晚清词学家秦巘的《词系》。秦氏《词系·凡例》云：“盖唐季词人洞晓音律,探源乐府,其字句不无参差,而音调自协。至宋人规橅前式,琢炼整齐,南渡递相仿效,踵事增华。虽斲斲于寻行数墨,而格律实愈出而愈精。铺观列代,其源流递嬗之故,增减变化之殊,莫不昭然若揭,而风会升降之原,亦于是乎在。”按词调产生发展的时代先后编排,便于“铺观列代”,考察词调的源流递嬗,其优长是显而易见的。但平心而论,按字数短长编排,并不是既往词谱各书的缺点。因为词谱本是教人按谱填词的工具书,令慢短长,一索即得,于用足矣,至于考察词调的源流递嬗,那是词学研究者的事,其实已经溢出词谱功能之外了。田玉琪教授承前修夏敬观先生《词调溯源》之轨辙,于2007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词调史研究”,其同名著作201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即投入原拟总名之《历代词调谱》之撰著,由他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词体声律研究与词谱重修”,亦于2015年获准立项。《北宋词谱》即是《历代词调谱》之一种。可以说,该书并不是一般意义的词谱,而是著者词调史研究之深化,是考察词调发生与嬗变的词学研究著作。功能定位不同,编排体例遂异。虽然秦巘开创在前,但其于词调各体之收罗辨析,缺失尚多,田玉琪教授《词调史研究》中已指出《词系》的七点不足之处(见该书第300页)。《北宋词谱》在文献掌握与细节考辨诸方面,均远过之而无不及,故其难能而可贵。

二、继往开来,集成创新

论者多称《北宋词谱》为集大成之作。所谓“集大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基于两宋金元词人现存词作的全面调查总结。《词律》《词谱》诸书之所以错漏很多,除了词学相关理论的不完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所见词作有限。《北宋词谱》的编撰基于对现存两宋金元全部作品的调查总结,对北宋所有词调的正体和别体一一梳理考校,共列594调、1584体,力求全面展示每一词调体式发生发展的基本轨迹。作者对认为应该列出的体式进行了全部列举,对认为不必要列出的体式如偶添衬字、偶变字声、偶变句法等等,皆于注释中说明。这样,《北宋词谱》既为北宋词调之总汇,亦是关于北宋词调相关体式之总汇。

二是基于对词调词律全面考察的严谨体例。每一词调之下,有“调释”“体略”“图谱”“注释”四项。“调释”项主要考述该调来源、宫调、句法特征、题材声情及代表词人;“体略”简述该调体式的宫调(不同体式宫调或别)、字数、句拍和用韵情况;“图谱”有例词和平仄符号标注,凡正体皆注明可平可仄之处,又一体只于特别句法中注明。“注释”部分对词调的“正体”“又一体”字句、声韵等方面进行注释说明。这其中有些事项如句法、声情及代表词人等等,应该说已经溢出一般词谱的体例内涵,而是由作者兼容并包的词调史研究理念所决定的。

三是基于古今词学著作尤其是音韵谱律之学的全面清理与博观约取。前代词谱著作如万树《词律》、陈廷敬等《钦定词谱》,谱体词选如陈耀文《花草粹编》、沈辰垣等《历代诗余》,今人著作如龙榆生《词学十讲》、吴熊和《唐宋词通论》、谢桃坊《唐宋词谱校正》,以及宋词别集之整理本,举凡古今相关著作,一皆纳入学术视野。这相当于以该书为载体,吸纳整合了历代词谱研究的成果,成为词谱研究的全新平台。另外,所谓集大成,既包括综理吸纳前贤研究成果,亦包括纠谬补偏。明清词谱类著作传世者40余种,称权威者莫若万树《词律》,而秦巘《词系·凡例》称《词律》有“四缺六失”。其略谓：“宫调不明,竟无一语论及,其缺一;调下不载原题,几不知词意所在,其缺二;专以汲古阁《六十家词》、《词综》为主,他书未曾寓目,凭虚拟议,其缺三;调名遗漏甚多,其缺四。不论宫调,专以字数比较,是为舍本逐末,其失一;所系之词,任意取择,未足为定式,其失二;调名原多歧出,务欲归并,而考据不详,颠倒时代,反宾为主,其失三;所据之本不精,字句讹谬,全凭臆度,其失四;前后段字数,必欲比同,甚至改换字句以牵合,殊涉穿凿,其失五;《图谱》等书,原多可议,哓哓辨说,未免太烦,其失六。”秦氏对万树的指摘或不免严苛寡恩,而田玉琪教授于《词律》的“四缺六失”,以及《词系》的“七不足”,皆有意于补偏救弊,故能后出转精,臻于完善。

