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监管总局发展研究中心 张清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探索建立集体诉讼制度。2019年11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针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力、维权成本高、侵权成本低这一老大难问题，就探索建立集体诉讼制度、改善消费环境、倒逼供给质量提高进行阐述。在此之前，2019年10月10日，最高检公布公益诉讼典型案例26件，其中有9件涉及消费领域。社会各方积极参与，通过消费者公益诉讼方式保护消费者权益，是推动质量社会共治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

质量社会共治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破除质量提升瓶颈的有效手段。建立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就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此保护消费者权益，改善消费环境，倒逼供给质量提高，构建质量社会共治格局。

一、为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消费者公益诉讼是集体诉讼的一种重要方式。消费者为了追求更高品质的消费，维护自身权益，针对消费领域的伪劣产品致人身财产损害等问题，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消费是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对品质消费的追求，是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很大程度上就是对高质量的需要。

（一）消费者投诉中质量问题比重较大

根据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统计，2019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21,373件，解决 332,885件，投诉解决率79%，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57,384万元。其中，因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得到加倍赔偿的投诉1,794件，加倍赔偿金额979万元。2019年上半年，消费者投诉性质中质量问题有104，888件，占比 24.9%，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0.3%。质量类投诉比重加大，体现出消费升级后，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关注度提高，对商品和服务质量提升期待值增强，消费者越来越重视质量问题。

（二）食品药品领域消费者公益诉讼占比大

2019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十三届全国政协第30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强调，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探索。检察公益诉讼是实施消费者公益诉讼的重要方式，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人身份针对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提起诉讼。2019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情况，截至2019年8月底，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公益诉讼案件 204，446件，其中，涉及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案件 68，867件，占案件总数的33.7%。最高人民检察院自2018年8月起部署开展了为期一年的“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积极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取得显著成效，公布的26件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中，就有9件是针对食品药品领域，涉及农贸市场及校园周边食品、网络餐饮、饮用水、保健食品药品以及速冻食品行业安全等五大重点领域。

（三）消费者公益诉讼实现惩罚性赔偿

消费者公益诉讼在近几年呈现上升态势。2017年11月，山西省首例行政公益诉讼案结案，追回292万元家电下乡专项补助款。2018年10月18日，广东省消协通报首起获得惩罚性赔偿的假盐系列公益诉讼案件，法院判令被告承担违法销售价款十倍，共计140万元惩罚性赔偿。从此之后，消费者公益诉讼迎来制度性创新，实现惩罚性赔偿。2019年7月17日，一起涉及食品安全的网络犯罪事件，成为全国首例互联网法院公益诉讼，案件当事人被要求共同承担惩罚性赔偿共计56万余元。消费者公益诉讼经过各方努力，经营者不再仅是整改或赔礼道歉，也不仅仅是三倍价款赔偿，而是更多倍的惩罚性赔偿。

二、为质量提升创造新动能

提高消费领域质量，积极推动消除和改善消费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消费者维权和公益诉讼的重要使命。通过公益诉讼方式，改善消费环境，为倒逼质量提升创造新动能。

（一）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质量提升

消费者处于错综复杂环境之中，面对企业采用的多种营销手段，会让消费者缺失准确判断力。如果大量瑕疵或有害商品充斥于社会中，可能会损害众多消费者利益，甚至影响整个社会利益。违法企业以往以极小的代价就可以取得消费者谅解，或者消费者面对高昂诉讼费用而止步于诉讼，这不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消费者公益诉讼的当事人主体既可以是政府组织也可以是公益组织，由公益组织或官方机构代替消费者诉讼，可以更加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打破消费者不愿起诉或者由于起诉成本过高而不起诉的现实，更加有利于制裁企业违法行为，进而迫使企业更加关注质量提升。

（二）倡导消费者注重质量维权

三鹿奶粉事件、毒胶囊事件、七天速成鸡事件、雷沃重工事件等一系列事件频发，这些侵权事件不仅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甚至侵害社会公共利益。通过消费者公益诉讼可以解决个体维权成本高、收益小的问题，特别是在纠纷金额较小且涉及消费者众多的维权领域，消费者公益诉讼成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必要手段。倡导消费者注重质量维权，针对批量性质量问题或缺陷，提起公益诉讼，让众多消费者知晓质量知识，增强消费者判断能力，维护自身权益和社会利益。

（三）促使企业注重高质量发展

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企业经营模式多样化，消费者维权更加困难。通过《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规定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切实督促企业依法依规生产经营，促使企业注重高质量发展。通过约束企业违法生产和经营行为，主张消费者损害赔偿、惩罚性赔偿等，最大限度实现消费者公益诉讼的目的。企业经营者在“声誉损失”和“惩罚性赔偿”双重压力下，自我约束企业生产经营行为，注重高质量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三、消费者公益诉讼助推质量社会共治的建议

质量社会共治的意义，在于倡导社会各方参与到质量治理中，从而推行市场化、法治化为基础的社会多元治理。提出如下思考和建议。

（一）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搭建质量社会共治平台

质量发展需要社会力量参与，亟需行业自律、政府监督、社会公众积极参与，而企业作为质量主体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同时，在质量社会共治过程中，消费者是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消费者是质量的享受者，也是质量的建设者，而如果出现质量问题也是受害者。消费者权益保护需要消费者自身提高质量意识，掌握质量知识，强化维权能力。要着力建设消费者维权平台，让消费者既可以投诉解决问题，又可以通过相关机构进行集体诉讼，最大限度保护公众权益。同时，建立内部举报人“吹哨”制度，举报其所在企业违法情况，提高举报的准确率，加大经营者违法成本，增强行政、司法针对性和有效性。以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为牵引，以集体诉讼为基础，鼓励全民踊跃加入到质量社会共治中，拓展质量社会共治的平台。

（二）落实惩罚性赔偿制度，设立质量社会共治专项资金

新的《商标法》已于2019年11月1日实施，针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侵权赔偿数额，惩罚性赔偿力度由三倍提高到五倍，这一惩罚性赔偿制度必须严格落实。2019年11月2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在专利、著作权等领域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大幅提高侵权法定赔偿数额上限，加大损害赔偿力度，法定赔偿上限将增至500万元。法律制度的完善为实行惩罚性赔偿奠定了坚实基础。惩罚性赔偿是一种加重赔偿，由法院作出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目的在于严惩企业故意侵权行为，而不仅仅是弥补所造成的损失。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更大的意义在于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冒伪劣进行斗争，鼓励全社会参与质量社会共治。在公益诉讼胜诉后，对于获得惩罚性赔偿金，建议设立质量社会共治专项资金，交由第三方托管，如果特定消费者起诉获得法院判决支持的，可以考虑从专项资金中获偿。

（三）持续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调动质量社会共治积极性

新闻媒体是社会信息的载体，具有公共服务性和社会共享性，在参与质量社会共治中，能够正确引导消费者维权提起公益诉讼。新闻媒体要持续加强相关宣传，引导全社会准确研判质量形势，增强质量信心，共推质量发展。注重对质量法律法规、质量常识、质量典型、质量监管的宣传报道，对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坚决曝光，对公益诉讼进展情况持续跟踪报道，促进全社会更加关注质量、重视质量、参与质量、共享质量。

（四）强化“职业打假人”管理，构建质量社会共治格局

近年来，“职业打假人”一直争议不断。一方面，职业打假人的存在，唤醒了公众维权意识，打击了市场流通假冒伪劣产品，一定程度上净化了消费环境，促进了我国消费领域立法和执法进程。另一方面，职业打假与“假打”仅一线之隔，打假成为假打，知假买假，打着维权名义进行明目张胆的敲诈，既偏离了消费者公益诉讼的立法本意和初衷，又无形之中浪费了行政、司法资源，急需规范和管理。上海、深圳相继出台限制职业打假人相关条例，针对的就是职业打假人“碰瓷”“敲竹杠”等恶意举报问题。规范“职业打假”，用好“职业打假”，充分调动职业打假积极性，让全社会参与到维权和公益诉讼之中，能够形成质量社会共治格局。

公益诉讼可以针对不同领域提起诉讼，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通过公益诉讼，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消费者维权成本高、经营者侵权成本低问题，从而改善消费环境，在源头上促使企业提升质量。同时，能够引导和激励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质量社会共治，构建市场主体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质量共治格局。