三、发覆表微,新见迭出

田玉琪教授多年来一直沉潜于词调史研究,逐渐形成个人的学术领域和学术个性。《词调史研究》计考述六朝、隋及初盛唐词调45调,中晚唐67调,五代十国71调,北宋589调,南宋212调,金元89调,明代70调,清初(顺康时期)152调,合计1295调。尽管如唐前词调与明清自度曲或不无可议,毕竟对历代词调作了一遍实地勘察,为本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照。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在《北宋词谱》中,无论是学术思维还是比勘方法,田玉琪教授都有驾轻就熟、左右逢源之感,故能发覆表微,新见迭出。

其一,虽然《北宋词谱》之编撰参考了《词系》的体例,但在内容和具体编制上却是全然不同。譬如北宋前、中期重要词人,《词系》依次列晏殊24调,欧阳修14调,张先40调,柳永103调,晏几道14调,苏轼20调,黄庭坚10调,而《北宋词谱》则依次列柳永125调,张先39调,晏殊12调,欧阳修22调,晏几道10调,苏轼12调,黄庭坚15调,这其中大部分词人差异很大,只有张先所隶词调数量二书相近,但相互比较,也有七八个词调是不一样的。这说明,《北宋词谱》只是参考了《词系》的编撰理念,具体词人词调的情况完全有自己独立的考察分析,而这种考察分析,由于所占有文献资料的宏富,远较《词系》严谨可信。如《洞仙歌令》词调,《词律》《词谱》皆以苏轼词为正体,此并无误,而《词系》依时代列于孟昶之下,次列苏轼词,但孟昶词实为赝作。此调苏轼二首,《北宋词谱》据孔凡礼《苏轼年谱》,皆晚于欧阳修二词,《北宋词谱》将该调置于欧阳修名下,首列欧词(原书743页)(《词律》《词谱》皆未列欧词),苏轼词体或正在欧词的基础上完成。这个结论当是更加可信的。

其二,《北宋词谱》所列各调的具体体式,虽然省简,却远较《词谱》《词系》等书全面科学。所收体式省简的主要原因,是著者从韵拍特别是句拍的角度考量词调体式,而非主要从文意的角度考量。以《水龙吟》词调为例,作者以词调早期名称为《鼓笛慢》,始词作者为欧阳修,后依次列苏轼“楚山修云”、李之仪“晚来轻拂”等十一家词(原书721-736页)。虽然著者参考了《词谱》以此调起句或六字或七字分立词谱的方式,但与之相校,不仅具体体式趋于省简,而且依时代顺序列出二体始词、正体、又一体,具体体式多不一样,且正体用蔡伸词亦与《词谱》不同(与《词系》亦多不同)。当然,在体式的归纳总结中,亦或有可商之处,如《念奴娇》词调下片二三句,著者以苏轼“大江东去”词当断作“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作四五句法(原书805页),苏轼词中,从文意上看,“了”字既可属上,又可属下,著者断句或不无道理,但朱敦儒、叶梦得词,却当作五四句法,此调下片二三句于两宋实有五四句法的体式,或以增列一体更为完善。

著名词学家吴熊和先生在1985年出版的《唐宋词通论》中提出“今后词学研究”应予完成的八项任务,其中一项就是“在清人《词律》、《词谱》的基础上,重新编撰包括敦煌曲在内的《唐宋词调总谱》”。田玉琪教授《北宋词谱》的思路庶几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